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CC趋化因子ligand-5(CCL5)促进在肝脏缺血再灌注损伤早期巨噬细胞浸润的机制。方法:使用成年雄性C57BL/6野生型和CCL5缺陷小鼠进行实验，随机分为4组：假手术组(假手术组小鼠经历缺血灌注模型方案，但没有进行血管闭塞， n＝10)；缺血再灌注模型组(用异氟烷麻醉小鼠，进行中线剖腹手术，并将一个无创伤夹子放置在静脉门、肝动脉和胆管上，以中断左侧外侧叶和中叶的血液供应，在部分肝脏缺血60 min后，移除夹子以开始再灌注， n＝10)；CCL5拮抗剂＋模型组[在即将开始再灌注之前，CCL5拮抗剂＋模型组接受单次推注静脉注射趋化因子受体5(CCR5)受体拮抗剂马拉维诺， n＝10]；CCL5缺陷组(CCL5缺陷小鼠， n＝10)；通过收集小鼠血液用VTROS DT60 Ⅱ化学系统检测谷丙转氨酶(ALT)含量及髓过氧化物酶(MPO)活性；通过实时定量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qPCR)检测ALT mRNA及MPO mRNA的表达；通过流式细胞术检测巨噬细胞的数量；通过组织学和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巨噬细胞对肺部的浸润情况；通过蛋白质免疫印迹检相关炎性因子的蛋白表达。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的统计学差异。 结果:与假手术组比较缺血再灌注模型组中ALT含量[(521.36±20.65)比( 4126.55±326.68)， F＝16.237， P<0.05]及MPO[(1.78±0.54)比(7.66±2.34)， F＝14.211， P<0.05]活性升高，CCL5拮抗剂＋模型组较缺血再灌注模型组降低(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前1～3 h缺血再灌注模型组与CCL5缺陷组中CD45 ＋数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在第24小时缺血再灌注模型组较CCL5缺陷组CD45 ＋的数量升高[(2.91±0.23)比(1.65±0.17)， F＝16.311， P<0.05]。再灌注后1、2、8和24h中，发现缺血再灌注模型组CD68 ＋细胞数量较假手术组高[(94.62±8.55)比(23.68±3.11)， F＝16.352，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在缺血再灌注早期CCL5缺陷组中较缺血再灌注模型组降低[(76.38±6.77)比(94.62±8.55)， F＝16.352，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与与假手术组比较，缺血再灌注模型肿瘤坏死因子(TNF)-α[(1.12±0.23)比(3.24±0.42)， F＝11.352， P<0.05] 、白细胞介素(IL)-1β[(1.03±0.08)比(2.87±0.35)， F＝12.452， P<0.05] 、IL-6[(0.95±0.02)比(2.58±0.21)， F＝15.652， P<0.05]的蛋白表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CCL5拮抗剂＋模型组较缺血再灌注模型组TNF-α[(3.24±0.42)比(1.35±0.14)， F＝14.252， P<0.05]、IL-1β[(2.87±0.35)比(1.22±0.15)， F＝13.723， P<0.05]、IL-6[(2.58±0.21)比(1.35±0.26)， F＝14.312， P<0.05]的蛋白表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CCL5促进早期肝脏缺血再灌注期间循环巨噬细胞对肝脏的浸润，并介导随后的促炎症损伤。

目的:探讨腹腔镜胆囊切除术(LC)中经胆囊注射吲哚菁绿在治疗胆囊结石合并肝硬化患者的可行性及疗效。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2018年1月—2022年5月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常州第二人民医院肝胆胰外科因胆囊结石伴胆囊炎发作行LC的96例肝硬化患者的临床资料。术前所有患者均经临床病史及辅助检查等确诊并按照组别进行胆囊切除，根据是否使用吲哚菁绿将其分为荧光组( n＝49)和白光组( n＝47)，其中荧光组术中直接经胆囊注射吲哚菁绿后在荧光模式下行LC，白光组为在白光模式下行常规LC。比较两组识别三管时间、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中损伤、中转开腹及输血情况、术后引流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术后并发症及手术前后感染及肝功能指标的变化情况。服从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服从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 M( Q1， Q3)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 结果:两组均成功实施手术，荧光组识别三管时间、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引流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术后丙氨酸氨基转移酶、术后谷氨酰转肽酶、术后总胆红素分别为(14.96±1.49) min、(52.14±7.36) min、5(5，10) mL、(1.61±0.61) d、(2.37±0.49) d、31.5(22.0，44.8) U/L、38.0(21.0，91.5) U/L、18.0(11.5，22.8) μmol/L，白光组分别为(29.87±3.37) min、(84.36±13.25) min、10(10，20) mL、(2.70±0.69) d、(3.15±0.42) d、45.0(28.0，64.8) U/L、73.0(32.0，132.0) U/L、23.0(16.1，29.3) μmol/L，两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荧光组无术中损伤及中转开腹例数、有2例术后并发症，白光组有2例术中损伤、1例中转开腹例数、5例术后并发症，两组均无输血例数，两组以上指标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荧光组和白光组术前实验室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荧光组和白光组术后第一次白细胞计数、C反应蛋白、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碱性磷酸酶等肝功能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症状性胆囊结石合并肝硬化患者行LC时，术中经胆囊注射吲哚菁绿显影胆囊及胆管结构简单易行，在安全高效解剖肝外胆管及胆囊床的同时加快手术进度，减少术后创伤，且能避免吲哚菁绿经肝脏代谢的劣势，该技术具有较好的临床实用价值。

解剖性后上肝段切除术一直是腹腔镜肝切除术中难度较大的手术方式，如何准确判断肝段之间的界面，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流域解剖性肝切除术是精准肝脏外科时代的新要求。门静脉穿刺荧光正染技术能有效解决此问题，其在解剖性后上肝段切除术中具有一系列优点，但同时也具有技术要求。吲哚菁绿荧光染色能够直观显示肝段流域的立体范围，是一种更精准的导航模式，有助于肝脏外科医师对后上肝段范围的识别，从而更加安全、规范地开展手术。笔者查阅相关研究，结合临床实践，探讨腹腔镜下穿刺正染技术在解剖性后上肝段切除术中的应用价值。

目的:探讨Maresin 1（MaR1）在肝缺血再灌注损伤（HIRI）中的作用。方法:建立HIRI模型，随机分为假手术组（Sham组）、缺血再灌注组（IR组）、MaR1缺血再灌注组（MaR1+IR组）。在麻醉前0.5 h尾静脉注射MaR1 80 ng/只，打开腹腔夹闭左、中肝叶动脉和门静脉，缺血1h后恢复供血，再灌注6 h后处死小鼠收集血液、肝组织，Sham组仅打开、关闭腹腔。RAW267.4巨噬细胞在缺氧前0.5 h给予MaR1 50 ng/ml，行缺氧8 h复氧2 h，分为对照组（Con组）、缺氧复氧组（HR组）、MaR1缺氧复氧组（MaR1+HR组）、Z-DEVD-FMK缺氧复氧组（HR+Z组）、MaR1+Z-DEVD-FMK缺氧复氧组（MaR1+HR+Z组），Con组未做任何处理，收集细胞和上清液。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其中两两比较采用LSD- t检验。 结果:与Sham组相比，IR组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白细胞介素（IL）-1β、IL-18水平明显升高（ P<0.05），病理改变明显；MaR1+IR组水平较前降低（ P<0.05）、病理改变减轻。与Con组比较，HR组IL-1β和IL-18水平升高（ P<0.05），MaR1+HR组IL-1β和IL-18水平较前降低（ P<0.05）。蛋白质印迹法检测胱天蛋白酶（caspase）-3、焦孔素（GSDM）E、GSDME-N蛋白的表达，HR组和IR组明显高于其他组，经MaR1预处理后表达降低。为了探究MaR1在HIRI中的机制，用Z-DEVD-FMK抑制caspase-3的表达。与HR组比较，HR+Z组IL-1β和IL-18水平降低（ P<0.05），caspase-3、GSDME、GSDME-N表达减少、核因子κB表达增加，经MaR1预处理后核因子κB表达降低。MaR1+HR组与MaR1+HR+Z组比较，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 结论:MaR1通过抑制核因子κB活化、caspase-3/GSDME介导的炎性反应，减轻HIRI。

目的:探讨mFOLFOX7方案全身化疗联合卡瑞利珠单克隆抗体和阿帕替尼治疗肝细胞癌合并Vp4型门静脉癌栓的疗效。方法:采用单臂、开放、探索性临床研究方法。收集2021年4月至2023年10月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收治的15例肝细胞癌合并Vp4型门静脉癌栓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14例，女1例；年龄为48（33~67）岁。患者均行mFOLFOX7方案+卡瑞利珠单克隆抗体+阿帕替尼治疗。观察指标：（1）临床疗效。（2）生存情况。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 结果:（1）临床疗效。15例患者均行mFOLFOX7方案+卡瑞利珠单克隆抗体+阿帕替尼治疗。根据实体瘤反应评价标准v1.1评估，15例患者客观缓解占比为10/15，完全缓解占比为1/15，部分缓解占比为9/15，疾病控制占比为15/15；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和中位总生存时间均未达到（>9个月）。根据改良实体瘤反应评价标准评估，15例患者客观缓解占比为12/15，完全缓解占比为6/15，部分缓解占比为6/15，疾病控制占比为15/15；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和中位总生存时间均未达到（>9个月）。15例患者中，7例成功转化（手术转化占比为7/15，均实现R 0切除），6例转化失败，2例尚在转化治疗。7例成功转化患者中，5例病理学完全缓解；1例主要病理学缓解，90%肿瘤坏死；1例影像学检查完全缓解，但在继续观察中肝脏出现多处新发病灶，予以手术切除，组织病理学检查证实有肝内多发转移。15例患者治疗相关不良反应发生占比为13/15，其中≥3级不良反应发生占比为7/15，包括腹泻（3/15）、中性粒细胞减少（2/15）、血小板减少（2/15）和丙氨酸转氨酶增高（2/15）。同1例患者可发生≥1种不良反应。患者均经对症治疗后好转。（2）生存情况。15例患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13.0（2.0~31.0）个月。随访期间3例患者死亡，其中1例为部分缓解，发生上消化道出血死亡，生存时间为7.5个月；1例为肝内多发转移，肿瘤>70%肝体积，生存时间为9.5个月；1例为肝脏多发肿瘤合并双肺转移，达到部分缓解，病情进展后死亡，生存时间为13.5个月。7例行手术患者术后随访时间为14.0（2.0~25.0）个月。7例患者中，1例术后20.0个月复发，6例至随访截止时间均无复发（3例治疗结束进入随访观察），最长生存时间为31.0个月。 结论:mFOLFOX7方案全身化疗联合卡瑞利珠单克隆抗体和阿帕替尼治疗肝细胞癌合并Vp4型门静脉癌栓安全、可行。

目的:观察吴茱萸次碱对小鼠肝脏缺血再灌注损伤的保护作用并探讨其作用机制。方法:将24只成年雄性C57BL/6小鼠按随机数表法随机分为假手术组(Sham组)、70%肝脏缺血再灌注损伤组(HIRI组)及治疗组。采用夹闭肝左叶、肝中叶肝蒂方法建立肝脏缺血再灌注损伤模型，Sham组于手术前连续3d腹腔注射等量生理盐水然后再做开腹处理，HIRI组给予等量生理盐水再建模，治疗组则给予504 μg/(kg·d)吴茱萸次碱后再建模。夹闭60 min再灌注6 h后处死小鼠，收集外周血及肝组织。全自动血清生化分析仪检测外周血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及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水平；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肝组织中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IL)-6及IL-1β含量；化学比色法检测肝组织中丙二醛(MDA)水平及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苏木精-伊红(HE)染色检测肝组织病理变化；定量聚合酶链反应(qPCR)法检测肝组织中Toll样因子受体4(TLR4)及核因子-κB(NF-κB)的mRNA表达；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肝组织中TLR4及NF-κB的蛋白表达。采用单因素方差分(One-Way ANOVA)和LSD- t检验对数据进行检验。 结果:再灌注6 h后，治疗组小鼠外周血ALT及AST低于HIRI组[ALT：(166.200±9.682) U/L比(303.400±9.882) U/L， F＝203.000， P<0.01; AST：(313.200±14.360) U/L比(504.400±11.740) U/L， F＝304.000， P<0.01]；治疗组肝组织中炎症因子TNF-α、IL-6及IL-1β低于HIRI组[TNF-α：(196.800±15.540) pg/mg比(304.200±24.960) pg/mg， F＝32.950， P<0.01; IL-6：(480.800±32.910) pg/mg比(760.400±61.270) pg/mg， F＝44.770， P<0.01; IL-1β：(623.600±73.300) pg/mg比(958.400±117.300) pg/mg， F＝15.620， P<0.01];治疗组肝组织中MDA低于HIRI组[(4.996±0.161) nmol/mg比(6.804±0.256) nmol/mg， F＝58.810， P<0.01];治疗组肝组织中SOD活性高于HIRI组[(71.800±1.590) U/mg比(50.100±1.292) U/mg， F＝71.070， P<0.01]。治疗组肝组织中肝窦与中央静脉充血、肝细胞肿胀变性坏死及炎细胞聚集等病理改变轻于HIRI组。治疗组肝组织中TLR4及NF-κB的mRNA及蛋白表达低于HIRI组(TLR4 mRNA：1.880±0.166比3.660±0.331， F＝36.880， P<0.01；TLR4蛋白：0.617±0.041比0.947±0.105， F＝13.340， P<0.01；NF-κB mRNA：5.630±0.523比12.280±1.336， F＝46.540， P<0.01；NF-κB蛋白：0.757±0.070比1.080±0.087， F＝31.470， P<0.01)。 结论:吴茱萸次碱对小鼠肝脏缺血再灌注损伤具有明显的保护作用，其机制可能与抑制TLR4/NF-κB通路有关。

目的:总结本中心腹腔镜活体肝移植供肝切取的临床效果和技术改进，探讨活体肝移植供者全腔镜手术的临床特点和价值。方法:回顾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移植中心2019年7月至2020年7月实施的76例全腹腔镜下活体肝移植供肝切取手术的临床资料。对76例供者及其移植物的围手术期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对吲哚菁绿荧光显像在胆道劈分以及改进后的血管切开闭合器在肝静脉离断中应用临床效果进行初步的统计和分析。结果:76例全腹腔镜活体供肝获取手术中，不包含肝中静脉的右半肝获取7例，左半肝获取12例(6例包含肝中静脉)，肝左外叶获取55例，单独肝段(Ⅱ段)获取2例。所有供者手术均未输血，1例左外叶供者术后门静脉右支血栓形成，行开腹门静脉右支(经左支残端)取栓术，术后顺利恢复出院；余供者术后均无Clavien-Dino分级Ⅱ级以上并发症发生。除最初8例腹腔镜下肝左外叶切取术中未施行胆道造影外，其余68例腹腔镜供者手术均采用ICG荧光显像实时引导下离断胆道。69例供者手术(左肝及右肝移植物)采用改进的直线型血管闭合器(one-side stapler)离断肝静脉，仅3例需进行流出道的补片延长性重建。结论:具备丰富的活体肝移植供者开腹获取手术和一定的腹腔镜肝脏手术经验是开展腹腔镜活体供肝获取手术的基础。对于腔镜下的胆道和肝静脉的离断，采用新的方法和器械有助于保障临床效果的同时提高手术操作的便捷性。

目的:分析机器人胃癌根治性全胃切除术的中长期疗效及其预后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病例纳入标准：（1）行机器人根治性全胃切除术；（2）术后病理确诊为胃腺癌；（3）术前无其他恶性肿瘤病史，未合并其他肿瘤；（4）术前未行化疗、放疗、靶向治疗等。排除标准：（1）年龄<18岁或>80岁；（2）术前影像学等检查发现肺、肝脏等远处转移征象，或行姑息性手术；（3）术中中转开腹；（4）术后病理证实为残端阳性；（5）因出血、梗阻、穿孔等行急诊手术；（6）残胃癌或胃癌复发再次手术；（7）住院期间或术后1个月内因严重并发症死亡。通过Kaplan-Meier法计算患者术后总生存率（OS）和无病生存率（DFS）并绘制生存曲线；应用Cox回归分析方法对预后进行单因素分析，将 P<0.1的因素纳入多因素分析。 结果:根据上述标准，收集2010年3月至2018年11月期间，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普通外科收治的166例达芬奇机器人胃癌根治性全胃切除术患者的临床资料，消化道重建方式采用食管空肠Roux-en-Y吻合术。采用全机器人17例，小切口辅助149例。术中清扫淋巴结总数为（34.8±17.5）枚，第2站淋巴结清扫总数为（10.1±6.7）枚，第2站淋巴结有转移的患者共73例（44.0%）。中位随访时间25（2~109）个月，55例（33.1%）复发转移。全组患者术后3年、5年OS分别为55.8%和46.2%；3年、5年DFS分别为53.4%和45.4%。Ⅰ期、Ⅱ期、Ⅲ期患者术后5年OS分别为78.9%、58.5%及37.1%；术后5年DFS分别为78.9%、59.2%及34.6%。单因素分析显示，术后病理分期、淋巴结清扫总数、第2站淋巴结清扫数目是本组患者术后总生存率的影响因素（均 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术后病理分期[ HR（95% CI）：ⅢB期为5.357（1.182~24.275），ⅢC期为11.937（2.677~53.226）， P<0.001]、第2站淋巴结清扫数目[ HR（95% CI）：6~10枚为0.562（0.326~0.969），>10枚为0.388（0.176~0.857）， P=0.034]是影响本组患者术后OS的独立预后因素。 结论:机器人根治性全胃切除术中长期疗效满意，术后病理分期、第2站淋巴结清扫数目是本组患者的独立预后因素。

目的:探讨肝脏悬吊联合3D腹腔镜在Ⅶ、Ⅷ段肝肿瘤切除术中应用的可行性及安全性。方法:回顾分析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浙江大学金华医院就诊的26例肝肿瘤患者资料，其中男性20例，女性6例，平均年龄58.7岁。所有患者均行肝脏悬吊联合3D腹腔镜肝Ⅶ、Ⅷ段肿瘤切除。分析手术相关资料。结果:除1例中转开腹，余25例均顺利完成手术，无围手术期死亡。手术时间65～350 min，平均153 min。Pringle法阻断第一肝门15例。术中出血量30～1 200 ml，平均155 ml。术后腹水4例(16.0%)，胸水2例(8.0%)，无胆漏及切口感染。术后住院时间4～10 d，平均6.2 d。结论:肝脏悬吊联合3D腹腔镜应用于Ⅶ、Ⅷ段肝肿瘤切除术，结合精准解剖操作，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手术方法。

目的:结肠脾曲游离技术是左半结肠癌根治术的技术难点，本研究旨在比较腹腔镜下左半结肠癌根治术网膜囊入路和中间入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本研究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纳入标准：（1）施行左半结肠癌根治术；（2）术后病理结果为腺癌；（3）年龄为18~80岁；（4）无肝脏、腹膜或远处转移。排除标准：（1）身体状况较差，具有严重心、脑、肺、肝、肾和造血系统疾病者；（2）基础情况差不能耐受腹腔镜手术；（3）同时有其他恶性肿瘤病史，或多源性肿瘤；（4）因出血、梗阻和穿孔等需行急诊手术者。收集广东省中医院胃肠外科2014—2020年期间完成的189例腹腔镜左半结肠癌根治术患者临床资料。根据手术入路的不同分为网膜囊入路组（52例）和中间入路组（137例）。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法（PSM）对全组患者按最近邻匹配法进行1∶1匹配，卡钳值为0.01，匹配变量包括性别、年龄、美国麻醉师协会（ASA）评分、体质指数、肿瘤部位和肿瘤分期。通过PSM，网膜囊入路组与中间入路组各47例患者。两组患者基线资料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具有可比性。采用配对 t检验、配对秩和检验和配对χ 2检验比较两组术中及术后指标，并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组间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当两条生存曲线出现交叉时，补充two-stage法和Restricted mean survival time（RMST）的组间比较结果。 结果:两组患者均成功完成手术，无中转开腹，无术中死亡。两组术中无联合脾脏、胰腺等脏器切除。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淋巴结清扫数目、术后流质饮食、术后住院时间及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但网膜囊入路组的中位腹腔镜游离时间较中间入路组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中位数：56 min比65 min， P=0.032）。中间入路组患者中有6.4%（3/47）（体质指数均>25 kg/m 2）术中进入错误层面，网膜囊入路组未出现。网膜囊入路组与中间入路组患者3年无病生存率分别为90.2%和86.1%（ P=0.909）；3年总生存率分别为85.6%和94.4%，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532）。 结论:对于腹腔镜左半结肠癌根治术，网膜囊入路是安全可行的方法，尤其对于经验欠缺的外科医生而言。对于肥胖患者，网膜囊入路能更好地进入正确解剖层面，避免进入胰后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