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经阴道四维子宫输卵管超声造影中发生子宫肌层及宫旁静脉丛逆流的影响因素，以减少和避免逆流发生，提高诊断准确性。方法:分析2016年6月至2017年6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306例不孕症患者进行四维子宫输卵管超声造影检查时45例发生逆流患者的声像图特征，分析子宫内膜厚度、月经干净天数、有无宫腔操作史、输卵管通畅性等与逆流发生的相关性。结果:四维子宫输卵管超声造影逆流发生率14.71%。卡方检验显示子宫内膜厚度、月经干净天数对逆流的发生有显著影响( P＝0.031、 P<0.001)，有无宫腔操作史、输卵管是否通畅对逆流的发生无显著影响( P＝0.610、0.137)。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逆流发生率与子宫内膜厚度(回归系数为-1.171， P<0.001)、月经干净天数(回归系数为0.439， P＝0.015)相关。 结论:造影前经阴道超声测量子宫内膜厚度及根据月经周期选择合适的检查时间，可有效降低逆流发生率，减轻不良反应，提高子宫输卵管超声造影检查的准确性。

目的:分析山西省长治市潞城区2018年至2020年免费子宫颈癌筛查情况。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至2020年在山西省长治市潞城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进行免费子宫颈癌筛查的13 043例女性子宫颈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TCT）结果，TCT阳性者行阴道镜检查和活组织病理检查。结果:13 043例女性中，TCT筛查阳性800例，阳性率为61.3/10万。2018年、2019年、2020年子宫颈癌筛查TCT阳性率分别为4.82%（145/3 006）、5.63%（170/3 017）、6.91%（485/7 020），呈逐年上升趋势（列联系数=0.037）。2018年、2019年、2020年35~44岁女性TCT阳性率分别为2.95%（31/1 052）、3.78%（42/1 112）、4.22%（83/1 969），45~54岁女性分别为5.48%（68/1 241）、6.50%（90/1 385）、7.72%（2 258/3 341），55~64岁女性分别为6.45%（46/713）、7.31%（38/520）、8.42%（144/1 710）；同一年不同年龄段间、不同年相同年龄段间及3年整体不同年龄段间子宫颈癌筛查TCT阳性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年龄为45~54岁、55~64岁女性子宫颈癌筛查TCT阳性率较年龄35~44岁高（均 P<0.05）。800例子宫颈癌筛查TCT阳性者中，确诊子宫颈上皮内瘤变（CIN）615例（76.9%），CIN发病率为4.72%（615/13 043）；不同年份CIN发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山西省长治市潞城区2018年至2020年子宫颈癌筛查阳性率逐年上升，早期进行子宫颈癌筛查可及时发现子宫颈病变。

目的:探讨基于超声的影像组学结合临床参数预测子宫内膜癌淋巴结转移的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21年2月在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55例术后确诊为子宫内膜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及术前超声图像。采用ITK-SNAP软件手动勾勒肿瘤的边界即感兴趣区(region of interest，ROI)，并从中提取特征。通过随机抽样将数据以7∶3的比例分为用于构建模型的训练组和用于评估模型可靠性的验证组(例数比177∶78)。训练组采用Spearman相关系数以0.95为阈值去除相关性高的特征，决策树模型对特征进行重要性排序，选择重要性前6%的特征建立逻辑回归模型，计算每例患者的影像组学评分。在逻辑回归分析的基础上，建立综合预测模型，绘制列线图，并通过ROC曲线下面积(AUC)、校准曲线及决策曲线分析对其预测效果进行评价。结果:经降维及逻辑回归分析后最终获得20项特征和2项临床参数(CA125、CA153)用于构建模型。影像组学模型和综合预测模型中训练组和验证组的AUC分别为0.81、0.78和0.89、0.85。临床决策曲线显示两者均有较好的临床实用性。结论:基于超声图像构建的影像组学模型及结合相关临床参数构建的综合模型对子宫内膜癌淋巴结转移均有较好的预测效能。

目的:构建妇产科专科医师置信职业行为核心指标。方法:由妇产科专家、医学教育专家组成研究小组，通过文献研究法，结合临床实践，设计妇产科专科医师置信职业行为核心指标；然后使用德尔菲法，于2021 年3月至2023年1月展开两轮专家函询，进行筛选优化，进一步确定核心指标。结果:两轮咨询专家积极系数均为100%，权威系数达到0.82；肯德尔和谐系数分别为0.221和0.213（均 P<0.01）。构建了10项妇产科专科医师置信职业行为核心指标及其内容说明，专家对所列出的10项置信职业行为的重要性认可程度均超过80%，变异系数都小于0.25。确定了各项指标在专科医师结业时的预期置信级别，位于3~5级之间；其中门诊病人诊治评级最高，达到4.48，介于精通与专家之间；腹腔镜子宫切除评级最低，为3.52，介于胜任与精通之间。 结论:本研究初步构建了妇产科专科医师置信职业行为核心指标，为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提供新探索。

目的:探讨子宫形态学参数及内膜T 2信号强度（T 2-SI）对内膜损伤后纤维修复分度评估的价值。 方法:从2018年9月至2023年2月，在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前瞻性纳入重度子宫内膜损伤后纤维修复患者29例（重度组）、轻中度子宫内膜损伤后纤维修复患者17例（轻中度组）和健康育龄期妇女40例（健康对照组）。所有观察对象行磁共振成像检查，并测量宫腔长度（LUC）、子宫颈及峡部长度（LCI）、宫腔上端宽度（WUUC）和宫腔下端宽度（WLUC）；另测量子宫内膜T 2-SI，以臀部皮下脂肪T 2-SI作为参照，计算子宫内膜T 2-SI/臀部皮下脂肪T 2-SI比值即为子宫内膜标准化T 2-SI（nT 2-SI）。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Mann-Whitney U检验、组内相关系数、Spearman rho检验、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及其曲线下面积（AUC）等方法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重度组患者的LUC、WUUC、WLUC、内膜nT 2-SI［分别为（19.7±3.5）mm、（26.9±6.4）mm、（7.9±1.4）mm、0.73±0.11］均显著小于健康对照组（ P均<0.01），而LCI及WUUC/LUC比值［分别为（51.3±7.3）mm、1.38±0.34］均显著大于健康对照组（ P均<0.001）。重度组的LUC及WLUC均显著小于轻中度组［分别为（32.4±5.1）mm、（8.8±1.2）mm］，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而LCI及WUUC/LUC比值均显著大于轻中度组［分别为（41.8±8.6）mm、0.94±0.16］，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01）。轻中度组患者的LUC及内膜nT 2-SI（0.68±0.13）均显著小于健康对照组［分别为（35.3±3.5）mm、0.80±0.12］，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1）。LUC、WUUC、WLUC及内膜nT 2-SI与内膜损伤后纤维修复分度等级均呈显著负相关（Spearman rho值分别为-0.794、-0.441、-0.471和-0.316， P均<0.05），而LCI及WUUC/LUC比值与内膜损伤后纤维修复分度等级均呈显著正相关（Spearman rho值分别为0.481和0.674， P均<0.05）。LUC及WUUC/LUC比值在区分重度组与健康对照组或轻中度组中具有较高的价值（AUC均>0.9， P均<0.001）。 结论:子宫形态学参数及内膜nT 2-SI作为无创的定量指标可以用于子宫内膜损伤后纤维修复的分度评估。

目的:探讨中晚期子宫颈鳞状细胞癌患者放疗前磁共振弥散加权成像（DWI）检查的表观扩散系数（ADC）与临床病理特征及放疗效果的关系。方法:回顾性分析南京市第二医院2019年9月至2022年3月收治的80例中晚期子宫颈癌患者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均接受了磁共振成像（MRI）DWI检查。分析不同临床病理特征的子宫鳞状细胞癌患者ADC值差异，根据放疗效果将患者分为有效组（完全缓解+部分缓解）和无效组（疾病稳定+疾病进展），比较两组ADC值；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中晚期子宫颈鳞状细胞癌患者放疗效果的因素。结果:80例中晚期子宫颈鳞状细胞癌患者中，放疗后达完全缓解21例，部分缓解31例，疾病稳定25例，疾病进展3例；放疗有效组52例，无效组28例。放疗有效组放疗前ADC值高于无效组[（0.99±0.14）×10 -3 mm 2/s比（0.76±0.20）×10 -3 mm 2/s]，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6.01， P<0.001）；放疗有效组放疗后ADC值也高于无效组[（1.43±0.25）×10 3 mm 2/s比（1.11±0.23）×10 -3 mm 2/s]，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t＝5.61， P<0.001）；有效组和无效组患者放疗后的ADC值均较放疗前升高（均 P<0.05）。不同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分期、病理分化程度、病灶浸润深度、Ki-67表达患者以及是否发生淋巴结转移、是否发生远处转移患者的ADC值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FIGO分期≥Ⅲ期、低分化、淋巴结转移、淋巴血管浸润、发生远处转移、放疗前ADC值过低是中晚期子宫颈鳞状细胞癌患者放疗效果的独立危险因素（均 P<0.05）。 结论:放疗前ADC值是中晚期子宫颈鳞状细胞癌患者放疗效果的影响因素，放疗前ADC值越低，患者放疗效果越差。

目的:探讨基于磁共振T2 mapping技术生成的合成T2WI和T2 map图像在鉴别子宫内膜癌组织类型、病理级别和肌层浸润深度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对2019年12月至2021年12月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经病理确诊为子宫内膜癌的患者73例、健康志愿者42例，分别行常规盆腔磁共振成像(MRI)、扩散加权成像(DWI)和T2 mapping序列检查，测定子宫内膜癌患者病灶和健康志愿者正常子宫内膜的T2值和表观扩散系数(ADC)。比较子宫内膜癌与正常子宫内膜、肿瘤不同组织类型、不同病理级别间T2值和ADC值的差异，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ROC)曲线分析评估T2值和ADC值对子宫内膜癌病理类型和病理分级的诊断效能。由2名磁共振科医师分别应用合成T2WI与T2 map、常规T2WI与DWI融合图像评估肌层浸润深度，与病理诊断结果进行比较，评价其对肌层浸润深度的诊断效能。结果:子宫内膜癌的T2值和ADC值分别为85.0(80.8，92.5)ms和0.71(0.64，0.77)×10 －3 mm 2/s，均低于正常子宫内膜[分别为147.4(123.4，176.7)ms和1.46(1.26，1.76)×10 －3 mm 2/s，均 P<0.001]。子宫内膜样癌的T2值[84.1(79.5，88.7)ms]低于非子宫内膜样癌[98.8(92.1，102.8)ms， P＝0.001]，但子宫内膜样癌与非子宫内膜样癌的ADC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75)。病理分级G1、G2和G3子宫内膜样癌的T2值分别为89.1(84.4，94.4)、83.6(80.9，86.2)和76.5(71.4，80.3)ms，G1与G2、G1与G3、G2与G3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7)，但ADC值仅在G1与G3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7)。以T2值鉴别子宫内膜样癌与非子宫内膜样癌的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867；T2值、ADC值及T2值联合ADC值预测高级别(G3)子宫内膜样癌的AUC分别为0.888、0.730和0.895。合成T2WI与T2 map融合图像、常规T2WI与DWI融合图像诊断子宫内膜癌深肌层浸润的准确性分别为78.1%和79.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840)。 结论:T2 mapping技术在子宫内膜癌术前评估中具有较大应用价值，定量参数T2值可用于子宫内膜癌的诊断、病理分型与分级，合成T2WI联合T2 map有助于肌层浸润深度的判定。

目的:探讨宫颈黏膜鳞状上皮厚度及其与宫颈癌前病变的相关性。方法:筛选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及第七医学中心病理科2020年1至6月宫颈活检组织209例，HE切片总计495张，其中含低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LSIL）的切片数为173张，含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HSIL）的切片数为214张。应用人工智能标注软件，辅助测量每张切片上正常宫颈鳞状上皮、LSIL及HSIL的上皮厚度，每张切片分别选取最厚处、最薄处及中间宽度，3个数值之和除以3即为平均鳞状上皮厚度。然后结合年龄及病理学诊断等资料，进行相关统计学分析。结果:（1）正常宫颈黏膜鳞状上皮平均厚度（245.83±91.40） μm，LSIL上皮平均厚度（222.42±81.22） μm，HSIL上皮平均厚度（195.95±66.59） μm，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2）正常宫颈黏膜鳞状上皮平均层数为（15.5±4.2）层，LSIL病变平均层数为（14.8±4.8）层，HSIL病变上皮平均层数为（15.8±4.8）层。三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3）按照≤30岁，31~40岁，41~50岁，51~60岁及>60岁对年龄进行分层分析，结果显示：正常宫颈黏膜鳞状上皮厚度随着年龄增加逐渐变薄（相关系数 r=-0.141 9， P<0.05），而LSIL和HSIL病变上皮厚度和年龄无显著相关性（ P>0.05）。在≤50岁年龄分组内，正常宫颈黏膜鳞状上皮最厚，其次为LSIL，而HSIL上皮厚度最薄，且三者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在>50岁年龄分组内，三者鳞状上皮厚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50岁患者的宫颈黏膜鳞状上皮厚度随着癌前病变程度增高逐渐变薄，但50岁以后，随着绝经期到来，正常黏膜上皮萎缩，因此黏膜厚度与病变程度不再具有相关性。另外，也提示阴道镜检查时宫颈醋白试验或碘试验表现与黏膜上皮细胞内蛋白变化相关，而非与上皮层次厚度直接相关。

目的:探讨基于多参数MRI影像组学模型术前预测子宫内膜样腺癌患者微卫星不稳定（MSI）状态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2017年1月—2021年12月山西省肿瘤医院经病理证实为子宫内膜样腺癌的患者225例。患者年龄29~78（55.1±7.5）岁，均行全子宫+双附件切除术，并于术前行盆腔多参数MRI检查。将225例患者按7∶3的比例随机分为训练集（158例）和验证集（67例），根据手术标本病理免疫组织化学检查结果分为高度微卫星不稳定（MSI-H）组58例和低度微卫星不稳定/微卫星稳定（MSI-L/MSS）组167例。对每例患者的快速自旋回波压脂序列T 2加权像、增强T 1加权像、表观弥散系数（ADC）3个序列进行图像分割和特征提取，在训练集中采用组内相关系数（ICC）、Mann-Whitney U检验、Spearman相关及Boruta算法进行图像特征筛选，并使用朴素贝叶斯（NB）、随机森林（RF）及支持向量机（SVM）3种分类器构建影像组学模型。在训练集、验证集中分别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Delong检验、决策分析曲线（DCA）评估并验证3种模型对MSI状态的诊断性能、预测性能、净收益。将筛选出的影像组学特征纳入诊断效能较高的最佳模型中，对每例患者进行影像组学评分，分别在训练集、验证集中评估MSI-H组和MSI-L/MSS组影像组学评分的分布情况。 结果:训练集与验证集间比较，患者肿瘤分化程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 2=8.40， P=0.015），患者年龄、体质量指数、国际妇产科联盟分期，以及肌层浸润深度等临床病理资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在训练集中，MSI-H组与MSI-L/MSS组比较，患者是否绝经2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 2=4.56， P=0.033），其他临床病理资料2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在验证集中，2组间各临床病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多参数MRI图像经特征提取后，每例患者获得4 245个影像组学特征，在训练集中筛选出6个关键特征构建模型。在训练集中NB模型、RF模型及SVM模型预测子宫内膜样腺癌患者MSI状态的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764［95%可信区间（ CI）0.682～0.846］、0.821（95% CI 0.751~0.892）和0.905（95% CI 0.848~0.961），验证集中AUC分别为0.712（95% CI 0.568～0.856）、0.812（95% CI 0.710~0.915）、0.875（95% CI 0.762~0.988），结果表明SVM模型的诊断性能最佳。Delong检验结果显示，训练集中SVM模型与NB模型、RF模型AUC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3.45、-2.33， P值均<0.05），而在验证集中AUC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DCA曲线显示，在训练集和验证集中，SVM模型预测MSI状态的净收益均优于NB模型、RF模型，也优于将所有患者MSI状态都看作MSI-H或MSI-L/MSS。采用最佳模型SVM模型对每例患者进行影像组学评分，训练集及验证集中MSI-H组与MSI-L/MSS组影像组学评分分布有明显差异。 结论:基于多参数MRI的SVM模型对于子宫内膜样腺癌患者MSI状态具有一定的术前预测价值。

目的:探讨泛素特异性蛋白酶7（USP7）在瘢痕溃疡癌变过程中的生物学作用及其临床意义。方法:采用回顾性观察性研究结合生物信息学分析方法。从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数据库和基因表达综合数据库中获取USP7在肿瘤和/或其对应癌旁正常组织中的RNA表达谱数据，并将RNA测序数据进行log 2转化。通过多维度癌症基因集cBioPortal数据库分析 USP7基因变异情况，并分析其突变位点。通过TIMER 2.0数据库中“差异表达”模块获得TCGA数据库中肿瘤、癌旁正常组织USP7 mRNA表达情况。使用基因表达谱交互分析2（GEPIA2）数据库分析皮肤黑色素瘤（SKCM）、宫颈鳞状细胞癌（CESC）、肺鳞状细胞癌（LUSC）和头颈鳞状细胞癌（HNSC）中高表达USP7患者与低表达USP7患者的生存率并绘制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利用Sangerbox数据库分析USP7在泛癌中的表达与微卫星不稳定性（MSI）或肿瘤突变负担（TMB）的相关性。通过GEPIA2数据库中“相关性分析”模块，评估USP7在泛癌中的表达与5种DNA错配修复基因（ MLH1、 MSH2、 MSH6、 PMS2和 EPCAM）表达水平和3种必需DNA甲基转移酶（DNMT）——DNMT1、DNMT3A、DNMT3B表达水平的相关性。通过TIMER 2.0数据库中“免疫-基因”模块分析USP7在CESC、HNSC、LUSC和SKCM中表达及其与免疫细胞（B细胞、CD4 +T细胞、CD8 +T细胞、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浸润的相关性。利用GEPIA2数据库的“相似基因检测”模块获得与USP7表达模式相似且排名前100的蛋白集。将前述蛋白集与利用STRING数据库获得的与USP7有直接物理结合作用且排名前50的蛋白集进行交集分析。通过DAVID数据库对上述2个蛋白集进行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EGG）和基因本体论（GO）富集分析。收集2018年10月—2022年10月武汉大学附属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病理科有相应临床病理特征的正常皮肤、增生性瘢痕、瘢痕溃疡、瘢痕癌的术后标本，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组织中USP7表达情况，样本数为6。对数据行Log-rank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及Bonferroni检验。 结果:在泛癌中， USP7的主要基因变异类型为突变和扩增，变异频率（>6%）居前3位的肿瘤依次为膀胱尿路上皮癌、SKCM和子宫内膜癌。 USP7基因在泛癌中的主要突变为错义突变。在突变频率最高的SKCM中，主要突变类型是USP7_ICP0_bdg结构域的错义突变。USP7 mRNA在乳腺浸润癌、胆管癌、结肠癌、食管癌、HNSC、肾嫌色细胞癌、肝细胞肝癌、肺腺癌、LUSC、前列腺癌和胃癌肿瘤组织中的表达均明显高于其对应的癌旁正常组织（ P<0.05），在多形成性胶质细胞瘤、肾透明细胞癌、肾乳头状细胞癌和甲状腺癌中的表达均明显低于其对应的癌旁正常组织（ P<0.05）；此外，USP7 mRNA在SKCM转移组织中的表达远高于其原发肿瘤组织（ P<0.05）。生存曲线显示，在CESC、HNSC、LUSC和SKCM中，高表达USP7患者与低表达USP7患者的存活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Log-rank P>0.05，风险比分别为1.00、0.99、1.00、1.30）。USP7在结肠癌、结直肠癌、胸腺癌、甲状腺癌中的表达均与TMB呈显著负相关（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为-0.26、-0.19、-0.19和-0.11， P<0.05）；USP7在神经胶质瘤、CESC、肺腺癌、混合肾癌、LUSC中的表达均与MSI呈显著正相关（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为0.22、0.14、0.15、0.08和0.14， P<0.05），在结肠癌、结直肠癌、乳腺浸润癌、前列腺癌、HNSC、甲状腺癌和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中的表达均与MSI呈显著负相关（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为-0.31、-0.27、-0.13、-0.19、-0.16、-0.18和-0.53， P<0.05）。USP7在CESC中的表达与MSH2和MSH6的表达均呈明显正相关（Spearman相关系数分别为0.51和0.44， P<0.05），在HNSC中的表达与EPCAM、MLH1、MSH2、MSH6、PMS2的表达均呈明显正相关（Spearman相关系数分别为0.39、0.14、0.49、0.54和0.41， P<0.05），在LUSC中的表达与EPCAM、MSH2、MSH6和PMS2的表达均呈明显正相关（Spearman相关系数分别为0.20、0.36、0.40和0.34， P<0.05），在SKCM中的表达与EPCAM、MLH1、MSH2、MSH6和PMS2的表达均呈明显正相关（Spearman相关系数分别为0.11、0.33、0.42、0.55和0.34， P<0.05）；USP7在CESC、HNSC、LUSC和SKCM中的表达与DNMT1、DNMT3A和DNMT3B的表达均呈显著正相关（Spearman相关系数分别为0.42、0.34和0.22，0.45、0.52和0.22，0.36、0.36和0.22，0.38、0.46和0.21， P<0.05）。USP7在CESC、HNSC、LUSC和SKCM中的表达仅与CD4 +T细胞浸润呈显著正相关（Partial相关系数分别为0.14、0.22、0.13、0.16， P<0.05）。与USP7表达模式相似且排名前100的蛋白集中，排名前5的蛋白依次是C16orf72、BCLAF1、UBN、GSPT1、ERI2（Spearman相关系数分别为0.83、0.74、0.73、0.73和0.72， P值均<0.05）。与USP7有直接物理结合作用且排名前50的蛋白集与前述蛋白集的交集仅有1个蛋白，即为甲状腺激素受体相互作用因子12。KEGG富集分析显示，USP7相关基因涉及细胞周期、剪接体、细胞衰老和p53信号通路等。GO富集分析显示，USP7相关基因涉及转录调控、蛋白质泛素化、DNA修复和细胞质模式识别受体信号通路等。临床样本分析显示，USP7在增生性瘢痕（0.35±0.05）、瘢痕溃疡（0.43±0.04）和瘢痕癌（0.61±0.03）中的表达均明显高于正常皮肤（0.18±0.04）， P<0.05。 结论:USP7可能为临床瘢痕溃疡癌变恶化的生物标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