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对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后1个月内意外中断双联抗血小板治疗(DAPT)的45例患者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发生情况进行分析.方法 以2017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在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成功进行PCI并置入至少1枚支架(除外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单纯药物涂层球囊或非药物球囊治疗以及同时口服抗凝药物治疗)者4 876例为研究对象,对其中术后1个月内意外中断DAPT患者45例进行分析,随访其临床结局.结果 45例患者中男性29例,女性16例,年龄48～80(61.7±15.3)岁.中断DAPT原因包括:出血35例;恶性肿瘤手术3例(含2例出血患者);创伤5例;血液病2例;自行终止DAPT 2例.停药期间有低分子肝素替代治疗的6例患者均未发生支架内血栓形成或其他MACE;无抗栓替代治疗的39例患者中,5例发生了支架内血栓和急性心肌梗死(11.1％,5/45),除1例为PCI术后2周自行停用DAPT者,其余4例均为PCI术后2周内合并出血患者,停用DAPT时间均在10 d以上,支架内血栓形成分别发生于停用DAPT后第10天、第11天、第11天、第13天,其中2例并发急性左心衰竭,1例死亡;另有1例因脑干出血死亡.结论 PCI术后过早停用DAPT潜在很大风险,停药时间早、停药持续时间长、无替代治疗者风险尤高.

目的:探讨血栓弹力图（TEG）联合床旁B超指导预防颈内静脉置管后血栓形成的效果。方法:选择2018年12月至2020年4月北海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需留置颈内静脉导管的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两组。联合置管组在置管前B超检查双侧颈内静脉，选择内径较大、充盈良好的血管及部位置管，若双侧颈内静脉均不充盈，补液改善后再穿刺；同时在TEG监测下根据凝血功能及出血风险选择抗凝、抗血小板或降低血黏度等药物抗栓；每日B超监测置管颈内静脉的血流动力学状态，发现置管静脉塌陷或血流缓慢，则查找原因并予以改善，一旦发现血栓形成，拔除导管。常规置管组优先选择右侧颈内静脉并根据体表标志穿刺置管。两组其他治疗均按常规方案执行。记录患者颈内静脉置管后血栓形成及出血风险情况。结果:最终纳入97例患者，其中联合置管组51例，常规置管组46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深静脉血栓风险评分（Caprini）、CRUSADE出血风险评分、高出血风险比例、疾病类型、凝血障碍比例、置管时间等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但联合置管组抗凝治疗比例高于常规置管组（66.7%比30.4%， P<0.01），且血栓发生率也低于常规置管组（39.2%比78.3%， P<0.01），形成的血栓也明显小于常规置管组〔cm 3：0.077（0.047，0.089）比0.341（0.070，0.378）， P<0.01〕。两组患者治疗过程中均无大出血事件发生。 结论:基于TEG及床旁B超指导下的集束化抗栓措施能降低颈内静脉置管后血栓发生率，且形成的血栓较小，未增加出血风险，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心脏病患者接受泌尿外科手术的临床案例愈发普遍，对专科医生准确判断围手术期心脏病血栓风险的工作要求也越来越高。为进一步提高围手术期的安全性，本文结合近年来不断更新的临床研究和指南共识，从抗栓药物基本特性、泌尿外科手术出血风险等级、动静脉血栓风险识别标准以及围手术期抗栓药物的停药桥接、重启治疗等环节，进行系统性综述。

目的:探讨静脉桥血管急性闭塞所致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 segmen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 STEMI)患者给予静脉溶栓治疗的疗效。方法:对2019年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1例静脉桥血管急性闭塞所致的急性STEMI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分析。患者男性，58岁，12年前行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CABG)，因急性下壁STEMI 4 h再次入院，即刻给予阿司匹林0.3 g嚼服，替格瑞洛180 mg口服，肝素注射液4 000 U静脉注射，给予重组尿激酶原50 mg静脉溶栓。通过观察胸痛症状的缓解、心电图ST段回落、心肌酶峰前移判定溶栓成功，择期行冠状动脉造影观察原位冠状动脉及桥血管病变情况，制定进一步治疗策略，心脏超声检查了解心脏结构和功能，随访1年，观察有无心绞痛发作及心血管事件。结果:溶栓1 h时成功，急性下壁STEMI后第8天行冠状动脉造影检查，罪犯血管为升主动脉-大隐静脉-右冠状动脉，全程弥漫性病变，大量血栓影，原位冠状动脉左主干弥漫性60%狭窄，前降支、右冠状动脉开口完全闭塞，回旋支近段完全闭塞，给予强化抗栓治疗14 d，好转出院。患者急性STEMI后第41天，复查冠状动脉造影，主动脉-大隐静脉-右冠状动脉内血栓影消退，心脏超声显示左心室舒张内径53 mm、射血分数55%，给予改善生活方式，强化药物治疗，心肌梗死后1年，患者无心绞痛发作，能胜任日常工作和生活。结论:对于CABG术后>10年的患者，原位冠状动脉慢性闭塞，发生静脉桥血管闭塞所致急性STEMI时，采用静脉溶栓治疗，符合尽早再灌注治疗的原则，预后良好。

出血始终是关系到心脏大血管外科手术质量的关键问题之一。近年来，随着高龄，多次手术患者的增多，新型抗血小板、抗凝药的应用，心血管内外科界限的模糊，以及术后抗栓治疗情况的增加，均给心外科止血带来新的挑战。国内外发表的众多关于心血管手术止血的指南或共识表明，心脏大血管手术止血成为一个集外科操作，麻醉科、内科血液管理，以及新技术新材料应用的综合措施 [1,2,3,4,5,6,7,8]。其中，局部止血材料是新技术、新材料应用于术中止血的新手段之一，已广泛应用于各个外科领域 [9,10,11,12,13,14,15,16,17]。但是在心血管外科领域由于缺乏使用规范，使得止血材料存在过度使用和盲目禁用两个极端趋势。因此有必要推出相关的专家共识，指导止血材料在心脏大血管外科领域中的合理使用。

APS是一种以动静脉血栓形成和产科并发症为特征的系统性疾病。抗磷脂抗体介导激活内皮细胞、炎症细胞、血小板，在补体系统激活的帮助下，导致血管内皮功能失调、动脉粥样硬化、非动脉硬化性血管狭窄及凝血异常、血栓形成的过程，导致一系列血栓及非血栓性损伤。而这一系列损伤背后的分子机制可能是抗体通过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点（mTOR）经由磷脂酰肌醇-3激酶（PI3K）-AKT通路发挥作用。APS的主要病理表现为血管狭窄和血栓形成，临床上可导致脑、心、肾、肺、胎盘等多种器官功能障碍。目前，尚无有效的方法评估APS的血管功能，预测其血管表现的风险。目前使用较多的为测量肱动脉的血流介导的血管扩张（FMD）或外周动脉张力测定（PAT），而细胞外微粒的检测经过进一步的研究有希望成为预测抗磷脂抗体（aPL）阳性血栓风险的指标。APS相关血管性疾病主要通过药物治疗，单纯的抗栓治疗并不是对所有患者都有效。介入治疗APS血管狭窄的时机和方法目前仍有争议。未来对血管内皮、补体、炎症和动脉粥样硬化等治疗靶点的研究将引领我们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对于具有颅内出血（intracranial hemorrhage, ICrH）病史的心房颤动患者，提供口服抗凝（oral anticoagulation, OAC）治疗的决定具有挑战性，需要对血栓栓塞事件风险与复发性ICrH风险进行权衡。因此，英国利物浦心血管科学中心的Ivany等进行了一项系统评价，旨在评估OAC和（或）抗血小板药在非外伤性ICrH心房颤动患者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糖尿病是心血管疾病最重要的合并疾病，心血管疾病是2型糖尿病患者致死致残的主要原因。为规范糖尿病合并心血管疾病患者的诊疗，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能力建设和继续教育中心组织心脏科和内分泌科领域的专家，总结国内外相关学科研究进展及专家经验，制定了本共识。本共识分别从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管理的角度进行阐述，涵盖糖尿病合并心血管疾病（主要包括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和心力衰竭）的诊断、药物治疗及危险因素管理等相关的临床重要内容，旨在加强患者的综合管理并最终改善患者预后。心血管疾病的管理主要包括血压、血脂、抗栓、抗心肌缺血、抗心室重构等。糖尿病的管理主要包括生活方式干预、降糖、血糖监测治疗及低血糖预防。此外，本共识还针对特殊人群如糖尿病肾病、高龄（>75岁）及心血管危重症等患者给出了具体的临床建议。

在全球范围内，血栓所致心血管疾病仍存在较重疾病负担。长期以来抗血小板药物被认为是预防和治疗动脉血栓性疾病的基石，而抗凝药物被认为是静脉血栓性疾病的首选。近年来开展的一系列临床研究评估了双通道抑制，即联合抗血小板药物和抗凝药物的策略，在多种心血管疾病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包括冠心病、缺血性卒中、外周血管疾病、深静脉血栓栓塞症、心房颤动、左心室血栓等，为改善心血管疾病患者的预后提供了新的治疗策略，并进一步降低了不良事件风险。该文总结了双通道抑制策略在心血管疾病中应用的最新临床证据。

静脉溶栓治疗是缺血性卒中发病后再灌注治疗的重要措施，重组组织型纤溶酶原激活剂（recombinant tissue plasminogen activator，r-tPA）是证据最多，应用最为广泛是静脉溶栓药物。筛选出适宜r-tPA静脉溶栓的患者是静脉溶栓成功的关键。本文从静脉溶栓时间窗、年龄、轻型卒中、合并多种疾病或并发多发情况、近期穿刺/手术/外伤、既往服用抗栓药物等多个方面，探讨如何筛选出r-tPA静脉溶栓适宜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