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来，全球癌症负担持续上升，且人口呈现出老龄化、少子化、结婚率下降及离婚率上升的趋势。婚姻是最亲密和长期的社会关系之一，既往研究零散报告了其对癌症发病和死亡的影响，缺乏基于人群高质量流行病学关联研究证据的系统梳理。本文对既往婚姻状况与癌症的关联研究进行综述，以期为未来相关研究以及癌症防控提供新思路。

我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失能老人在老年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大.据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失能老人群约4000万,预计到2050年,该数量将达到7000万,日益增长的失能老年人口数量其背后的照护需求巨大.当前失能老人的照护形式包括居家、社区和机构照护三种,受基层医疗发展建设限制和传统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居家照护仍是我国失能老人的主流照护形式.但家庭因小型化、少子化等趋势其照护功能不断弱化,并逐渐走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困境;社区和机构也在同期因收费、服务等原因表现出了较多弊端,庞大的失能老年群体因长期照护需求未满足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对我国的医疗、养老和社会保障体系带来了一定冲击.当前迫切需要转变失能老人照护理念,通过整合照护以节约照护成本和社区医疗资源,通过运动干预以增强失能老人内在驱动,从而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将从国内外失能老人的整合照护、运动干预现状及世界卫生组织老年人整合照护(ICOPE)指南研究现状做文献梳理,以期为国内失能老人日益严峻的照护困境提供理论参考,为国家解决失能老人照护问题提供相关依据,同时吸引更多的学者关注和投入到此领域的研究中来,为相关领域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和进展奠定基础.

我国是从事生产劳动人数最多的国家,多数劳动者职业生涯超过其生命周期的一半.随着我国人口总数减少、少子化和老龄化的进展,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主体力量的职业人群也必然会规模缩小和老龄化.在新时期如何保持现有职业人群(尤其是中老年职业人群)的身-心-社会健康和劳动力的可持续性,让她/他们老有所为,老有所成,老有所乐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现实任务和长期任务.

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大势所趋.2019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约为2.54亿人,占总人口的18.1％,并以每年800多万的速度增加,沉重的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压力正给社会、经济及家庭带来愈来愈无法承受的负担[1].脑卒中高发于老年人群已成为我国首要死亡原因,也是导致残疾的首要原因.以康复机器人为代表的治疗技术可以辅助患者进行运动再学习,帮助患者恢复运动本能.

人口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少子化是我国当前人口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性特征,新时代人口发展战略要求我们优化生育政策,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应该突破控制生育政策取向下的生育权认知,需要全面、准确、富有包容性地界定生育权:生育权具有自然权利和道德合理性、人权和基本权利以及人格权属性,但我国并未确立生育权的基本权利地位,也未明确规定生育权是一种人格权.因此,我们对于生育的认识需要转变,即由强调人们计划生育的义务到强调对于人们生育权利的确认和保护.人们生育权的实现需要宪法、行政法等公法和民法(私法)的共同努力,而公民生育权的公法保障是关键.

通过数据对我国老龄化现状进行了分析,提出老龄化的三个明显特征:人口少子化、老龄化并存,未富先老及高龄化趋势明显.在此基础上,详细分析了老龄化对养老服务、医疗服务及养老资金的影响,并对此提出相应的对策:要完善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体系,包括推进医养结合发展,增加医养结合机构相关检测资源的投入,建设职业化、专业化的养老服务队伍;完善三级医疗服务体系,包括完善基层医疗服务内容,构建合理的双向转诊制度;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包括加快实施强制护理保险制度,完善老年人养老保障体系.

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日益加深,空巢老人、高龄老人、失能老人的数量不断增加,这意味着在居家养老过程中,老年人口对长期照护的需求将不断增加.在我国,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照料主要依靠家庭成员提供.受传统性别文化影响,在我国家庭中,照顾责任具有鲜明地性别倾向,女性往往承担更多的照顾责任.与此同时,家庭少子化、小型化和人口流动使得家庭照顾人力资源匮乏,更在无形中助推了"照顾责任女性化"现象的加剧.日复一日承担着照顾老年人责任的女性老年照顾者,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生活负担.由此,通过性别的棱镜透视女性老年照顾者面临的压力与困境,分析女性老年照顾者角色形成的原因与情境,关注不同层面能够给予女性老年照顾者的支持与帮助,从性别文化的视角对人口老龄化和妇女地位的关系问题进行再思考.

按照国际标准,辽宁1995年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伴随辽宁省严重老龄化的是超低的出生率,2000年以来,辽宁省的人口出生率始终在8‰上下徘徊,2014年更是创下近10 年的新低6. 49‰,这一水平已低于全球人口出生率最低的德国( 8. 2‰)和日本( 8. 4‰)〔1〕.严重的少子化和老龄化现象直接导致辽宁省的养老金收支平衡受到冲击并于2016年出现缺口. 用劳动人口数量与需要供养的老人数量之比表示老年供养比,由辽宁省建国以来老年供养比可知,建国初期,由于社会安定,辽宁省人口迅速增长,供养比一直处于较高水平. 1953年达到8. 78 ,此后由于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供养比出现小幅下降,1964 年下降为7. 96,1982年达到6. 87. 1973年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率降低. 1990年前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的第一代人陆续进入工作岗位,供养比开始大幅下降,1990 年下降到4. 77 ,之后持续下降,世纪之交2000年供养比为3. 92 ,2010年下降为3. 12 ,到2015 年下降至2. 23 的较低水平,如不进行改革,按照现有数据进行测算, 2020年供养比将会下降到1. 58 ,这对在职职工来说将是十分沉重的负担.

提高女性的再生育意愿、增加新生儿数量,有助于缓解我国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现状,修复被破环的人口结构,实现人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女性的再生育意愿,但女性再生育意愿还受到个人、家庭、社会经济等诸多非政策因素的影响,存在"成长上限"、"舍本逐末"和"富者愈富"等问题.解决问题的对策在于:家庭、企业和社区共同分担抚幼责任;降低二孩家庭的育儿成本,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消除女性就业歧视,保障女性就业权益.

我国老龄化的人口结构呈现出高龄化、少子化、空巢化、失能化,"四化并发"的特点,这就给老年人的照护带来了更大的困难.老年人长期照护制度已经成为继养老、医疗、失业后的又一重要社会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