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性肺损伤(acute lung injury，ALI)/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是临床常见的危重症之一，以失控性的炎症反应、肺泡-毛细血管屏障破坏以及肺泡、肺间质弥漫性水肿为主要病理特征，严重病例可遗留肺纤维化。基于其病理改变可知，修复受损的肺泡-毛细血管膜以及减轻损伤后的组织纤维化改变是治疗ALI/ARDS的关键。已知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是内皮细胞增殖和分化的主要调控因子，以往研究提示VEGF在ALI/ARDS的炎症调控、组织病理改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扮演的角色极其复杂。本文主要对VEGF在ALI/ARDS中的表达变化规律、利弊以及调控VEGF信号的效果与机制进行综述。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在病原体、临床表现、影像学等多方面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两种疾病死亡患者的病理表现也存在相似性。SARS及COVID-19的死亡患者病理均表现为弥漫性肺泡损伤（diffuse alveolar damage, DAD）。SARS患者DAD分期与病程有关，病程≤10~14 d为渗出期，病程>10~14 d为增生期，但渗出及增生、纤维化病变常同时出现，部分表现为急性纤维素性机化性肺炎。肺组织内病毒主要位于肺泡上皮细胞，SARS冠状病毒在体内可存在较长时间。两种疾病均有脾、淋巴结、小血管、心脏、肝、肾等多器官损伤。免疫器官受损可能是低淋巴细胞血症的病理基础，可能影响病毒的清除。部分肺外器官未检测到病毒，提示可能有病毒感染以外的其他机制。病毒损伤与炎症过激导致的免疫损伤相互交织，以及多器官受累、广泛微血栓形成，使病情复杂化，对重症患者的治疗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我国武汉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经过迅速发展已对全国造成严重影响，但到目前为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理变化和发病机制却知之甚少。该文总结重症流感病毒H1N1、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H5N1、SARS-CoV、MERS-CoV及2019-nCoV几种引起重大疫情病毒感染性疾病的病理改变，尸检肺组织均表现为弥漫性肺泡损伤（diffuse alveolar damage，DAD），但不同病毒引起的病理表现存在差异，重症流感病毒2009 H1N1病毒与受体α-2，6-SA及α-2，3-SA结合，除DAD病变外，常伴有上呼吸道、气管、支气管和细支气管的炎性病变，且较易合并细菌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H5N1主要结合α-2，3-SA受体，主要累及肺泡上皮及细支气管，少见上呼吸道及气管、支气管病变，常伴局灶肺出血及肺组织坏死，机化及纤维化较少见。SARS-CoV通过结合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ACE2）进入细胞，病变与病程相关，DAD渗出期一般见于病程10~14 d死亡患者。病程大于10 d患者表现为DAD机化期，并常伴有闭塞性细支气管炎伴机化性肺炎样改变及肺泡腔内显著多核巨细胞。SARS-CoV及H5N1感染患者肺外器官均可见脾和淋巴结内淋巴细胞耗竭、急性肾小管坏死、骨髓内噬血细胞现象。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是由感染、创伤等多种肺内和（或）肺外因素导致的急性弥漫性肺损伤，失控的炎症反应是其主要病理特征；而肺泡巨噬细胞极化状态对ARDS炎症反应可产生不同的影响。转录活化因子3（ATF3）是细胞应激早期一种快反应基因，近年来发现其通过调控肺泡巨噬细胞功能，对ARDS炎症反应有重要调节作用。现围绕ATF3对肺泡巨噬细胞极化、细胞自噬以及内质网应激（ERS）的调控作用及其对ARDS炎症进程的影响进行综述，为ARDS的防治提供新的研究方向。

急性肺损伤(ALI)/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是由弥漫性肺间质及肺泡水肿导致的急性呼吸功能不全。高迁移率族蛋白B1(HMGB1)作为ALI/ARDS炎症进展中重要的晚期炎性因子，可与其细胞表面受体Toll样受体4(TLR4)、晚期糖基化终产物受体(RAGE)等结合，激活下游通路，进而诱导转录多种炎性因子。HMGB1-TLR4/RAGE信号通路复杂，在ALI/ARDS进程中的作用机制尚不明确。本文就HMGB1-TLR4/RAGE信号通路在ALI/ARDS中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期发现ALI/ARDS的治疗新靶点。

目的:探讨microRNA-34a (miR-34a) 、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在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s,LPS)诱导的新生大鼠急性呼吸窘迫综合肺损伤模型中的表达意义及作用机制。方法:随机数字法将新生SD大鼠80只（7日龄）分为两组，两组均为40只，通过腹腔内注射4 mg/kg LPS溶液建立不同时相分别为3、6、12、24 h的NARDS动物模型为实验组，腹腔内注射4 mL/kg等渗Nacl溶液建立健康参照组。测定肺湿/干重比值,观察肺组织病理学改变,实时荧光定量PCR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qRT-PCR)检测肺组织及细胞miR-34a表达，ELISA检测肺组织及TNF-α浓度。结果:实验组肺湿/干重值较对照组明显升高。苏木精-伊红(HE)染色显示实验组肺组织病变呈弥漫性改变，肺泡间隔增厚,部分出现肺泡融合，肺泡数目减少等。miR-34a、TNF-α表达水平在实验组的各个时间点较对照组升高，miR-34a表达与TNF-α呈正相关。结论:推测miR-34a通过正向调控TNF-α的表达，从而参与NARDS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

间质性肺疾病急性加重(AE-ILD)是指慢性纤维化性间质性肺疾病患者呼吸功能的迅速恶化(呼吸困难和低氧血症明显增加)，同时伴有新的、广泛的肺泡损伤，并且影像学表现在原有纤维化病变基础上新发弥漫性、双侧磨玻璃样改变，病情迅速恶化，致呼吸衰竭甚至死亡，在临床上并不少见。AE-ILD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尚不清楚，诊断标准尚未统一，目前尚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但越来越多的研究提示感染与AE-ILD具有密切的关系。本文就感染在AE-ILD中的作用、相关基础和临床研究、治疗进行综述，以提高对AE-ILD的认识。

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是各种肺内肺外因素所致的弥漫性肺泡损伤及炎症，引起肺通透性增加、富含蛋白质水肿液在肺间质聚集、血管外肺水含量增加，进而发展为以顽固性低氧血症为显著特征的临床综合征 [1,2,3]。严重ARDS患者的病死率高达46%，已成为世界性公共卫生问题 [4,5]。肺毛细血管内皮细胞数量约占肺组织细胞总数的20-30%，在调节肺血管张力、维持肺泡-肺毛细血管膜屏障功能和完整性等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6]。肺毛细血管内皮细胞既是ARDS炎症反应的靶细胞，也是重要的效应细胞 [7]。ARDS早期（数小时或数天内）肺毛细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分泌大量生物标志物 [8,9]，但目前尚无利用相关标志物诊断ARDS或评估预后的系统分析或总结。因此，本文对肺毛细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常见标志物的产生机制，诊断、预后评估价值进行综述，以期为临床医生识别、评估ARDS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及预后提供参考借鉴。

目的:脓毒症是由感染引起的一种全身炎症性疾病，累及肺脏会发展为急性肺损伤或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脓毒症急性肺损伤是重症监护室常见危重症之一，常表现为顽固性低氧血症、弥漫性双肺炎症浸润、肺水肿等，其发病机制复杂，目前缺乏特异性的治疗方法。微小RNA(microRNA，miRNA)是一种非编码基因调控因子，参与调控机体的各种生理及病理过程，包括脓毒症急性肺损伤。现简要概述脓毒症急性肺损伤的病理生理机制，总结急性肺损伤过程中miRNAs对肺泡巨噬细胞、上皮细胞、内皮细胞的调控机制，最后综合阐述了miRNAs用于治疗脓毒症急性肺损伤的现状及未来的方向。

目的:对比改良冬眠合剂和传统冬眠合剂对严重烫伤大鼠脏器功能的影响。方法:采用实验研究方法。取24只约10周龄雄性SD大鼠，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假伤组、单纯烫伤组、传统冬眠合剂组和改良冬眠合剂组，每组6只。于单纯烫伤组、传统冬眠合剂组和改良冬眠合剂组大鼠背部造成30%体表总面积（TBSA）Ⅲ度烫伤，假伤组大鼠模拟致伤过程致假伤。伤后即刻，传统冬眠合剂组大鼠腹腔注射12 mL/kg由哌替啶、氯丙嗪和异丙嗪构成的传统冬眠合剂，辅以生理盐水灌胃；改良冬眠合剂组大鼠腹腔注射2 mL/kg由咪达唑仑和芬太尼构成的混合药剂，辅以西替利嗪灌胃。随后4组大鼠均腹腔注射乳酸林格液进行补液复苏，使补液及给药总剂量为2 mL·kg -1·%TBSA -1。次日，对2个冬眠合剂组大鼠再次同前给药。伤后3 d，取各组大鼠腹主动脉血并留取肝脏、小肠和肺脏组织，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检测血浆中白细胞介素1β（IL-1β）、IL-10和IL-6水平，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血浆中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γ-谷氨酰转移酶（γ-GT）、碱性磷酸酶（ALP）、乳酸脱氢酶（LDH）、LDH同工酶1（LDH-1）、肌酸激酶、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尿素、肌酐和尿酸水平，对肝脏、小肠和肺脏组织行苏木精-伊红染色后观察组织学变化。对数据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和Tukey检验。 结果:伤后3 d，传统冬眠合剂组大鼠血浆中IL-10水平为（44±16）pg/mL，显著高于改良冬眠合剂组的（20±9）pg/mL和单纯烫伤组的（21±6）pg/mL（ P值均<0.05）；4组大鼠血浆中IL-1β和IL-6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伤后3 d，单纯烫伤组大鼠血浆中ALT和AST水平分别为（77±14）、（213±65）U/L，均显著高于假伤组的（59±5）、（108±10）U/L（ P<0.05）；改良冬眠合剂组大鼠血浆中ALT和AST水平分别为（61±3）、（116±11）U/L，均显著低于传统冬眠合剂组的（81±13）、（207±54）U/L（ P<0.05），且改良冬眠合剂组大鼠血浆中AST水平显著低于单纯烫伤组（ P<0.05）。伤后3 d，4组大鼠血浆中γ-GT、ALP、LDH、LDH-1、肌酸激酶、CK-MB、肌酐和尿酸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虽然4组大鼠血浆中尿素水平总体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但单纯烫伤组分别与假伤组、传统冬眠合剂组、改良冬眠合剂组之间以及传统冬眠合剂组与改良冬眠合剂组之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伤后3 d，相对于假伤组，单纯烫伤组大鼠肝脏组织中可见肝细胞弥漫微泡性脂肪变性和空泡变性，小肠组织中可见绒毛间质明显疏松水肿，肺脏组织中可见大片区域肺泡间隔明显增宽；相对于单纯烫伤组，2个冬眠合剂组大鼠的肝细胞脂肪变性和空泡变性都有所减轻，肺泡壁增厚和肠绒毛间质水肿均得到缓解，且其中改良冬眠合剂组大鼠各脏器组织学表现更接近假伤组。 结论:传统冬眠合剂可能有更强的抑炎作用，而改良冬眠合剂具有更好的肝功能保护作用，但这2种冬眠合剂均可缓解严重烫伤大鼠肝脏、肺脏和小肠的组织病理学损害。对于肝脏、肺脏和小肠，改良冬眠合剂具有不亚于传统冬眠合剂的脏器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