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物质滥用史对男性服刑人员服刑期间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及其与暴力行为的关系。方法:2019年10—11月对1 455名服刑人员进行问卷调查。采用自编个人物质滥用史问卷收集物质滥用情况(饮酒、吸烟和吸毒)；采用广泛性焦虑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scale，GAD-7)、患者健康问卷抑郁症状群量表(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s，PHQ-9)调查焦虑抑郁情绪。按照有无物质滥用史将所有被试分为物质滥用组( n＝871)和无物质滥用组( n＝584)。采用SPSS 21.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方法采用 t检验、 χ2检验、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1)物质滥用组GAD-7[(4.95±5.88)分，(3.35±5.33)分； t＝－5.407， P<0.01]、PHQ-9[(6.69±6.50)分，(4.48±5.73)分； t＝－6.821， P<0.01]量表得分均显著高于无物质滥用组。(2)躯体疾病( β＝0.700， OR＝2.014，95% CI＝1.599~2.538， P<0.05)、酒精滥用史( β＝0.434， OR＝1.543，95% CI＝1.176~2.025， P<0.05)、烟草滥用史( β＝0.387， OR＝1.473，95% CI＝1.154~1.880， P<0.05)、年龄≤45岁( β＝0.372， OR＝1.450，95% CI＝1.118~1.881， P<0.05)是服刑人员出现焦虑情绪的危险因素。躯体疾病( β＝0.686， OR＝1.986，95% CI＝1.581~2.496， P<0.05)、烟草滥用史( β＝0.488， OR＝1.629，95% CI＝1.286~2.063， P<0.05)、年龄≤45岁( β＝0.484， OR＝1.622，95% CI＝1.260~2.089， P<0.05)、酒精滥用史( β＝0.344， OR＝1.410，95% CI＝1.073~1.854， P<0.05)是服刑人员出现抑郁情绪的危险因素。(3)受教育年限≤9年( β＝0.900， OR＝2.459，95% CI＝1.855~3.261， P<0.05)、年龄≤45岁( β＝0.788， OR＝2.199，95% CI＝1.690~2.860， P<0.05)、未婚( β＝0.683， OR＝1.980，95% CI＝1.421~2.759， P<0.05)、酒精滥用史( β＝0.308， OR＝1.361，95% CI＝1.053~1.758， P<0.05)、毒品滥用史( β＝0.557， OR＝1.745，95% CI＝1.055~2.885， P<0.05)是服刑人员暴力行为的危险因素。 结论:物质滥用史可能是服刑人员服刑期间出现焦虑抑郁情绪的危险因素；酒精、毒品滥用均是出现暴力行为的影响因素。

目的:探讨服刑人员神经质人格对抑郁的影响以及应对方式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方法:采用艾森克人格问卷神经质分量表、抑郁自评量表、特质应对方式问卷，对福建省某监狱的274名有效被试进行了问卷调查，采用SPSS 23.0进行数据分析，采用Mplus 7.0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建模和Bootstrap中介效应检验。结果:(1)神经质人格特质得分为(11.08±5.51)分，积极应对得分为(32.47±6.45)分，消极应对得分为(28.81±5.96)分，抑郁得分为(41.15±9.07)分。神经质人格与积极应对呈显著负相关( r＝-0.40， P<0.01)，与消极应对和抑郁显著正相关( r＝0.39， P<0.01； r＝0.69， P<0.01)。(2)神经质人格正向预测抑郁，可以解释抑郁总分46.4%的变异量( F＝46.372， P<0.01)。(3)应对方式(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在神经质人格与抑郁之间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整个模型拟合良好(χ 2/ df＝2.364，RMSEA＝0.070，NFI＝0.993，CFI＝0.996，RFI＝0.955，IFI＝0.996)，积极应对的中介效应量为0.108(95% CI：0.061~0.157)，消极应对的中介效应量为0.066(95% CI：0.021~0.109)。 结论:神经质人格一方面直接影响抑郁，另一方面通过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间接影响抑郁。

目的:探讨述情障碍及其因子在特质愤怒与男性暴力犯罪服刑人员攻击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特质愤怒量表(the trait anger scale，TAS)、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oronto alexithymia scale-20，TAS-20)和中文大学生版Buss-Perry攻击性量表(the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version of Buss-Perry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对268名男性暴力犯罪服刑人员进行施测，使用SPSS 23.0和Mplus 8.0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特质愤怒、攻击行为和述情障碍的总分分别为(17.75±4.93)分、(52.15±10.61)分、(70.90±19.40)分。Pearson相关分析表明，特质愤怒与攻击行为( r＝0.67， P<0.01)、述情障碍( r＝0.40， P<0.01)均呈正相关，述情障碍与攻击行为也呈正相关( r＝0.55， P<0.01)。多元层次回归分析表明，在控制酒精成瘾的影响后，特质愤怒对攻击行为的直接预测作用显著( β＝0.67， P<0.01)；述情障碍的情感辨认障碍因子在特质愤怒与攻击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β＝0.18，95% CI＝0.11~0.27)。 结论:特质愤怒不仅可以直接影响男性暴力犯罪服刑人员攻击行为，也可以通过述情障碍中的情感辨认障碍因子间接影响男性暴力犯罪服刑人员攻击行为。

目的:探讨面部表情识别能力对服刑人员亲社会行为倾向的影响，以及共情和社会支持在两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方法:采用自编面部表情识别能力测验、人际反应指针量表、亲社会行为倾向量表和领悟社会支持量表于2022年8月对200名男性服刑人员进行调查。采用SPSS 20.0结合Hayes编制的PROCESS宏程序对数据进行相关分析、中介及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服刑人员的亲社会行为倾向[(79.145±12.134)分]与服刑次数[(1.555±1.045)次]显著负相关( r＝－0.227， P<0.01)；面部表情识别能力能正向预测服刑人员的亲社会行为倾向(总效应＝0.338， P<0.01)，共情在两者关系中起了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值＝0.094， P<0.01)；社会支持对面部表情识别能力与亲社会行为倾向的关系( β＝0.176， P<0.01)、与共情的关系( β＝－0.291， P<0.01)，以及共情与亲社会行为倾向的关系( β＝－0.270， P<0.01)均有调节作用。 结论:面部表情识别能力对服刑人员的亲社会行为倾向有促进效应，共情和社会支持在两者关系中分别起了中介及调节作用。

目的:探讨事件影响和思维压抑在男性服刑人员儿童期虐待经历与自杀态度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使用儿童期虐待史自评量表(personal report of childhood abuse，PRCA)、事件影响量表(impact of event scale，IES)、思维压抑量表(white bear suppression inventory，WBSI)和自杀态度问卷(suicide attitude inventory，SAI)对370名男性服刑人员施测，采用SPSS 22.0进行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统计分析。结果:服刑人员儿童期虐待经历得分为(2.60±0.62)分，事件影响得分为(2.69±0.62)分，思维压抑得分为(2.83±0.79)分，自杀态度得分为(3.06±0.61)分。儿童期虐待经历、事件影响、思维压抑在不同自杀态度组上的得分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42.69，51.06，78.76，均 P<0.01)。控制年龄变量后，男性服刑人员儿童期虐待经历、事件影响、思维压抑和自杀态度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 r＝0.38~0.76，均 P<0.01)。事件影响和思维压抑在男性服刑人员儿童期虐待经历与自杀态度间起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包括三条路径：一是事件影响的单独中介效应；二是思维压抑的单独中介效应；三是事件影响和思维压抑的链式中介效应，效应值分别为0.29，0.23，0.05。 结论:服刑人员儿童期虐待经历不仅可以直接影响自杀态度，还可以通过事件影响和思维压抑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自杀态度。

目的:探索正念训练对男性服刑青少年童年期创伤的干预作用.方法:将193名中重度童年期创伤的男性服刑青少年随机分为正念训练、团体辅导和普通对照3个组别进行为期2个月的干预,评估干预开始时(前测)、干预1个月(中测)、干预结束时(后测)3个时间点童年期创伤的情况,以评估3组干预效果.结果:使用广义估计方程模型对3组男性服刑青少年的童年期创伤量表进行多因素重复测量分析,结果显示时间×组别的交互效应达到显著水平(Wald x2=10.708,P＜0.05),因此进一步分析单独效应.组间单独效应分析:前测,3组不具有统计学差异.中测,正念训练组得分低于团体辅导组.后测,正念训练组得分低于团体辅导组和普通对照组;时间单独效应分析:正念训练组前中后得分具有统计学差异,中测得分低于前测,后测得分低于前测.团体辅导组前中后得分具有统计学差异,后测得分低于前测,后测得分低于中测.结论:正念训练能够在短期内显著地降低男性服刑青少年的童年期创伤水平,并且具有较好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目的:探讨家庭亲密度和服刑人员犯罪态度的关系以及相对剥夺感和心理健康在其中的作用机制.方法:采用家庭亲密度量表、犯罪态度问卷、相对剥夺感问卷和一般健康问卷对216名服刑人员进行调查.结果:①相关分析显示,服刑人员家庭亲密度与其相对剥夺感、一般健康、犯罪态度均显著相关(r=-0.355,-0.358,-0.478;P＜0.001);服刑人员相对剥夺感与其心理健康、犯罪态度显著正相关(r=0.409,0.541;P＜0.001);服刑人员心理健康与其犯罪态度显著正相关(r=0.457,P＜0.001).②相对剥夺感(β=-0.64,P＜0.001)和一般心理健康(β=-0.21,P＜0.01)在家庭亲密度和犯罪态度间的单独中介作用显著;③相对剥夺感与一般心理健康在家庭亲密度和犯罪态度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显著(β=-0.1153,P＜0.001).结论:家庭亲密度不仅可以通过相对剥夺感和一般心理健康的独立中介作用影响犯罪态度,还可以通过相对剥夺感、一般心理健康的链式中介效应影响犯罪态度.本研究有助于理解服刑人员的犯罪心理机制,为犯罪预防和干预提供依据.

目的 研究颅脑外伤与重新犯罪风险的关系.方法 利用"重新犯罪问题调查问卷"于2019年8-12月在我国13个省(直辖市)78所监狱、未成年管教所或社区矫正中心对8 417名犯人进行调查,采用x2检验、logistic回归分析颅脑外伤史与重新犯罪的关系.结果 重新犯罪人员自报有颅脑外伤史的占比为14.90％,高于初次犯罪人员的8.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67.34,P＜0.001).与无颅脑外伤史人群比,有颅脑外伤史人群重新犯罪风险增加(OR=1.87,95％CI=1.61～2.18),调整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居住地类型、受教育程度、家庭类型、自报经济状况、父亲和母亲受教育程度后的OR=1.51(95％CI=1.28～1.78).结论 颅脑外伤与重新犯罪风险增加相关.针对颅脑外伤"早发现、早治疗和早干预",以及服刑期间犯罪人员颅脑外伤常规筛查和治疗康复,对于预防重新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目的:探讨面部表情识别能力对服刑人员攻击性的影响,以及社会支持和自我控制在两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方法:采用自编面部表情识别能力测验、攻击性问卷、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及自我控制量表等对200 名男性服刑人员进行调查.结果:服刑人员的攻击性与服刑次数显著正相关(r=0.137,P<0.05);面部表情识别能力能负向预测服刑人员的攻击性(总效应值=-0.184,P<0.05),社会支持在两者关系中起了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值=-0.028,P<0.05);自我控制对面部表情识别能力影响攻击性的中介模型的后半段起了调节作用(β=-0.119,t=-2.024,P<0.05).结论:攻击性与服刑人员再犯罪有重要关系;面部表情识别能力对服刑人员的攻击性有抑制效应,社会支持和自我控制在两者关系中分别起了中介及调节作用.

目的 了解不同犯罪类型男性服刑人员冲动性的特点,探讨冲动性的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匿名问卷调查的方法,以江苏某监狱1 206名男性服刑人员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监区服刑人员犯罪详细记录、监区服刑人员人口学资料问卷、物质使用情况调查表、Barratt冲动性量表第十一版( BIS-11)对其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①不同犯罪类型服刑人员在年龄(F＝30.092)、文化水平(χ2＝84.479)、婚姻状况(χ2＝54.386)、户籍(χ2＝34.959)、是否有吸烟史( χ2＝19.047)、是否有毒品使用史(χ2＝563.144)等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②不同犯罪类型男性服刑人员的冲动性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财产犯罪组的冲动性总分[(55.92±8.39)分]及各维度[注意力冲动性(12.70±2.35)分、运动冲动性(18.50±3.88)分、无计划冲动性(24.72±4.91)分]得分均低于其他犯罪类型(P＜0.05).③毒品使用史对暴力犯罪男性服刑人员的冲动性具有正向预测作用(B＝4.317,P＜0.01),文化水平(B＝－3.280,P＜0.01),年龄(B＝－0.094,P＜0.05),毒品使用史(B＝3.491,P＜0.05)对财产犯罪男性服刑人员的冲动性有预测作用.结论 不同犯罪类型男性服刑人员冲动性存在差异,财产犯罪的男性服刑人员的冲动性低于其他犯罪类型,年龄、文化水平、毒品使用史是男性服刑人员的冲动性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