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移植的普及和免疫抑制剂的大量使用等，HIV阴性肺孢子菌肺炎（HIV-negative pneumocystis pneumonia，HIVn-PCP）发生率逐渐增加，且病情进展迅速，易发生严重呼吸衰竭，其病死率较HIV阳性PCP患者更高（高达35%~55%） [1,2,3]，其中需要机械通气者病死率更是高达60%~75% [4,5]。目前关于HIV阳性PCP临床文章相对较多，但针对HIVn-PCP的研究比较少，值得临床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由于PCP的确诊需要在痰、肺泡灌洗液或肺组织等标本中检出肺孢子菌 [6]，这需要六胺银染色或者特异PCR检测等技术，而诱导痰及自行咳出痰的阳性率较低，且目前能常规开展这些检测的医疗机构较少，故临床上PCP确诊存在较大难度。目前发表的研究大都是结合病史、临床特征以及影像学的疑诊PCP病例，而针对PCP尤其是HIVn-PCP确诊病例的研究甚少。为此，本研究拟分析HIVn-PCP确诊患者的临床特征和预后相关因素等，旨在提高临床医师对HIVn-PCP的认识和诊治水平。

目的:评估复方磺胺甲噁唑(TMP/SMZ)联合卡泊芬净治疗接受机械辅助通气的艾滋病合并中重度肺孢子菌肺炎(PCP)患者的疗效与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3月1日至2021年3月1日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感染科收治的入院时接受机械辅助通气治疗的艾滋病合并中重度PCP住院患者的临床资料，比较TMP/SMZ联合卡泊芬净治疗(联合治疗组)与TMP/SMZ单药治疗(单药治疗组)的疗效和安全性。同时，根据基线动脉血氧分压(PaO 2)将纳入患者分为PaO 2≥50 mmHg(1 mmHg＝0.133 kPa)和PaO 2<50 mmHg亚组，进一步比较各亚组中联合治疗和单药治疗患者的临床疗效。统计学比较采用 χ2检验、Fisher确切概率法，采用Kaplan-Meier法分析患者3个月生存情况，Log-rank法比较各组生存率。 结果:共纳入83例患者，单药治疗组23例，联合治疗组60例。单药治疗组和联合治疗组住院期间的全因病死率分别为34.8%(8/23)和23.3%(14/6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1.12， P＝0.290)；生存曲线显示，两组患者3个月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51， P＝0.477)；两组临床治疗有效率和抗PCP治疗7 d后机械通气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0.02、0.01，均 P>0.05)。52例PaO 2≥50 mmHg患者中，13例单药治疗患者住院期间死亡2例，联合治疗组住院期间的全因病死率为25.6%(10/3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14， P＝0.704)；患者3个月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69， P＝0.407)；两组临床治疗有效率和抗PCP治疗7 d后机械通气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1.02、0.69，均 P>0.05)。31例PaO 2<50 mmHg患者中，联合治疗组住院期间的全因病死率为19.0%(4/21)，而10例单药治疗组患者中6例死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isher确切概率法， P＝0.040)；联合治疗组患者3个月的生存率高于单药治疗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09, P＝0.043)；两组临床治疗有效率和抗PCP治疗7 d后机械通气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Fisher确切概率法，均 P>0.05)。单药治疗组整体不良事件发生率为87.0%(20/23)，其中电解质紊乱和骨髓抑制发生率均为56.5%(13/23)，联合治疗组上述发生率分别为78.3%(47/60)、35.0%(21/60)、53.3%(32/60)，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0.34、3.18、0.07，均 P>0.05)。 结论:在需要机械辅助通气的艾滋病合并中重度PCP患者中，TMP/SMZ与卡泊芬净联合治疗的临床疗效与TMP/SMZ单药治疗相当。但在需要机械辅助通气且PaO 2<50 mmHg的艾滋病合并PCP患者中，联合治疗的临床疗效优于TMP/SMZ单药治疗，且联合治疗并未增加不良事件发生风险。

弓形虫病是一种少见但可能致命的机会性寄生虫感染，可发生于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受者。移植后任何时间都可能发病，中位发病时间为术后2个月。弓形虫肺部感染非常罕见，预后非常差，病死率极高，弓形虫病的影像学表现与耶氏肺孢子菌肺炎（PJP）类似；确诊通常需要证实组织或体液中存在速殖子。弓形虫感染无特征性的临床症状及体征、病原体镜检阳性率不高、形态难以鉴别，因此需要提高警惕，更强调预防。对于allo-HSCT患者，推荐从植活到整个免疫抑制治疗期间持续给予复方磺胺甲唑（SMZco）进行预防性治疗。本文报道两例通过宏基因组二代测序（mNGS）技术确诊的移植后弓形虫感染病例并进行文献复习。

目的:探讨肾移植受者新型冠状病毒(以下简称新冠病毒)感染的临床特点、结局，并分析重型和危重型感染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22年12月15日至2023年3月15日间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〇医院确诊新冠病毒感染的208例成人肾移植受者的临床资料。按感染严重程度不同，将所有受者分为轻/普通型组(168例)和重/危重型组(40例)，比较2组受者的一般资料、新冠病毒基础疫苗接种、移植病史、免疫抑制剂方案、共病情况以及治疗结局。其中，计量资料采用 t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检验进行比较，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重/危重型感染的危险因素。多组间比较 P≤0.05时，采用Bonferroni法进行多重比较。 结果:本研究208例肾移植受者新冠病毒感染后的住院率、重症率、ICU入住率、机械通气率和病死率分别为27.4%(57/208)、19.2%(40/208)，3.4%(7/208)、5.3%(11/208)和1.9%(4/208)。43.9%(25/57)住院新冠病毒感染受者骨髓抑制、血红蛋白和血小板下降的发生率分别为36.8%(21/57)和22.8%(13/57)，最低全血淋巴细胞计数、CD4 ＋T淋巴细胞和CD8 ＋ T淋巴细胞计数分别为395.0(255.0，618.0)个/μL、203.5(87.8，411.0)个/μL和199.0(111.5，352.3)个/μL。新冠病毒感染后并发细菌、巨细胞病毒、耶氏肺孢子菌和其他真菌感染(念珠菌、隐球菌、马尔尼菲蓝状菌和烟曲霉菌)的发生率分别为17.8%(37/208)、3.8%(8/208)、2.9%(6/208)和2.9%(6/208)。重/危重型组受者并发其他病原体的感染率高于轻/普通型组，分别为：细菌[62.5%(25/40)比7.1%(12/168)，95% CI：47.5%～63.3%， P<0.001]，巨细胞病毒[15.0%(6/40)比1.2%(2/168)，95% CI：8.1%～19.5%， P＝0.001]、耶氏肺孢子菌[15%(6/40)比0(0/168)，95% CI：9.4%～20.6%， P<0.001]和其他真菌[15.0%(6/40)比0(0/168)，95% CI：9.4%～20.6%， P<0.001]。新冠病毒感染后急性肾损伤(acute kidney injury，AKI)发生率为13.5%(28/208)，重/危重型组感染后AKI发生率高于轻/普通型组[52.5%(21/40)比4.2%(7/168)， P<0.001]。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男性、吸烟史、冠心病、糖尿病、慢性肾功能不全、肺部疾病史是重/危重型感染的相关因素( P＝0.003、0.002、0.012、0.011、0.002、0.001、0.001)。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慢性肾功能不全( OR＝3.34，95% CI：1.46～7.64， P＝0.004)和肺部疾病史( OR＝3.42，95% CI：1.49～7.87， P＝0.004)是重/危重型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新冠病毒基础疫苗接种率为17.8%(37/208)，完成基础疫苗接种肾移植受者感染新冠病毒后重/危重型感染风险降低( OR＝0.28，95% CI：0.08～0.98， P＝0.047)。 结论:重/危重型新冠病毒感染肾移植受者易合并多种病原体感染，且感染后肾功能损害的发生率较高；肺部疾病史与慢性肾功能不全是新冠病毒重/危重型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完成基础疫苗接种对重/危重型感染具有保护作用。

目的:分析免疫抑制合并重症社区获得性肺炎患者的病原学分布情况，确定其基础疾病与感染微生物的关系。方法:对2017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入住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MICU）的119例重症社区获得性肺炎合并免疫抑制患者的病原学分布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男性65例（54.6%），年龄（59.3±14.5）岁，入MICU时序贯器官衰竭（SOFA）评分为6.7±3.6，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APECHE）Ⅱ评分为 19.4±6.8。60例（50%）患者最终好转出院。长期使用激素是患者处于免疫抑制状态的最主要危险因素。计算不同病原微生物在原发病是否累及肺部患者中的差异及院内病死率的影响。结果:99例（83.2%）患者检出阳性的病原学结果，混合感染发生率54.5%。位列前3位的病原体分别是肺孢子菌（55.6%）、巨细胞病毒（47.5%）和曲霉（23.2%）。细菌感染中最常见的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其次是铜绿假单胞菌和肺炎克雷伯菌。无基础肺部受累的患者发生肺孢子菌感染的风险明显高于有肺部受累的患者（64.3% vs 44.2%， P=0.046）。患者院内死亡与病原种类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但与是否存在混合感染相关（56.7% vs 33.9， P=0.013）。 结论:肺孢子菌和巨细胞病毒是ICU内免疫抑制患者重症社区获得性肺炎最常见的感染病原体，无肺部基础病变的患者肺孢子菌感染发生率更高。

目的:总结儿童紫癜性肾炎(Henoch-Sch?nlein purpura nephritis，HSPN)合并耶氏肺孢子菌肺炎(pneumocystis jirovecii pneumonia，PJP)的临床特征及治疗情况。方法:回顾性总结分析2017年1月至2021年12月北京儿童医院收治的4例HSPN合并PJP患儿的高危因素、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测指标、肺部影像学特征、治疗与转归等临床资料。结果:4例HSPN合并PJP患儿中，男2例，女2例，年龄5~13岁，发病前均接受糖皮质激素及免疫抑制剂治疗(3.5~5个月)。4例患儿均以干咳少痰、发热、进行性呼吸困难为主要临床表现，发病早期肺部均未闻及干湿性啰音。4例患儿的实验室检查显示，3例动脉血氧分压降低(45~83 mmHg, 1 mmHg＝0.133 kPa)，1例未行血气分析检测，4例外周血CD4 +T细胞计数均降低(0.089×10 9/L~0.493×10 9/L)，4例血清乳酸脱氢酶均升高(414~1 604 U/L)，3例血浆1，3-β-D-葡聚糖水平升高(499.5~1 638.0 pg/ml)，1例未记录1，3-β-D-葡聚糖结果，2例血清涎液化糖链抗原-6升高(1 227~1 460 U/ml)，2例未行涎液化糖链抗原-6检测。4例患儿的胸部CT均呈双肺弥漫性间实质改变，以间质病变为主，1例合并胸腔积液。2例患儿痰液或支气管肺泡灌洗液采用PCR检出耶氏肺孢子菌的特异性基因片段，2例肺孢子菌病原学检测阴性。4例患儿均接受甲氧苄啶-磺胺 唑治疗，其中2例因病情严重使用有创呼吸机辅助呼吸，并联合应用卡泊芬净抗肺孢子菌感染，4例患儿根据合并感染的情况加用抗细菌、抗真菌及丙种球蛋白冲击治疗。1例死亡，3例治愈。 结论:规范、谨慎使用激素及免疫抑制剂是预防PJP发生的关键；监测外周血CD4 +T细胞计数，必要时行预防性治疗；支气管肺泡灌洗液或血液宏基因组二代测序有助于确诊PJP；一旦临床诊断PJP，应尽早进行抗肺孢子菌治疗，甲氧苄啶-磺胺 唑联合卡泊芬净可能是治疗重症患儿的有效方案。

目的:研究体内微进化对阿萨希毛孢子菌生物膜相关表型及耐药性的影响。方法:阿萨希毛孢子菌标准株源自荷兰真菌多态性保藏中心，阿萨希毛孢子菌原代株TO（氟康唑敏感）为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皮肤科1例毛孢子菌病的临床分离株，进化株TEVO（氟康唑耐药）在该患者2014年复诊时分离。体外构建上述菌株的生物膜，使用四甲基氮盐（XTT）还原法及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评估生物膜生长动力学并测定生物膜厚度；体外测定氟康唑、伊曲康唑、伏立康唑对不同生长阶段生物膜的最低抑菌浓度（SMIC），评估生物膜的耐药性。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Hartley检验对数据进行方差同质性检验，若方差齐，选用LSD检验进行组间多重比较，若方差不齐，选用Tamhane′ T2检验进行组间多重比较。 结果:在阿萨希毛孢子菌生物膜黏附（0 h）及形成阶段（4 ~ 24 h），进化株TEVO代谢活性最弱（ F黏附 = 35.705， P < 0.001； F形成 = 15.042， P < 0.001）。而黏附后第48小时生物膜成熟，此时生物膜代谢活性最弱的菌株为TO株（ F = 10.985， P < 0.001）。生物膜厚度测量结果显示，成熟阶段TEVO株生物膜厚度[（26.1 ± 1.18）μm]大于TO株[（22.8 ± 1.73）μm， P = 0.001]，但小于标准株[（29.5 ± 1.28）μm， P = 0.001]。药物敏感性实验结果显示，在阿萨希毛孢子菌生物膜黏附及形成阶段，唑类抗真菌药物对TEVO株的SMIC值大于TO株；生物膜成熟阶段，3株菌生物膜的SMIC值均大于1 024 mg/L。 结论:在宿主内环境和抗真菌药物的双重压力下，阿萨希毛孢子菌生物膜相关表型发生了适应性改变，并增强了对唑类抗真菌药物的耐药性。

烟曲霉是一种环境中丝状真菌，也是一种机会致病菌，其感染宿主后能够引起慢性曲霉病和侵袭性曲霉病。曲霉病的发生发展是宿主与病原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免疫状态不同的患者感染曲霉后临床症状存在差异。宿主对吸入真菌孢子的固有免疫应答是曲霉病发生的关键决定因素。本综述主要总结了目前对烟曲霉孢子侵入后宿主固有免疫细胞防御真菌感染的作用，包括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自然杀伤细胞、自然杀伤T细胞及肥大细胞，为曲霉感染的致病机制解析、临床防治等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目的:分析接受抗肿瘤免疫治疗后发生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肺炎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临床特征，探索其预后相关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自2018年7月1日至2022年11月30日我院接受抗肿瘤免疫治疗后发生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肺炎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临床-影像学特征以及病情转归等资料。结果:共纳入70例临床诊断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肺炎的非小细胞肺癌病例，其中男57例（57/70，81%），女13例（13/70，19%）；70例患者年龄45~78（65.2±6.3）岁，46例（66%）有吸烟史，26例（37%）合并肺气肿，19例（27%）既往合并间质性肺疾病，26例（37%）既往有胸部放疗史。开始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到出现免疫性肺炎的时间间距为（122.7±106.9）d（范围：2~458 d），胸部CT表现主要为非特异性间质性肺炎型（30例）、机化性肺炎型（26例）及混合型（11例），病情分级主要为2级及3级（分别为21例、34例），有17例合并其他免疫治疗相关不良反应（包括皮疹、肝炎、肠炎、甲状腺炎等）。半数（36例）患者存在发热，所有患者血沉升高，52例C反应蛋白升高，34例患者血乳酸脱氢酶升高。大部分（50例，71%）患者接受泼尼松［或糖皮质激素（简称激素）当量］≥1 mg·kg -1·d -1作为起始治疗方案。并发肺部感染（ OR值为4.44， P=0.03）、使用抗真菌药物（ OR值为5.10， P=0.03）或治疗量磺胺（ OR值为4.86， P=0.04）、泼尼松（或激素当量）1 mg·kg -1·d -1应用时间越长（ Z值为-2.33， P=0.02）可能是免疫性肺炎预后不良的相关因素。 结论:有吸烟史的、老年男性患者是本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后发生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肺炎的主要人群。胸部CT以非特异性间质性肺炎型、机化性肺炎型为主；并发肺部真菌感染或肺孢子菌感染、足量激素使用时间更长可能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肺炎预后不良的相关因素。

肺孢子菌肺炎（PCP）是一种由肺孢子菌引起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HIV/AIDS）患者最常见的机会性真菌感染。随着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RT）的出现，HIV/AIDS患者罹患PCP感染的概率降低，且治疗效果明显改善。而另一方面PCP在肿瘤放化疗、免疫治疗、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和自身免疫性疾病治疗等因素所致免疫功能低下或免疫功能受损等非HIV/AIDS患者中越来越常见。全球范围内PCP的研究热点正在从HIV感染合并PCP（HIV-PCP）向非HIV-PCP转变。与HIV-PCP相比，非HIV-PCP临床进展迅速，病情严重，病死率也更高。研究显示90%的非HIV-PCP患者在感染前有糖皮质激素使用史，如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实体器官移植和风湿病患者中，长期大剂量使用糖皮质激素是PCP易感的重要风险。临床观察发现，PCP经常发生在糖皮质激素减量过程中，发生PCP时，较高比例的患者会出现肺部弥漫性病变，严重者出现急性呼吸衰竭，危及患者生命。目前非HIV-PCP的发病机制尚未明确，也缺少有效的治疗措施，需要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