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体外膜肺氧合（ECMO）技术对控制型心死亡模型猪供体小肠移植后早期肠道功能的影响。方法:选取体质量22～25 kg白色杂种猪48只，按数字表法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LD组）、心死亡供体组（DCD组）、ECMO支持1 h组（E1组）和ECMO支持3 h组（E3组）共4组，每组12只；每组再随机分为供体组和受体组2个亚组，每个亚组各6只。LD组的供体亚组常规截取移植用小肠；DCD组的供体亚组先建立DCD模型，然后截取移植用小肠；E1、E3组的供体亚组，先建立DCD模型，再分别采用ECMO支持1、3 h后，截取移植用小肠。各受体亚组行小肠移植手术。分别于肠移植前、移植后再灌注1 h及移植后第1、3、5、7天经移植肠造口活检钳切取各受体亚组移植肠组织制备病理切片，采用Park/Chiu评分系统评估肠组织损伤程度，透射电镜下观察移植术后第7天小肠黏膜超微结构，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观察移植术后再灌注1 h时肠黏膜细胞凋亡因子caspase-3表达水平。分别于移植前和移植术后第1、3、5、7天采集各受体亚组猪颈外静脉血，检测血清D-乳酸水平评估肠黏膜受损情况及肠道通透性；移植术后第7天检测血浆D-木糖最大浓度评估移植肠吸收能力。结果:（1）各受体亚组组织病理学评分：小肠移植术前，各组移植肠均有肠黏膜损伤，其中E3组肠黏膜损伤最重，肠黏膜损伤程度Park/Chiu评分E3组高于LD组、DCD组及E1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而LD组、DCD组、E1组间Park/Chiu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小肠移植术后再灌注1 h和术后第1天时，DCD组Park/Chiu评分最高，明显高于LD组、E1组、E3组，差异均有统计学差异（ P值均<0.05）；而LD组、DCD组、E1组Park/Chiu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术后第3、5、7天，LD组、DCD组、E1组、E3组Park/Chiu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2）各受体亚组肠黏膜超微结构：术后第7天各组移植肠超微结构示基本恢复正常，LD组与E1组、E3组紧密连接结构与微绒毛改变无明显差异，而DCD组紧密连接结构相对较短、间隙较大。（3）各受体亚组肠黏膜细胞凋亡因子caspase-3表达水平：小肠移植术后再灌注1 h时，DCD组、E3组caspase-3相对表达水平分别高于LD组和E1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而DCD组与E3组以及LD组与E1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4）各受体亚组血浆D-乳酸水平：术后第1天和第3天，DCD组、E3组血浆D-乳酸水平分别高于LD组和E1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DCD组与E3组、LD组与E1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术后第5、7天，DCD组血浆D-乳酸水平高于LD组、E1组及E3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LD组、E1组、E3组血浆D-乳酸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5）各受体亚组移植肠吸收功能：肠移植术后第7天各组血浆D-木糖最大浓度由高至低依次为LD组、E1组、E3组和DCD组，4组间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 结论:ECMO支持1 h可改善移植后早期移植肠吸收功能，减轻移植肠缺血再灌注损伤；降低再灌注时移植肠黏膜caspase-3蛋白表达、减少细胞凋亡可能是其保护机制之一。

目的:探讨新生儿全肠坏死型小肠结肠炎（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totalis，NEC-T）患儿的临床特点。方法:回顾性分析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新生儿外科2015年6月至2021年12月收治的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ecrotizing enterocolitis，NEC）手术患儿的临床资料，选择术中探查存在大于75%长度小肠坏死的患儿为NEC-T组，并按照1∶2的比例随机选取同期入院且与NEC-T组胎龄匹配的非全肠坏死型小肠结肠炎（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non-totalis，NEC-non-T）患儿为NEC-non-T组。比较两组患儿围产期情况、临床表现、影像学检查结果、手术及预后情况。结果:共纳入78例，其中NEC-T组26例，NEC-non-T组52例。NEC-T组起病前需机械通气（80.8%比53.8%）、输血（57.7%比26.9%）、起病前合并败血症（61.5%比23.1%）比例高于NEC-non-T组，起病后呼吸暂停（50.0%比19.2%）、休克（73.1%比26.9%）、门静脉积气（88.5%比32.7%）、肠壁积气（92.3%比71.2%）比例高于NEC-non-T组，起病到手术时间（28 h 比120 h）、术中探及肠穿孔（11.5%比55.8%）比例低于NEC-non-T组，再次手术（26.9%比3.8%）比例和病死率（80.8%比5.8%）高于NEC-non-T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NEC-T起病急骤，进展快速，病死率高。生后机械通气、输血、起病前合并败血症的患儿，特别是在起病后出现呼吸暂停及休克表现，且腹部X线片提示门静脉积气、肠壁积气者，需警惕NEC-T可能，应及时治疗，以降低病死率，改善预后。

危重先天性心脏病（critical congenital heart defect，CCHD）是足月儿发生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NEC）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CCHD伴发NEC可导致患儿营养不良、发育迟缓，甚至死亡。本文对CCHD患儿NEC的发生机制、危险因素、早期识别、预防和治疗进行综述，为CCHD伴发NEC患儿的综合管理提供借鉴。

目的:探讨生后早期口腔初乳涂抹（oropharyngeal administration of colostrum, OAC）对极低出生体重早产儿的免疫保护作用。方法:采用前瞻性随机安慰剂对照非盲试验方法，纳入2019年1月至12月间在生后24 h内收住福建省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的出生体重≤1 500 g且胎龄≤32周的早产儿，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在生后48 h内开始分别给予OAC（0.4 ml母乳涂抹口腔，每3小时一次，每天8次）或生理盐水进行口腔护理直至生后10 d。主要结局指标为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NEC）和晚发型败血症（late-onset sepsis, LOS）的发生率。次要结局指标包括达完全肠内喂养日龄、达完全经口喂养日龄、体重增长速率、有创机械通气及无创通气时间、经皮中心静脉置管时间、住院时间以及相关并发症如动脉导管未闭、Ⅲ级及以上脑室内出血、脑室周围白质软化、支气管肺发育不良、早产儿视网膜病变、胆汁淤积症的发生率。不良反应为口腔黏膜破损。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非参数秩和检验及 χ2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研究期间共收治符合纳入标准的早产儿207例，排除7例，5例退出研究，最终纳入195例，其中对照组97例，干预组98例。（1）主要结局指标：干预组Ⅱ期及以上NEC以及LOS的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3.1%（3/98）与10.3%（10/97）， χ2=4.116， P=0.042；4.1%（4/98）与13.4%（13/97）， χ2=5.322， P=0.021]。（2）次要结局指标：干预组达完全肠内喂养日龄较对照组小[22.0 d（16.0~29.0 d）与25.0 d（19.0~40.0 d）， Z=3 814.000， P=0.017]，Ⅲ级及以上脑室内出血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1.0%（1/98）与7.2%（7/97），Fisher精确概率法， P=0.035]。2组间其他次要结局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3）干预组内超低出生体重儿与对照组内超低出生体重儿相比，LOS发生率降低（0/13与3/7， P=0.031），达完全肠内喂养日龄较小[36.0 d（31.0~42.0 d）与46.0 d（42.0~71.0 d）， Z=13.500， P=0.008]，其他结局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4）2组均未观察到口腔黏膜破损发生。 结论:极低出生体重早产儿生后早期给予OAC可以降低NEC、LOS和严重脑室内出血的发生率，并缩短达完全肠内喂养的时间，且无明显不良反应。

患者，男，77岁，因"右眼眼胀，双眼视物重影半年余"于2022年12月就诊于济南明水眼科医院。既往无肿瘤病史，慢性胃炎史20余年、慢性支气管炎史20余年、肝囊肿病史11年、冠心病史10余年、结肠息肉切除术后11年余、小肠疝气术后3年余，无传染病史。眼部检查：视力：右眼0.6，左眼0.8，双眼视力矫正无助；眼压：右眼10 mmHg（1 mmHg=0.133 kPa），左眼10 mmHg；双眼位正，眼球各方向运动未见明显异常；眶压：右眼（++）；右眼上睑下垂，遮挡瞳孔上缘，瞳孔圆，直径约3 mm，光反射正常，晶状体混浊（++），玻璃体轻度混浊；裂隙灯显微镜下眼底检查：右眼视盘颞侧萎缩弧，黄斑中心凹反光不明，鼻下方及颞侧周边视网膜见出血点。实验室检查示血常规、尿常规、乙型肝炎表面抗原、丙型肝炎抗体、梅毒抗体、艾滋病抗体等未见异常。心电图示窦性心律，肢体导联低QRS电压。胸部X线示双肺纹理增多增粗，其内未见明显实质性病变。眼眶CT示右眼眶眶顶部见类扁椭圆形略高密度阴影，横截面约1.7 cm×1.9 cm，CT值约40 Hu，相邻眶壁骨质结构未见明显破坏，上直肌受压移位。双侧眼球大小对称，球后视神经未见明显增粗（图1）。眼眶磁共振（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强化示：右侧眼球略突出，右眼眶球后外上方可见团块状长T1长T2异常信号影，边界较清，增强扫面呈明显较均匀强化，大小约15 mm×21 mm，邻近视神经及上直肌受压、移位，左侧眼眶及内容物未见明显异常。患者于2022年12月在全身麻醉下行右眼眶内肿物切除术，术中切除肿物送病理，术后甘露醇降眶压，激素减轻水肿。术后组织病理学提示（右眼眶内）低分化癌，呈深染小细胞样，呈巢团状分布（图2）。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示CK-pan:（+）、Syn:（+）、S-100:（个别散在+）、Ki-67:（阳性细胞数约70%）、CD56:（+）、CgA:（-）、CK20:（-）、TTF-1:（+）、P16:（+）、P53:（+，突变型）、CD117:（+）、SMARCA4:（+）。综合以上结果，病理学诊断为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Small cell neuroendocrine carcinoma，SCNEC）。术后常规抗感染，建议患者至肿瘤专科医院行全身18F-FDG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PET/CT）显像检查协诊及原发病灶转移情况。出院后随访，患者胸部CT示右肺上叶占位并纵隔淋巴结肿大，性质不明，锁骨上区及腹部彩超未见明显异常。考虑转移癌可能性大，患者拒绝行穿刺活检及进一步治疗。

婴幼儿动脉导管未闭（PDA）常用环氧合酶（COX）抑制剂治疗，但此类药物的疗效尚未明确。在该项多中心、非劣效性试验中，将超声心动图确诊为PDA（直径>1.5 mm，左向右分流）的极早产儿（胎龄<28周）随机分配接受期待治疗或早期布洛芬治疗。主要结局包括坏死性小肠结肠炎（贝尔分级Ⅱa期及以上）、中重度支气管肺发育不良或矫正胎龄36周内死亡。与早期布洛芬治疗相比，期待治疗的非劣效性被定义为单侧95% CI的上限<10个百分点的绝对危险度差值。共有273例患儿接受随机分组，中位胎龄为26周，中位出生体重为845 g。期待治疗组136例患儿中有63例（46.3%）发生了主要结局事件，早期布洛芬治疗组137例患儿中有87例（63.5%）发生了主要结局事件（绝对危险度差值=-17.2%，单侧95% CI上限=-7.4%，非劣效性 P<0.001）。期待治疗组136例患儿中有24例患儿（17.6%）发生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在早期布洛芬治疗组137例患儿中有21例（15.3%）发生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绝对危险度差值=2.3%，双侧95% CI：-6.5%~11.1%）。在期待治疗组有117例进行了支气管肺发育不良评估，中重度支气管肺发育不良者有39例（33.3%）；早期布洛芬治疗组112例患儿进行了评估，有57例（50.9%）诊断为中重度支气管肺发育不良（绝对风险差值=-17.6%，双侧95% CI：-30.2%~-5.0%）。期待治疗组有19例（14.0%）死亡，早期布洛芬治疗组有25例（18.2%）死亡（绝对危险度差值=-4.3%，双侧95% CI：-13.0%~4.4%）。两组其他不良事件的发生率相似。因此得出结论：在降低坏死性小肠结肠炎、支气管肺发育不良或矫正胎龄36周内死亡的发生率方面，对极早产儿PDA进行期待治疗表现出不劣于早期布洛芬治疗的效果。

目的:总结胃癌术后发生Petersen疝患者的诊断及处理方法。方法:对静冈癌症中心2014年1月至2019年12月期间诊断Petersen疝并行手术治疗的6例胃癌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6例患者均为男性，中位发病年龄76岁，2例曾行机器人辅助全胃切除术，2例曾行腹腔镜远端胃切除术，2例曾行腹腔镜近端胃切除术。初次胃癌手术时均已关闭Petersen间隙。症状在术后1～55个月出现，上腹痛伴恶心、呕吐为最常见的临床表现。6例腹部CT检查表现为小肠扩张，肠梗阻样改变；3例CT呈漩涡征改变。6例患者均手术探查未见肠坏死并再次缝合Petersen间隙，术后顺利出院，随访至今未见再发。结论:Petersen疝是胃术后的一种罕见并发症。应根据临床病史和体格检查结果，尽早进行腹部CT并积极手术治疗。

目的:比较基于气体容积积分(GVS)法与计算机断层扫描(CT)图像联合计算公式法(以下简称CT法)检测功能性消化不良(FD)患者胃肠道气体量的差异。方法:纳入2021年12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消化内科门诊就诊的FD患者27例(FD组)，同期选择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体检中心数据库的健康对照者30例(健康对照组)，两组患者均同时完善立位腹部X线和全腹部CT检查。分别运用GVS法和CT法计算并比较两组患者，以及FD亚型[餐后不适综合征(PDS)型、上腹痛综合征(EPS)型、PDS重叠EPS型]患者间的胃肠道气体量。统计学方法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基于GVS法，FD组胃腔、小肠、结直肠气体量分别为0.04±0.01、0.06±0.01、0.06±0.01，健康对照组分别为0.04±0.01、0.05±0.01、0.05±0.01，FD组的小肠和结直肠气体量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3.48、4.40， P＝0.001、<0.001)；PDS型、EPS型、PDS重叠EPS型3个FD亚型患者的胃腔、小肠、结直肠气体量分别为0.04±0.01、0.04±0.01、0.05±0.00，0.06±0.01、0.06±0.01、0.05±0.00，0.06±0.01、0.06±0.01、0.06±0.01，各亚型间的胃腔、小肠和结直肠气体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基于CT法，FD组胃腔、小肠、结直肠气体量分别为(17 090.89±4 437.40)、(32 597.53±7 865.86)、(49 010.20±12 972.42) mm 3，健康对照组胃腔、小肠、结直肠气体量分别为(13 424.43±5 211.86)、(33 567.93±9 157.23)、(39 036.22±6 343.27) mm 3；FD组的胃腔和结直肠气体量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84、3.75， P＝0.006、0.001)；PDS型、EPS型、PDS重叠EPS型3个FD亚型患者的胃腔、小肠、结直肠气体量分别为(18 464.03±4 088.57)、(14 560.97±3 771.26)、(16 806.17±4 299.60) mm 3，(31 820.79±7 022.77)、(30 604.84±8 343.10)、(37 140.05±8 276.58) mm 3，(47 447.66±14 047.00)、(49 645.73±9 527.73)、(51 181.96±16 836.97) mm 3，PDS型患者的胃腔气体量高于EPS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24， P＝0.038)。 结论:FD患者胃肠道气体量高于健康对照者。PDS型患者胃腔气体积聚较EPS型显著。CT法可辅助医师更准确地计算FD患者胃肠道(特别是胃腔)气体量。

目的:探讨加速康复理念联合早期肠液回输技术在新生儿肠梗阻中高位小肠造瘘术后的应用价值。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病例对照研究，选择2018年12月至2022年12月山西省儿童医院新生儿外科因肠梗阻行中高位小肠造瘘的新生儿为研究对象，术后随机分为加速康复组与传统治疗组。加速康复组术后应用加速康复理念联合早期肠液回输，传统治疗组术后采用常规胃肠减压、不常规镇痛及根据排便量实施肠液回输等传统措施，比较两组患儿术后肠外营养时间、导管留置时间、每日体重增长、住院时间、相关并发症指标及30 d内再入院率。结果:共纳入42例患儿，加速康复组22例，传统治疗组20例。加速康复组术后肠外营养时间［（22.6±9.4）d比（30.7±11.3）d］、导管留置时间［（5.9±0.8）d比（9.9±2.1）d］、术后住院时间［（26.8±9.8）d比（33.8±11.5）d］均短于传统治疗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术后每日体重增长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加速康复组术后胃肠黏膜出血发生率低于传统治疗组（13.6%比4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喂养不耐受、肠外营养相关性胆汁淤积、中心静脉导管相关血流感染、肠液回输相关并发症发生率、提前关闭造瘘率以及30 d内再入院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加速康复理念联合早期肠液回输在新生儿肠梗阻中高位小肠造瘘术后的应用安全可行，能缩短肠外营养使用时间、置管时间和住院时间，加速患儿术后康复。

有关汽车安全带在车祸中致儿童受伤的相关报道较为罕见,该损伤可致脊柱的屈曲-牵张损伤( Chance骨折) ,其机制在相应的英文文献中有所描述.本文旨在分析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骨科创伤中心收治的1 例典型儿童车祸中安全带损伤所致脊柱Chance骨折合并小肠破裂患者的病例资料,并进行文献复习,以期提高国内小儿骨科及小儿外科医师对该疾病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