阑尾杯状细胞腺癌少见，本文报道1例以卵巢肿瘤为首发症状的转移性阑尾杯状细胞腺癌。患者女，67岁。腹痛2个月，CT示盆腔巨大囊实性肿物，考虑附件来源。术中送检左卵巢肿物，镜下观察大片坏死物中见印戒样/杯状细胞呈片状、筛状、腺管样或单个细胞排列。冷冻病理考虑转移性腺癌，建议临床检查消化道。术中探查发现阑尾肿物。遂行全子宫、双附件+右半结肠切除术。镜下观察少许阑尾肿瘤组织学形态与卵巢肿物一致，其他区域肿瘤细胞似神经内分泌细胞呈巢团、缎带状排列。卵巢和阑尾肿瘤均表达SATB2、CDX2，阑尾肿瘤局灶表达突触素。患者术后接受化疗。随访10个月，未见复发。

目的:分析不同截石位对腹腔镜下全子宫切除手术患者血流动力学的影响。方法:选取2020年1月至2021年6月在舟山市妇女儿童医院治疗的50例行腹腔镜下全子宫切除手术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观察组各25例，对照组采用传统截石位全子宫切除手术，观察组采用高低截石位全子宫切除手术，比较两组手术一般相关指标、呼吸功能指标、血气分析指标水平、血流动力学水平、并发症发生率、临床疗效等。结果:观察组手术一般相关指标、气道峰压指标均低于对照组（均 P < 0.05）。呼气末二氧化碳（CO 2）分压、动脉CO 2分压（PaCO 2）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气腹后15 min PaCO 2水平升高，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HCO 3-水平降低，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对照组体位恢复前5 min，心率（HR）为（76.52±8.61）次/min，收缩压（SBP）为（113.52±5.36）mmHg（1 mmHg=0.133 kPa），舒张压（DBP）为（86.91±4.21）mmHg；体位恢复后5 min，HR为（89.52±8.61）次/min，SBP为（106.85±5.63）mmHg，DBP为（80.96±3.65）mmHg］；观察组体位恢复前5 min，HR为（76.36±8.61）次/min，SBP为（112.79±5.28）mmHg，DBP为（86.89±4.54）mmHg；体位恢复后5 min，HR为（75.63±6.86）次/min，SBP为（111.99±5.51）mmHg，DBP为（85.06±3.21）mmHg。体位恢复后5 min，对照组HR水平升高，观察组水平降低，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DBP、SBP水平均降低，且观察组降低水平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6.04、3.26、4.22，均 P < 0.05）。两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观察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结论:高低截石位全子宫切除手术较传统截石位手术持续时间、住院时间短，术中失血量少，术后感染发生少，血流动力学稳定且并发症发生率低。

目的:探讨机器人单孔腹腔镜根治性膀胱切除术的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5—8月海军军医大学长征医院由同一术者完成的9例机器人单孔腹腔镜根治性膀胱切除术患者的临床资料。男8例，女1例；年龄56～78岁，平均65.6岁。复发性膀胱肿瘤7例，初发2例；6例既往曾行经尿道膀胱肿瘤电切术，1例有膀胱部分切除术史。手术方法：均采用经脐单一切口4.5～5.5 cm，建立单孔机器人操作通道，安装达芬奇Si机器人手术系统1号、2号臂，采用镜头30°向上，在镜下依次行全膀胱切除、盆腔淋巴结清扫，体外完成尿流改道。其中1例女性患者同时行子宫及阴道前壁切除。结果:9例手术均经脐单通道顺利完成，均未增加辅助孔，无中转普通腹腔镜或开放手术。尿流改道包括输尿管皮肤造口2例，回肠代膀胱5例，原位新膀胱2例。手术时间280～600 min，平均437.8 min；术中出血量100～450 ml，平均227.8 ml；无术中输血病例。术后肠道恢复时间2～4 d，平均3.1 d；术后引流管留置时间3～16 d，平均8.3 d；术后住院时间6～13 d，平均7.7 d。1例回肠代膀胱患者术后出现肠梗阻，予留置胃管、禁食等对症治疗后治愈，余未见严重并发症发生。病理分期：T 2aN 0M 0期6例，T 2bN 0M 0期1例，T 3aN 3M 0期1例，T isN 0M 0期1例；手术切缘均为阴性，盆腔淋巴结清扫总数12～46枚，平均23.7枚。随访9～12个月，平均10.3个月。所有病例切口均愈合良好，无肾积水和输尿管狭窄，无肿瘤复发或转移。 结论:对于有经验的术者，机器人单孔腹腔镜根治性膀胱切除联合尿流改道术手术切口小、恢复快，短期肿瘤控制效果满意，无严重并发症发生，安全可行。

目的:研究超声检查时发现水母征对完全性前置胎盘合并胎盘植入性疾病（placenta accreta spectrum disorders，PAS）不良围产结局的提示意义。方法:回顾性研究2020年1月至2023年2月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经剖宫产分娩、诊断为完全性前置胎盘合并PAS的72例单胎孕妇的超声图像。根据是否存在水母征，将研究对象分为水母征组［15例（20.8%）］和非水母征组［57例（79.2%）］。分析2组孕妇的一般资料和围产结局。不良围产结局包括患者接受腹主动脉球囊阻断、子宫动脉栓塞或子宫切除术，发生产后出血，以及其新生儿收住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NICU）等。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和 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概率法）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1）水母征组的产次［（1.6±0.7）次与（1.2±0.6）次， t=2.01］和产前胎盘植入评分［（12.3±1.5）分与（8.6±2.9）分， t=6.59］均高于非水母征组（ P值均<0.05）。非水母征组包括粘连型胎盘植入14例（24.6%）、植入型胎盘植入40例（70.2%）、穿透型胎盘植入3例（5.3%）；水母征组包括植入型胎盘植入9例和穿透型胎盘植入6例，无粘连型病例。2组各类型PAS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isher精确概率法， P<0.001）。（2）水母征组的腹主动脉球囊阻断率［15/15与38.6%（22/57）， χ2=17.92］、子宫动脉栓塞率［3/15与1.8%（1/57），Fisher精确概率法］、术中出血量［指放置球囊的病例，（1 973±1 057）ml与（1 211±576）ml， t=2.55］、需要输血率［15/15与63.2%（36/57），Fisher精确概率法］、输悬浮红细胞量［指放置球囊的病例，4.0 U（2.0～23.0 U）与2.5 U（0.0～11.0 U）， Z=－2.53］和术后住院时间［（9.7±2.4）d与（7.5±2.2）d， t=3.36］均高于非水母征组，而分娩孕周［（33.6±1.5）周与（35.2±1.8）周， t=－3.24］、新生儿1和5 min Apgar评分［1 min：8分（3～10分）与9分（4～10分）， Z=－2.46；5 min：9分（7～10分）与10分（6～10分）， Z=－2.02］均小于非水母征组（ P值均<0.05）。2组的急诊手术率、术后24 h出血量、新生儿出生体重及新生儿收住NICU比例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组均无切除子宫或死亡病例。 结论:超声检查发现水母征的完全性前置胎盘合并PAS患者更易于出现不良围产结局，应更予重视。

中肾样腺癌（MLA）是发生于子宫和卵巢的罕见肿瘤，诊断困难，侵袭性强，易复发及远处转移，预后差。本文报道2例MLA，其中1例卵巢MLA患者，63岁，无症状，体检发现，外院行子宫全切除+双侧附件切除术，术后本院病理会诊证实为卵巢MLA Ⅰa期，予紫杉醇+卡铂方案化疗6个疗程，现无瘤存活18个月；1例子宫MLA患者，71岁，表现为绝经后阴道流血伴全腹胀痛，行经腹筋膜外子宫切除+双侧附件切除+大网膜切除+腹膜活检术，术后病理检查提示子宫MLA Ⅳb期，患者拒绝术后辅助治疗，现术后2个月，恶液质状态带瘤存活中。MLA的确诊均依赖于特征性免疫组化检测，表现为GATA结合蛋白3（GATA3）、配对盒基因2（PAX2）、甲状腺核转录因子1（TTF-1）、CD 10、野生型p53阳性表达，雌激素受体（ER）、孕激素受体（PR）、Wilms瘤基因1（WT-1）等阴性表达。因女性生殖系统MLA罕见，具有高度侵袭性，故对其进行准确的病理诊断至关重要，需借助于免疫组化及分子检测。目前，MLA尚无标准的治疗方案，以手术联合术后放化疗为主，对于早期患者术后也倾向于积极的辅助治疗。

目的:基于胎盘植入患者临床高危因素及超声征象建立一种胎盘植入性疾病(PAS)的风险模型，以识别重型胎盘植入。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2年6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收治并于分娩过程中临床分型诊断或病理诊断的PAS患者121例。根据植入类型分为轻型组和重型组，比较两组之间的临床高危因素、超声征象的差异。基于临床高危因素及超声征象建立一种PAS的风险模型，预测围产期并发症。结果:经临床诊断和(或)胎盘病理诊断的PAS 130例，剔除临床资料不全或超声图像显示不规范9例，余121例纳入研究。121例患者中粘连型64例，植入型39例，穿透型18例。粘连型为轻型，植入型和穿透型统称为重型，其中轻型组64例，重型组57例。两组间前置胎盘、宫腔操作史次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间剖宫产次数、子宫肌层变薄、胎盘陷窝、子宫－膀胱交界面异常血管化、子宫膀胱交界面桥接血管、胎盘隆起以及宫颈受累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胎盘陷窝、子宫－膀胱交界面异常血管化及剖宫产次数是重型PAS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此建立风险模型，并分别绘制各独立危险因素及风险模型ROC曲线，风险模型AUC为0.826，较其他独立危险因素有良好的诊断效能。 结论:在PAS高危患者的产前超声分型诊断中，胎盘陷窝、子宫－膀胱交界面异常血管化及剖宫产次数三者联合建立PAS风险模型，对于重型胎盘植入具有良好的诊断效能。

目的:评价管理流程的改进在胎盘植入性疾病（placenta accreta spectrum disorders，PAS）中的作用和对母儿结局的影响。方法:回顾性收集2019年1月到2022年12月在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分娩并最终诊断为PAS伴前置胎盘的164例孕妇资料，根据改进时间分为改进前组（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 n=96，包括双胎妊娠1例）和改进后组（2021年1月至2022年12月， n=68，均为单胎妊娠）。改进措施包括：将计划终止妊娠孕周由改进前的34~36周，推迟至37周；改进前以妊娠期贮存式自体备血为主，改进后增加了自体血回收技术的使用；腹壁切口改进前为下腹正中纵切口，改进后为原手术切口；子宫切口改进前为避开胎盘位置，改进后为根据术前超声PAS分级和术中情况，可选用子宫下段切口穿过胎盘；子宫下段和膀胱界面的分离时机改进前是在完成胎儿娩出和止血带或沙氏钳临时阻断血流后，改进后是在胎儿娩出前。采用 t检验、 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概率法等统计学方法，比较2组母儿结局。 结果:与改进前组比较，改进后<37周的分娩率显著下降［83.3%（80/96）与69.1%（47/68）， χ 2=4.60， P=0.038］，择期、亚急诊和急诊手术构成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 2=0.36， P=0.834），术中采用前次手术腹壁切口的比例显著增加［74.0%（71/96）与91.1%（64/68）， χ 2=11.11， P=0.001］，采用下腹纵切口和子宫体部切口的比例显著减少［84.3%（（81/96）与 57.3%（39/68）， χ 2=14.81， P<0.001；83.3%（80/96）与61.8%（42/68）， χ 2=9.72， P=0.003］。总的异体红细胞、血小板等其他成分输血率、出院前血红蛋白水平、子宫次全切除率、膀胱损伤、血栓事件、产妇重症监护病房入住率、非计划二次手术率在2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入住率和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发生率改进后均下降［24.7%（24/97）与11.8%（8/68）， χ 2=4.31， P=0.038；4.1%（4/97）与0.0%（0/68）， χ 2=58.06， P<0.001］，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机械通气以及新生儿败血症的发生率均有减少，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 结论:PAS孕妇采用延迟计划分娩孕周至37周后、结合个体化剖宫产手术、改变自体血获取方法等一系列改进措施后，新生儿早产或入住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的比例明显减少，但没有增加母体并发症和急诊手术风险，母体脏器损伤、非计划二次手术、再次入院等不良事件发生率处于低水平，因此此改进具有可行性。

回顾性分析两例胎盘植入孕妇术后盆腔迟发性出血的发生及诊治经过，结合文献探讨胎盘植入的术前评估及围手术期处理经验。两例孕妇均行胎盘植入术前超声评估，考虑为穿透性胎盘植入，术中二次评估后行胎盘在位子宫次全切除术，术后病理证实为胎盘植入。术后2~3 d出现腹痛或肉眼血尿，超声检查提示手术区域血肿形成，并伴有血肿内活动性出血。急诊行子宫动脉栓塞术，术后病灶逐渐缩小。胎盘植入于子宫前壁下段，子宫下段与膀胱及腹膜与子宫颈的间隙可能有复杂的新生血管及吻合系统，子宫切除术后，仍有可能出现迟发性出血。胎盘植入术前除了进行严重程度的评估之外，还应重视胎盘局部状态及植入部位解剖学的评估，术后迟发性出血时可应用介入血管栓塞术治疗。

目的:观察腹腔镜全子宫切除术治疗子宫良性疾病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淮南市妇幼保健院收治因子宫良性疾病需要子宫切除患者50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腹腔镜组和开腹组各25例。腹腔镜组采用多孔腹腔镜下全子宫切除术（TLH），开腹组采用传统开腹手术。比较两组手术出血量、手术时间、术后肠道通气时间、术中及术后并发症、住院时间等。结果:腹腔镜组手术时间［（98.2±19.3）min］、术后肠道通气时间［（19.7±3.9）min］及住院时间［（9.2±2.2）d］均短于开腹组的（125.0±44.5）min、（44.9±6.0）min、（10.9±2.8）d，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757、17.369、2.394，均 P<0.05）；腹腔镜组术中出血量为（61.6±3.9）mL，少于开腹组的（266.0±31.2）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259， P<0.05）；两组术中及术后并发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腹腔镜全子宫切除术用于治疗子宫良性疾病，具有微创、术后恢复快等优势，手术难度可控。

目的:探讨Swyer综合征合并性腺非无性细胞瘤的恶性生殖细胞肿瘤（MGCT-NDG）的发生率、治疗和生存结局。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1月至2022年12月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收治的15例Swyer综合征合并MGCT-NDG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结果:2011年1月至2022年12月本院共收治MGCT-NDG患者307例，其中发现Swyer综合征15例，Swyer综合征合并MGCT-NDG的发生率为4.9%（15/307）；确诊MGCT-NDG和Swyer综合征的年龄分别为（16.8±6.7）和（16.7±6.6）岁。初次手术方式：术前确诊Swyer综合征6例，其中4例行双侧性腺切除±子宫切除术、2例分别行性腺肿瘤剔除术及单侧性腺切除+子宫切除术；初次手术后确诊Swyer综合征9例，其中6例初次手术行单侧性腺切除术、2例行性腺肿瘤剔除术、1例行单侧性腺切除+子宫切除术。病理类型：混合性恶性生殖细胞肿瘤（MGCT）10例、卵黄囊瘤4例、未成熟畸胎瘤1例。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分期：Ⅰ期6例、Ⅱ期3例、Ⅲ期5例和Ⅳ期1例。11例患者在延迟（7.9±6.2）个月后再次接受残存性腺切除术，其中MGCT-NDG 8例，性腺母细胞瘤1例，另2例残存性腺未见肿瘤累及。15例患者中，10例患者经历了至少1次复发或疾病进展，其中2例在初始治疗时仅接受了手术治疗，中位无事件生存时间为9个月（5，30个月），所有复发或疾病进展的患者均接受了再次手术并联合术后化疗。15例患者的中位随访时间为25个月（15，42个月）；随访期内10例无病生存、3例死于本肿瘤、1例死于白血病骨髓移植后并发症、1例带病生存。结论:Swyer综合征合并MGCT-NDG的发生率为4.9%，应强调及时诊断并行双侧性腺切除术，以降低再次手术和第二次癌变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