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颈部淋巴结结核超声造影(CEUS)声像特征及其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青海省中医院2021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期间收治的肺结核继发颈部淋巴结肿大患者 146 例,按照病理结果及结核杆菌微生物学检测结果分为结核组(61 例)和非结核组(85 例).全部病例均进行常规超声CEUS检查及病理检测.分析颈部淋巴结结核患者的CEUS声像特征性表现,比较常规超声、CEUS对颈部淋巴结结核的诊断价值.结果 结核组淋巴结内蜂窝样增强、边缘环形增强等CEUT征象明显高于非结核组(P＜0.05),且结核组淋巴结最大径≤20 mm与＞20 mm的CEUS表现特征对比有统计学差异(P＜0.05).CEUS诊断的灵敏度、准确度均明显高于常规超声(P＜0.05),但二者特异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淋巴结坏死CEUS检出率明显高于常规超声(P＜0.05).颈部淋巴结结核患者增强模式表现为多样性,以不均匀增强为主,表现为淋巴结内蜂窝样增强、高增强边缘或二者并存等CEUS特征性表现;颈部淋巴结结核最大径≤20 mm的CEUS以高增强边缘为主,＞20 mm的CEUS以淋巴结内蜂窝样增强为主.结论 与非结核相比,颈部淋巴结结核的CEUS特征性表现可客观反映其增强、坏死情况.CEUS诊断颈部淋巴结结核的灵敏度、准确度高于常规超声.

患者女，24岁，因左侧大阴唇肿胀1年余，阴道肿物脱垂3个月余就诊。体格检查：左侧大阴唇扪及一界清质软光滑肿块，大小约3 cm×3 cm，活动度一般，无压痛，皮温正常；双侧腹股沟区均未见明显肿大淋巴结。实验室检查：未见明显异常。常规超声检查显示：左侧大阴唇皮下见一低回声肿块，紧贴阴道壁左后方生长，延伸至宫颈，大小约5.5 cm×3.4 cm×2.5 cm，形态不规则，边界清晰，肿块内部回声不均匀，未见明显液化及钙化征象，后方回声无改变，膀胱与子宫无明显受压移位(图1A)；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color Doppler flow imaging，CDFI)测及肿块内部及周边血流信号(图1B)；弹性成像示应变弹性评分4分(图1C)。超声造影[造影剂选用SonoVue(Bracco公司)]示：肿块于10 s自周边向内部增强，呈整体均匀高增强，24 s开始缓慢减退(图2)。超声提示：左侧大阴唇皮下富血供占位，性质待定，建议超声引导下穿刺活检。其他影像学检查：CT平扫示阴道壁左后方至左侧大阴唇皮下片状稍低密度影，不伴骨质破坏(图3A)；MRI平扫示阴道壁左后方至左侧大阴唇皮下囊性为主异常信号，增强示肿块边缘轻度强化(图3B，C)，考虑偏良性或低度恶性病变。术前行超声引导下粗针穿刺活检(图4A)，穿刺病理示少许肌肉组织及纤维结缔组织，伴间质少许间充质细胞增生，局灶黏液变性，考虑梭形细胞病变不能除外。行腹腔镜及会阴开放手术完整切除病灶，术后病理HE染色提示梭形细胞肿瘤(图4B)，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示：CD34(灶+)，Desmin(灶+)，SMA(－)，ER(+)，PR(+)，SOX10(－)，S-100(－)，Ki-67(5%+)，诊断为侵袭性血管黏液瘤。在超声造影检查、超声引导下粗针穿刺活检及手术前，患者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2019-SR-295]。

目的:探讨不同染色体核型的Turner综合征（Turner syndrome，TS）的产前诊断指征和妊娠结局。方法:回顾性分析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产前诊断中心2010年1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产前诊断胎儿核型为TS者的临床信息。依据核型结果，将这些病例分为X单体（核型为45,X）和非X单体类（核型包括X数目异常、等臂X、X缺失、X重排、假双着丝粒X和含Y数目异常嵌合体，以及Y缺失）2类。采用 χ 2检验对TS的检出率、产前诊断指征和妊娠结局进行比较，采用Bonferroni法进行亚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χ 2检验（或Fisher精确概率法）对超声异常征象进行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对2组颈项透明层（nuchal translucency，NT）厚度进行比较。 结果:（1）研究期间共27 981例行介入性产前诊断，检出TS共205例（0.73%），包括X单体（135例）和非X单体类（70例，其中性染色体数目异常44例，性染色体结构异常26例）。（2）205例中，164例（80.0%）有1项产前诊断指征，41例（20.0%）有多项产前诊断指征。X单体中，超声异常的检出率［85.2%（115/135）］高于其他3类指征［血清学筛查高风险为67.3%（35/52），无创产前检测（non-invasive prenatal testing，NIPT）性染色体异常高风险为60.0%（15/25），其他指征（高龄、不良孕产史和夫妻双方携带地中海贫血基因）为5.2%（7/135）］（ P值均<0.05），且高于该指征在非X单体类的检出率［25.7%（18/70）］（ χ2=71.55， P<0.001）。非X单体类中，血清学筛查高风险和NIPT性染色体异常高风险的TS检出率［54.7%（29/53）和68.3%（28/41）］高于其他2类指征［超声异常为25.7%（18/70），其他指征为14.3%（10/70）］（ P值均<0.05）。（3）133例以超声异常为产前诊断指征者中，65例（48.9%）存在单个、68例（51.1%）存在多个超声异常征象。早孕期超声异常的95例和中晚孕期超声异常的38例中，X单体淋巴水囊瘤和水肿的发生率均高于非X单体类［早孕期：71.8%（61/85）与1/10、34.1%（29/85）与0/10；中晚孕期：73.3%（22/30）与0/8、50.0%（15/30）与0/8；Fisher精确概率法， P值均<0.05］。X单体的NT厚度大于非X单体类［7.5 mm（1.0~17.4 mm）与1.7 mm（0.8~9.5 mm）］（ Z=－5.25， P<0.001）。（4）72例以超声异常以外的指征行产前诊断者中，68例完成血清学筛查，61例完成NIPT。血清学筛查高风险、NIPT性染色体异常高风险及其他指征（高龄、不良孕产史和夫妻双方携带地中海贫血基因）的检出率分别为54.4%（37/68）、59.0%（36/61）和22.2%（16/72）；3部分病例产前诊断指征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 2=22.40， P<0.001）。血清学筛查高风险和NIPT性染色体异常高风险的检出率均高于其他指征（ χ 2值分别为18.77和15.40， P值均<0.001）。72例中，19例（26.4%）为X单体，53例（73.6%）为非X单体类；嵌合体共42例（58.3%）。（5）205例TS病例中，185例随访成功（X单体123例，非X单体类62例）。X单体中1例活产（0.8%，1/123），非X单体类中17例活产（27.4%，17/62）。2组妊娠结局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 2=33.22， P<0.001）。获随访的超声未见异常的63例TS病例（X单体18例，非X单体类45例）中，18例X单体均引产；而非X单体类13例活产（28.9%，13/45），32例引产（71.1%，32/45）。18例活产病例中，1例（非X单体类）于孕36周早产，其余均足月出生。对11例病例完成随访，其中的1例X单体患儿身高低于同龄同性别儿童平均身高的－2 SD；10例非X单体类患儿身高位于同龄同性别儿童平均身高的－1 SD~+3 SD。这11例儿童智力运动发育良好，未见其他结构异常。7例拒绝随访。 结论:胎儿TS病例中，X单体最常见的产前诊断指征为超声异常，非X单体类最常见的产前诊断指征为血清学筛查高风险和NIPT性染色体异常高风险。与非X单体类相比，X单体的终止妊娠率更高。

目的:基于胎盘植入患者临床高危因素及超声征象建立一种胎盘植入性疾病(PAS)的风险模型，以识别重型胎盘植入。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2年6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收治并于分娩过程中临床分型诊断或病理诊断的PAS患者121例。根据植入类型分为轻型组和重型组，比较两组之间的临床高危因素、超声征象的差异。基于临床高危因素及超声征象建立一种PAS的风险模型，预测围产期并发症。结果:经临床诊断和(或)胎盘病理诊断的PAS 130例，剔除临床资料不全或超声图像显示不规范9例，余121例纳入研究。121例患者中粘连型64例，植入型39例，穿透型18例。粘连型为轻型，植入型和穿透型统称为重型，其中轻型组64例，重型组57例。两组间前置胎盘、宫腔操作史次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间剖宫产次数、子宫肌层变薄、胎盘陷窝、子宫－膀胱交界面异常血管化、子宫膀胱交界面桥接血管、胎盘隆起以及宫颈受累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胎盘陷窝、子宫－膀胱交界面异常血管化及剖宫产次数是重型PAS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此建立风险模型，并分别绘制各独立危险因素及风险模型ROC曲线，风险模型AUC为0.826，较其他独立危险因素有良好的诊断效能。 结论:在PAS高危患者的产前超声分型诊断中，胎盘陷窝、子宫－膀胱交界面异常血管化及剖宫产次数三者联合建立PAS风险模型，对于重型胎盘植入具有良好的诊断效能。

目的:探讨多种超声征象对甲状腺微小乳头状癌（papillary thyroid microcarcinoma，PTMC）的预测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16年12月浙江省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超声科经病理证实且直径≤1 cm的396例603枚微小结节性甲状腺肿（micronodular goiter，MNG）和539例640枚PTMC的超声资料，按照不同检查时间，将所有结节分为模型组（2013~2014年）和检验组（2015~2016年），观察瘤体形态、内部回声、微钙化及纵横比（A/T），采用单因素 χ2检验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4种超声征象在PTMC和MNG中的分布差异，并评估其诊断价值。 结果:模型组和检验组的单因素分析显示，MNG及PTMC的瘤体形态（模型组： χ2=283.54， P=0.000；检验组： χ2=298.119， P=0.000）、内部回声（模型组： χ2=63.130， P=0.000；检验组： χ2=87.400， P=0.000）、微钙化（模型组： χ2=26.342， P=0.000；检验组： χ2=50.152， P=0.000）及A/T（模型组： χ2=169.918， P=0.000；检验组： χ2=181.405， P=0.000）等超声征象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形态不规则、低回声、A/T>1和微钙化是PTMC的影响因素，OR值分别为18.410和19.231、2.560和6.380、9.379和6.724、3.102和8.830，模型组和检验组多种超声征象预测概率曲线下面积值分别为0.916和0.911。 结论:形态不规则、内部低回声、微钙化和A/T>1均是预测PTMC稳定的重要超声征象，对多种超声征象进行综合分析可提高诊断效能。

61岁男性患者，活动后气促3个月。超声心动图检查示：全心增大，右冠状动脉开口及近段明显扩张累及窦部，右心房后右冠状动脉明显瘤样扩张(内径19mm)，右心室壁基底部近房室处探及一瘘口与右心室相通(破口长约9 mm)，二尖瓣中度反流。冠状动脉造影及冠状动脉CTA检查示：右冠状动脉粗大，右冠状动脉－右心室瘘形成。2018年5月11日在体外循环下行右冠状动脉窦瘤切除＋右冠状动脉窦自体心包重建＋右冠状动脉重建＋二尖瓣整形＋改良迷宫手术。术后即刻恢复窦性心律。复查超声心动图示：左心室明显缩小，二尖瓣功能正常轻微反流，左心室收缩功能正常。复查冠状动脉CTA示：未见冠状动脉右心室瘘征象，旁路移植血管管腔通畅。术后随访至今，旁路移植血管通畅，心功能(NYHA分级)Ⅰ级。

目的:探讨床旁超声显示双肺不对称征象的临床意义，以期对肺部疾病的诊治及肺部超声检查流程加以改进。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9月至2019年5月入住青岛大学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肺部超声提示双肺不对称征象患者的超声影像资料。收集患者临床资料，并对肺部超声影像资料与临床诊断进行整理分析。结果:共查阅535例重症患者的超声影像资料，排除无法获得清晰肺部超声图像及双肺对称征象患者469例，最终共66例在住院过程中超声显示双肺不对称征象的患者被纳入分析，其中以单侧胸膜滑动征消失或肺点为表现的气胸占25.76%（17例），以单侧局灶性B线、碎片征、组织样征为表现的肺炎占18.18%（12例），31.82%表现为单侧液性暗区的胸腔积液（21例），以单侧局部肺实变及支气管充液征等为表现的痰液阻塞致肺不张占12.12%（8例），以单侧肺搏动征为表现的气管插管过深占7.58%（5例），上述超声诊断均经X线胸片、胸部CT、纤维支气管镜及实验室检查结果确诊；1例单侧局灶性B线患者转外院治疗，2例单侧胸膜滑动征消失或单侧肺搏动征患者猝死，临床未能明确诊断（占4.54%）。结论:肺部超声不对称征象提示患者存在需及时处理的肺部疾病；双侧对比的肺部超声检查流程有助于临床诊断。

目的:探讨韧带样纤维瘤病的超声征象特点，为临床管理提供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2016年—2021年经病理证实的22例韧带样纤维瘤病的超声图像及临床资料，分析病变部位、大小、形态、边界、内部回声、后方回声、与周围组织关系及血流等特征。结果:本组研究22例患者病变最大径0.8~11.3(5.2±2.4)cm。(1)腹外型17例，形态呈不规则形10例，梭形4例，椭圆形3例；10例病变边界不清晰，沿肌肉、筋膜或脂肪组织呈浸润性分布；11例内部呈不均匀低回声，4例内见条状或斑片状强回声；5例伴后方回声增强；彩色多普勒血流成像(CDFI)血流分级：0级2例，1级7例，2级7例，3级1例。(2)腹壁型5例，形态呈椭圆形2例、梭形2例，不规则形1例；3例边界不清晰，沿肌肉呈浸润性分布；4例内部呈不均匀低回声；1例伴后方回声增强；CDFI血流分级：1级2例，2级2例，3级1例。结论:典型韧带样纤维瘤病的声像图具有一定特征，结合患者病史及临床表现，可为该病临床管理提供重要依据。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及心脏疾病年轻化，心脏病患者行心脏及非心脏手术的例数呈逐年增多趋势 [ 1] 。术前需要对此类患者进行全面的麻醉风险评估，以明确合适的手术时机，并针对术中及术后可能发生的心血管事件做好应对措施，尤其需要熟知各种血流动力学监测手段及其相应的数据解读。在现有的围术期血流动力学监测中，超声心动图可以直接或间接评价心功能、血容量和外周血管阻力三要素，是一种无创、直观、重复性好的方法，因此应用超声心动图可提高术中循环功能监测和管理的准确性。一项纳入214例非心脏手术患者的前瞻性研究发现，经食道超声心动图(TEE)或经胸超声心动图(TTE)的使用对40%的患者产生显著影响，如改变了药物或手术治疗、证实诊断，避免了有创性肺动脉导管监测；而在有TEE最强指征的患者和手术中，该比例更高 [ 2] 。其中将TEE对围术期决策的影响分为：主要影响，即治疗可能危及生命的事件、改变麻醉或手术治疗决策、有临床意义的术后评估；次要/有限影响，即改变药物治疗、消除血流动力学变化的可能原因、代替更具侵入性的装置来评估心脏功能 [ 3] 。在非心脏手术的高危患者中，TEE或TTE检查最常见的术中诊断是低血容量、低射血分数、局限性室壁运动障碍、瓣膜病、右心室衰竭或肺栓塞。低血容量的典型征象有左室舒张末期容积减少，射血分数增高，乳头肌"亲吻征"，扩容后左室舒张末期容积增大。但心脏病患者的左室可能比原有扩大或缩小，应注意术前测量基础值。在严格把握禁忌证的情况下，TEE不影响术野及手术操作，更加适合术中使用。TEE探头频率较TTE探头高，检查时离心脏更近，因而图像更加清晰，同时获得的临床信息还往往能对其他血流动力学监测装置如中心静脉导管或肺动脉导管起到补充作用。现就TTE和TEE在心脏病患者非心脏手术围术期的应用和进展综述如下。

报告1例儿童肝脏原发肌上皮癌。患儿，男，1岁，产检时超声发现肝脏占位，出生后超声拟血管瘤密切随访，后期肿块明显增大，CT扫描示肝内低密度占位伴钙化，增强扫描可见不完全填充征象，腹部MRI平扫示右肝前叶可见一团状不均匀长T 1长T 2信号影，其内可见数个类圆形更长T 1长T 2信号影，在磁共振弥散成像（DWI）序列上肿块边缘呈稍高信号，内部成分呈低信号影。随后行肝脏肿瘤切除术，病理诊断：肝脏-肌上皮癌。术后未用任何辅助治疗，随访4年，未见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