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研究超声检查时发现水母征对完全性前置胎盘合并胎盘植入性疾病（placenta accreta spectrum disorders，PAS）不良围产结局的提示意义。方法:回顾性研究2020年1月至2023年2月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经剖宫产分娩、诊断为完全性前置胎盘合并PAS的72例单胎孕妇的超声图像。根据是否存在水母征，将研究对象分为水母征组［15例（20.8%）］和非水母征组［57例（79.2%）］。分析2组孕妇的一般资料和围产结局。不良围产结局包括患者接受腹主动脉球囊阻断、子宫动脉栓塞或子宫切除术，发生产后出血，以及其新生儿收住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NICU）等。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和 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概率法）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1）水母征组的产次［（1.6±0.7）次与（1.2±0.6）次， t=2.01］和产前胎盘植入评分［（12.3±1.5）分与（8.6±2.9）分， t=6.59］均高于非水母征组（ P值均<0.05）。非水母征组包括粘连型胎盘植入14例（24.6%）、植入型胎盘植入40例（70.2%）、穿透型胎盘植入3例（5.3%）；水母征组包括植入型胎盘植入9例和穿透型胎盘植入6例，无粘连型病例。2组各类型PAS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isher精确概率法， P<0.001）。（2）水母征组的腹主动脉球囊阻断率［15/15与38.6%（22/57）， χ2=17.92］、子宫动脉栓塞率［3/15与1.8%（1/57），Fisher精确概率法］、术中出血量［指放置球囊的病例，（1 973±1 057）ml与（1 211±576）ml， t=2.55］、需要输血率［15/15与63.2%（36/57），Fisher精确概率法］、输悬浮红细胞量［指放置球囊的病例，4.0 U（2.0～23.0 U）与2.5 U（0.0～11.0 U）， Z=－2.53］和术后住院时间［（9.7±2.4）d与（7.5±2.2）d， t=3.36］均高于非水母征组，而分娩孕周［（33.6±1.5）周与（35.2±1.8）周， t=－3.24］、新生儿1和5 min Apgar评分［1 min：8分（3～10分）与9分（4～10分）， Z=－2.46；5 min：9分（7～10分）与10分（6～10分）， Z=－2.02］均小于非水母征组（ P值均<0.05）。2组的急诊手术率、术后24 h出血量、新生儿出生体重及新生儿收住NICU比例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组均无切除子宫或死亡病例。 结论:超声检查发现水母征的完全性前置胎盘合并PAS患者更易于出现不良围产结局，应更予重视。

目的:评价管理流程的改进在胎盘植入性疾病（placenta accreta spectrum disorders，PAS）中的作用和对母儿结局的影响。方法:回顾性收集2019年1月到2022年12月在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分娩并最终诊断为PAS伴前置胎盘的164例孕妇资料，根据改进时间分为改进前组（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 n=96，包括双胎妊娠1例）和改进后组（2021年1月至2022年12月， n=68，均为单胎妊娠）。改进措施包括：将计划终止妊娠孕周由改进前的34~36周，推迟至37周；改进前以妊娠期贮存式自体备血为主，改进后增加了自体血回收技术的使用；腹壁切口改进前为下腹正中纵切口，改进后为原手术切口；子宫切口改进前为避开胎盘位置，改进后为根据术前超声PAS分级和术中情况，可选用子宫下段切口穿过胎盘；子宫下段和膀胱界面的分离时机改进前是在完成胎儿娩出和止血带或沙氏钳临时阻断血流后，改进后是在胎儿娩出前。采用 t检验、 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概率法等统计学方法，比较2组母儿结局。 结果:与改进前组比较，改进后<37周的分娩率显著下降［83.3%（80/96）与69.1%（47/68）， χ 2=4.60， P=0.038］，择期、亚急诊和急诊手术构成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 2=0.36， P=0.834），术中采用前次手术腹壁切口的比例显著增加［74.0%（71/96）与91.1%（64/68）， χ 2=11.11， P=0.001］，采用下腹纵切口和子宫体部切口的比例显著减少［84.3%（（81/96）与 57.3%（39/68）， χ 2=14.81， P<0.001；83.3%（80/96）与61.8%（42/68）， χ 2=9.72， P=0.003］。总的异体红细胞、血小板等其他成分输血率、出院前血红蛋白水平、子宫次全切除率、膀胱损伤、血栓事件、产妇重症监护病房入住率、非计划二次手术率在2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入住率和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发生率改进后均下降［24.7%（24/97）与11.8%（8/68）， χ 2=4.31， P=0.038；4.1%（4/97）与0.0%（0/68）， χ 2=58.06， P<0.001］，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机械通气以及新生儿败血症的发生率均有减少，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 结论:PAS孕妇采用延迟计划分娩孕周至37周后、结合个体化剖宫产手术、改变自体血获取方法等一系列改进措施后，新生儿早产或入住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的比例明显减少，但没有增加母体并发症和急诊手术风险，母体脏器损伤、非计划二次手术、再次入院等不良事件发生率处于低水平，因此此改进具有可行性。

三维（three-dimensional，3D）打印是一种通过逐层堆叠材料来构建三维物体的制造技术。近年来，随着3D打印技术的不断改进、堆叠材料成本的降低、生物材料的开发以及细胞培养技术的改进，3D打印技术已经在骨科、口腔科、泌尿外科等临床医学领域快速发展。产科是一门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临床医学专业，是3D打印技术的新兴应用领域。3D打印技术已经用于产科中的胎儿及母体疾病问题，如胎儿畸形的产前诊断、胎盘植入性疾病的术前规划等。此外，3D打印可模拟外科手术场景，能够根据需要对医生进行培训。本文总结了3D打印技术在产科临床应用中的最新进展。

胎盘植入性疾病(PAS)是滋养细胞异常侵袭的一种妊娠并发症。近年来PAS发病率不断增高，常造成严重不良结局，产前预测对于PAS患者安全分娩意义重大。剖宫产和前置胎盘是PAS最常见的高危因素。多普勒超声是首选预测诊断PAS的影像学检查方法。MRI作为预测PAS的补充手段，近年来应用也不断增多。同时在母体血清中检测到的生物标志物也可预测妊娠期间的PAS。病史、影像学检查和生物标志物对PAS的预测将是未来研究的热点。

目的:对1例限制性胎盘嵌合所致无创产前检测(non-invasive prenatal testing，NIPT)假阳性胎儿进行遗传学分析，总结限制性胎盘嵌合对侵入性产前诊断的影响。方法:抽取无创产前检测16号染色体非整倍体高风险孕妇的羊水，进行染色体核型分析、单核苷酸多态性微阵列技术(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 array，SNP array)和荧光原位杂交(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FISH)检测，同时对引产后胎盘胎儿面、母体面、脐带根部及胎儿皮肤组织进行分子遗传学验证。 结果:胎儿羊水细胞染色体核型正常；SNP-array分析结果为arr[hg19] 47，XN，+16/46，XN，异常比例约20%；FISH结果为nuc ish(D16Z1×2) [75] / (D16Z1×3)[25]；引产后的胎盘组织及胎儿皮肤组织分别经SNP-array分析，结果分别为arr[hg19] 47，XN，+16，和arr[hg19]46，XN。结论:限制性胎盘嵌合是造成NIPT假阳性的重要因素，产前鉴别限制性胎盘嵌合、加强孕期管理是降低不良妊娠结局的重要手段。

目的:采用小鼠动物模型探究瘢痕子宫对子宫内膜容受性及胎盘滋养细胞侵袭的影响。方法:取无特定病原体级雌性小鼠30只，通过单侧子宫切口模拟剖宫产对子宫造成的全层损伤以建立单侧瘢痕子宫模型，比较瘢痕侧与对照侧的差异。观察小鼠着床窗口期（孕4.5 d）子宫内早期囊胚着床数目，电镜下检测内膜胞饮突形态，分别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和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技术定量检测内膜容受性相关分子（白血病抑制因子和黏蛋白1）及其mRNA在胎盘的表达。在胎盘形成过程中（孕13.5、15.5和17.5 d），通过组织病理学观测胎盘蜕膜层、连接层及迷路层发育、糖原滋养细胞分布；足月胎盘（孕18.5 d）用CK7标记侵袭滋养细胞定位，评估滋养细胞侵袭情况。采用配对 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孕4.5 d时瘢痕侧囊胚着床数低于对照侧［（1.33±0.81）与（3.50±0.54）个， t=7.05， P=0.001］；瘢痕侧子宫内膜“胞饮突”覆盖面积评分低于对照侧［（1.60±0.44）与（2.75±0.28）分， t=15.06， P<0.001］；同期组织白血病抑制因子mRNA水平亦低于对照侧（0.71±0.12与1.49±0.30， t=5.16， P=0.004），黏蛋白1 mRNA表达水平高于对照侧（2.19±0.45与1.03±0.17， t=7.51， P<0.001）。在胎盘发育成熟前、中、后期（孕13.5、15.5和17.5 d），瘢痕侧和对照侧胎盘各层面积及大体形态无明显差异；胎盘连接层及靠近蜕膜区滋养细胞分布情况提示，瘢痕侧糖原滋养细胞灰度在孕15.5 d（31.01±1.502与23.63±0.90， t=12.76， P<0.001）和孕17.5 d时（31.96±2.37与24.03±1.87， t=4.36， P=0.008）均高于对照侧。孕18.5 d的成熟胎盘瘢痕侧CK7阳性滋养细胞大量富集在靠近母体区域的蜕膜层，总体表现为滋养细胞过度侵袭。 结论:瘢痕影响小鼠子宫内膜功能，瘢痕后妊娠时内膜容受性下降，且着床后胎盘发育期的滋养细胞存在过度侵袭。

胎盘植入性疾病(PAS)已经成为产后出血和围产期子宫切除的主要原因。胎盘植入手术风险大，做好高危患者PAS的排查和诊断，对重度PAS患者及时转诊，选择合适的手术时机，组建多学科团队，做好可靠的术前评估和充分的术前准备，制定合理的手术方案和抢救预案，并由有经验的医生实施手术，从而将风险降至最低。对患者临床诊治的规范化管理，将有助于改善妊娠结局，降低子宫切除率，减少孕产妇严重并发症率和死亡率。

目的:探讨妊娠合并胎盘囊性病变的临床特征和围产结局。方法:收集2000年1月至2020年1月浙江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收治的妊娠合并胎盘囊性病变且有分娩结局和病理诊断结果的孕妇共48例，回顾性分析其临床特征、病理诊断和围产结局。结果:48例妊娠合并胎盘囊性病变孕妇的年龄为（30±5）岁，超声检查的诊断孕周为（24±8）周。其中，25例产前超声检查提示胎盘胎儿面囊性包块，产后病理诊断均符合胎盘囊肿，活产率为100%（25/25），早产率为20%（5/25）。另23例产前超声检查提示胎盘区域“蜂窝样”囊性回声，其中10例病灶位于宫腔内、与正常胎盘的边缘相连，最终诊断为妊娠合并葡萄胎，活产率为4/10，活产儿早产率为2/4；13例病灶位于胎盘实质内，最终诊断为胎盘间叶发育不良4例、绒毛水肿9例，活产率为6/13，活产儿早产率为4/6。绒毛水肿孕妇的中位hCG水平［80 kU/L（60~110 kU/L）］低于妊娠合并葡萄胎［240 kU/L（180~430 kU/L）］和胎盘间叶发育不良孕妇［360 kU/L（210~700 kU/L）］，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1）。 结论:对于产前检查发现妊娠合并胎盘囊性病变的孕妇，应首先影像学评估病灶形态、位置、有无血流等，产前影像学检查、母体血清学检查、侵入性产前诊断、病理及免疫组化检查有助于制定妊娠期诊疗方案。强调个体化管理，继续妊娠者应严密监测母儿安全情况。

目的:探讨改良"Triple-P"手术在前置胎盘并胎盘植入患者保留子宫手术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3年1月在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住院的100例胎盘植入患者的临床资料，患者均实施改良"Triple-P"手术，术中着重膀胱处理、子宫切口选择、止血带捆扎子宫下段止血、彻底清除胎盘、切除胎盘植入部位子宫前壁、子宫塑形缝合等关键步骤。对患者一般情况、术中及术后情况等临床资料进行分析。结果:100例胎盘植入产妇年龄为(31.2±5.1)岁，孕次为(3.7±1.5)次，产次为(1.6±0.6)次，终止妊娠孕周为(36.2±1.7)周，所有患者术前均明确诊断。1次剖宫产史者76例(76%)，2次剖宫产史者18例(18%)，≥3次剖宫产史者6例(6%)。随着剖宫产次数增加，胎盘穿透(胎盘植入达浆膜层或侵犯子宫周围器官)的比例大幅度升高(均 P<0.05)。患者24 h失血量(1 230±340)ml，其中产后出血量(237±132)ml，术中输血量(986.3±463.8)ml，手术时间(73.6±12.7)min，转入ICU 56例(56%)，术后住院时间(5.8±1.7)d。4例(4%，4/100)子宫切除，均为穿透性胎盘植入。所有产妇手术切口均如期愈合，痊愈出院。新生儿出生体重为(2 870±340)g，无新生儿窒息发生。胎盘穿透患者24 h失血量、术中输血量、手术时间、转入ICU比例、子宫切除比例均大于胎盘植入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改良"Triple-P"手术止血效果明确，可有效减少术中出血，并有效保留生育功能。其可操作性强、要求条件不高，可在临床上进一步推广。

目的:探讨1例13三体胎儿产前绒毛染色体核型分析假阴性结果的原因及其可能的形成机制。方法:对1例产前超声提示胎儿多发结构畸形而绒毛染色体核型分析为46，XY的病例，进一步行羊水穿刺进行荧光定量PCR(quantitative fluorescence PCR，QF-PCR)、染色体核型分析及染色体微阵列分析(chromosomal microarray analysis, CMA)，以及孕妇外周血胎儿非整倍体的无创产前筛查(non-invasive prenatal testing，NIPT)。应用QF-PCR对引产后的胎盘及胎儿组织进行常见非整倍体检测。结果:羊水QF-PCR、染色体核型分析及CMA结果均显示胎儿核型为47, XY, ＋13，并且NIPT提示13三体高风险。终止妊娠后胎盘和胎儿组织的QF-PCR结果提示，胎盘母体面及胎儿面右侧为正常核型(XY)和13三体的嵌合体；而胎盘胎儿面(脐带中央区/上/下/左侧)、脐带、羊膜及胎儿肌肉组织为13三体，提示为胎盘嵌合体。结论:绒毛染色体核型分析可能受到胎盘嵌合体的影响而出现假阴性的结果。当绒毛染色体核型与胎儿超声异常表型或NIPT结果不一致时，应考虑羊水或脐血穿刺联合应用多种细胞与分子遗传学技术，以验证绒毛活检结果，降低绒毛染色体核型分析假阴性或假阳性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