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探讨外科微创房颤消融术(Wolf mini-maze)后房颤复发的相关危险因素，收集2011年5月至2018年12月期间，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收治的211例孤立性房颤患者资料。患者均行外科微创胸腔镜下房颤消融术(左心房后壁盒式消融＋左心耳切除术)，其中完成6个月以上随访患者共180例，按照其术后是否出现房颤复发分为复发组(55例)，未复发组(125例)，记录年龄、性别、病程长短、既往高血压、糖尿病病史、吸烟饮酒史、既往脑梗塞病史、遗留肢体活动障碍史、既往导管消融病史、CHADS2评分、CHADS2-VASc评分、HAS-BLED出血评分、心功能(NYHA分级)、房颤类型、左心房大小(LAD)、左心室射血分数(EF)、手术时间、术后胸腔引流管留置时间，进行术后房颤复发的相关危险因素分析。房颤复发的相关危险因素包括：房颤病程( P＝0.0467)；既往中风病史( P＝0.0414)；遗留肢体活动障碍( P＝0.0378)；持续性房颤( P＝0.0227)。其中，房颤病程( P＝0.017， β＝0.08， OR＝1.084，95% CI：1.014～1.158)；持续性房颤( P＝0.029， β＝0.763， OR＝2.145，95% CI：1.080～4.260)，是术后房颤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房颤病史的延长，出现中风及肢体活动障碍，持续性房颤会增加外科微创房颤消融术后房颤复发的可能性，其中，持续性房颤患者，术后房颤复发的可能性显著增加，随着房颤病程的延长，术后房颤复发的可能性亦会增加。

目的:探讨再次三尖瓣手术治疗左心瓣膜术后孤立性三尖瓣反流的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研究。纳入2005年9月—2021年9月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接受再次三尖瓣手术治疗的32例左心瓣膜术后孤立性三尖瓣反流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3例，女29例；年龄32～74（53.8±9.2）岁；三尖瓣置换术30例，三尖瓣成形术2例；16例于胸腔镜辅助下完成手术，16例经传统胸骨正中切口完成手术。观察患者体外循环时间、重症监护病房（ICU）时间、术后机械通气时间、术后住院时间、围术期死亡率及并发症发生率。根据随访结果，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并计算术后生存率。结果:32例患者手术均顺利完成。体外循环时间121.0（80.5，187.3）min，ICU停留时间4.0（2.0，10.5）d，术后机械通气时间41.0（16.3，87.3）h，术后住院20.0（12.0，29.0）d。围术期死亡8例（25.0%，8/32），24例（75.0%，24/32）治愈出院。围术期主要并发症：32例患者中，低心排综合征6例（18.8%）、呼吸衰竭10例（31.3%）、再次气管插管8例（25.0%）、气管切开5例（15.6%）、肺部感染8例（25.0%）、胸腔积液5例（15.6%）、急性肾衰竭6例（18.8%）、急性肝衰竭1例（3.1%）、消化道出血2例（6.3%）、切口愈合不良3例（9.4%）。随访22例（91.7%，22/24），随访时间26.5（17.3，42.0）个月，随访期间死亡4例，18例存活患者中纽约心脏协会心功能分级均恢复至Ⅰ～Ⅱ级。患者术后1、2、5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71.9%、68.5%、63.2%。结论:再次三尖瓣手术治疗左心瓣膜术后孤立性三尖瓣反流安全有效，围术期及术后近、中期临床效果满意。

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行心脏外科手术7 239例，其中瓣膜手术3 616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2 527例，大血管手术719例，其他手术377例。患者术前均行头颅CT及脑动脉CTA检查，术后出现脑梗塞症状时重复上述检查。发生脑梗塞50例(0.7%，50/7 239)，包括早发脑梗塞14例(0.2%)和迟发脑梗塞36例(0.5%)。早发脑梗塞定义为初次麻醉苏醒时已出现症状者。迟发脑梗塞定义为初次麻醉苏醒时无神经系统功能障碍，其后发生脑梗塞者。全组大血管术后脑梗塞发病率最高(18/719例，2.5%)，其次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手术(34/2 527，1.3%)，单纯瓣膜术后发病率最低(1/3 616例，0.0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延迟关胸、术中输血、手术时长等术中因素可能增加脑梗塞发病风险( P<0.05)。早发脑梗塞主要危险因素源于术中，延迟关胸比例高、手术时间长( P<0.05)，预后差，术前完善神经系统检查可有效降低早发病率。迟发脑梗塞平均(3.53±3.04)天发病，发病机制多样，应采取不同监测手段及干预措施。

2021年7月至2022年8月期间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共完成4例左心室辅助装置(LVAD)植入术。患者均为男性，年龄33~55岁，均诊断为终末期心力衰竭、扩张型心肌病、心功能NYHA分级Ⅳ级、INTERMACS分级Ⅳ~Ⅵ级。患者术后出现低氧血症1例，无法拔除气管导管，行气管切开；急性肾损伤行床边血滤1例；主动脉瓣血栓形成1例；主动脉瓣无法开放1例。所有患者术后均吸入一氧化氮降低肺动脉压，效果满意。经治疗后4例均康复出院，出院后口服华法林抗凝，口服诺欣妥控制血压，生活质量显著提高。LVAD是治疗终末期心衰的良好手段，其独特的"平流"病理生理机制，可致术后出现低氧血症、右心衰竭、高血压、血栓形成和出血等并发症，术后须密切监测、做好围手术期管理工作。

目的:探讨心脏大血管手术后患者谵妄的发生率及相关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5月至2019年5月南京市第一医院7 001例行心脏大血管手术患者的临床资料，记录患者一般临床资料、手术名称、手术时间、体外循环时间、主动脉阻断时间、术后ICU镇痛和镇静药物使用情况、ICU意识模糊评估法（CAM-ICU）评分、住ICU时间、总住院时间、不良预后及术后谵妄发生情况。分析术后谵妄对于患者住院时间和不良预后的影响，探讨术后谵妄发生的危险因素。结果:7 001例患者中，573例（8.18%）发生术后谵妄（谵妄组），未发生谵妄6 428例（非谵妄组）。急性主动脉夹层（AAD）孙氏手术患者术后谵妄发生率明显高于其他心脏大血管手术患者[45.03%（204/453）比5.64%（369/6 54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谵妄组年龄、住ICU时间、总住院时间、不良预后发生率、手术时间、体外循环时间和主动脉阻断时间明显大于非谵妄组[（59.72 ± 12.48）岁比（58.81 ± 12.16）岁、5.49（2.87，9.49）d比1.12（0.90，1.95）d、21.92（17.90，28.22）d比17.85（14.93，21.76）d、7.33%（42/573）比2.13%（137/6 428）、（5.43 ± 2.51）h比（4.06 ± 1.33）h、（140.01 ± 55.13）min比（108.07 ± 42.98）min和（85.23 ± 37.30）min比（72.50 ± 34.15）min]，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深低温停循环和选择性脑灌注是心脏大血管手术患者发生术后谵妄的独立危险因素（ OR = 10.922，95% CI 7.444~16.120， P<0.01）。排除AAD患者后，<40岁、40~49岁、50~59岁、60~69岁、70~79岁和≥ 80岁患者术后谵妄发生率分别为2.63%（11/418）、4.16%（34/817）、4.37%（71/1 625）、5.13%（122/2 379）、9.34%（114/1 221）和19.32%（17/88），随着年龄的增长术后谵妄发生率呈明显升高趋势（ Z = 2.63， P = 0.009）；住ICU 1、2、3、4、5、6、7和>7 d术后谵妄发生率分别为1.47%（45/3 056）、3.22%（63/1 954）、5.69%（34/597）、12.14%（38/312）、18.18%（22/121）、22.62%（38/168）、25.93% （21/81）和41.70%（108/259），住ICU时间越长术后谵妄发生率越高（ Z = 3.34， P = 0.001）。根据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方法对患者各系统功能进行评分，谵妄组呼吸系统、循环系统、肝功能及肾功能评分明显差于非谵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两组凝血功能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根据术后ICU期间镇静镇痛药物的使用情况分为单用右美托咪定组（3 355例）和右美托咪定联合地佐辛组（1 396例），右美托咪定联合地佐辛组术后谵妄发生率明显高于单用右美托咪定组[19.20%（268/1 396）比5.66%（190/3 3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 结论:年龄、手术时间、体外循环时间、主动脉阻断时间、术中接受深低温停循环及选择性脑灌注、病情危重程度及住ICU时间是心脏大血管手术患者发生术后谵妄的危险因素。围手术期镇静镇痛药物的选择会影响术后谵妄的发生率。

患儿，女性，年龄7月22 d，体质量6 kg，身长62 cm，因"检查发现支气管畸形5月余"入院。患儿38 ＋4周顺产，出生时1、5 min Apgar评分分别为9、10分。患儿出生后半月因"新生儿肺炎、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呼吸衰竭、肺动脉高压、动脉导管未闭、房间隔缺损、先天性喉软骨软化病"在当地医院治疗40余天，其中呼吸机辅助呼吸15 d。住院期间胸部CT结果提示：气管隆突位置升高，右主支气管近端偏窄。因好转出院后反复呼吸道感染，至我院呼吸科住院治疗，纤维支气管镜检查结果提示"气管支气管狭窄、气管支气管软化、支气管开口异常"。考虑存在先天性支气管畸形及气管支气管软化，患儿抗感染治疗好转后转入胸外科继续治疗。入院查体：RR 32次/min，HR 134次/min，呼吸稍促，可及胸骨上吸凹，两肺呼吸音稍粗，未及干湿啰音。心音有力，心律齐，胸骨L 2，3肋间可闻及2级收缩期杂音。心脏大血管(包括气道)增强CT结果示：房间隔缺损，交叉肺动脉，肺动脉高压，右上肺静脉异位引流至奇静脉，气管隆突位置高(约平T 1，2椎体层面)，形态失常，局部气管管腔明显狭窄，直径约2.7 mm×1.6 mm，右主支气管开口处仅见细线样管腔影(见图1)，右肺上叶支气管开口显示不清。心脏B超结果示：房间隔中部缺损，直径7 mm，右上肺静脉走行欠清晰，交叉肺动脉。实验室检查未见明显异常，心电图正常。术前诊断为"先天性支气管畸形，肺静脉连接部分异常，房间隔缺损，先天性喉软骨发育不良"。术前2 d就术中注意事项进行多学科会诊。术前访视时患儿经鼻导管吸氧(氧流量2 L/min)，呼吸稍促，无紫绀，轻微咳嗽，少许痰，ASA分级Ⅲ级，拟在全身麻醉下行"气管环状切除和隆突成形术"。

混合现实技术将患者的影像学检查数据进行三维重建，与真实场景进行有机的结合，模拟真实的手术场景应用于临床教学，结合大数据分析技术，构建态势感知数据模型，对教学互动和病情演绎提供数据能力支撑。本文就混合现实技术与态势感知在心脏大血管外科临床教学中的应用进行探索。该技术的应用可以更新带教手段、弥补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提升教学效率，所以作为一种创新型教学方法，在临床教学中的应用值得探索和推广。

近五十年来，心血管大血管外科迅猛发展，成为各大医院的标志性学科。科学研究贯穿于心血管外科发展的始终，是学科发展的"引擎"。循证医学、微创技术、内外科融合(杂交技术)、心脏移植、机械辅助和基础研究是心血管外科科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受到持续重视，也代表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新技术革命为心血管外科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必须高度重视多学科协同发展，推动心血管外科创新。

目的:探讨多渠道网络平台技术联合案例教学在心脏大血管外科本科实习教学互动中的应用，并评估其教学效果。方法:纳入96名参加心脏大血管外科临床见习的本科学生，随机分为对照组（48例）及试验组（48例）；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试验组采用微信及问卷星平台联合案例教学；比较两组学生接受教学后理论成绩、技能成绩以及课堂气氛、学习兴趣、学习效率、学习能力提高、理论知识掌握、临床技能提高等方面效果。采用SPSS 19.0进行 t检验和卡方检验。 结果:技能成绩以及课堂气氛、学习兴趣、学习效率、学习能力提高、理论知识掌握、临床技能提高等反馈方面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 结论:网络平台联合案例教学在心脏大血管外科本科教学互动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值得进行推广。

目的:了解心脏外科术后患者多重耐药菌(multidrug-resistant organism, MDRO)感染的病原学特征以及耐药模式，指导临床医生合理应用指南推荐的抗菌药物，提高经验性抗菌治疗的成功率、改善住院患者预后。方法:收集2018年1月—2021年10月心脏外科术后409例确诊为医院感染患者的完整病历资料，根据合格的临床标本阳性培养结果分为多重耐药细菌感染组(MDR＝176例)和非多重耐药细菌感染组(non-MDR＝233例)，分析MDRO感染的病原学特征以及对临床常用抗菌药物的耐药模式，同时对不同的外科手术类型和临床感染类型相对应的病原学分布、耐药情况以及临床结局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合格的临床标本检出多重耐药细菌306株，97例(97/176, 55.1%)患者同时存在两种及两种以上多重耐药细菌感染，主要表现为肺炎克雷伯菌、鲍曼不动杆菌和(或)铜绿假单胞菌混合感染，其中包括碳青霉烯类耐药细菌213株(213/306, 69.6%)。无论外科手术类型和临床感染类型如何，病原学分布均以鲍曼不动杆菌(114/306，37.3%)最常见，其次是肺炎克雷伯菌(72/306, 23.5%)和铜绿假单胞菌(55/306，18.0%)，而且大部分的临床标本来源于痰液(528/601, 87.9%)，通常表现为碳青霉烯类耐药、多重耐药和泛耐药，尤以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手术和主动脉大血管手术最严重，多重耐药细菌分离率分别高达53.7%和53.1%，全耐药细菌的分离率相对较低。体外药敏结果显示多重耐药细菌对左氧氟沙星(64.4%)、头孢吡肟(61.4%)耐药率最高，其次是环丙沙星(54.6%)、头孢他啶(53.9%)、复方新诺明(52.4%)；而多黏菌素(5.5%)和阿米卡星(7.2%)耐药性较低。与非多重耐药细菌感染相比较，感染多重耐药细菌对头孢他啶(χ 2＝156.663， P<0.001)、头孢曲松(χ 2＝27.844， P<0.001)、头孢吡肟(χ 2＝210.181， P<0.001)、亚胺培南(χ 2＝173.242， P<0.001)、左氧氟沙星(χ 2＝201.521， P<0.001)、环丙沙星(χ 2＝180.187， P<0.001)、阿米卡星(χ 2＝16.661， P<0.001)、庆大霉素(χ 2＝46.047， P<0.001)、妥布霉素(χ 2＝106.546， P<0.001)、哌拉西林(χ 2＝7.325， P＝0.007)、氨苄西林/舒巴坦(χ 2＝5.415， P＝0.020)、哌拉西林/他唑巴坦(χ 2＝139.506， P<0.001)、头孢哌酮/舒巴坦(χ 2＝102.832， P<0.001)、复方新诺明(χ 2＝121.217， P<0.001)、氨曲南(χ 2＝6.977， P＝0.008)和米诺环素(χ 2＝53.107， P<0.001)等具有更高的耐药性，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虽然不同的外科手术类型和临床感染类型在致病菌检出率比较上无明显差异，但心脏手术后并发感染尤其是多重耐药细菌感染导致高达30.0%的死亡率，而且死亡与临床感染类型密切相关，普通肺部感染和血流感染的全因死亡率在10.0%~20.0%，一旦患者病情难以控制进展为重症感染甚至感染性休克将导致全因死亡率成倍增加。 结论:心脏外科手术后患者多重耐药细菌感染面临巨大挑战，以肺炎克雷伯菌、鲍曼不动杆菌和铜绿假单胞菌等革兰阴性杆菌最常见，而且超过一半的患者表现为上述细菌的混合感染，常常表现为碳青霉烯类耐药、泛耐药甚至全耐药，导致抗感染治疗药物选择有限，严重影响住院患者的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