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索深度学习图像重建(DLIR)算法是否可以改善静脉期肛管直肠的CT图像质量.方法:回顾性纳入进行腹部CT增强扫描的71例患者,所有影像资料使用50%ASiR-V和DLIR低、中、高(DLIR-L、DLIR-M、DLIR-H)3个强度的DLIR重建静脉期薄层图像.测量各组图像的肛管和臀部脂肪的CT值和标准差(SD),以臀部脂肪SD作为背景噪声,计算肛管对比噪声比(CNR)和信噪比(SNR).两名影像科医师使用Likert 5分量表法独立进行图像质量评估和直肠癌局部侵犯情况诊断信心评价.分析比较客观测量指标和图像主观评分,采用Kappa检验评估一致性.结果:各组间肛管CT值及臀部脂肪CT值比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脂肪SD、肛管SNR及CNR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DLIR-H组脂肪SD最低,SNR及CNR最高,而50%ASiR-V组脂肪SD最高,SNR及CNR最低.与50%ASiR-V组相比,DLIR-H组脂肪SD降低44.3%,肛管SNR及CNR分别提升89.5%和92.1%(P<0.05).4组图像质量主观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从DLIR-H到50%ASiR-V依次降低.其中50%ASiR-V、DLIR-L组间比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各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各组间直肠癌局部侵犯情况诊断信心评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DLIR-M及DLIR-H组优于50%ASiR-V组(P<0.05).结论:与标准50%ASiR-V图像相比,DLIR-M和DLIR-H重建算法能有效提高图像质量,重建强度越高,图像质量越好,显示细微结构的能力越强,能为临床精准评估及个体化精准治疗提供更多的依据.

失代偿性肝硬化、重型肝炎等终末期肝病的最终治疗手段是肝移植，该过程中肌少症发病率高达43.4%。肌少症会明显增加术后并发症、延长住院时间、缩短术后生存时间，严重影响患者预后。目前主要通过术前腹部计算机断层扫描图像计算第三腰椎平面骨骼肌含量来评估肌少症。现有研究证明，肝移植患者存在营养物质摄入不足和代谢紊乱导致的蛋白质合成率降低，已发现的肝-肌轴介质（如高氨血症、低生长激素和睾酮、内毒素血症等）、潜在的介质（如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21）、肠道菌群在肝移植相关肌少症中发挥重要作用。文中回顾了肝移植围术期肌少症研究的最新进展，结合临床实践认为，采取合理的营养素和激素补充、个性化的阻抗锻炼、阻断肝-肌轴介质通路等联合治疗手段，提高临床医生对肌少症的重视程度，可能改善甚至逆转肌少症，有效减少患者围术期并发症，提高患者术后长期预后。

目的:探讨肝硬化患者发生显性肝性脑病(OHE)的危险因素，并明确肌少症对OHE的影响。方法:基于本课题组前期研究建立的肝硬化队列，选择2013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在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上海长征医院)、上海市东方医院(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山东省立医院3个中心诊断为肝硬化并接受上腹部计算机断层扫描检查的480例患者。以第三腰椎骨骼肌指数(L3-SMI)男性<44.77 cm 2/m 2、女性<32.50 cm 2/m 2作为肌少症诊断标准。收集所有患者的临床特征资料，包括基线期病史、年龄、血清总胆红素、天冬氨酸转氨酶(AST)、γ－谷氨酰转肽酶(GGT)、血清白蛋白、血清钠、凝血酶原时间(PT)、国际标准化比值(INR)、血红蛋白、血小板计数等实验室检查指标，以及肝功能Child-Pugh评分、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等。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秩和检验和卡方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以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肝硬化患者发生OHE的独立危险因素，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肌少症对肝硬化OHE发生率的影响。 结果:随访2年发现，OHE发生率为16.2%(78/480)。OHE患者的年龄、血清总胆红素水平、AST、GGT、PT、INR、Child-Pugh评分、MELD评分均高于未发生OHE者[(59.67±10.30)岁比(53.41±12.06)岁、35.25 μmol/L(20.10 μmol/L, 60.53 μmol/L)比22.70 μmol/L(15.10 μmol/L, 35.20 μmol/L)、40.00 U/L(27.25 U/L，61.00 U/L)比33.00 U/L(24.75 U/L，47.00 U/L)、52.50 U/L(26.25 U/L，86.75 U/L)比34.50 U/L(22.00 U/L，73.00 U/L)、(17.71±3.52) s比(15.50±2.98) s、1.50±0.34比1.31±0.29、(8.95±2.19)分比(7.20±1.94)分、(13.56±4.42)分比(11.42±3.92)分]，血清白蛋白、血清钠、血小板计数均低于未发生OHE者[(29.72±5.55) g/L比(33.19±5.89) g/L、139.00 mmol/L(136.00 mmol/L, 142.00 mmol/L)比140.00 mmol/L (138.00 mmol/L，142.00 mmol/L)、60.00×10 9/L(43.75×10 9/L，90.25×10 9/L)比80.00×10 9/L(56.00×10 9/L，131.00×10 9/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4.77， Z＝－4.10、－3.13、－2.24， t＝－5.19、－4.71、－6.57、－3.98、4.99， Z＝2.44、3.48；均 P<0.05)。OHE患者基线期合并腹水、肝性脑病、肝肾综合征、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的比例，以及肌少症者的比例均高于未发生OHE者[82.1%(64/78)比63.7%(256/402)、41.0%(32/78)比3.5%(14/402)、5.1%(4/78)比1.0%(4/402)、14.1%(11/78)比2.5%(10/402)、37.2%(29/78)比19.7%(79/402)]，L3-SMI低于未发生OHE者[(43.14±8.97) cm 2/m 2比(46.29±8.49) cm 2/m 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9.11、101.97、4.52、18.38、10.53， t＝2.86；均 P<0.0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血小板计数( OR＝0.995，95%置信区间0.991~1.000， P＝0.038)、L3-SMI( OR＝0.959，95%置信区间0.922~0.997， P＝0.035)和肝性脑病( OR＝14.724，95%置信区间6.741~32.161， P<0.001)均是肝硬化患者发生OHE的独立影响因素。合并肌少症的肝硬化患者OHE发生率高于未合并肌少症者[26.9%(29/108)比13.2%(49/37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0.53， P＝0.001)。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显示合并肌少症的肝硬化患者更易发生OHE( P<0.001)。 结论:肌少症与OHE密切相关，且是肝硬化患者发生OHE的独立预测因子。

部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患者急性呼吸道症状缓解后，腹痛、腹泻等消化道症状会持续存在。为进一步探讨分析COVID-19后反复腹泻、便血患者的临床特征和诊疗经验，回顾性总结并随访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2023年1月1日至3月30日收治的感染新型冠状病毒1个月后反复腹泻、便血的3例患者。研究发现该3例患者在诊疗过程中存在结肠黏膜充血水肿，炎症标志物白细胞介素-6升高，分别为40.36、266.90、10.30 ng/L。经常规抗感染和肠外营养支持等对症治疗，该3例患者排除禁忌证后均加用糖皮质激素控制肠道炎症，患者症状好转后出院。有肠道症状的重症COVID-19患者，应尽早完善内镜、腹部计算机断层扫描检查等评估病情，排除禁忌证后尽早使用糖皮质激素抑制肠道炎症有助于早期控制病情，减少并发症。

目的:比较基于气体容积积分(GVS)法与计算机断层扫描(CT)图像联合计算公式法(以下简称CT法)检测功能性消化不良(FD)患者胃肠道气体量的差异。方法:纳入2021年12月1日至2022年6月30日于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消化内科门诊就诊的FD患者27例(FD组)，同期选择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体检中心数据库的健康对照者30例(健康对照组)，两组患者均同时完善立位腹部X线和全腹部CT检查。分别运用GVS法和CT法计算并比较两组患者，以及FD亚型[餐后不适综合征(PDS)型、上腹痛综合征(EPS)型、PDS重叠EPS型]患者间的胃肠道气体量。统计学方法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基于GVS法，FD组胃腔、小肠、结直肠气体量分别为0.04±0.01、0.06±0.01、0.06±0.01，健康对照组分别为0.04±0.01、0.05±0.01、0.05±0.01，FD组的小肠和结直肠气体量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3.48、4.40， P＝0.001、<0.001)；PDS型、EPS型、PDS重叠EPS型3个FD亚型患者的胃腔、小肠、结直肠气体量分别为0.04±0.01、0.04±0.01、0.05±0.00，0.06±0.01、0.06±0.01、0.05±0.00，0.06±0.01、0.06±0.01、0.06±0.01，各亚型间的胃腔、小肠和结直肠气体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基于CT法，FD组胃腔、小肠、结直肠气体量分别为(17 090.89±4 437.40)、(32 597.53±7 865.86)、(49 010.20±12 972.42) mm 3，健康对照组胃腔、小肠、结直肠气体量分别为(13 424.43±5 211.86)、(33 567.93±9 157.23)、(39 036.22±6 343.27) mm 3；FD组的胃腔和结直肠气体量高于健康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t＝2.84、3.75， P＝0.006、0.001)；PDS型、EPS型、PDS重叠EPS型3个FD亚型患者的胃腔、小肠、结直肠气体量分别为(18 464.03±4 088.57)、(14 560.97±3 771.26)、(16 806.17±4 299.60) mm 3，(31 820.79±7 022.77)、(30 604.84±8 343.10)、(37 140.05±8 276.58) mm 3，(47 447.66±14 047.00)、(49 645.73±9 527.73)、(51 181.96±16 836.97) mm 3，PDS型患者的胃腔气体量高于EPS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24， P＝0.038)。 结论:FD患者胃肠道气体量高于健康对照者。PDS型患者胃腔气体积聚较EPS型显著。CT法可辅助医师更准确地计算FD患者胃肠道(特别是胃腔)气体量。

目的:探讨胰腺伴破骨细胞样巨细胞未分化癌(UPC-OGC)的计算机断层扫描(CT)和磁共振成像(MRI)特征。方法:回顾性纳入2015年4月至2019年11月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经病理确诊为UPC-OGC、术前行上腹部CT或MRI检查且临床和病理资料完整的11例患者。分析所有UPC-OGC患者的CT、MRI图像特征，包括病灶位置、数目、形态、大小、边界，平扫、强化特点，周围侵犯、转移情况等。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11例UPC-OGC患者的肿瘤病灶均为单发，病灶最大径(范围)为(4.84±2.96) cm(2.00~12.80 cm)。7例UPC-OGC患者肿瘤病灶位于胰头，2例位于胰体，1例位于胰尾，1例位于胰体尾部。3例UPC-OGC患者肿瘤病灶形态为类圆形，8例患者肿瘤病灶形态为椭圆形伴分叶。8例UPC-OGC患者肿瘤病灶边界清晰，3例患者肿瘤病灶边界不清。7例UPC-OGC患者行CT平扫和增强扫描检查，CT平扫检查示肿瘤实性区CT值与正常胰腺实质相近[(37.14±6.10) HU比(43.14±4.55) HU]，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2.85， P＝0.097)；CT动脉期增强扫描检查示肿瘤实性区强化程度低于正常胰腺实质[(67.29±12.79) HU比(90.43±9.81) HU]，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4.10， P＝0.004)；CT静脉期增强扫描检查示肿瘤病灶实性区持续强化，强化程度与正常胰腺实质相近[(84.71±15.30) HU比(79.57±10.73) HU]，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38， P＝0.535)。CT和MRI增强扫描检查均表现为病灶不均匀强化，动脉期病灶的实性成分强化稍低于正常胰腺实质，边缘和内部分隔渐进性强化，静脉期和平衡期强化程度稍高于正常胰腺实质或与正常胰腺相近。 结论:UPC-OGC的CT和MRI征象有一定特征性，有助于疾病的诊断和鉴别。

目的:探讨特发性肠系膜静脉硬化性结肠炎(IMP)患者的临床、影像学和内镜特征。方法:纳入2010年1月至2020年12月温州医科大学附属衢州医院(衢州市人民医院)收治的14例IMP患者。所有患者均行腹部X线、增强计算机断层扫描(CT)和内镜检查；3例行气钡灌肠造影检查，11例行内镜活体组织检查(以下简称活检)。14例IMP患者中有3例因并发肠穿孔或肠梗阻且保守治疗无效而接受手术并行病理检查。分析14例患者的一般资料(如性别和饮酒史等)、临床症状、并发症，以及影像学(腹部X线、CT、气钡灌肠造影)和内镜下表现。采用描述性方法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14例IMP患者中，男13例，女1例。13例男性患者均有长期中草药酒饮用史，其中8例长期饮用五加皮酒；7例出现并发症，其中5例为肠梗阻，2例为肠穿孔。14例IMP患者的临床症状均无特异性，大多表现为腹痛(11例)、腹胀(6例)、腹泻(6例)、恶心呕吐(4例)、便秘(2例)等。腹部X线检查主要表现为沿结肠走行的多发不规则钙化。3例行气钡灌肠造影检查患者均可见结肠半月襞变浅或消失、肠壁僵硬、肠腔狭窄和"指压征"。CT典型表现包括受累肠壁水肿增厚，肠周脂肪间隙模糊，肠系膜静脉和结肠壁内点状、细条状、弯曲状钙化。内镜下典型表现包括黏膜呈暗紫色、充血、水肿、伴糜烂溃疡、表面结节状突起和迂曲静脉显露等。结论:IMP有典型的影像学和内镜特征，两者联合能更准确地诊断和评估IMP。

目的:探讨改良穿支体区CTA三维重建在股前外侧穿支皮瓣（ALTPF）及腹壁下动脉穿支皮瓣（DIEPF）术前定位及术中设计、切取中的应用价值。方法:自2021年9月-2022年1月,在滨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手（显微）外科,用基于改良穿支体区CTA三维重建技术辅助完成游离穿支皮瓣共10例,其中游离ALTPF 8例,用于修复口腔颌面部肿瘤切除术后创面及舌重建；游离DIEPF 2例,用于修复乳腺肿瘤切除术后创面并重建乳房。术前根据改良的扫描参数及给药方案，患者行双股部或腹部CTA扫描，将扫描数据导入GE AW 4.7工作站，对供皮瓣区进行穿支体区和血管体区的三维重建。从血管体区动态观察源动脉的基本信息，从穿支体区动态观察穿支血管的基本信息，并对其具体数据进行测量。先使用HHD对穿支点进行标记，再根据CTA三维重建测量数据将穿支点、穿支干走行及源动脉走行同样标记于体表。将术中探查到的源动脉及穿支的情况与术前三维重建进行比较,对CTA穿支定位点与HHD穿支定位点进行比较。本组皮瓣切取时间、皮瓣成活情况与既往单独采用HHD定位的患者进行比较。ALTPF和DIEPF的切取面积分别为4.0 cm×4.0 cm~15.0 cm×6.0 cm和19.0 cm×7.5 cm~25.0 cm×10.0 cm。术后观察皮瓣成活与供区愈合情况,定期门诊随访皮瓣外形、质地、功能恢复情况及供皮瓣区愈合情况。结果:8例ALTPF及2例DIEPF均顺利成活,无动、静脉血管危象发生,供区与受区均一期愈合,无肌疝及腹壁疝等并发症。术前三维重建图像见股部肌皮型穿支7条、肌间隙型穿支2条及腹部直接型穿支3条、迂曲型穿支2条，与术中探及的穿支类型、起源基本一致。本组CTA定位距离[（0.36±0.11）cm]比本组HHD定位[（0.54±0.19）cm]精确度更高（ t=-3.160, P<0.05）。本组[（52.80±24.57）min]较既往组[（74.60±30.53）min]在相近面积皮瓣切取上时间更短（ t=-9.179, P<0.05）。既往组中有1例因穿支及源动脉管径过细而放弃移植。术后随访2~6个月,皮瓣无臃肿,质地柔软,血运良好,闭、开口及舌功能无明显受限；重建乳房与健侧对称,外形满意。皮瓣供区留有线形瘢痕,功能无明显受限。 结论:改良穿支体区CTA三维重建能够较为准确的显示穿支点及穿支干在浅筋膜层面内的走行、分布,为穿支皮瓣术前定位及术中设计、切取提供可靠依据,降低围手术期风险,具有一定的临床实用价值。

目的:探讨比较多通道经皮肾镜碎石术（PCNL）与单通道经皮肾镜联合输尿管软镜碎石术（ECIRS）治疗鹿角形肾结石的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收治的多通道PCNL及单通道ECIRS治疗的鹿角形结石患者的临床资料。两组患者手术体位均为斜跨位（即斜仰卧-截石位），采用超声引导经皮肾穿刺；两组均常规留置F6双J管与肾造瘘管。术后24 h及术后1个月复查腹部平片（KUB）或计算机断层扫描（CT）评估结石清除率（SFR），无结石残留或残留碎片<4 mm视为结石清除。比较分析两组的SFR、手术时间、术中术后并发症、住院时间等。结果:本研究共纳入135例患者，女70例，男65例，平均年龄50.8岁。其中74例行多通道PCNL，61例行单通道ECIRS。PCNL组肾结石长径为（58.5±11.4）mm，ECIRS组结石长径为（57.7±11.6）mm（ P=0.658）。两组术后24 h的SFR（81.1% 比 80.3%）与术后1个月的SFR（91.9%比90.2%）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PCNL组对比ECIRS组需更长的手术时间［ M（ Q1， Q3）为130（100，171）比105（90，135）min， P=0.015］。PCNL组的Clavien-Dindo 2级以上并发症的发生率更高（18.92%比1.64%， P<0.01），且住院时间长于ECIRS组［ M（ Q1， Q3）为8（7，9）比6（5，8）d， P<0.01］。 结论:斜跨位多通道PCNL和单通道ECIRS处理鹿角形肾结石均安全有效，两种手术方法的SFR相当，ECIRS组具有更低的术后并发症率、更短的手术时间及住院时间。

目的:探讨新型冠状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人群消化系统症状特征与核酸阳性持续时间的关系，分析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患者的腹部计算机断层扫描(CT)特征。方法:对2022年4月11日至5月23日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方舱医院收治的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患者进行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基本信息、核酸阳性起始时间、消化系统症状和转归等。结合患者病史资料统计消化道症状相关特征并分析其与核酸阳性持续时间的关系。对于核酸持续阳性时间≥10 d的患者进行胸腹部CT检查，分析其腹部CT特征及其与核酸阳性持续时间的关系。统计学方法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 结果:共收集4 360份有效问卷。4 360例患者中，男2 475例，女1 885例，住院时间为(6.8±4.9) d。4 360例患者中，1 979例(45.4%)出现食欲下降、腹部不适或腹痛、便秘、腹泻等消化道症状，有消化道症状患者的核酸阳性持续时间为(7.4±5.5) d，长于无消化道症状患者的核酸阳性持续时间[(6.5±3.6) 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78， P<0.001)。在方舱医院隔离期间，消化道症状完全缓解的患者核酸阳性持续时间短于完全无缓解的患者[(7.3±5.2) d比(8.5±5.7) 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25， P＝0.02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患者合并消化道症状是核酸阳性持续时间≥10 d的独立危险因素( OR＝1.316，95%置信区间1.294~2.205， P＝0.046)。299例核酸阳性持续时间≥10 d患者中有187例(62.5%)伴消化道症状，146例(48.8%)患者腹部CT检查观察到胃十二指肠壁增厚、小肠壁增厚、小肠系膜血管模糊和结肠扩张积气等影像学改变。在核酸阳性持续时间≥10 d的患者中，腹部CT检查提示有胃肠道影像学改变患者的核酸阳性持续时间长于无胃肠道影像学改变的患者[(16.0±2.8) d比(13.0±2.1) 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62， P＝0.009)。 结论: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患者合并消化道症状较常见，有消化道症状患者核酸阳性持续时间较长，部分患者腹部CT检查可出现胃肠道损伤的相关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