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了解生育政策调整对浙江省出生缺陷人群监测地区生育情况的影响。方法:资料来源于浙江省出生缺陷人群监测系统，其监测对象为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宁波市奉化市居住≥1年的产妇。将资料分为"独生子女"（2012年1月至2013年9月）"单独二孩"（2015年1月至2016年9月）和"全面二孩"（2017年1月至2018年9月）3个时期，比较不同生育政策时期产妇年龄分布的差异，分析不同生育政策时期经产妇占比的变化趋势，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生育政策与不良围产结局的关联。结果:"独生子女""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时期产妇数分别为12 557、14 097和15 509名，后一时期分别较前一时期增长12.3%和10.0%；各时期产妇年龄 M（ P25， P75）分别为27（25，30）、28（26，31）和28（26，32）岁；各时期经产妇占比分别为19.5%、35.7%和45.8%，呈上升趋势（ P< 0.001）。"独生子女""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时期分娩量分别为12 721、14 307和15 772名。"独生子女"时期不良围产结局发生率最低（8.7%），"全面二孩"时期最高（11.1%）。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显示，调整年龄因素后，与"独生子女"时期相比，"单独二孩"和"全面二孩"时期早产［ OR （95% CI）分别为1.20（1.08~1.33）和1.08（1.02~1.13）］和出生缺陷［ OR（95% CI）分别为1.33（1.13~1.55）和1.29（1.20~1.39）］风险增加；巨大儿风险降低［ OR（95% CI）分别为0.87（0.80~0.96）和0.91（0.87~ 0.95）］，围产儿死亡风险变化无统计学意义［ OR（95% CI）分别为0.78（0.53~1.15）和0.84（0.69~1.02）］。 结论:随生育政策调整，浙江省出生缺陷人群监测地区高龄、经产妇比例增加，不良围产结局风险增加。

目的:本文欲探究“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流动人口的二孩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利用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湖北省数据，了解15~49周岁有配偶且已育一孩流动人口的二孩生育意愿，并通过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研究表明20.10%的流动人口明确计划生育二孩。性别、年龄、户口性质、教育水平、就业身份、一孩性别、家庭平均月总收入、医疗保险、本次流动原因、流动累计时间、于流入地长期居住意愿影响流动人口的二孩生育意愿。结论: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偏低，受多种因素影响。建议通过加强政策宣传，降低二孩生育抚养的经济压力，完善抚育二孩相关资源设施，以提高流动人口二孩生育意愿。

"全面二孩"政策在提高人口出生率、补充社会劳动力、延缓老龄化进程、促进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短期内出生儿童数量的迅速增加和伴随而来的出生缺陷风险必然进一步加剧儿科资源短缺。本文概述了目前儿科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改革建议，期望缓解"全面二孩"政策下儿科医疗资源供需矛盾。

“全面二孩”政策带来了高龄助孕妇女增多，许多医学问题及伦理冲突凸现，妇幼健康和优生优育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如何在遵循有利于患者及保护后代等伦理原则下帮助高龄妇女实现再生育愿望是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的问题。一次移植多枚胚胎是导致多胎妊娠的独立因素。然而目前国内尚无实施单胚胎移植的严格规定。鉴于多胎妊娠导致的一系列母婴危害，本文针对高龄女性移植胚胎数目的伦理思考进行阐述。

自二孩生育政策全面开放后，高龄产妇数量增多，同时由于辅助生殖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高危妊娠产妇的比例逐年上升，这给产科工作增加了新的挑战。高危妊娠不仅使妊娠并发症发病风险增高，同时威胁母婴生命健康。对高危孕妇进行产前筛查和孕期保健让其平稳、安全度过妊娠期及分娩期至关重要。近年来，产前筛查工作和分级诊疗制度不断完善，高危孕妇得到了更严密的监护和积极干预。同时，"互联网＋"医院的推广在产科领域也初见成效，给围产保健服务增加便利。孕产妇健康状况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还存在差异，妇幼健康服务供给能力有待提高。在降低孕产妇和围产儿病死率方面，产科工作者和孕产妇仍需同时努力，提高高危妊娠的管理水平，预防不良妊娠结局，保障母婴生命安全。

背景 自"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经产妇为主要分娩人群,高龄、慢性合并症、产科并发症、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等问题日渐突出,给产科工作者带来新的挑战.目的 基于修正版Robson分类系统对新生育政策下经产妇的剖宫产现状进行分析,为合理控制剖宫产率、提高产科医疗质量提供数据支持.方法 纳入2017—2020年在南方医科大学第十附属医院剖宫产分娩的产妇共19170例,分为初产妇组(n=5630)和经产妇组(n=13540).通过电子病历系统收集产妇信息,包括年龄、孕产次、既往分娩情况、胎方位、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产妇结局及新生儿结局等,并对两组产妇的一般资料、产妇结局及新生儿结局进行比较.采用修正版Robson分类系统,根据产科特征(产次、胎位、胎儿数量、分娩孕周)对产妇进行分类,对比两组在修正版Robson分类系统中的分布及各组占比随年度变化情况.结果 经产妇中剖宫产后再次妊娠的比例高达81.4％(11026/13540);经产妇组的年龄、孕次、产次及年龄≥35岁、妊娠合并糖尿病比例均高于初产妇组(P<0.05).修正版Robson分类在所有剖宫产产妇中,以R3类(妊娠≥37周单胎头位,至少有1次剖宫产史)为主(50.4％,9668/19170),其次为R1类(妊娠≥37周单胎头位初产,自然临产、诱导临产或临产前剖宫产)(20.8％,3993/19170);经产妇中,R3类的占比最高达71.4％(9668/13540).分析经产妇人群特征发现,2017—2020年,占比最高的R3类产妇从73.5％下降至67.1％,而R2类[妊娠≥37周单胎头位经产(无剖宫产史),自然临产、诱导临产或临产前剖宫产]、R8类[所有妊娠<37周单胎头位(包括有剖宫产史)]的占比均有所升高.经产妇组产后24 h出血量、输血比例高于初产妇组,而术后住院天数低于初产妇组(P<0.05).19170例产妇共分娩新生儿20026名例,其中初产妇分娩6077例,经产妇分娩13949例;经产妇组新生儿出生体质量、1 min Apgar评分高于初产妇组新生儿,而1 min Apgar评分≤7分、转新生儿科比例低于初产妇组新生儿(P<0.05);两组产妇剖宫产新生儿5 min Apgar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高龄和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是经产妇的突出特征.R3类的占比虽然逐年下降,但仍是剖宫产经产妇的主要人群,为降低剖宫产率,需有效控制初次分娩剖宫产,并在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推广R3类产妇经阴道试产.同时,经产妇中R2类和R8类的占比有所升高,对产科临床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

目的 调查新生育政策背景下重庆市万州区育龄女性三孩生育意愿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 2022年9-10月,采用便利抽样法,利用自行设计的问卷通过问卷星平台对重庆市万州区已生育一孩或二孩的育龄女性三孩生育意愿现状进行调查,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及两步聚类分析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 共收到问卷632份,剔除无效问卷32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4.9％.调查对象三孩生育意愿得分为(12.81± 2.83)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育龄女性年龄、婚姻状况、居住地、配偶文化程度、家庭抚养孩子模式、家庭能否提供支持及既往阴道分娩史是该地区育龄女性三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P＜0.05).两步聚类分析显示,"产科医生/助产士给予的帮助"是育龄女性选择生育三孩最重要的预测因素.结论 重庆市万州区育龄女性的三孩生育意愿现状不容乐观,需创造促使育龄女性决策生育三孩的积极因素.

目的:对我国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以来的生育政策进行文本量化分析,为完善我国生育政策提供建议.方法:检索2016 年以来发布的国家层面的生育政策文本,构建政策工具、政策包容性、政策力度三维分析框架,并对政策文本进行多维度及交叉对比分析.结果:本文共纳入45 份政策文本,命令及规制性工具、能力建设性工具、激励性工具和信息及劝诫性工具占比依次为50.90%、39.16%、9.34%和9.94%;政策文本在尊重生育理念、促进生育公平、提升社会福祉三个政策包容性类型上分别占比12.14%、20.39%、67.48%;我国生育政策力度平均得分为2.67.结论:生育政策的政策工具内部均衡性不足,激励性与信息及劝诫性工具的使用有待加强;政策包容性类型丰富但使用不均衡,需要进一步促进性别平等和生育公平;政策力度整体偏弱,且与政策主体协调性不足,应进一步深化多部门参与协作,从财政、教育、文化等多个层面落实好生育配套措施,创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目的 探讨全面二孩政策下影响孕妇产前抑郁情绪变化的危险因素及对新生儿的影响.方法 选取2018年1月—2021年1月在浙江树人大学树兰国际医学院附属树兰(杭州)医院建卡产检并进行住院分娩的300例孕妇为研究对象,根据产妇产前是否发生抑郁将产妇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231例)产妇未发生产前抑郁,观察组(69例)产妇发生产前抑郁,产前抑郁发生率为23.00％.将可能对产妇产前抑郁情绪产生影响的因素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探讨产妇发生产前抑郁的危险因素;对新生儿结局及身长、体质量等情况进行统计,比较两组间差异.结果 观察组与对照组在年龄、孕前体质量指数(BMI)、孕期、文化程度、不孕史、职业、自然受孕、家庭年收入、不良孕产史及孕期居住方式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x2=0.045、3.132、0.444、6.022、1.042、0.292、0.126、0.259、2.850、4.914,均 P＞0.05);但在意外妊娠、饮食结构、与配偶关系、孕期是否运动锻炼及孕期睡眠状态方面比较差异较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5.439、7.879、7.572、10.700、12.759,均P＜0.05).以孕妇是否发生产前抑郁为自变量,对可能影响孕妇产前抑郁的因素进行多因素分析可知:饮食结构不平衡、意外妊娠、孕期运动锻炼少、睡眠状况满意度低及孕妇与配偶关系不和谐均为孕妇发生产前抑郁的危险因素.与对照组相比较,观察组新生儿的出生身长较小,出生体质量较低,但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244、-1.759,均P＞0.05).对两组新生儿结局进行比较,观察组在新生儿窒息、低血糖、早产儿及低体质量新生儿方面发生率均比对照组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x2=10.551、16.770、11.460、5.890,均P＜0.05).结论 饮食结构不平衡、意外妊娠、孕期运动锻炼少、睡眠状况满意度低及孕妇与配偶关系不和谐均为全面二孩政策下孕妇发生产前抑郁的危险因素;孕妇发生产前抑郁会影响新生儿结局,增加新生儿发生窒息、低血糖、早产及低体质量的风险,要及时纾解产妇不良情绪,避免产前抑郁的发生.

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至此我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与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相比,2016-2020年我国每年将新增新生儿230～430万左右[1].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儿童医疗需求势必增加,本就捉襟见肘的儿科医生资源将更显紧张.儿科医生紧缺问题受到国家和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加快培养全科医生、儿科医生”被写入了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目前我国0～14岁儿童总人数约2.3亿,儿科执业(助理)医师11.28万人,每千名0～14岁儿童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为0.53人,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儿科执业(助理)医师存在较大缺口.美国平均每千名儿童拥有1.46位儿科医师,按此标准我国儿科执业(助理)医师缺口超过20万[2-3].“全面二孩”政策后,儿童医疗服务的供需矛盾将更加凸显,儿科医生紧缺问题将更加突出.本文将探讨在“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儿科医生紧缺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