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研究肠道异常代谢产物通过肝肠轴如何影响中性粒细胞胞外陷阱发生,并加剧急性肝衰竭进展.方法 对乙酰氨基酚诱导小鼠急性肝衰竭(acute liver failure,ALF)模型,以明确疾病状态与肝内中性粒细胞浸润及与中性粒细胞胞外捕获网(neutrophil extracellular traps,NETs)的内在关联.非靶向代谢组学系统分析肠道黏膜中代谢产物的异同,识别促发肝脏NETs的关键代谢物.在此基础上,利用抗体芯片探讨ALF进展中细胞因子与NETs的可能联系,最终聚焦并通过流式细胞及免疫荧光等方法,阐明NETs调控巨噬细胞极化及炎症因子介导的促疾病进展效应.结果 对乙酰氨基酚诱导ALF小鼠模型肝脏内有大量中性粒细胞浸润及NETs的形成.肠黏膜代谢产物的分析显示,LTD4含量显著上升,破坏了肠黏膜的屏障功能.导致内毒素和LTD4向肝脏的转移,促进NETs的形成.对肝脏细胞因子的分析表明,NETs可通过调节巨噬细胞的M1型极化,介导促炎因子的进一步释放.结论 ALF发生时,肝脏内浸润的大量中性粒细胞会被肠道中异位到肝脏的异常代谢产物刺激从而形成NETs,形成的NETs可以调节巨噬细胞的分化,进一步加剧ALF中的炎症效应.

巨噬细胞是体内固有免疫系统的主要成员之一，以固定细胞或游离细胞的形式对细胞残片及病原体进行吞噬以及消化，并激活淋巴细胞及其他免疫细胞，对病原体作出反应。另外，巨噬细胞也能像中性粒细胞一样，通过一种由颗粒蛋白和DNA构成的称作巨噬细胞胞外陷阱(METs)的结构来捕获病原体。本文就METs的结构、产生及其在炎症和相关疾病中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目的:研究中性粒细胞密度对单钠尿酸盐（MSU）晶体诱导中性粒细胞产生炎症反应的影响，初步探讨三磷酸腺苷的参与机制。方法:制备MSU晶体，分离健康人外周血中性粒细胞，分别采用MSU晶体刺激不同密度中性粒细胞（5×10 6/ml为低细胞密度，20×10 6/ml为中细胞密度，100×10 6/ml为高细胞密度）后，流式细胞仪检测刺激后细胞荧光强度及活性氧产生，偏振光显微镜观察MSU晶体分布，免疫荧光检测中性粒细胞胞外陷阱（NETs）的形成，流式微球检测上清中白细胞介素（IL）-1β、肿瘤坏死因子（TNF）α、IL-8、干扰素诱导蛋白（IP）-10、巨噬细胞炎症蛋白（MIP）-1、干扰素γ诱导单核细胞因子（MIG）、MIP-1α、MIP-1β水平。 结果:（1）低细胞密度下，经MSU晶体干预后，中性粒细胞后侧向散射角（SSC）值为170±19；中细胞密度为128±13；高细胞密度为93±9，较低细胞密度显著降低（ P<0.05）。（2）与低细胞密度比，高细胞密度下经MSU晶体干预后中性粒细胞的荧光强度显著降低（1.8±0.2比6.2±0.7， P<0.05）；而使用氧化三磷酸腺苷和MSU晶体干预后，中性粒细胞的荧光强度较单纯MSU晶体干预明显增加（低细胞密度为7.5±0.3，中细胞密度为4.6±0.2，高细胞密度为3.4±0.5， P<0.05）。（3）经MSU晶体刺激后，加入活性氧荧光探针的中性粒细胞活性氧产生增多，且随着中性粒细胞密度增加，活性氧产生明显增加（荧光强度0.85±0.32比2.49±0.78比4.54±1.0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而加入氧化三磷酸腺苷干预后中性粒细胞活性氧产生显著降低。（4）MSU晶体刺激中性粒细胞后诱导中性粒细胞胞外陷阱形成，高细胞密度下中性粒细胞胞外陷阱形成较多，进而促进MSU晶体聚集，氧化三磷酸腺苷可减少MSU晶体干预后中性粒细胞胞外陷阱形成。（5）高细胞密度下，中性粒细胞经MSU晶体刺激后上清中IL-1β、TNFα、IL-8、MIP-1、MIG、MIP-1α、MIP-1β水平均显著低于中细胞密度（ P<0.05）。 结论:MSU晶体刺激中性粒细胞后，对其生物学功能的影响呈细胞密度依赖性，三磷酸腺苷可能在上述过程中发挥作用。

目的:采用串联质谱标签（TMT）联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LC-MS/MS）筛选免疫介导性脱髓鞘疾病诊断与鉴别诊断的潜在生物标志物。方法:选择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2020年1月至2021年1月收治的20例脱髓鞘疾病患者（脱髓鞘组），包括10例吉兰-巴雷综合征（GBS）患者（GBS亚组）与10例多发性硬化（MS）患者（MS亚组）。以及10例神经系统非炎性疾病（NND）患者（NND组），通过TMT蛋白质组学技术筛选出脱髓鞘组与NND组、GBS亚组与MS亚组间具有表达差异的蛋白质（差异倍数>2或<0.5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借助String数据库对组间差异蛋白质所参与的通路进行基因本体（GO）富集分析和京都基因和基因组百科全书（KEGG）富集分析。另选择同期就诊的80例脱髓鞘疾病患者（脱髓鞘病验证组）以及40名健康体检者（健康对照组）用于血脂一般指标的回顾性分析，脱髓鞘病验证组包括40例GBS患者（GBS验证组）及40例MS患者（MS验证组）。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价血脂一般指标对脱髓鞘病诊断及GBS与MS间鉴别诊断的价值。结果:经TMT蛋白质组学技术检测出362种蛋白质，脱髓鞘组与NND组比较共有101个差异蛋白，GBS亚组与MS亚组比较共有45个差异蛋白。GO富集分析结果显示，脱髓鞘组与NND组相比，富集度前5条通路为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及受体复合物、胆固醇输入负调控、极低密度脂蛋白颗粒清除负调控、含甘油三酯丰富的脂蛋白颗粒重构、胆固醇逆向转运。GBS亚组与MS组相比，富集度前5条通路为高密度脂蛋白颗粒受体结合、极低密度脂蛋白颗粒重塑负调控、胆固醇输入负调控、极低密度脂蛋白颗粒清除负调控、中等密度脂蛋白颗粒。KEGG富集分析显示，脱髓鞘组与NND组的差异蛋白富集到8条通路，为磷脂酰肌醇3激酶-蛋白激酶B信号通路、补体和凝固级联反应、细胞外基质及其受体交互、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胆固醇代谢、Ras信号通路、吞噬体、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信号通路。GBS亚组与MS亚组的差异蛋白富集到9条通路，为胆固醇代谢、补体和凝固级联反应、血小板激活、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信号通路、维生素消化吸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脂肪消化吸收、轴突引导、中性粒细胞胞外陷阱形成通路。脱髓鞘病验证组与健康对照组比较，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及载脂蛋白（apo）B水平较高（ P均<0.01），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及apoA1水平较低（ P均<0.01）。GBS验证组与MS验证组比较，LDL-C及apoB水平较高，HDL-C及apoA1水平较低（ P均<0.05）。TG、TC、HDL-C、LDL-C、apoA1与apoB单独及联合检测对免疫介导性脱髓鞘病诊断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46、0.643、0.798、0.703、0.806、0.708和0.868。HDL-C、apoA1、LDL-C及apoB单独及联合检测对与GBS与MS鉴别诊断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692、0.653、0.632、0.695和0.718。 结论:免疫介导性脱髓鞘疾病患者与NND、GBS与MS患者脑脊液蛋白质组学存在差异，且差异蛋白主要存在于血脂代谢相关通路，血脂相关指标或可作为今后免疫介导性脱髓鞘疾病诊断及鉴别诊断的生物标志物。

Beh?et病（BD）是一种多系统血管炎，病情交替反复发作缓解为主要特征，涉及生殖器、口腔、眼、皮肤和关节等器官。核因子（NF）-κB信号通路在BD发展中有重要作用。蛋白学研究发现，BD患者中NF-κB通路活化标志为血浆CD40配体高表达，其通过刺激中性粒细胞释放活性氧和细胞外陷阱来促进炎症。细胞学研究发现，BD患者巨噬细胞通过NF-κB通路极化为经典活化巨噬细胞型，加剧炎症。活化NF-κB与T细胞抗凋亡蛋白表达相关，延长炎症状态。微生物学研究发现，BD患者肠道菌群减少导致肠道屏障受损，NF-κB通路参与中性粒细胞和辅助性T细胞（Th）1/Th17细胞功能调控，加剧炎症。基因学研究发现，BD患者免疫调节基因多态性，通过NF-κB通路促发炎症。BD患者NF-κB相关基因突变增加风险，A20内源性抑制剂突变导致NF-κB异常活跃，维持炎症。动物实验和体外细胞实验证实，NF-κB抑制剂减轻炎症，靶向NF-κB信号通路上游炎症因子药物在BD患者疗效良好。NF-κB信号通路在BD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研发NF-κB抑制剂可能成为治疗BD的新途径。未来仍需进一步研究NF-κB在BD发病机制中的详细作用及其在临床治疗中的应用前景。

环磷酸鸟苷-腺苷酸合成酶-干扰素基因刺激因子(cyclic GMP-AMP synthase-stimulator of interferon gene，cGAS-STING)信号通路作为固有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胞质DNA识别的主要途径，cGAS可由多种胞质双链DNA触发，成为连接自身免疫、无菌炎症反应和细胞衰老的重要桥梁。近年来，cGAS-STING通路在自身免疫性疾病中越来越受到关注。在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中，中性粒细胞胞外陷阱(neutrophil extracellular traps, NETs)通过cGAS-STING通路引发Ⅰ型干扰素反应、加速抗瓜氨酸化蛋白抗体(anti-citrullinated peptide antibody, ACPA)产生；此外，cGAS-STING通路还通过促进成纤维细胞样滑膜细胞增殖活化、M1型巨噬细胞极化参与滑膜炎及骨破坏，参与RA的发生发展。抑制cGAS-STING通路或其下游信号通路可以减少RA的滑膜炎症，cGAS-STING通路可能是RA的潜在治疗靶点。

支气管哮喘是一种慢性肺部疾病,由血浆外渗和炎性细胞(如嗜酸性粒细胞、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和肥大细胞)内流引起的慢性气道炎症所致,支气管哮喘通常被定义为可逆性气道阻塞,但它可以演变为不可逆的肺功能损害[1-2] .

Beh?et病(BD)是一种多系统血管炎,病情交替反复发作缓解为主要特征,涉及生殖器、口腔、眼、皮肤和关节等器官.核因子(NF)-κB信号通路在BD发展中有重要作用.蛋白学研究发现,BD患者中NF-κB通路活化标志为血浆CD40配体高表达,其通过刺激中性粒细胞释放活性氧和细胞外陷阱来促进炎症.细胞学研究发现,BD患者巨噬细胞通过NF-κB通路极化为经典活化巨噬细胞型,加剧炎症.活化NF-κB与T细胞抗凋亡蛋白表达相关,延长炎症状态.微生物学研究发现,BD患者肠道菌群减少导致肠道屏障受损,NF-κB通路参与中性粒细胞和辅助性T细胞(Th)1/Th17细胞功能调控,加剧炎症.基因学研究发现,BD患者免疫调节基因多态性,通过NF-κB通路促发炎症.BD患者NF-κB相关基因突变增加风险,A20内源性抑制剂突变导致NF-κB异常活跃,维持炎症.动物实验和体外细胞实验证实,NF-κB抑制剂减轻炎症,靶向NF-κB信号通路上游炎症因子药物在BD患者疗效良好.NF-κB信号通路在BD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研发NF-κB抑制剂可能成为治疗BD的新途径.未来仍需进一步研究NF-κB在BD发病机制中的详细作用及其在临床治疗中的应用前景.

正常创面愈合包括炎症、增殖和重塑三个阶段,是一个需要多种细胞共同参与的生理过程.创面形成后,巨噬细胞迁移到损伤部位,通过吞噬和分泌炎症因子,发挥抗菌和清除坏死组织的作用,并促进血管新生和炎症消退[1].创面愈合初期,角质形成细胞通过分泌白细胞介素8招募中性粒细胞到损伤部位参与炎症反应,随后通过增殖迁移完成创面的再上皮化[2].正常生理状态下,内皮细胞可发生间充质转化,分泌胶原蛋白,促进伤口组织重构和纤维化,而过度的内皮间充质转化会导致纤维成分过分集聚,产生局部硬化[3-4].

目的 探究中性粒细胞胞外陷阱(NETs)、炎性蛋白水平对全膝关节置换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DVT)的预测价值.方法 选取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全膝关节置换术病人110例,根据是否伴有DVT分为观察组36例(DVT病人)及对照组74例(无DVT病人).比较两组术前、术后1 d、术后3 d血清NETs(吸光度)、炎性蛋白[C反应蛋白(CRP)、巨噬细胞炎性蛋白1α(MIP-1α)]水平,logistic回归分析全膝关节置换术后下肢DVT的影响因素,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血清NETs、CRP、MIP-1α对下肢DVT的预测价值.结果 两组年龄、体质量指数(BMI)、合并内科疾病比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术后1 d、术后3 d血清NETs[(0.52±0.16)、(0.26±0.08)]、CRP[(35.27±11.74)mg/L、(19.64±6.55)mg/L]、MIP-1α[(38.09±12.68)ng/L、(21.07±7.02)ng/L]水平高于对照组[(0.38±0.13)、(0.37±0.13)]、[(25.28±8.42)mg/L、(13.16±4.37)mg/L]、[(26.63±8.84)ng/L、(15.22±5.10)ng/L],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年龄、合并内科疾病、BMI、术后3 d血清NETs、CRP、MIP-1α水平是全膝关节置换术后下肢DVT的重要影响因素(P<0.05);各指标预测术后下肢DVT的ROC曲线结果显示,术后3 d血清CRP预测下肢DVT的灵敏度最高(0.833),而术后3 d联合检测预测下肢DVT的特异度、准确度、约登指数和AUC值最高,分别为0.784、0.791、0.590、0.883.结论 NETs、CRP、MIP-1α在全膝关节置换术后DVT病人中呈高表达,与DVT发生显著相关,并对DVT发生具有一定的预测价值,尤其是三者联合检测具有更高的预测效能,靶向NETs、CRP、MIP-1α可能为防治DVT提供了一个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