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从忆溯角度分析研究强迫症的人格发生发展情况。方法:2016年1月至2017年5月，选取103例强迫症患者(患者组)以及88例在汪卫东忆溯性人格发展量表(Wang Weidong memory-tracing personality developmental inventory，WMPI)全国城市人口常模数据库中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条件相匹配的正常被试(对照组)。采用WMPI对所有被试进行评估与比较。统计软件使用SPSS 22.0，数据统计使用独立样本 t检验和非参数检验。 结果:1．人格发展外部影响因素方面：生活事件方面，患者组童年期家庭内部事件得分高于对照组( P<0.05)；教养方式方面，患者组童年期严厉[(5.637±3.463)分]与惩罚[(6.275±4.565)分]得分高于对照组[(4.341±3.092)分，(5.000±3.698)分， t＝-2.703，-2.093，均 P<0.05]。2.人格要素发展方面：(1)胆气分量表中，在童年时期，自然恐惧[(7.686±3.441)分]、适应能力[(15.000±5.321)分]两维度患者组比对照组[(6.023±3.991)分，(12.841±6.070)分]得分高( t＝-3.085，-2.613，均 P<0.05)。人际恐惧维度的3个年龄段，患者组[(20.284±8.255)分，(22.804±7.458)分，(22.725±7.145)分]均较对照组[(16.205±7.937)分，(19.841±6.319)分，(18.364±6.277)分]得分高( t＝-3.458，-2.929，-4.437，均 P<0.01)。(2)人际关系分量表的依恋性维度中，童年期患者组[(10.804±3.621)分]得分高于对照组[(8.830±4.850)分， t＝-3.205， P<0.01]。(3)性发展分量表中，在少年期，异性交往[(11.941±4.878)分]、爱情观[(15.098±4.180)分]与性观念[(8.892±2.988)分]患者组得分均高于对照组[(9.125±5.040)分，(11.761±5.202)分，(6.943±3.288)分，均 P<0.01]。(4)自我分量表中，在童年期患者组自理性维度得分[(6.465±2.890)分]比对照组[(4.239±2.861)分]得分高( P<0.01)，在童年与少年时期患者组自主性维度得分[(10.772±2.694)分，(11.347±2.621)分]较对照组[(8.011±4.039)分，(9.818±2.693)分]得分高(均 P<0.01)。(5)思维方式分量表中，在童年期，患者组绝对化思维维度得分高于对照组( P<0.01)。谨慎维度中患者组在童年期与少年期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均 P<0.01)。(6)意志力分量表的果断性维度中，患者组在少年期与青年期较对照组得分高(均 P<0.01)。在青年期患者组自觉性维度得分比对照组得分高( P<0.01)。坚持性维度中，患者组在童年期与青年期较对照组得分高(均 P<0.01)。(7)世界观分量表，动机、事业观与友谊观3个维度中，在少年期患者组比对照组得分高( P<0.01)。价值观维度中，在青年期患者组较对照组得分低( P<0.01)。 结论:强迫症患者童年时的教养方式中存在较多严厉与惩罚，导致童年呈现出胆气不足、人际关系不良、低自理自主性、高依恋性、思维绝对化及较多自我压抑等表现；在青少年时期，胆气的缺乏、自理自主性差、谨慎固执的思维会进一步加重并显现出较保守的性发展与传统的世界观。

目的:探讨事件影响和思维压抑在男性服刑人员儿童期虐待经历与自杀态度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使用儿童期虐待史自评量表(personal report of childhood abuse，PRCA)、事件影响量表(impact of event scale，IES)、思维压抑量表(white bear suppression inventory，WBSI)和自杀态度问卷(suicide attitude inventory，SAI)对370名男性服刑人员施测，采用SPSS 22.0进行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统计分析。结果:服刑人员儿童期虐待经历得分为(2.60±0.62)分，事件影响得分为(2.69±0.62)分，思维压抑得分为(2.83±0.79)分，自杀态度得分为(3.06±0.61)分。儿童期虐待经历、事件影响、思维压抑在不同自杀态度组上的得分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42.69，51.06，78.76，均 P<0.01)。控制年龄变量后，男性服刑人员儿童期虐待经历、事件影响、思维压抑和自杀态度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 r＝0.38~0.76，均 P<0.01)。事件影响和思维压抑在男性服刑人员儿童期虐待经历与自杀态度间起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包括三条路径：一是事件影响的单独中介效应；二是思维压抑的单独中介效应；三是事件影响和思维压抑的链式中介效应，效应值分别为0.29，0.23，0.05。 结论:服刑人员儿童期虐待经历不仅可以直接影响自杀态度，还可以通过事件影响和思维压抑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自杀态度。

目的:引进认知回避问卷(Cognitive Avoidance Questionnaire,CAQ),并考察其在中国大学生被试中的信效度.方法:使用经双盲翻译的中文版CAQ,对600名大学生进行施测,回收有效问卷561份.初次施测后间隔3～4周,选取91名被试进行重测.结果: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表明中文版CAQ符合原五因素模型(x2=494.620,df=239,x2/df=2.070,RMESA=0.046,CFI=0.954,TLI=0.942,SRMR=0.042),五因素分别为:思维压抑、思维替代、转移注意、回避刺激、图像思维化.信度分析表明,总量表Cronbach α系数为0.930,各分量表Cronbach α系数介于0.732～0.839之间;总量表重测信度为0.652,各分量表介于0.439～0.638之间;总量表分半信度为0.874,各分量表分半信度介于0.689～0.830之间.总量表与思维压抑量表的相关系数为0.584,与抑郁、焦虑、压力、强迫量表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247,0.316,0.354,0.396(P值均＜0.01).结论:中文版CAQ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可在中国文化下应用.

中医学是最具原创优势的学科之一,其学科理论、思维方式与国学密不可分.中医学迎来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局面,中医学的发展首先要认清其原创优势,理清其原创思维的来源.象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的本质内涵和基本特征,显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特殊品格,中医原创思维当与象思维紧密链接.西方文化的传入压抑了原发创生性的象思维,惟科学主义的概念思维与西医成为了主流.其实应该既不排斥概念思维,又要注重表达自己民族特有的原创思维及原创优势,东学西学兼收并蓄,中医西医融通共进.

中西医并重国策的提出,直面中医药学人带来清晨薄明的晨光,转瞬间春天的太阳即将升空光照中华大地.人类医学门类虽有农耕文明背景下的中医药与民族医药,也有工业文明背景下的西医药,无分中医西医都是维护生命疗伤治病的利器,应当优势互补服务民生.建国后中医药事业产业学科逐步健全发展,有党和国家领导的关怀支持,然而体制机制所致"中焦瘀阻",我这一辈中医药学人与职称、学位、医疗服务、中成新药审评审批,国家重大科研计划等都曾遇到"难为"之事.回首中医管理往事于1986年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翌年改建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历30年由于执法主体欠缺而驻足不前.一辈学人在中医存废争论的余波中,心生压抑的克难向前,真的渴望中医药法,中西医并重国策逐步落到实处,能够摆脱"非主流医学"的羁绊得到思想解放,中医学人愈向农村与基层求助情绪愈强.让我们紧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回归重振国学深邃的哲理,中医药学向思能旨弘扬原创思维原创优势,面向未来、面向社会、面向世界,胸怀仁德兼容开放,善于吸纳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科技文明,为人类的生命美育身体健康助力服务.大成智慧、海纳百川、和合共进,互补互动去迎接大科学大卫生高概念数字化新纪元,力争构建新中国、新时代具有独特创新的医学体系.

目的:检验思维控制问卷(TCQ)测评大学生人群的效度和信度.方法:选取847名大学生,随机分成2部分,样本1(n=422)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样本2(n=425)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另外选取228名大学生(样本3),采用强迫量表修订版(OCI-R)、中文版思维压抑量表(WBSI)进行效标效度检验,间隔6周后对其中98名大学生进行重测.结果:探索性因子分析共抽取5个公因子,分别为转移注意力、惩罚、重新评价、担忧和社交控制;验证性因子分析表明5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数较好(x2/df=1.53,CFI=0.97,TLI=0.97,SRMR=0.05,RMSEA=0.04);TCQ 总分与 OCI-R、WBSI得分均正相关(ICC=0.42、0.46,均 P＜0.01).总问卷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0.78,各因子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0.72～0.86;总问卷的重测信度(ICC)为0.83,各因子的重测信度为0.69～0.82.结论:思维控制问卷测评大学生群体显示有较好的效度和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