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非血缘脐带血移植(UCBT)治疗儿童复发难治性EB病毒相关噬血细胞综合征(EBV-HLH)的临床经验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9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诊治的1例复发难治性EBV-HLH合并肠穿孔，最终接受UCBT治愈患儿的临床资料，并进行文献复习。结果:患儿，男，1岁6个月，因"发热15 d，皮疹9 d"为主诉入院，主要表现为高热，肝、脾、淋巴结大，快速进展的全血细胞减少、肝功能损害，骨髓涂片可见吞噬血细胞，2015年9月确诊为EBV-HLH，按国际组织细胞协会制定的HLH-2004方案化疗，维持期间2次复发，给予挽救性二线方案"培门冬酰胺酶、阿霉素脂质体、依托泊苷、甲泼尼龙"(L-DEP方案)化疗，化疗后评估噬血细胞综合征指标完全缓解，突发肠穿孔，紧急外科手术行小肠造瘘术，病情稳定后，给予"氟达拉滨+白消安+环磷酰胺"方案(Flu+BU+CY方案)预处理后行UCBT，全程静脉营养支持，移植后第13天中性粒细胞植入，第35天血小板植入，嵌合率为100%，植入成功；移植后第15天出现肝小静脉闭塞征，移植后第22天出现真菌性肺炎，移植后第26天出现皮肤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Ⅱ度，给予相应治疗好转；移植后第49天行二期肠造瘘关瘘术；现随访至移植后70个月，患儿一般状况良好，病情持续缓解，无慢性GVHD及其他合并症。结论: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可能是治疗儿童复发难治性EBV-HLH的唯一有效手段；无合适同胞或非血缘供者时，非血缘脐带血干细胞可作为移植物来源；肠穿孔术后肠造瘘不是移植禁忌。

目的:探讨外源性小肠类器官(intestinal organoid，IO)肠道内灌注对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NEC)新生小鼠肠道损伤的影响及相关机制，为探索NEC新型防治方法及临床转化提供依据。方法:取9日龄健康C57BL/6新生小鼠末端回肠组织体外培养IO，培养7 d后鉴定IO并将其重悬于磷酸盐缓冲溶液用于干预实验。选用5日龄C57BL/6新生小鼠，按照随机数字法随机分成4组：正常对照组(control组，仅母鼠母乳喂养，无其他干预措施)、实验对照组(control+IO组，母鼠母乳喂养，于生后第6天进行类器官干预)、NEC组(于生后第5至9天之间，诱导新生鼠NEC发生)、实验干预组(NEC+IO组，诱导NEC同时于生后第6天进行类器官干预)，每组5只小鼠。生后第9天收集各组新生小鼠末端回肠组织，分析比较各组小鼠肠道损伤程度，肠道炎症反应，肠道干细胞活性、肠上皮细胞增殖能力变化并进一步比较各组Wnt/β-catenin通路活性。计量资料多组间比较采用ANOVA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后进一步两两比较使用LSD检验；计数资料多组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非参数检验；生存分析采用Log-rank(Mantel-cox)检验。结果:与control组相比，NEC组小鼠累积存活率显著降低(NEC组比control组：100.00%比42.42%， P<0.001)，肠道组织病理评分[NEC组比control组：3(2.5~3)比0(0~0.5)， P<0.01]与IL-6 mRNA表达水平[NEC组比control组：(4.52±0.82)比(1.01±0.23)， P<0.001]均明显升高，而Lgr5 mRNA表达水平[NEC组比control组：(0.02±0.01)比(1.03±0.40)， P<0.001]、Ki-67 mRNA表达水平[NEC组比control组：(0.18±0.06)比(1.00±0.15)， P<0.001]显著下降，单个隐窝内Ki-67 +细胞个数[NEC组比control组：(3.17±2.04)比(9.17±1.47)， P<0.001]明显减少，β-catenin mRNA表达水平[NEC组比control组：(0.01±0.01)比(1.23±0.42)， P<0.05]及β-catenin蛋白活化水平(即非磷酸化β-catenin)[NEC组比control组：(0.14±0.04)比(0.92±0.41)， P<0.001]明显降低。而相较于NEC组，NEC+IO组小鼠累积存活率显著提高(NEC组比NEC+IO组：42.42%比69.84%， P<0.001)，NEC病理评分[NEC组比NEC+IO组：3(2.5~3)比0(0~1.5)， P<0.05]与IL-6 mRNA表达水平[NEC组比NEC+IO组：(4.52±0.82)比(1.04±0.18)， P<0.001]均显著降低，Ki-67 mRNA表达水平[NEC组比NEC+IO组：(0.18±0.06)比(0.37±0.10)， P<0.05]升高，单个隐窝内Ki-67 +细胞个数明显增加[NEC组比NEC+IO组：(3.17±2.04)比(12.67±1.51)， P<0.001]。此外，肠道β-catenin mRNA表达水平[NEC组比NEC+IO组：(0.01±0.01)比(2.44±1.19)， P<0.001]及β-catenin蛋白活化水平[NEC组比NEC+IO组：(0.14±0.04)比(0.54±0.25)， P<0.05]均升高。 结论:外源性IO可以缓解NEC肠道损伤，抑制肠道炎症反应，提高肠道内细胞增殖水平，改善肠道干细胞活性，Wnt/ β-catenin信号通路可能参与介导了上述IO干预作用。

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paroxysmal nocturnal hemoglobinuria，PNH）是一种罕见的获得性造血干细胞疾病。PNH胃肠道受累非常少见。本研究旨在总结和分析PNH并发缺血性肠病的临床特点。收集并总结自2010年1月至2020年12月在北京协和医院诊断的6例PNH 并发缺血性肠病患者的临床资料。发现PNH并发缺血性肠病好发于青中年，中位发病年龄为31岁，男性多见。疾病多呈慢性反复发作，表现为腹痛（5/6）、消化道出血（5/6）。实验室检查可见全血细胞减少，网织红细胞百分比增高，血清乳酸脱氢酶、D-二聚体、C-反应蛋白等指标明显增高，多伴有胆红素水平增高。疾病好发于小肠，可同时累及结肠，单纯结肠病变相对少见，病变呈多节段性分布。腹部CT检查可见肠壁增厚并毛糙或渗出（6/6），肠系膜密度增高或呈“梳状征”（4/6），多数患者存在胆汁淤积或胆囊结石（5/6）。内镜下表现为不规则浅溃疡，环腔分布（5/6），病变界限分明，黏膜肿胀（6/6）。病理活检表现为黏膜慢性炎性改变。治疗上激素治疗联合抗凝治疗效果优于单纯激素治疗。PNH并发缺血性肠病与典型的缺血性肠炎表现有所不同，青中年、小肠受累、多发节段性病变多见，且伴有提示血管内溶血的实验室检查证据，早期识别和诊断，给予积极的激素联合抗凝治疗效果较为理想。

检索并分析空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消化病医院IBD数据库2006年至2019年1月的数据，共检索到CD合并再生障碍性贫血死亡病例4例，其中1例因小肠穿孔死亡，1例因病情进展自杀死亡，2例因疾病消耗和进展死亡。CD合并再生障碍性贫血是一种罕见但十分严重的临床综合征，发病机制尚未明确，经典治疗方案效果欠佳，患者预后差、死亡率高，异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可能有效。

目的:探讨程序性死亡受体1单克隆抗体（PD-1单抗）加重allo-HSCT小鼠炎性损伤和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chronic graft versus host disease，cGVHD）的作用机制。方法:将DBA/2小鼠的骨髓和脾细胞注射到白消安联合氟达拉滨化疗方案预处理BALB/C小鼠构建cGVHD模型（n=48），将BALB/c（H-2Kd）小鼠按随机数字法分为炎性组（n=8）和对照组[注射磷酸盐缓冲液（PBS），n=8]，使用酵母多糖诱导炎性组小鼠为炎症状态。观察记录两组小鼠移植后体重变化、生存情况以及cGVHD的表现，另取两组小鼠提取受累靶器官（皮肤、肝脏、小肠、结肠、肺脏）组织进行病理评分（每组n=4）；体外实验取8~12周的BALB/C小鼠按上述方法建立炎症cGVHD模型，同样按照随机数字法分成PD-1组（注射PD-1单克隆抗体）和对照组（每组n=12），观察记录两组小鼠移植后体重变化、生存情况以及cGVHD的表现，另取小鼠应用流式细胞技术检测靶器官的细胞亚群、表面的共刺激分子等（n=4）。结果:炎性组呈现更显著的cGVHD改变，小鼠死亡率高，体重下降快，GVHD的症状更严重。炎性组小鼠肝脏和肺脏的替代活化的巨噬细胞（M2）比例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经典活化的巨噬细胞（M1）无差别。在体外实验中，炎性组相较对照组脾细胞M1比例均增多，M2比例明显均减少。分泌的白细胞介素（IL）-4，IL-10减少，共刺激分子CD80和CD86增多。 结论:PD-1单抗可加重allo-HSCT小鼠的炎性损伤和cGVHD，其作用机制可能与调节性T细胞（regulatory cell，Treg）减少相关。

目的:采用目前文献报道的3种制备小肠黏膜下层（SIS）的方法制备SIS，并比较3种制备方法对SIS的脱细胞程度、结构、活性成分和生物相容性的影响。方法:采用Badylak法、Abraham法和Luo法制备SIS。使用苏木精-伊红（HE）和4’，6-二脒基-2-苯基吲哚（DAPI）染色及DNA含量检测其脱细胞是否完全、残余DNA量；蛋白组学检测其组成成分；扫描电镜检测其结构变化；并将3种SIS与骨髓间充质干细胞（BMSCs）共培养检测其细胞相容性。采用方差分析比较组间差异。结果:3种方法制备的SIS的HE和DAPI染色均未无肉眼可见的细胞核；Badylak法、Abraham法和Luo法制备的SIS中DNA含量检测分别为43.25、21.01 ng/mg和15.69 ng/mg ECM干重。蛋白组学分析结果：SIS-1、SIS-2和SIS-3中检测出的蛋白种类分别为644、717和135种。胶原蛋白的种类最多，共有21个亚型，Ⅰ型胶原含量最大，还含有纤维粘连蛋白（fibronectin）、蛋白多糖、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FGF）、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和骨形态发生蛋白-2（BMP-2）。扫描电子显微镜显示3种SIS微观结构均有一定程度破坏，表现为胶原纤维连续性中断与胶原纤维排列紊乱；与BMSCs共培养，细胞能保持良好的形态和增殖活性。结论:3种脱细胞方法制备的SIS均达到标准，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并保留大部分活性成分。微观结构和生物活性成分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

目的:比较脱细胞猪小肠黏膜下层可吸收生物膜（SIS膜）及猪胶原可吸收生物膜（Bio-Gide膜）植入小鼠皮下后的降解速率及对周围宿主细胞的调控效果，探讨SIS膜和Bio-Gide膜在性能和促修复效果上的差异。方法:体内研究采用6~8周龄雄性C57BL/6小鼠，通过小鼠皮下植入SIS膜和Bio-Gide膜后不同时间点（1、3、5、7、14及28 d）取材（每个时间点每组3只）进行组织学HE染色，分析比较两种膜的降解速率，通过免疫荧光检测F4/80及CD31表达评估两种膜对局部巨噬细胞及新生血管的影响，通过免疫组化检测Ki67及CD146评估两种膜对干细胞的动员效果。体外研究将小鼠牙周膜干细胞与两种膜材料共培养后，利用扫描电镜观察细胞形态和黏附情况，用实时荧光定量PCR（RT-qPCR）探讨两组细胞的增殖指标Ki67、趋化因子Cxcl1、Ccl1、炎症因子Tnfa的基因表达情况。结果:小鼠体内研究表明，两种膜植入后28 d时，SIS膜降解率［（16.84±4.00）%］与Bio-Gide膜降解率［（24.07±3.9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90），两种膜材料均能保持局部屏障效果。植入早期（3 d）两种膜材料周围的F4/80阳性巨噬细胞浸润数量［SIS膜组：（20.67±5.69）个/视野，Bio-Gide膜组：（25.33±2.52）个/视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292），但SIS膜相较Bio-Gide膜可显著促进局部组织中血管再生［CD31阳性细胞数量：SIS膜组为（4.67±1.15）个/视野，Bio-Gide膜组为（1.00±1.00）个/视野］（ P=0.015）及CD146阳性干细胞募集［阳性细胞数量：SIS膜组为（22.33±4.16）个/视野，Bio-Gide膜组为（11.33±2.52）个/视野］（ P=0.025）。体外RT-qPCR结果显示，与Bio-Gide膜相比，SIS膜可显著促进小鼠牙周膜干细胞的趋化因子基因Cxcl1的表达（ P<0.001），但并不影响炎症因子基因Tnfa的表达（ P=0.885）。 结论:SIS膜在体内外实验中与Bio-Gide膜降解速率相当，两种膜材料对植入局部的炎症反应及巨噬细胞的影响未见显著差异，均能满足引导性组织再生术的屏障效果要求。

目的:构建具有损伤再生能力的新型小肠类器官，体外模拟肠道损伤、再生和修复过程。方法:分离6～8周龄、18～24 g无特定病原体动物级C57BL/6小鼠回肠黏膜隐窝结构，设计ENR、ENR＋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和8C培养体系，分别构建肠道稳态、炎症损伤和损伤再生条件下的小肠类器官并观察形态。通过免疫荧光染色检测类器官包含的细胞类型和空间排布，以及损伤再生基因凝集素蛋白( Clu)、膜联蛋白A1( Anxa1)、干细胞抗原1( Sca1)和小鼠再生胰岛衍生蛋白3β( Reg3 b)的蛋白质表达情况。通过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qRT-PCR)检测 Clu、 Anxa1、 Sca1、 Reg3 b的mRNA表达情况。统计学方法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 结果:8C和ENR培养体系下的小肠类器官均包含肠道干细胞、杯状细胞、潘氏细胞和肠道内分泌细胞，细胞空间排布与肠上皮基本一致。8C培养体系下的新型小肠类器官的扩增能力较ENR、ENR＋TNF-α培养体系下的小肠类器官明显增强，生长速度更快，结构更大、更复杂。qRT-PCR结果显示，8C培养体系下的新型小肠类器官再生基因 Clu、 Anxa1和 Sca1的mRNA相对表达水平均高于ENR和ENR＋TNF-α培养体系(0.68±0.31比0.20±0.07、0.36±0.19，0.48±0.13比0.07±0.02、0.18±0.11，0.56±0.20比0.02±0.01、0.08±0.0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4.82、2.77，8.62、4.89，8.58、7.50；均 P<0.05)。免疫荧光检测显示，8C培养体系下的新型小肠类器官再生基因 Clu、 Anxa1、 Sca1和 Reg3 b的蛋白质表达水平均高于ENR、ENR＋TNF-α培养体系(31.62±1.69比9.73±2.39、15.11±2.16，42.65±1.85比19.70±1.18、24.97±2.82，63.80±2.73比37.10±1.59、43.27±2.53，53.26±1.84比27.75±3.78、33.16±3.5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12.95、10.41，18.13、9.09，14.63、9.56，10.51、8.80；均 P<0.001)。 结论:新型培养体系下建立的小肠类器官具备损伤再生特征，为研究上皮组织器官再生提供了新的体外模型。

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NEC)是早产儿胃肠外科最常见急症之一。在过去50年里，为了研究该病的病理生理学特点以及明确新治疗策略的有效性，多种多样的实验模型应运而生。目前对于NEC的病因研究主要采用肠上皮细胞和NEC动物模型，然而细胞模型无法还原患儿肠组织体内生物学特性，动物模型无法反映人体疾病的相关特性。近年来肠道干细胞标记物Lgr5+的发现，使新型肠道体外模型——肠道类器官模型得以逐渐兴起。本文将就上述NEC体内外实验模型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分析每种模型的特点与优劣势，进而帮助研究人员理解和选择与研究目的相关的NEC实验模型。

肠道类器官是指利用隐窝干细胞的增殖和自组装的特性，在体外重建出的多种小肠上皮细胞类型和类似生理结构，也被称为"微肠"。类器官研究起始于不同肠段中Lgr5阳性隐窝干细胞的发现，而小肠/结肠干细胞微环境中EGF、Wnt、BMP/TGF-β、Notch等信号通路对干细胞特性的体外维持同样起关键作用。"微肠"类器官不仅可以实现隐窝-绒毛极性结构的重建，也可以重现分化型细胞组分和上皮功能。自2009年Sato等构建起小肠类器官培养体系以来，相较于主要由遗传变异细胞所构成的常规细胞培养体系，肠道类器官展现出诸多优点，并成为胃肠道疾病研究领域的热点。此外，类器官研究通过与基因组学、材料学、工程学相结合，在各医学研究领域大放异彩。"微肠"类器官作为临床前模型已广泛应用于肠道发生、肠道转运生理、肠屏障、病原体-宿主相互作用等基础研究领域，以及囊性纤维化、感染性腹泻、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和肠道肿瘤等疾病的临床研究中。本综述主要讨论肠道类器官的构建方法及其在肠道疾病中的研究及应用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