脓毒症是一种因宿主对病原菌感染严重反应失调所致的以持续过度炎症和免疫抑制为特征的异质性较强的病理综合征[1]。宿主对脓毒症的反应涉及免疫细胞、细胞因子、补体系统、凝血级联系统、内皮反应及神经内分泌系统等多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2]，这些因素综合作用可导致脓毒症的不同表现、进展及预后，继而给脓毒症的治疗和处理造成困难。在脓毒症引发的器官功能障碍中，肺部是最早且最易受累的器官[3]，常表现为脓毒症相关性急性肺损伤（sepsis-induced acute lung injury，S-ALI）。据报道，超过半数的脓毒症患者合并S-ALI，且病死率超过30%[4,5]。尽管对S-ALI的研究日益深入，但对其机制仍有待进一步了解。S-ALI疾病进程中的潜在机制涉及复杂的信号通路，本研究拟就此综述如下。

海拔梯度作为一个重要的环境因素,对植物的分布、种类、生长速度和生理特征具有深远的影响.为探究大兴安岭北部不同海拔樟子松(Pinus sylvestris var.mongolica)树轮宽度对气候因子的响应差异,利用大兴安岭北部满归地区5个海拔樟子松的树芯样本,建立树轮宽度年表,并分析5个海拔樟子松树木径向生长特征与气候要素的相关关系,进而探讨了不同海拔间的树木生长气候响应异同及响应关系的稳定性.研究结果表明,与其他海拔相比,中高海拔(1150m)樟子松树轮宽度年表可能包含更多的气候信息.树轮宽度年表与气候因子的相关分析表明,高海拔(1200 m)樟子松对温度的响应并不明显,仅与上年10月和当年9月的气温呈显著正相关,中高海拔和中海拔(900 m)的樟子松分别对生长季4-9月和5-8月的温度表现出较好的显著正相关,中低海拔(800 m)和低海拔(700 m)的樟子松均受到了干旱胁迫的抑制,均与当年6月的降水量呈显著正相关,与4月和6月的温度呈显著负相关,与上年10月到当年9月的帕默尔干旱指数均呈极显著正相关.气温发生突变后,高海拔、中高海拔和中海拔樟子松的生长趋势显著上升,而中低海拔和低海拔樟子松的生长趋势下降.相关结果显示,当年5月的平均最低气温是高海拔、中高海拔和中海拔树轮宽度增加的主要原因.滑动相关分析结果显示,高海拔和低海拔的樟子松对气候因子的敏感性均减弱,中高海拔和中海拔樟子松对温度的敏感性增强,但中海拔樟子松对帕默尔干旱指数的敏感性减弱,中低海拔樟子松对降水和帕默尔干旱指数的敏感性均减弱.研究揭示了大兴安岭北部不同海拔樟子松树木年轮宽度与气候因子之间的复杂关系,并为评估大兴安岭樟子松对未来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提供了科学依据.

目的:探讨神经重症监护病房（NCU）脑源性疾病与普通重症监护病房（GICU）非脑源性疾病患者的应激性溃疡（SU）及临床有意义的应激性溃疡伴胃肠道出血（CIB）事件的危险因素及临床预后的差异。方法:纳入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1日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NCU及GICU连续性收治的SU患者，以CIB和30 d全因死亡事件为主要终点指标。采用Pearson χ2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组间相应变量的差异，采用逻辑回归分析主要终点指标的影响因素。结果:共纳入261例符合入组标准的SU患者（NCU组149例，GICU组112例），其中女性88例（33.7%），年龄为65（53，76）岁。SU患者中有136例（52.1%）发生CIB，NCU组和GICU组各有68例。相比GICU组，NCU组的SU患者年龄更大，高血压和既往有卒中病史的比例更高，但有冠心病史、有慢性胃病史、长期应用糖皮质激素或同等药物、有肝功能不全、有肾功能不全、有呼吸衰竭和有凝血功能障碍患者的比例更低，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类似地，与GICU组相比，NCU组CIB患者有卒中病史的比例更高，但有冠心病史、长期应用糖皮质激素或同等药物、有肾功能不全和有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比例更低，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NCU组SU患者30 d全因死亡率明显低于GICU组（16.2% vs 29.7%，χ2=6.748，P=0.009），但对应的2组CIB患者30 d全因死亡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0.9% vs 41.8%，P>0.05）。逻辑回归分析结果提示30 d全因死亡的独立影响因素包括：长期应用糖皮质激素或同等药物[比值比（OR）=2.439，95%可信区间（CI）：1.131~5.259]、有输血治疗（OR=3.329，95%CI：1.558~7.112）、有呼吸衰竭（OR=3.405，95%CI：1.61~7.198）和有CIB（OR=3.793，95%CI：1.529~9.414）。而应用鼻胃管（OR=5.209，95%CI：2.820~9.620）、有呼吸衰竭（OR=3.672，95%CI：1.620~8.325）和国际标准化比值>1.5（OR=2.119，95%CI：1.023~4.389）与CIB发生风险增加显著相关，应用质子泵抑制剂进行预防性治疗（OR=0.277，95%CI：0.100~0.768）有助于降低CIB的发生风险。结论:NCU组（脑源性）和GICU组（非脑源性）CIB患者中未发现危险因素及30 d全因死亡率的显著性差异。应用鼻胃管、有呼吸衰竭和国际标准化比值>1.5与CIB发生风险的增加显著相关，而质子泵抑制剂预防性治疗很可能有助于降低2组患者的CIB风险。

关节源性肌肉抑制(AMI)是膝关节损伤后股四头肌激活失败和膝关节伸展功能障碍的常见原因,但目前对其认识尚不足.虽然这被认为是防止进一步伤害的保护机制,但它也可能对有效恢复构成挑战.本研究旨在确定前交叉韧带损伤(ACL)后AMI的发生率和相关因素.受试者为ACL损伤的连续性患者.

科学认知农田生态系统温室气体排放状况是开展农业减排降碳的重要前提,对于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促进农田高质量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以安徽省为例,利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排放系数法评估农田生态系统温室气体排放水平,运用对数平均迪式指数分解(LMDI)方法解析农田生态系统温室气体排放驱动机制,最后基于STIRPAT模型并结合情景分析方法对未来农田生态系统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模拟预测.结果表明:(1)安徽省农田生态系统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整体呈增加趋势,水稻种植CH4排放的贡献最大,占比达55.27％,空间分布上呈现为皖中地区排放量较高、皖北和皖南地区相对较低.(2)安徽省农田生态系统单位播种面积排放强度呈增加趋势,单位农业产值排放强度呈下降趋势,两种排放强度均呈"北低南高"分布特征,即淮河以北地区排放强度及变化幅度相对较低,淮河以南地区表现为相反规律.(3)农业经济水平与安徽省农田生态系统温室气体排放呈现出正效应,是影响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因素;农业生产效率、农业生产结构、农业人口规模均呈现出负效应,其中农业生产效率与农业人口规模因素对农田生态系统温室气体排放的抑制作用较强.(4)基准情景、低碳情景、绿色发展情景与可持续发展情景下农田生态系统温室气体排放呈先上升达到峰值后逐渐降低的变化趋势,其中基准情景在2028年达峰,其余三种情景在2025年实现达峰目标.粗放发展情景下农田生态系统温室气体排放在未来呈不断增加的发展趋势,未能实现达峰目标但增速逐渐放缓,农业发展表现出较强的减排潜力.安徽省应加强控制水稻种植CH4排放,综合考量区域差异,多措并举、因地制宜地制定农业减排政策.

真菌性角膜溃疡是严重的致盲性眼病.真菌感染的发生主要取决于真菌毒力和宿主免疫防御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角膜被认为是免疫特权器官,驻留的巨噬细胞是主要的免疫细胞,其极化响应微环境表现出的异质性.感染早期,巨噬细胞向M1极化,促进炎症发生,利于真菌清除但产生细胞风暴加重免疫损伤;感染后期,巨噬细胞向M2极化,可抑制炎症反应、促进组织修复但可能产生免疫抑制甚至免疫逃逸,不利于病原清除.促炎反应与抗炎反应之间的平衡是保持角膜功能完整性的关键.目前抗真菌药物治疗有限,因此除了抗真菌治疗外,寻找一种针对免疫反应引发的炎症反应的治疗靶点尤为重要.文章综述了真菌性角膜溃疡中巨噬细胞亚群的表型特征和功能,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来探索巨噬细胞极化的具体机制及其对真菌性角膜溃疡的影响,基于巨噬细胞的表型和功能对巨噬细胞分化进行靶向调节可能是未来治疗和管理真菌性角膜溃疡的有效方法.

目的:分析Eph受体A(Eph receptor A, EPHA)5突变预测肺腺癌(lung adenocarcinoma, LUAD)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 ICI)治疗预后的临床意义。方法:通过生物信息学分析癌症药物敏感性基因组学(genomics of drug sensitivity in cancer, GDSC)-LUAD数据集、癌症基因组图谱(the cancer genome atlas, TCGA)-LUAD数据集中可能与LUAD患者ICI应答相关的突变基因。选择2020年1月至2021年1月我院接受帕博利珠单抗治疗的96例LUAD患者，收集患者的石蜡包埋组织肿瘤标本和匹配的血液样本，采用二代基因测序。根据检测结果分为EPHA5-WT亚组66例和EPHA5-MT亚组30例。记录患者的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 ORR)、疾病控制率(disease control rate, DCR)及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PFS)。结果:生物信息学分析显示，EPHA5-MT的LUAD患者可从ICI治疗中获益。临床队列分析结果显示，EPHA5-MT亚组LUAD的肿瘤突变负荷值27.34(19.98，53.24)mut/Mb高于EPHA5-WT亚组13.70(10.77，17.75)mut/Mb(P<0.001)。EPHA5-WT亚组ORR 22.73%低于EPHA5-MT亚组33.33%(P>0.05)，EPHA5-MT亚组的DCR 86.67%高于EPHA5-WT亚组62.12%(P<0.05)。EPHA5-WT亚组疾病进展36例(54.55%)，其中死亡11例。高于EPHA5-MT亚组8例(26.67%)，其中死亡4例。单因素及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EPHA5-WT相较于EPHA5-MT是LUAD患者ICI治疗后发生疾病进展的危险因素。绘制Kaplan-Meier生存曲线显示，EPHA5-MT组LUAD患者PFS 14.53[5.71～26.23]个月长于EPHA5-WT组7.89(0.59～30.67)个月(P<0.005)。结论:EPHA5-MT是影响LUAD ICI治疗预后的生物标志物。

脑卒中相关性肺炎(stroke associated pneumonia, SAP)是缺血性和出血性脑卒中常见并发症，发生率11.4%～35.97%，与住院时间延长、神经功能恢复差密切相关，是脑卒中后致死重要因素，增高脑卒中病死率[1]。SAP风险预测有助于早期干预，减少SAP发生，改善预后。脑卒中引起误吸是导致SAP发生的主要机制[2]。年龄、卒中严重程度等是SAP危险因素。基于年龄、吞咽功能障碍、神经功能等构建SAP评分系统预测SAP，实际中多类评分系统操作繁琐且适用性有限[3]。脑卒中诱导的免疫抑制为SAP发生创造了条件[4]。前白蛋白作为一种急性负时相反应蛋白，脑卒中急性炎症反应期合成速率显著降低，其水平与预后良好正相关，与复发性缺血性卒中负相关[5,6]。前白蛋白与社区获得性肺炎相关[7]。目前前白蛋白与SAP关系的报道尚少，本文对我院收治的113例脑卒中患者前白蛋白水平与肺炎发生风险相关性进行分析，报道如下。

目的:探讨姜黄素抑制肝细胞癌（肝癌）索拉非尼耐药作用及其调控机制。方法:采用梯度浓度加药法成功获取人索拉非尼耐药肝癌细胞株Hep3B-SR，采用姜黄素20 μg/ml干预Hep3B-SR；长链非编码RNA（LncRNA）表达谱芯片筛选姜黄素干预Hep3B-SR的相关LncRNA；qRT-PCR检测靶标LncRNA和下游相关基因CD44、MYC、JUN、FOS mRNA变化情况；构建敲低和过表达靶标LncRNA细胞株，采用细胞克隆形成实验和细胞成球实验，检测肝癌干性变化情况；CCK-8检测索拉非尼IC50值的变化情况；Western blot检测肝癌细胞干性标志物CD44及Wnt2、β-catenin、c-Myc蛋白及通路变化情况。两组细胞mRNA和蛋白表达比较采用t检验，多组肝癌细胞增殖和IC50值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LSD-t检验。结果:CCK8法检测显示，索拉非尼耐药株Hep3B-SR的平均IC50值为（8.4±1.1）μmol，明显高于Hep3B细胞的（4.0±1.1）μmol（LSD-t=16.27，P<0.001）和姜黄素（20 μg/ml）干预后Hep3B-SR+Curcumin细胞的（6.1±1.1）μmol（LSD-t=3.97，P<0.001）。LncRNA表达谱芯片及qRT-PCR检测显示姜黄素可有效上调耐药肝癌细胞中LncCCDC152的表达，通过过表达LncCCDC152后可显著下调Hep3B肝癌细胞的成球和克隆形成能力；LncCCDC152可结合转录延伸因子1（TCERG1），进而影响肝癌细胞中Wnt/β-catenin通路基因的转录活性和蛋白表达。结论:姜黄素可抑制肝癌索拉非尼耐药，可能通过上调肝癌细胞中LncCCDC152结合TCERG1蛋白靶向抑制Wnt/β-catenin通路，从而减少肝癌干性活性并抑制索拉非尼耐药。

血脂异常是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最主要危险因素之一.近年来降脂药物的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他汀类药物、胆固醇吸收抑制剂、前蛋白转化酶枯草溶菌素9型(PCSK9)抑制剂和ω-3脂肪酸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血管生成素样蛋白3(ANGPTL3)抑制剂、载脂蛋白C3(Apo C3)抑制剂、单克隆抗体、反义寡核苷酸(ASOs)、小分子干扰RNA(siRNA)和胆固醇疫苗的研究使得新型降脂药的形式变得多样化,且呈现出潜在的良好疗效.本文对于降脂治疗药物的应用及研发进行综述,为降脂治疗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