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新型冠状病毒(新冠病毒)引发的新冠病毒感染(COVID-19)至今仍呈全球流行,虽然其对人类的威胁在逐渐减弱,但老年人、免疫功能缺陷人群以及伴有严重基础疾病患者的重症率、病死率仍高于一般人群.肝硬化是一种进展期慢性肝病,全球共有1.12亿例患者,每年约200万例死于失代偿并发症及肝细胞癌[1],造成了沉重的健康和经济负担.肝硬化患者因存在免疫功能障碍,感染新冠病毒后将加快患者肝硬化病程,促进急性失代偿事件的发生[2].尽管对COVID-19的认识不断增加,但有关肝硬化合并COVID-19这一特殊人群的具体管理流程仍在不断探索和优化中.因此,本文就肝硬化患者合并COVID-19的流行病学、发病机制、高危因素及预后评估、临床特点、治疗及疫苗预防的进展展开综述.

糖尿病肾脏疾病(diabetic kidney disease,DKD)作为2型糖尿病普遍且严重的微血管并发症,慢性微炎症状态是DKD个体肾脏组织损伤加重的重要因素.巨噬细胞是免疫-炎症反应的重要角色,其根据微环境的差异,可瞬态、可逆地极化为促炎的M1表型及抑炎的M2表型.M1/M2巨噬细胞极化平衡紊乱可导致炎性细胞因子聚集在肾小球及肾间质,加剧DKD的病情进展,因此恢复巨噬细胞极化的平衡,是改善DKD慢性微炎症状态的重要途径.巨噬细胞极化是一个多样化、可塑性的复杂动态过程,在极化过程中涉及的多种信息分子和细胞因子在DKD病情进展中具有重要的调控表型的作用,与DKD代谢、炎症、纤维化、线粒体自噬等多种机制有着紧密的联系,通过极化作用协调炎症反应,在代谢相关性疾病炎症的调节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巨噬细胞极化所涉及的复杂的通路网络与中医药多通路、多靶点的治疗模式相吻合.中药活性成分及中药复方均可通过调控巨噬细胞极化实现对DKD的干预,通过减轻肾脏炎症修复肾脏组织,促进肾功能恢复的相关研究已不鲜见.因此,该研究基于现有证据,针对中医药靶向M1/M2巨噬细胞极化平衡改善DKD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旨在挖掘巨噬细胞极化在调控DKD方面的潜力,希冀为DKD的中医药临床诊治及生物学机制的探索提供证据支持.

术后谵妄(POD)是老年患者手术后常见的一种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的预后,增加病死率.POD的发病机制目前仍未明确,其危险因素繁杂,预防困难,治疗效果不佳.艾司氯胺酮是一种高亲和性的N-甲基-D-天冬氨酸(NMDA)受体非竞争性抑制药,同时具备麻醉和镇痛作用,除了广泛应用于围术期麻醉诱导与维持、急慢性疼痛的治疗与管理外,艾司氯胺酮在精神疾病和急危重症诊疗等多学科领域同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本文将近年来国内外应用艾司氯胺酮防治POD的作用机制和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为临床提供新的思路.

妊娠期糖尿病(geststional diabetes mellitus,GDM)是一种以血糖升高为表现的糖代谢异常相关的疾病.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高血糖是在慢性胰岛素抵抗基础上,胰腺β细胞功能障碍导致的糖耐量受损的结果.全球约7％的孕妇受到GDM影响[1],我国GDM患病率已从2010年的4％大幅上升至2020年的21％[2].GDM患者发生妊娠期高血压、子痫前期和产后2型糖尿病的风险显著增加,娩出巨大儿和新生儿并发症的风险也会增加,故需要加强对GDM患者的管理.GDM患者治疗的基石是饮食和胰岛素治疗[3].下面就GDM的医学营养治疗在膳食管理、体重管理和围产结局等方面的新进展进行综述.

肝性骨病(hepatic osteodystrophy,HO)是慢性肝病尤其是肝硬化的常见并发症之一,严重者可增加骨折风险,显著影响患者的长期预后及生活质量,从而导致病死率增加.本文重点讨论了肝硬化合并HO的诊断、治疗及预后等方面的研究进展,以期改善肝硬化合并HO患者的生活质量及远期预后.

心力衰竭是心血管疾病最主要的死亡原因,也是大多数心血管疾病的终末共同表现,全球约超过六千万人深受其影响.心脏移植目前仍是心力衰竭患者的治疗"金标准",心力衰竭患者在遵循基础药物治疗的情况下可以改善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时间.但由于心力衰竭的复杂机制以及众多并发症,常规的心力衰竭治疗策略在临床工作中的局限性被逐渐放大.近年来,介入治疗作为一种新兴的心力衰竭的治疗手段,受到人们的关注并取得重大突破,为心力衰竭患者带来新的希望.其中,可注射水凝胶由于其微创性和有效输送治疗药物的能力,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应用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在慢性心力衰竭领域,可注射水凝胶主要应用于组织再生、药物输送和免疫治疗等.本文主要阐述可注射水凝胶在心力衰竭治疗领域的应用及研究进展.

慢性乙型肝炎病毒(HBV)和丁型肝炎病毒(HDV)共感染对全球公共卫生构成重大威胁.HDV需要HBsAg蛋白质进入肝细胞,共感染通常是最严重的病毒性肝炎形式.共感染患者面临更高的肝硬化、肝功能失代偿和肝细胞癌风险,因此早期识别和诊断至关重要.HDV RNA阳性患者面临更高的肝相关并发症风险,且需要更复杂的治疗策略.提高HDV筛查覆盖率和接受度、制定综合治疗策略及加强政策制定者和公共卫生部门的参与,是应对HDV共感染的关键.本文探讨了 HDV共感染的临床学意义、检测方法、治疗策略以及应对策略与政策建议,旨在为优化公共卫生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是一种原因不明的慢性非特异性炎症性疾病,全消化道均可受累,尤以末端回肠及邻近结肠多见,呈节段性或跳跃式分布.作为慢性致残性疾病,克罗恩病可导致瘘管、腹腔脓肿、肠腔狭窄、肠梗阻和肛周病变,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克罗恩病的发病率逐年上升,2023年研究报道,中国城镇地区克罗恩病发病率约为0.71/10万,男性好发于30～34岁,女性好发于25～29岁[1].克罗恩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尚不明确,现代研究认为是在遗传易感的基础上,由环境因素参与,黏膜免疫系统对肠腔内抗原物质的异常免疫应答进而引起的肠道损伤[2-3].西医治疗克罗恩病主要为药物治疗及手术治疗,但生物制剂及小分子药物的疗效存在"天花板效应",临床仍存在诸多问题亟需解决[4],而中医药治疗在预防机会感染、抗纤维化、减少并发症、改善营养不良等方面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5].

《中国临床研究》杂志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管、中华预防医学会主办的国家级综合性医学学术期刊.本刊办刊宗旨:坚持理论与实践、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办刊方针,报道临床医学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指导广大医务人员的临床实践,为临床中高级医务人员提供学术交流的平台.重点刊登恶性肿瘤防治、临床麻醉、重大慢性病及其并发症、临床重要器官功能不全防治等研究性论文.

目的:评估膀胱癌患者行机器人辅助腹腔镜根治性膀胱切除术(RARC)+体内或体外尿流改道(UD)术后的肾功能变化及其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5月至2021年8月在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行RARC+UD的266例膀胱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232例,女34例,平均年龄(67.4±9.4)岁,原位新膀胱 84例,回肠膀胱 182例.通过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eGFR)评估患者术后长期肾功能变化.采用Logistic回归评估肾功能损伤的危险因素.结果:根据尿流改道过程中肠管处理的手术入路不同,将 266例患者分为体外尿流改道(ECUD)组(79例)和体内尿流改道(ICUD)组(187例).ECUD组与ICUD组的平均手术时长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80);ICUD组平均手术估计失血量[(303.5±116.5)ml]少于ECUD组[(379.8±233.2)m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7).ECUD 组术后第 1、2、3 年的平均 eGFR 分别为(92.3±26.5)、(90.4±26.5)、(88.1±28.3)ml/(min·1.73m2),ICUD 组分别为(98.9±23.3)、(97.3±23.3)、(95.7±23.5)ml/(min·1.73m2),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0.042、0.034、0.037).随访期内共有112例(42.1%,112/266)患者出现长期肾功能损伤,其中12例(4.5%,12/266)进展至慢性肾脏病(CKD)3B期及以上,ECUD组9例(11.4%)、ICUD组3例(1.6%),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根据术后随访期间是否发生长期肾功能损伤将患者分为肾损伤组和未发生肾损伤组,对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单因素分析,年龄(P=0.007)、手术入路(P<0.001)、输尿管肠吻合口狭窄(P<0.001)、病理分期T3期及以上(P<0.001)、术后肾积水(P=0.006)、估计出血量(P=0.007)因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分析显示不同手术入路(OR=0.24,95%CI:0.12～0.46,P<0.001)、输尿管肠吻合口狭窄(OR=4.37,95%CI:1.32～14.45,P=0.016)、病理分期T3期及以上(OR=6.21,95%CI:3.20～12.07,P<0.001)为术后发生长期肾功能损伤的独立危险因素.随访期内共30例(11.3%)患者发生急性肾损伤(AKI),其中ECUD组6例(7.6%),ICUD组24例(12.8%),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17).结论:急性和长期肾功能损伤是膀胱癌根治术后的常见并发症.患者的肿瘤病理分期、输尿管肠吻合口狭窄、尿流改道过程中对肠管处理的入路(ECUD和ICUD),是患者长期肾功能损伤的独立危险因素.术前精准评估、选择合适手术入路和长期随访,对于保护膀胱癌患者术后肾功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