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胞外囊泡(extracellular vesicles,EVs)是细胞主动分泌的具有磷脂双分子层结构的囊泡,天然携带母细胞来源的各种内容物,保留母细胞的生物学特征,可以反映其分泌时的母细胞状态.为了解EVs的生物发生及其在机体内的生物学功能,科学家们做了许多尝试,但直接检测EVs有一定的困难,目前的检测技术通常以EVs内容物作为检测对象,实现间接表征的目的.通过分析体液中的EVs,可以实现疾病诊断的目的,对EVs进行详细表征可以推动精准医学的发展.EVs属于内源性物质,可作为递送药物的载体,具有增加药效、降低药物毒理作用和辅助药物通过生物屏障的优势.目前,作为药物或者递送药物的载体应用尚存在的问题,包括(1)EVs内容物的表征,以便使用更明确定义的EVs;(2)开发适合的检测方法来监测体内的EVs,以确定和优化EVs的剂量、给药途径及潜在毒性;(3)确定EVs膜组成的种类及数量.EVs直径为纳米级别,内容物含量少,但临床应用价值大.应用中选择合适的分析技术将能够对EVs类型进行全面表征,并进一步推进对EVs生物学的理解,开发基于EVs的新型诊断和治疗方法,促进其临床转化.本综述介绍了 EVs研究中分析技术的原理、应用及优缺点,重点是EVs和EVs中蛋白质的表征检测技术.

动脉粥样硬化是一种慢性炎性疾病，临床上仍以降低低密度脂蛋白为主要干预靶点，近期几项“后他汀时代”新型降脂药物的临床数据表明，尽管使用了高强度的降脂治疗，仍有大量患者存在“残余炎症风险”。事实上，近年来已有大量临床研究结果表明抗炎治疗可有效降低动脉粥样硬化的临床并发症，但获得令人振奋的结果的同时也发现，直接靶向/阻断炎症可能会导致免疫抑制或感染概率增加。炎症是一个复杂的网络，涉及多种炎性细胞的活化、炎性因子的释放及炎症通路的激活等因素共同参与，因此，寻找有效、安全的抗炎靶点十分必要且意义重大。现有的临床证据表明，靶向先天免疫途径的NOD样受体热蛋白结构域相关蛋白3/白细胞介素-1β/白细胞介素-6/超敏C反应蛋白信号通路是有效的干预靶点，此外，靶向适应性免疫、趋化因子及促炎症消退介质释放等过程亦表现出抗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文中将概述近年来动脉粥样硬化抗炎治疗的最新进展，包括最新的临床研究以及仍处于基础研究阶段的重要进展，展望动脉粥样硬化抗炎治疗的广阔前景。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是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ASCVD）的重要致病性危险因素。他汀时代不断积累的循证医学证据表明LDL-C低一些好一些，各国血脂管理指南的推荐目标值也随之降低。2019年欧洲心脏病学会（ESC）/欧洲动脉粥样硬化学会（EAS）血脂异常管理指南发表，标志着降脂理念向“更低一些，更好一些”转变。随着新型降脂药物的应用，LDL-C大幅度降低，其低水平状态成为常见现象，本文从循证医学角度总结了自他汀时代以来LDL-C低水平状态的临床获益及潜在的风险，为临床决策提供有益参考。

肠道微生物群被认为是维持人类宿主健康状态的基石，因为它不仅有助于从摄入的食物中获取营养和能量，还可以通过产生的代谢物调节宿主的能量代谢，对多种代谢性疾病的发生发展起到作用。近年来，糖尿病的治疗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逐步推进，安全有效的降糖药物不断涌现，国内已上市了包括磺脲类、双胍类、格列奈类、糖苷酶抑制剂、二肽基肽酶Ⅳ抑制剂、胰高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钠-葡萄糖共转运蛋白2抑制剂和各种胰岛素类似物等在内的多种降糖药物。大量研究证明，肠道菌群可能为降糖药物控制血糖的作用靶点之一。该文针对目前降糖药物对肠道菌群的构成及其营养、能量代谢调节的影响进行综述，为未来新型降糖药物的机制研究及作用靶点提供参考。

聚乙二醇化脂质体多柔比星(PLD)作为一种新型蒽环类药物，广泛用于软组织肉瘤、卵巢癌、乳腺癌、多发性骨髓瘤等多种恶性肿瘤的治疗。与传统蒽环类药物相比，PLD可显著降低心脏毒性、脱发等不良事件的发生率，但临床应用中也同时存在手足综合征、口腔黏膜炎、输注反应等不良反应。本共识主要介绍了PLD相关不良反应的发生机制，针对其预防与处理等提出建议，以规范和加强PLD相关不良反应的管理，提升恶性肿瘤的临床治疗效果和患者的生活质量。

2023年的美国糖尿病协会(ADA)Banting奖授予慕尼黑工业大学的亚历山大·冯·洪堡教席教授，慕尼黑亥姆霍兹公司首席执行官，德国亥姆霍兹公司协会副主席Matthias H. Tsch?p教授，以表彰他在糖尿病和肥胖研究领域取得的开创性发现。Matthias H. Tsch?p教授于1993年开始在慕尼黑大学医学院担任医学科学家(physician-scientist)，在那里他遇到了不少与肥胖及其并发症作斗争的患者，当时肥胖还没有任何合适的治疗方案。受饱腹感激素(satiety hormone)——瘦素发现的启发，Matthias H. Tsch?p教授将自己的职业生涯致力于寻找治疗肥胖的方法。2000年，他首次确认了胃饥饿素(ghrelin)是唯一一种循环饥饿激素，且该激素在大脑中的作用可促进肥胖。基于对胃饥饿素、肠道激素和大脑回路的研究，Matthias H. Tsch?p教授和他的合作伙伴Richard DiMarchi博士提出假设，特定激素的综合作用可能会提供安全且前所未有的减重效果，从而逆转肥胖。他们开创了一系列单分子疗法(single-molecule therapeutics)，通过同时激活两个或更多的激素受体，以达到减重、降糖、降脂的目的。这种新型的双/三受体激动剂包括葡萄糖依赖性促胰岛素分泌多肽(Glucose-dependent insulinotropic polypeptide，GIP)、胰高糖素样肽-1(Glucagon-like peptide-1 receptor，GLP-1)和胰高糖素(Glucagon，GCG)受体的激动剂。Matthias H. Tsch?p教授和DiMarchi博士研发的多个新型双/三受体激动剂正在进行临床试验，并取得了不错的进展，GIP/GLP-1双受体激动剂Tirzepatide已经成为首个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的药物。

自2003年在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家系中鉴定出致病基因前蛋白转换酶枯草溶菌素9（PCSK9）以来，以PCSK9为靶点的抑制剂研发进展迅速。目前PCSK9抑制剂作为一类新型降脂药物已被广泛应用于包括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在内的广大心血管疾病患者。近年来研究表明，PCSK9抑制剂除了血脂调控作用外，还有潜在的抗炎、抗动脉和静脉血栓形成以及增强肿瘤免疫抑制剂疗效等功能，本文就PCSK9抑制剂多效性的相关研究进展进行总结，为PCSK9抑制剂的临床应用提供新的思路。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是导致糖尿病人群视力严重损害的主要原因。现有的治疗措施大多针对已有视力受损的中晚期患者，且为有创性治疗，效果有限。因此，迫切需要早期预防DR发生风险或延缓DR进展的非侵入性新疗法和新靶点。早期优化代谢治疗，即在糖尿病早期严格控制血糖、血压、血脂至正常范围，可能预防或改善潜在的、可逆的微血管病变，但目前仍缺乏综合有效的药物靶向治疗方案及统一的临床应用标准。充分了解近年来新型降糖药及部分降压、调脂药在DR防治中的应用可为临床早期防治DR提供一定的参考。

报道1例在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诊治的口服药失效，且合并肥胖高脂血症的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转换为司美格鲁肽治疗的诊疗过程并进行文献复习。患者为78岁女性，因“患糖尿病5年，血糖控制不佳6个月”就诊，完善各项检查，明确诊断为2型糖尿病合并肥胖、高脂血症。予司美格鲁肽联合二甲双胍药物治疗，司美格鲁肽起始剂量为0.25 mg每周1次皮下注射，联合口服二甲双胍（500 mg，3次/d），逐渐增加司美格鲁肽剂量至1.0 mg每周1次，患者血糖控制良好，体重减轻，脂代谢异常明显改善，患者满意。司美格鲁肽是一种可与其他口服降糖药物联合使用、平稳降糖的新型胰高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周制剂，可用于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不佳，尤其适用于合并心血管风险因素的患者，收效甚佳。

目的: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合并肝损伤的临床特点，为临床诊治提供依据。方法:对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2020年1月20日至2020年2月17日收治的107例COVID-19合并肝损伤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采用SPSS 20进行统计学分析处理，两组间的数据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 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COVID-19患者出现肝损伤的比例为38.5%。107例患者中男53例，女54例，中位年龄57岁；有基础疾病者52例，其中有慢性肝病(包括脂肪肝和病毒性肝炎)者20例(38.5%)。临床表现以发热(86.0%)、咳嗽(92.5%)最常见，部分患者出现恶心呕吐(29.0%)及腹泻(21.5%)等消化道症状。肝功能各检测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异常，总胆红素(total bilirubin，TB)升高者占31.8%，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及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升高者分别占60.7%和63.6%，分别有86.9%、88.8%、17.8%、7.5%的患者出现血清白蛋白(serum albumin，ALB)、前白蛋白(prealbumin，PAB)、胆碱酯酶(cholinesterase，CHE)、凝血酶原活动度(prothrombin activity，PTA)下降。与轻型或普通型患者相比，重型或危重型患者的TB、ALT、AST水平更高( Z＝-2.3089， P＝0.037； Z＝-2.611， P＝0.009； Z＝-3.298， P＝0.001)，而ALB、PAB、CHE下降更明显( Z＝5.527， P＝0.000； Z＝-2.324， P＝0.020； Z＝-3.119， P＝0.002)。合并基础慢性肝病的患者，与无合并基础慢性肝病的患者相比，其ALT、AST升高更明显( Z＝-2.218， P＝0.027； Z＝-1.982， P＝0.047)。使用洛匹那韦/利托那韦治疗的患者的TB水平，明显高于未使用洛匹那韦/利托那韦治疗的患者( Z＝-3.079， P＝0.002)。 结论:肝功能损伤是COVID-19的常见并发症之一，重型或危重型、合并基础慢性肝病的患者肝损伤较重，临床治疗应注意药物的肝损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