盆腔炎性后遗慢性盆腔痛(sequelae of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chronic pelvic pain,SPID-CPP)是妇科临床常见病和疑难病,发病率逐年增加,因其病程长、治疗难、复发率高,从而成为妇科疾病的诊治重点之一.边文会教授认为该病的病因病机为湿邪为先导、肾虚为根本、瘀血为其标,运用中医理论并根据自己三十余年临床经验,总结出应用健脾祛湿、补肾温阳、化瘀止痛法,结合调周法,外治法,并加强日常调护治疗SPID-CPP,取得较好效果.

目的:放射性直肠损伤（RP）是盆腔放疗最常见并发症之一。当RP出现梗阻、穿孔、瘘、顽固性直肠出血等严重晚期并发症时，需要手术治疗。由于放疗后腹盆腔可能广泛粘连，解剖层次消失，手术难度大，目前病变肠管切除术（尤其是腹腔镜下）在慢性RP（CRP）中的应用仍缺乏经验借鉴。本研究初步探讨腹腔镜Parks手术治疗CRP的可行性和安全性。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分析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2013年7月至2019年3月期间，因CRP晚期并发症行腹腔镜Parks手术的19例患者的临床及随访资料。病例纳入标准：（1）盆腔放疗后出现CRP严重晚期并发症，包括：重度顽固性便血（血红蛋白<70 g/L）、重度顽固性肛门疼痛（疼痛数字评分>7分）、直肠狭窄、直肠穿孔和直肠瘘；（2）术前行结肠镜、盆腔MRI和（或）胸腹盆CT等影像学检查明确病变。排除标准：（1）术前或术中诊断肿瘤复发；（2）腹腔镜探查后仅行造口术；（3）直肠癌新辅助放疗后；（4）病历资料不完整。Parks手术步骤：（1）腹腔镜探查：排除肿瘤复发，明确放射性损伤肠管范围，于肉眼判断近端无明显水肿增厚、无放射性损伤改变的近端乙状结肠处做标记。（2）腹部操作：打开乙状结肠直肠右侧系膜，离断肠系膜下动、静脉，向内侧头侧拓展Toldt间隙，游离左半结肠外侧，打开胃结肠韧带，充分游离脾曲，从后方、两侧及前方分离直肠至最低点，转会阴部操作。（3）会阴部操作：于病变下缘1 cm全层切开直肠壁，充分分离直肠周围间隙至与腹腔相通，将直肠及乙状结肠经肛门拖出，于肉眼评估正常肠管处切断，移除病变肠管，行结肠肛管吻合。（4）行保护性造口。对入组病例总结手术、并发症以及症状缓解情况。采用描述性统计学方法，计量资料用 ± s或 M（ P25， P75）表示。 结果:全组19例患者均为女性，中位年龄53（50，56）岁，18例患者原发肿瘤为宫颈癌。因放疗致直肠阴道瘘9例，顽固性肛门疼痛9例（其中合并直肠深溃疡7例），顽固性便血合并直肠深溃疡1例。18例完成Parks手术，中转开腹1例。中位手术时间215（131，270）min，中位出血量50（50，100）ml，术后中位住院时间12（11，20）d。无围手术期死亡病例。术后10例发生并发症，严重并发症（Clavien-Dindo并发症分级Ⅲb级及以上者）3例，其中1例为直肠阴道膀胱尿道瘘导致盆腔感染、急性肾衰（Ⅳa级），是术后30 d内并发症；另有2例为造口脱垂并旁疝（Ⅲb）。7例出现吻合口相关并发症，其中A级吻合口漏4例，吻合口狭窄3例。全组患者手术1年后CRP症状均明显缓解或消失。5例实现造口回纳。结论:腹腔镜Parks术治疗CRP晚期并发症是安全可行的，能有效改善直肠症状；但吻合口并发症发生率较高，需严格把握手术指征。

患者女，54岁，因“右下腹痛10 d”入院。患者曾于1995年行剖宫产术。查体：右下腹可触及约8 cm大小囊性包块，活动度大，轻度压痛。实验室检查：血常规：白细胞计数3.53×10 9/L。盆腔磁共振检查：右侧髂窝多房囊性肿块，大小约6.6 cm×6.0 cm×7.8 cm，内见分隔，囊内信号均匀，增强后囊壁及分隔强化（图1）。初步诊断为阑尾或右侧附件来源囊性肿瘤。术中探查：阑尾呈暗红色，表面无黏液；盲肠外、背侧腹膜后多枚囊性灶，囊壁薄，囊液清亮，呈浆液性。术中快速冰冻病理检查示：回盲部囊性病变未见明确恶性，待常规多取材进一步诊断。遂开腹行腹膜后病灶切除术+阑尾切除术。术后病理检查示：（1）（阑尾切除标本）：慢性阑尾炎；（2）（回盲部肿块）：囊内壁小灶被覆单层立方上皮细胞，呈鞋钉状凸向腔内（图2A）；免疫组化检查：被覆上皮细胞表达 CK5/6（+）（图2B），CK7（+），CK20（-），BAP1（+），Calretinin（+），ER（-）。最终诊断为良性腹膜多囊性间皮瘤（benign multicystic peritoneal mesothelioma，BMPM）。

目的:探讨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OMA）合并深部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症（DIE）患者的临床特征及术后远期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年1月至2013年4月在北京协和医院由同一专业的子宫内膜异位症手术团队行腹腔镜卵巢囊肿剔除术的358例OMA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术后至少随访8年。所有患者分为DIE组（合并DIE）和非DIE组（未合并DIE），并对其临床特征、手术结果和随访期间的远期预后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本研究共纳入OMA患者358例，其中DIE组190例（53.1%，190/358），非DIE组168例（46.9%，168/358）。DIE组与非DIE组的年龄分别为（33.7±5.4）和（32.5±5.3）岁（ P=0.047），产次分别为（0.4±0.6）和（0.3±0.5）次（ P=0.079）。DIE组与非DIE组术前的中重度痛经比例［分别为67.4%（128/190）、56.5%（95/168）］、慢性盆腔痛比例［分别为24.2%（46/190）、7.7%（13/168）］及血CA 125水平升高比例［分别为79.9%（139/190）、65.2%（101/168）］均有明显差异（ P均<0.05）。DIE组和非DIE组的手术时间分别为（75±21）和（39±36）min（ P<0.01）。DIE组术中发现严重盆腔粘连的比例明显高于非DIE组，分别为91.6%（174/190）、53.6%（90/168），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DIE组较非DIE组合并子宫腺肌病的比例明显增加［分别为41.6%（79/190）、22.0%（37/168）； P=0.001］。DIE组总复发率较高（21.6%，41/190），其中疼痛复发率为15.8%（30/190），囊肿复发率为8.4%（16/190）；非DIE组术后总复发27例（16.1%，27/168），其中疼痛复发率为8.9%（15/168），囊肿复发率为10.7%（18/168）；两组的总复发率、疼痛复发率及囊肿复发率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185、 P=0.067、 P=0.460）。分析远期生育结局，DIE组和非DIE组患者的活产率分别为100.0%（65/65）和94.4%（68/72），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120）。 结论:与未合并DIE的OMA患者相比，合并DIE的OMA患者疼痛症状更严重，血CA 125水平更高，术中发现的盆腔粘连情况也更严重。两组术后总复发率及各类型复发率虽未见明显差异，但合并DIE的OMA患者疼痛复发比例升高。合并DIE的OMA患者在长期随访期间妊娠的可能性较低，是否合并DIE对生育结局的影响不明显。

深部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症（DIE）会导致严重的痛经、性交痛、慢性盆腔痛、尿路相关症状或经期排便困难等胃肠道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命质量，且普遍存在诊断延迟的情况。目前更加推荐采用临床诊断对子宫内膜异位症进行早期干预和积极治疗，而磁共振成像（MRI）是一种无创的检查手段，可以清晰显示病变本身及与周围解剖结构的粘连情况，在诊断DIE中有较大的优势。本文针对DIE的MRI表现及研究进展进行综述。DIE病灶可以表现为结节或肿块，通常在T 2加权成像（WI）上表现为低信号，信号特征受间质组织与腺体成分的比例以及出血和炎症反应的程度影响而有所不同，出血性病灶常在T 1WI上呈高信号；不同部位DIE的MRI表现细节不同，MRI检查能够有效提高DIE的诊断效能，但其诊断不同部位DIE的效能也有差异，对DIE患者进行MRI评估有助于准确的术前分期，未来应统一MRI检查方案和诊断标准，为DIE患者全程管理提供帮助。

目的:对比分析深部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症(DIE)与非深部浸润型患者的临床特征与远期预后。方法:对2016年1月至2018年1月北部战区总医院收治的行腹腔镜手术治疗的178例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95例DIE患者作为观察组，83例非深部浸润型患者作为对照组，两组术后均获至少5年随访。对两组的一般临床资料、术中及术后随访资料做统计分析。结果: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的年龄明显更大[(33.8±5.5)岁vs (32.0±5.2)岁]，中重度痛经[72.6%(69/95) vs 55.4%(46/83)]、慢性盆腔痛[24.2%(23/95) vs 8.4%(7/83)]、血糖类抗原(CA)125升高[80.0%(76/95) vs 65.1%(54/83)]的比例均更多，视觉模拟量表(VAS)评分亦更高[(5.4±1.2)分vs (4.3±0.9)分]，同时手术时间更长[(75.1±20.1)min vs (56.0±18.9)min]、患者术中出血量也更多[(79.2±23.0)ml vs (57.8±16.3)min]，双侧囊肿[54.7%(52/95) vs 34.9%(29/83)]、严重盆腔粘连[90.5%(86/95) vs 53.0%(44/83)]、合并子宫腺肌病[41.1%(39/95) vs 22.9%(19/83)]比例更高，美国生育学会修订子宫内膜异位症分期标准(rAFS)评分更高[(61.8±22.1)分vs (39.4±19.1)分]且rAFS分期Ⅳ期[71.6%(68/95) vs 43.4%(36/83)]比例更多，术后用药比例更高[98.9%(94/95) vs 92.8%(7/83)]，上述指标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意义(均 P<0.05或 P<0.01)。观察组、对照组的复发率[21.1%(20/95) vs 15.7%(13/83)]、活产率[100%(35/35) vs 92.1%(35/38)]比较，差异均无统计意义(均 P>0.05)。 结论:相对非DIE患者，DIE患者疼痛症状及盆腔粘连程度更重，rAFS评分更高且Ⅳ期比例更多，但术后复发率未见差异，同时对生育结局也无显著影响。

目的:放射治疗是盆腔恶性肿瘤主要的治疗手段。然而，既往对放射治疗后出现肠道的放射性损伤及患者生活质量的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旨在分析盆腔恶性肿瘤辅助放疗后放射性直肠损伤的发生情况，以加强对放射性肠损伤研究的关注。方法:本研究采用回顾性观察研究方法，分析STARS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临床试验注册号：NCT00806117）数据库里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病例数据。纳入2008年2月至2015年8月期间，在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接受根治性手术和术后治疗的848例确诊为宫颈癌的患者。纳入标准：（1）病理组织学确诊为宫颈鳞癌、宫颈腺癌及宫颈腺鳞癌；（2）行根治性子宫切除术和盆腔淋巴结清扫术；（3）术后病理检查证实至少有下列不良因素之一：盆腔淋巴结转移、宫旁切缘阳性、淋巴脉管浸润或宫颈肌层深部间质浸润；（4）术后接受过盆腔放射治疗；（5）同意并能够完成问卷调查。排除患有精神疾病及有智力或认知障碍的患者。全组848例患者在接受根治性子宫切除术和盆腔淋巴结清扫术后，均进行了放射治疗。盆腔放疗剂量为1.8 Gy/d或2.0 Gy/d，每周5次，总剂量45~50 Gy。563例患者在术后6周内开始放射治疗，其中282例患者采用单纯辅助放疗，281例患者采用同期放化疗方案（单药顺铂）；285例患者采用序贯放化疗方案（TP方案，紫杉醇+顺铂）。观察术后辅助放疗期间的急性期不良事件发生情况、慢性期患者消化道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和总体生活质量状况、以及慢性放射性直肠损伤发生情况。其中消化道症状及生活质量评估采用欧洲癌症治疗研究组织生命质量测定问卷3.0（EORTC QLQ-C30），功能领域和整体生活质量领域得分越高，说明生活质量越好；症状领域得分越高，表明症状或问题越多，生活质量越差；分别于患者放疗前（即手术治疗结束后1周）、术后辅助放疗期间、全部治疗结束后的12个月和24个月进行评估。慢性放射性直肠损伤定义为放疗结束后>3个月时消化道症状不能好转或者改善，分级标准参考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不良事件通用标准4.0版（NCI-CTCAE 4.0版）中的胃肠道部分。结果:848例患者放射总辐射剂量为（47.8±4.6）Gy。术后辅助放疗期间，急性期胃肠道反应症状包括恶心（46.0%，390/848）、呕吐（33.8%，287/848）、便秘（16.3%，138/848）及腹痛（10.3%，87/848）。治疗后12个月和24个月分别回收问卷346份和250份，QLQ-C30调查问卷显示，恶心或呕吐、食欲减退、腹泻、便秘等胃肠道症状得分均较放疗前（手术后1周）和术后放疗期间改善（均 P<0.05）。随着随访时间的延长，患者总体生活质量评分逐步提高[放疗前，手术后1周：59.7（0.0~100.0）分，术后放疗期间：63.1（0.0~100.0）分，全部治疗结束后12个月：75.2（0.0~100.0）分，全部治疗结束后24个月：94.1（20.0~120.0）分， H=253.800， P<0.001]。完成全部治疗结束后12个月时，慢性放射性直肠损伤发生率为9.8%（34/346），其中97.1%（33/34）为1~2级不良事件，表现包括腹痛、便秘、便血、腹泻；1例（0.3%）出现频繁腹泻>8次/d，为3级不良事件。全部治疗结束后的24个月，慢性放射性直肠损伤发生率为9.6%（24/250），并未随着时间延长而明显下降（χ 2=0.008， P=0.927）。1例3级腹泻患者症状未见改善。 结论:盆腔恶性肿瘤患者术后辅助放疗期间，常见的治疗相关性胃肠道症状包括恶心、呕吐、便秘、腹痛和腹泻；治疗后12个月和24个月时各种消化道症状明显好转，但仍有少部分患者出现慢性放射性直肠损伤，且随时间延长不能明显改善，值得临床重视。

患者女性，74岁，身高150 cm，体质指数为20.89 kg/m 2。因“间断腹泻1年”于当地医院行肠镜检查发现直肠肿物，并在结肠镜下行内镜下黏膜切除术，术后病理提示直肠腺癌。直肠指诊：胸膝位，2点钟方向距肛缘约4 cm可触及2枚止血夹。患者及家属具有强烈保肛意愿，同意接受机器人经肛微创手术（robotic transanal minimally invasive surgery，robotic TaMIS）术，并签署手术同意书。手术方法：右侧卧位，硬性直肠镜检查确定病变位置，碘伏消毒直肠腔。扩肛至4指，置入自制肛门微创操作平台，置入机器人专用Trocar，连接CO 2建立气腔，维持气腔压力在8~12 mmHg（1 mmHg=0.133 kPa）。将Da Vinci机器人置于患者左侧，连接机器人镜头、1号臂、2号臂。另置入一12 mm Trocar以供助手使用。应用单极电剪刀沿肿瘤周边0.5~1 cm标记切除范围。从肿瘤一侧垂直切开黏膜，直至见到直肠壁外组织，完整切除病变。3-0可吸收线连续缝合创面。手术顺利，手术总用时约80 min，其中手术平台的建立与机器人连接过程（Docking）用时60 min，手术操作20 min，术中出血5 ml，经肛门取出肿瘤组织并将其固定在带有指示的纸板上，做好切缘（上、下、左、右）的定位标记。麻醉清醒后患者即下床活动并进食流质饮食，术后恢复顺利，无腹痛、腹胀，无盆腔、肛周感染、腹腔出血、肠梗阻等并发症，术后第2天出院。术后病理：（直肠癌内镜切除术后）结直肠黏膜组织，局部急、慢性炎性细胞浸润，肉芽肿组织增生，固有层小血管增生、扩张及充血、淤血，未见明确残存肿瘤。目前已完成术后第1周、第2周、第4周的电话随访，患者无便血、排粪困难或排粪次数增多等。

放射性肠损伤是指放射治疗盆腔、腹腔或腹膜后肿瘤所引起的肠道并发症，可累及小肠、结肠和直肠。尽管放疗技术的进步使放疗对靶区外组织的损伤大大减少，但90%接受放疗患者会出现腹泻、腹痛、便血等急性症状，50%的患者因消化道症状影响生活质量，20%~40%患者的症状为中到重度。依据病理学分期、特征和临床表现，放射性肠损伤可分为急性和慢性放射性肠损伤，一般以3~6个月为界。放射性肠损伤的主要预防措施为减少照射剂量和缩小照射野。急性放射性肠损伤主要表现为黏膜炎性反应，多为自限性病程，其治疗以对症治疗和营养治疗为主。慢性放射性损伤由于肠管慢性缺血和纤维化具有不可逆性，所以外科手术切除病变肠管是最理想的治疗措施。慢性放射性损伤的手术适应证为3、4级的肠损伤，包括梗阻、出血、肠坏死、穿孔和瘘；目前的手术方式为确定性肠切除加一期或二期消化道重建手术。放疗结束后实施确定性手术的最佳时机尚有争议，根据笔者团队经验，在放疗结束1年后可能是比较理想的手术时机。对于急诊手术、合并重度营养不良、腹腔感染、肠管广泛放射性损伤以及腹腔粘连无法分离的患者，先行造口或腹腔引流，待患者恢复肠内营养，炎性反应消退后，再考虑确定性手术。术前预置输尿管导管，通过影像学评估结直肠位置和髂血管损伤程度，以及术前营养支持治疗可有效降低系统并发症的发生风险。

患者男，60岁，主诉间断腹痛、腹泻2年余。患者2020年2月起无明显诱因开始出现腹痛、排稀糊便3～4次/d，便后腹痛可缓解，无脓血、里急后重。2021年7月外院查大便隐血试验(＋)，艰难梭菌毒素(＋)，胃镜提示慢性非萎缩性胃炎，结肠镜提示全结肠亚蒂息肉样隆起，表面粗糙糜烂，直肠黏膜充血水肿，散在大小不等息肉样隆起，表面发红伴糜烂，病理活组织检查(简称活检)提示直肠低级别绒毛状管状腺瘤。之后患者病情加重，表现为腹痛、水样便10＋次/d，便中带血，偶有里急后重及肛门坠胀感，2022年2月患者外院再次查病原学、胃肠镜及病理检查结果均大致同前，予甲硝唑、万古霉素和利福昔明治疗后艰难梭菌检查转阴，但患者腹泻仍无改善。2022年5月入本院，查血常规、肝肾功大致正常，血清蛋白电泳M蛋白0.55(正常参考值为0) g/L，免疫固定电泳免疫球蛋白G κ(＋)，血清游离轻链(serum free light chain, sFLC)-κ 17.0(正常参考值范围3.3～19.6) mg/L, sFLC-λ 20.5(正常参考值范围5.7～26.3) mg/L，sFLC-κ/λ 0.83(正常参考值范围0.26～1.65)，骨髓涂片、活检、刚果红染色(－)，胃、小肠、结肠、齿龈黏膜活检刚果红染色(－)。结肠镜提示降结肠、乙状结肠、直肠较广泛黏膜充血水肿、表面可见糜烂，呈节段性分布，乙状结肠、直肠可见较多息肉，直肠尤著，且存在淋巴管扩张改变；活检病理为结肠黏膜慢性活动性炎，隐窝结构紊乱，上皮增生，符合炎性息肉。肠道彩超提示小肠、结肠肠壁黏膜层弥漫性增厚，肠系膜回声弥漫性增强、腹腔积液。腹盆腔增强CT及小肠重建(图1)提示降结肠、乙状结肠及直肠管壁弥漫性增厚伴水肿，黏膜面明显强化。患者2022年8月行回肠造口术，每天1 500 ml肠外营养、500 ml肠内营养支持，效果不理想，仍每日经肛排1 000～1 500 ml黏液。鉴于患者存在不明原因的肠道病变，且实验室检查发现血清M蛋白，为评估肠道病变性质及明确血清M蛋白原因行 18F-FDG PET/CT检查(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