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索先兆流产患者保胎结局的影响因素,并分析其与血清可溶性人白细胞抗原-G(sHLA-G)、抗心磷脂抗体(ACA)的关系.方法:回顾性收集2021年6月—2023年6月本院收治的80例先兆流产患者临床资料,根据保胎结局分为保胎失败组与保胎成功组,对比两组一般资料,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两组sHLA-G、ACA水平,经单因素及Pearson相关性分析法探讨先兆流产保胎结局的影响因素及与血清sHLA-G、ACA水平关系.结果:两组年龄、既往流产史、合并阴道炎、生殖道感染、妊娠期糖尿病、接触有毒化学物质等方面有差异;保胎失败组sHLA-G(7.43±1.20 U/ml)水平低于保胎成功组(50.14±4.56 U/ml),ACA阳性率(74.1％)高于保胎成功组(20.8％)(均P＜0.05).logistic回归分析,高龄、既往流产史、合并阴道炎、生殖道感染、妊娠期糖尿病、接触有毒化学物质、sHLA-G水平低、ACA阳性率高均是影响先兆流产患者保胎结局的重要因素;Pearson相关性分析,年龄、既往流产史、合并阴道炎、生殖道感染、妊娠期糖尿病、接触有毒化学物质与血清sHLA-G水平呈负相关,与ACA阳性率呈正相关(均P＜0.05).结论:先兆流产患者保胎结局可能与高龄、既往流产史、合并阴道炎、生殖道感染、妊娠期糖尿病、接触有毒化学物质、sHLA-G水平及ACA阳性率有关,临床可针对上述因素给予密切关注,并通过监测sHLA-G水平及ACA阳性率的变化来指导临床早期干预,以确保母婴安全.

目的:分析猴痘患者的流行病学、临床症状和实验室检查特征。方法:对义乌市中心医院2023年7月确诊的4例猴痘患者进行流行病学、临床症状和体征、实验室血液及生化分析，并取疱疹液及病变皮肤组织使用非洲绿猴肾细胞(Vero)进行病毒分离培养和全基因测序鉴定。结果:4例患者均为男性，年龄24~35岁，发病前21 d内均有男男性行为。其中，1例患者患有艾滋病，1例患者患有梅毒。4例患者均出现会阴部皮损伴瘙痒，3例入院时查体发现有淋巴结肿大。实验室检测中，病例4血常规显示淋巴细胞异常，为4.57×10 9/L，病例1降钙素原升高，为0.25 ng/mL。3例患者细胞因子异常，其中病例2和3白细胞介素10(IL-10)升高，分别为7.11和9.42 ng/L，病例3 IL-6为66 ng/L，病例2 IL-4为3.24 ng/L。病例2心肌酶谱异常，乳酸脱氢酶为313 U/L，其他指标未见明显异常。在病变皮损组织及疱疹液中成功分离到猴痘病毒，全基因测序鉴定均为Ⅱb进化分支B.1.3亚型，对Vero细胞具有典型的病变效应。 结论:4例猴痘患者的临床症状较轻，男男性行为中密切接触可能在猴痘传播中起关键作用。病毒株均为Ⅱb进化分支B.1.3谱系。

目的:探讨时序传播图和病例活动轨迹表在描述某地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传播模式方面的优势，为政府相关部门进行疫情防控提供依据。方法:将某地区某时段确诊病例按照其发病时间、年龄、性别、密切接触人数及相互关系，绘制时序传播图和发病前14 d的活动轨迹表。结果:截至2020年2月10日，该地区报告的63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中，确诊57例（含死亡1例），无症状感染者6例；输入性病例57例（占总报告病例数的90.48 %），聚集性疫情报告病例36例（占总报告病例数的57.14 %），病例间互为亲友关系或同乘乘客，病例代际已传播至第4代。 结论:确诊病例时序传播图和活动轨迹表提示，该地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输入性病例为主，聚集性传播成为当地疫情发展的主要构成。确诊病例时序传播图和活动轨迹表简单明了，可一图看懂当地传播模式，值得在重大传染病防控工作中推广。

目的:分析多重抗神经元抗体阳性自身免疫性脑炎临床特点及多重抗体阳性临床意义。方法:回顾性总结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于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诊治的多重抗神经元抗体阳性自身免疫性脑炎患者的临床资料，对其临床表现、辅助检查、治疗及预后进行分析。结果:收集的64例自身免疫性脑炎患者中，有多重抗神经元抗体阳性患者7例，占10.9%，包括：3例抗γ氨基丁酸B型受体抗体相关脑炎，其中1例同时伴抗谷氨酸脱羧酶抗体、抗Hu抗体阳性，另外2例分别合并抗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NMDAR）抗体、抗Hu抗体阳性；2例抗NMDAR脑炎，1例合并抗Yo抗体阳性，1例抗NMDAR脑炎发病初期合并抗Hu抗体阳性，复发时抗接触蛋白相关蛋白2（CASPR2）抗体合并抗Hu抗体、抗CV2抗体阳性；1例抗富亮氨酸胶质瘤失活蛋白1抗体脑炎合并抗Ma2抗体阳性；1例抗CASPR2抗体脑炎合并抗Tr抗体阳性。有2例患者头颅磁共振成像异常。7例患者经免疫治疗后症状均得到缓解，其中3例在随访中筛查出肿瘤（经病理或影像检查证实），均在1年内死亡，余4例患者中有1例复发。结论:多重抗神经元抗体阳性自身免疫性脑炎患者少见，多重抗体可导致临床症状变化或叠加，可能影响预后，尤其是合并副肿瘤抗体时需密切随访。

目的:了解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无症状感染者的流行病学特征。方法:描述分析2020年2月1日至11月30日北京市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流行病学特征。结果:北京市54例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平均年龄（37.19±15.99）岁，男女比例为1.45 : 1；以接触确诊病例（45.28%）或其污染的环境（43.40%）而感染为主；42.59%（23例）通过密切接触者筛查发现；从末次暴露到首次核酸检出阳性时间间隔中位数为11 d；仅2例无症状感染者的2名密切接触者（2/1 139，0.18%）不排除为续发病例。结论: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以中青年为主，主要通过接触确诊病例或其污染的环境感染，密切接触者筛查是发现无症状感染者的主要途径，不排除无症状感染者造成传播的可能，应加强对无症状感染者的发现力度，继续严格管理。

目的:了解和比较上海市儿童和成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BA.5、BA.2亚型的临床特征。方法:收集2022年12月1日至2023年1月20日奥密克戎变异株BA.5亚型主导流行期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收治的524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住院儿童的临床资料，包括年龄、性别、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查结果等，并对同期家庭内密切接触者临床资料进行收集，与2022年4月4日至4月30日奥密克戎变异株BA.2亚型主导流行期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收治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住院儿童和家庭内感染者临床特征进行比较；对BA.5亚型感染的儿童与成人、危重型与非危重型病例的临床资料进行比较。统计学分析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曼-惠特尼 U检验、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 结果:524例患儿的年龄范围为5 d至16岁，其中男301例(57.4%)，女223例(42.6%)，危重型29例(5.5%)，非危重型495例(94.5%)。危重型患儿的发热热峰、气促发生率、肺炎发生率、基础疾病发生率均高于非危重型患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2.06, χ2＝34.90、10.04、31.10，均 P<0.05)；实验室检查方面，危重型患儿淋巴细胞计数减少发生率，C反应蛋白，降钙素原，白细胞介素-6，肝功能、肾功能、肌酸激酶同工酶异常比例均高于非危重型患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8.18， Z＝－4.61， Z＝－4.28， Z＝－5.13， χ2＝195.90, Fisher确切概率法， χ2＝136.13，均 P<0.05)。非危重型BA.5亚型感染者中，儿童组症状感染比例高于成人组，儿童组发热、胃肠道症状(恶心、呕吐、腹泻)发生率高于成人组，而成人组咳嗽发生率高于儿童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11.16、11.83、8.50、28.14，均 P<0.05)。2022年12月1日至2023年1月20日和2022年4月4日至4月30日分别收集到588例和355例儿童病例、791例和755例成人病例。儿童组中，BA.5亚型感染患儿咳嗽、惊厥、危重病例发生率较BA.2亚型感染患儿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37.95、40.78、15.54，均 P<0.001)。成人组中，BA.5亚型感染者发热热峰、热程、发热发生率、咳嗽发生率、胃肠道症状发生率均高于BA.2亚型感染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4.40, Z＝－9.64, χ2＝47.29、124.09、29.90，均 P<0.001)。 结论:上海地区奥密克戎变异株BA.5亚型流行高峰时期，危重型患儿全身症状重，合并基础疾病发生率高于非危重型患儿。非危重型BA.5亚型感染者中，儿童症状感染比例高于成人，发热及胃肠道症状较成人多见，而成人咳嗽症状发生率高于儿童。BA.5亚型感染患儿惊厥、危重病例发生率较BA.2亚型高，BA.5亚型感染成人患者的全身症状较BA.2亚型重。

目的:总结完全型肺静脉异位引流(TAPVC)术后肺静脉梗阻(PVO)的随访和再干预结果。方法:回顾2013年10月至2019年10月174例单纯TAPVC患儿资料，总结术后发生PVO患儿的围术期和随访期间症状、生长发育等临床表现，分析超声心动图、CT心血管造影检查等资料。对符合干预指征的采取内外科镶嵌、原位心包无内膜接触缝合和扩大补片等技术进行再干预，并随访评估治疗结果，分析TAPVC术后PVO不良预后的相关危险因素。结果:174例单纯TAPVC患儿中169例接受手术，术后26例(26/169, 15.4%)发生PVO，中位发生时间11.5周(0~77周)，22例(24/26, 84.6%)发生于术后6个月以内。26例术后PVO患儿：心上型11例(11/26，42.3%)，心内型7例(7/26，26.9%)，心下型5例(5/26，19.2%)，混合型3例(3/26，11.5%)；累积双侧肺静脉的12例(12/26，46.2%)；病理表现呈弥漫性狭窄的3例(3/26, 11.5%)。26例术后PVO患儿随访过程中均呈渐进性加重过程。8例(8/26，30.8%)PVO患儿共接受10次再干预治疗，其中1例接受3次。26例TAPVC术后PVO患儿中死亡8例(8/26，30.8%)，其中包括3例未接受再干预和5例接受再干预者。26例术后PVO患儿3个月、6个月、1年、3年、5年生存率低于TAPVC术后无PVO患儿( HR＝6.46；95% CI：2.34~17.85； P<0.01)。本组TAPVC术后PVO再干预或死亡与术后PVO发生时间( HR＝0.85，95% CI：0.73~0.99； P＝0.04)和PVO累积肺叶范围( HR＝1.74，95% CI：1.01~2.99， P＝0.04)相关。 结论:TAPVC术后PVO发生于6个月以内和累及2个以上肺叶是术后PVO再干预或死亡的危险因素，应严格随访并给予密切关注。为了避免不可逆转的PVO发生和进行性加重，应积极再干预以改善其预后。

目的:回顾性分析43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及临床诊治特点，为下一步的预防控制工作提供依据。方法:对43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流行病学史、临床症状、肺部CT变化特点、治疗方案(是否激素干预)、核酸阴转时间等进行总结分析。结果:43例患者均有明确接触史，其中通过会议经麦克风传播人数最多(13例)；危重症2例，重症4例，普通型37例；以发热(30例，69.8%)、咳嗽(40例，72.1%)为主要症状；肺部CT以单发或多发磨玻璃影为主要表现(40例)，经治疗病灶均吸收，其中28例在治疗过程中病灶曾有一过性加重；43例均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2例危重型病例应用无创呼吸机，19例应用小剂量激素；核酸阴转时间平均13.28 d，是否应用激素对核酸阴转时间无明显影响( P>0.05)。 结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普通型多见，危重型病例早期给予呼吸支持治疗可获效；是否应用激素对核酸阴转时间无明显影响；密闭环境下密切接触会增加传播风险。

针对国内外新型冠状病毒（新冠病毒）感染者排毒持久性以及复检核酸阳性者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综述，分析复检阳性者的特征与传染性，为完善病例管理与预防新冠病毒传播措施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现有研究结果显示，新冠病毒复检阳性率范围在2.4%~19.8%之间，复检阳性时间中位数为出院后4~15 d。复检阳性后新冠病毒特异性IgM、IgG和IgA抗体血清阳性率分别为11.11%~86.08%、52.00%~100.00%、61.54%~100.00%；总抗体和中和抗体的血清阳性率分别为98.72%和88.46%。复检阳性后病毒载量低于初次感染时的病毒载量。目前，全球至少报告了3 380例复检阳性者，有3例复检阳性者（1例免疫缺陷病例和2例肺部影像学异常病例）的标本中分离到具有传染性的活病毒，有1例应用免疫抑制剂的无症状感染者引起密切接触者感染。复检阳性者具有传染性的风险总体很低，极个别复检阳性者不排除引起续发传播的可能。对于复检阳性者的管理时间和管理方式，可基于病原检测结果对个体传播风险评估后进行确定。

目的:分析新型冠状病毒Omicron变异株引起的续发率（SAR）及影响因素。方法:选取2022年2—4月江苏省本土社会面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Omicron变异株感染病例和密切接触者，纳入328例社会面原发病例和40 146名密切接触者，并将密切接触者中7 d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期间核酸检测结果转为阳性者定义为续发病例。收集人口学和临床特征等相关信息，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SAR的影响因素。结果:328名原发病例共报告续发病例1 285例，SAR为3.2%（95% CI：3.0%~3.4%）。328例原发病例中，男性占61.9%（203例），年龄 M（ Q1， Q3）为38.5（27，51）岁；1 285例续发病例中，男性占59.1%（759例），年龄 M（ Q1， Q3）为34（17，52）岁。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原发病例为男性（ OR=1.632，95% CI：1.418~1.877）、年龄20岁以下（ OR=1.766，95% CI：1.506~2.072）和60岁及以上（ OR=1.869，95% CI：1.476~2.365）、感染BA.2毒株分支（ OR=2.906，95% CI：2.388~3.537）、病例分型是确诊普通型（ OR=2.572，95% CI：2.036~3.249）和确诊轻型（ OR=1.717，95% CI：1.486~1.985）的SAR风险更高；密切接触者年龄在20岁以下（ OR=2.604，95% CI：2.250~3.015）和60岁及以上（ OR=1.287，95% CI：1.052~1.573）、接触方式为同住接触（ OR=27.854，95% CI：23.470~33.057）的SAR风险更高。 结论:Omicron变异株原发病例性别、年龄、感染毒株分支、病例分型，以及密切接触者的年龄和接触方式是SAR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