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腹主动脉瘤的腔内修复已经开展20余年，目前已经逐渐成为胸腹主动脉瘤的首选治疗方案。腔内修复术后脊髓缺血是术后的严重并发症之一。主动脉覆盖长度、脊髓侧支循环系统受损、肾功能不全、围手术期低血压等是术后发生脊髓缺血的危险因素。术中进行运动诱发电位监测，围手术期维持适度高血压，对高危患者进行积极的左锁骨下动脉重建，术中及术后针对高危患者进行脑脊液引流，积极的围手术期药物治疗是目前临床上用于监测、预防和治疗术后脊髓缺血的主要措施。

目的:探讨儿童气管狭窄的常见类型、手术方式及效果。方法:回顾2017年12月至2020年8月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气管狭窄行外科治疗的23例患儿，其中男14例，女9例，手术时年龄2~23个月，平均(8.9±5.8)个月；体质量4.2~10.5 kg，平均(6.4±2.3)kg。气管狭窄包括完全性气管环9例，气管软化10例，声门下膜状环形增生4例。合并先天性心脏病类型包括肺动脉吊带10例，法洛四联症1例，室间隔缺损5例，肺动脉闭锁1例，右主动脉弓伴迷走左锁骨下动脉1例。手术方法包括Slide气管成形术9例，气管外支架悬吊术8例，气管内支架置入术2例，气管插管扩张术4例。术后1、3、6及12个月进行随访，行CT气管重建和纤维支气管镜检查。结果:本组共1例死亡，死亡比例4.3%，为Slide气管成形术术后反复肉芽组织增生所致。再手术1例，为气管内支架取出后3个月，因心脏增大再次压迫左主支气管，再次行气管内支架置入术。随访1~24个月，所有患儿临床症状消失，复查CT及纤维支气管镜结果满意。结论:完全性气管环采用Slide气管成形术，疗效满意；3D打印生物可吸收外支架有望成为治疗气管软化的首选方法。

目的:探讨主动脉弓去分支杂交技术治疗60岁以上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的近中期疗效。方法:分析2018年1月至2020年12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并行手术治疗的60岁以上急性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共89例，其中男32例，女57例，其中行杂交手术患者41例，行孙氏手术患者48例，比较两组患者结果。结果:去分支杂交手术组手术时间[(5.87±1.77) h比(8.31±1.67) h ]以及体外循环时间[(114.31±23.45) min比(257.66±54.63) min]显著低于孙氏手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5.830、19.510， P<0.05)；去分支杂交手术组术后肾功能不全发生率[7.3%(3/41)]显著低于孙氏手术组[29.2%(14/4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832， P<0.05);去分支杂交手术组术后严重肺部感染发生率[4.9%(2/41)]显著低于孙氏手术组[22.9%(11/4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769， P<0.05)；去分支杂交手术组左侧锁骨下动脉重建率[100%(41/41)]显著高于孙氏手术组[68.8%(33/4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7.823， P<0.05)。两组患者住院期间死亡率[14.6%(6/41)比22.9%(9/48)]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267， P>0.05)。两组患者其他术后早期并发症如二次开胸、肝功能不全、内漏、CRRT、脑梗、截瘫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653、0.827、2.395、2.238、0.717、0.530， P>0.05)。K-M生存分析显示，杂交手术组与孙氏手术组在早-中期生存率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去分支杂交手术治疗60岁以上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患者疗效显著，并发症少，左锁骨下动脉重建成功率高。

目的:探讨象鼻支架开窗＋覆膜分支支架植入重建左锁骨下动脉技术在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外科手术中的应用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至2021年12月在荆州市中心医院因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行孙氏手术治疗的55例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左锁骨下动脉不同的手术处理方式分为A组(26例)和B组(29例)。A组患者行标准孙氏手术(升主动脉、全主动脉弓置换＋象鼻支架植入术)；B组患者行改良孙氏手术并象鼻支架开窗＋覆膜分支支架植入重建左锁骨下动脉。比较两组患者手术相关指标(主动脉阻断时间、体外循环时间及深低温停循环时间)、机械通气时间、术后引流量、住院时间及喉返神经损伤、乳糜胸、肾功能损伤、肺部感染、截瘫发生率。结果:B组患者术中主动脉阻断时间、体外循环时间及深低温停循环时间均短于A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B组机械通气时间、术后引流量及住院时间均少于A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B组患者术后喉返神经损伤及乳糜胸发生率显著低于A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患者术后肾功能损伤、肺部感染及截瘫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在Stanford A型主动脉夹层全弓替换术中，采用象鼻支架开窗＋覆膜分支支架植入重建左锁骨下动脉技术简化了手术操作流程，降低胸导管、喉返神经损伤及内漏发生风险，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患者，女，40岁，因"双眼复视2周"于2020年12月21日至嘉兴市中医医院眼科就诊。患者1个月前骑电瓶车摔伤，左肩部着地受伤，未伤及头面部，就诊于外院，诊断为：左侧锁骨断裂，予以左侧锁骨整复手术。查体：一般情况可。眼科检查：裸眼视力（UCVA）右眼0.6，左眼0.4，双眼矫正视力均为1.0。眼压右眼28.8 mmHg（1 mmHg=0.133 kPa），左眼18.4 mmHg。眼球突出度：右眼19 mm，左眼12 mm，眶距104 mm。右眶部可闻及吹风样杂音，压迫颈动脉杂音消失。右眼上睑下垂，球结膜充血水肿+++，血管扩张迂曲。根据判定标准 [1]：以角膜映光点为参照，对眼球运动障碍采用五级分度法：0代表运动不受限，-1为轻度受限（眼球运动度30°~35°），-2为中度受限（20°~25°），-3为重度受限（10°~15°），-4为完全受限（小于5°）。本例患者眼球运动为外转，内转完全受限（-4），上转、下转中度受限（见图1A），瞳孔散大5.0 mm，直接、间接对光反射迟钝，眼底见视乳头边界清，色淡红，C/D≈0.4，未见静脉搏动，黄斑部中心凹反光可见，视网膜动静脉比1：2。眼眶CT检查示右侧眼上静脉增粗（见图2A）。诊断：右侧颈动脉海绵窦瘘，右眼继发性青光眼。转神经内科后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术（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DSA） （见图3A）和颈内动脉3D重建检查（见图3B），明确诊断为外伤性颈内动脉海绵窦瘘。遂行介入手术治疗，术后1 d患者诉双眼复视现象消失。眼科检查：UCVA右眼0.6，左眼0.4，双眼矫正视力均为1.0。眼压右眼19 mmHg，左眼18 mmHg。眼球突出度：右眼13 mm，左眼12 mm，眶距105 mm。右眼眼球转动好转，其中上转、外转、下转无明显受限，内转轻度受限，上睑下垂好转，球结膜充血消失，瞳孔圆约4 mm，直接、间接对光反射可，眼底视盘界清、色淡红，黄斑中心凹反光可见。眼眶CT示眼上静脉直径较术前明显减小（见图2B）。术后3、6个月复查，患者无复视症状，眼球转动稍好转，但未完全恢复。术后1年复查，眼科检查示眼球各方向运动无受限（见图1B）。

患者男，48岁，因"慢性肾衰竭行血液透析5年，左上肢肿胀伴透析时心悸、恶心、呕吐不适1周"就诊，为进一步诊治于2022年3月4日以"慢性肾衰竭维持透析，左前臂桡动脉－头静脉内瘘并发肿胀手综合征"收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肾内科。既往病史：高血压病史12年，规律服用降压药，平时血压维持在140~150/80~90 mmHg(1 mmHg＝0.133 kPa)，近期血压波动，间断高达170~180/100 mmHg。3年前曾患"脑出血"，遗留右上肢肌力减弱后遗症，偶有癫痫发作。体格检查：意识清，精神可，言语迟钝，反应慢；双侧瞳孔等大等圆，对光反射存在；左上肢及颜面部肿胀发紫，左侧颈静脉怒张，左前胸壁静脉曲张；左前臂动静脉内瘘处可触及震颤，可闻及血管杂音；右侧肢体肌力Ⅳ级，余肢体肌力Ⅴ级。行影像学检查。①颈静脉及上肢血管超声检查：左侧颈内静脉(internal jugular vein，IJV)扩张，IJV血流持续反向，锁骨下静脉(subclavian vein，SCV)血流部分汇入头臂静脉，部分经IJV瓣膜口逆流达IJV远心段，SCV及IJV均呈动脉化血流频谱，IJV瓣口处峰流速120 cm/s；左侧桡动脉－头静脉内瘘吻合口宽5.1 mm，肱动脉流量约3 500 ml/min，桡动脉远心端血流逆向汇入内瘘(图1)；②心脏超声心动图检查显示升主动脉增宽，左、右心房增大；③中心静脉计算机断层扫描静脉造影(computed tomography venography，CTV)：左侧头臂静脉汇入上腔静脉处狭窄(图2)；④头部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及磁共振血管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MRA)：左侧外囊软化灶伴含铁血黄素沉积，左侧大脑脚华勒变性；时间飞跃法MRA(time of flight MRA，TOF-MRA)示左侧海绵窦、岩下窦、横窦、乙状窦显影，呈动静脉瘘样血流(图3)。诊断明确后分别予以左头臂静脉裸支架植入术及左SCV覆膜支架植入术，左前臂人造血管桡动脉－头静脉内瘘重建术(图4)。术后1周内患者上肢肿胀逐渐恢复正常，透析时头痛等不适症状消失，超声复查显示内瘘流量下降至1 500 ml/min左右，IJV反流停止，血流呈淤滞状态。术后半年超声复查，IJV反流又复发同术前，不伴明显不适症状。

回顾性分析2020年7至11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系统Lifestream 球囊扩张式覆膜支架应用于治疗血管疾病的9例病例，年龄39~80（64.3±12.7）岁，均为男性。共应用10枚Lifestream球囊扩张式覆膜支架，4枚应用于4例髂动脉硬化闭塞性病变，1枚应用于腹主动脉夹层动脉瘤腔内修复过程中髂支补救性重建；5枚应用于4例胸、腹主动脉患者腔内修复中内脏及弓上分支动脉重建，其中植入于肾动脉3枚、2枚分别作为烟囱支架用于左锁骨下动脉和左侧颈总动脉重建。4例髂动脉硬化闭塞性病变中，完全覆盖病变，无明显残余狭窄。1例腹主动脉夹层动脉瘤髂支压迫，经植入Lifestream后完全纠正。4例主动脉病例中，均完成分支动脉重建，其中1例主动脉弓假性动脉瘤腔内修复术中应用者（烟囱）出现少量Ⅰ型内漏，随访1个月后内漏消失。应用Lifestream总体技术成功率及手术成功率为100%，围手术期无心肌梗死、脑梗死、死亡等重大并发症发生；中位随访时间10个月，所有靶血管通畅，无支架移位、断裂、支架内狭窄等支架相关并发症发生。本研究显示Lifestream球囊扩张式覆膜支架适用于多种血管疾病，是安全和有效的。

患者男，42岁，因“突发背部及腹部疼痛不适9 h”入院。CTA示：B型主动脉夹层（图1）。1周后在全身麻醉下行胸主动脉覆膜支架腔内隔绝术。沿左侧股动脉入路送入猪尾导管，沿途逐段造影明确位于真腔，将猪尾导管送至升主动脉（图2A），交换8F长鞘至主动脉弓部。沿长鞘送入抓捕器捕获左侧肱动脉泥鳅导丝经左股动脉鞘管引出建立导丝轨道，沿长鞘送入超硬导丝至升主动脉。沿左侧股动脉入路导入单内嵌分支覆膜支架（34-28-200 mm），紧贴左颈总动脉远心端释放，完全释放后回撤输送系统至支架下端。此时DSA透视下见支架逐渐向远端移动（图2B），支架下端移位至第一腰椎水平后支架固定。左侧肱动脉入路引入导管造影示：支架内血流淤滞，支架远端不显影，考虑术中主动脉内膜脱套堆积于支架下端，堵塞腹主动脉及内脏动脉（图2C）。与家属沟通后决定中转开腹，采用腹部正中切口，腹腔探查见肠管及肝脏颜色暗淡。将小肠推向右侧，打开后腹膜，显露腹主动脉，离断左肾静脉，游离肠系膜上动脉及双肾动脉，分别套带控制。将肾动脉上方、下方腹主动脉套带控制，阻断腹主动脉及双侧肾动脉后，于腹主动脉前壁纵行切口约5 cm，可见内膜堆积，近端内膜向远心端折返，将内膜小心剥离，6-0滑线固定远心端内膜，4-0滑线缝合腹主动脉前壁切口，开放腹主动脉及双侧肾动脉，见腹主动脉及双侧肾动脉搏动良好。检查剥脱内膜长度约20 cm，其上可见腹腔干、肠系膜上动脉及双肾动脉开口（图2D）。沿左肱动脉入路引入导管至支架内造影，可见：支架内及腹主动脉血流通畅，腹腔干未见显影，肠系膜上动脉显影，但支架下端覆盖肠系膜上动脉开口，双侧肾动脉显影良好。于小肠系膜游离显露肠系膜上动脉，直视下逆行穿刺肠系膜上动脉，置入鞘管，将导丝沿鞘管送至腹主动脉建立通路，沿导丝送入8 mm×80 mm自膨式裸支架，精确定位后于肠系膜上动脉开口处释放。再次造影见：腹腔干、肠系膜上动脉及双肾动脉显影良好。重建左肾静脉。术后给予禁饮食、抗感染、抗凝、补液等治疗，患者康复出院。术后6个月复查CTA：主动脉及支架内血流通畅，锁骨下动脉远心端残留少量内膜组织，腹腔干、肠系膜上动脉及双肾动脉显影良好。

当主动脉壁结构破损、管壁变薄，在管腔内高压血流冲击下，局部向外膨胀扩张并达到正常主动脉直径的1.5倍以上时定义为主动脉瘤。胸腹主动脉瘤指从左锁骨下动脉以远至髂动脉分叉之间的主动脉瘤。由于胸腹主动脉瘤累及范围广，涉及几乎全身所有内脏器官，手术无法避免会导致器官缺血，且手术切口、手术范围毗邻关系复杂，手术时间长，术后全身系统均可能出现并发症，全胸腹主动脉置换术一直是主动脉外科中的难点。近年来手术推广、麻醉管理、体外循环技术、术后监护水平、抗凝血药物甚至人工材料的改进，显著提高了全胸腹主动脉置换术的安全性。本共识详细描述技术难点，包括胸降主动脉及腹主动脉的显露、腹腔脏器血管重建等细节。

56岁女性患者，突发胸背部撕裂样疼痛8 h。主动脉CTA示夹层破口位于主动脉弓大弯侧，距左锁骨下动脉约8 mm。左侧椎动脉异位起源于左锁骨下动脉和左颈总动脉间之主动脉弓。利用Castor分支型支架通过预开窗成功隔绝主动脉夹层破口，重建左锁骨下动脉和左侧椎动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