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SD)与经肛门内镜下微创手术(TEM)治疗直肠癌(RC)的疗效.方法 选择88例直肠癌患者,随机数表法分为A组与B组,A组(43例)采用经肛门内镜下微创手术治疗,B组(45例)采用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治疗,2组术后均随访6个月.结果 术后6个月,B组治疗总有效率高于A组(P＜0.05).B组术中出血量高于A组,平均住院时间、手术时间均短于A组(P＜0.05);B组抗生素使用率低于A组(P＜0.05).随访期间,2组肿瘤完整切除率、肿瘤残留率、复发率及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术前比较,术后7d,2组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B(VEGFB)、胃动素、血管内皮生长因子A(VEGFA)、嗜铬粒蛋白A(CgA)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C(VEGFC)水平均降低,B组低于A组;血清D-乳酸(DLA)水平均升高,B组高于A组(P＜0.05).结论 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和经肛门内镜下微创手术治疗直肠癌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均较好,临床可根据患者具体情况选择术式.

目的:分析糖尿病患者盆腔淋巴结清扫术后淋巴囊肿感染致脓毒性休克的临床特征和诊疗经过，提高其抢救成功率。方法:回顾性研究2015.1-2020.1新诊断膀胱癌、前列腺癌、肾癌、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及卵巢癌，入住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泌尿外科及妇科的糖尿病患者，均按专科规范行包含盆腔淋巴结清扫术在内的手术治疗，共计462例。148例术后盆腔淋巴囊肿形成，其中89例发生感染，之中的13例发展为脓毒性休克。比较淋巴囊肿感染者中休克和非休克患者的年龄、性别、糖尿病病程、BMI、糖基化血红蛋白、手术切除的淋巴结个数、术后引流管留置时间、淋巴囊肿最大直径及与辅助化疗的相隔时间；分析13例脓毒性休克患者始发症状和发病后首次血象、发病至引流穿刺的时间及最终转归；分析感染的淋巴囊液病原学培养和药敏结果。结果:分类变量检验显示休克和非休克患者相比，糖基化血红蛋白（ P=0.018）、辅助化疗（ P=0.014）和囊肿大小（ P<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3例脓毒性休克患者中就诊时11例首发症状仅为轻中度的发热或腹痛；初次血象白细胞总数均在2万以下；从发病至穿刺的时间平均为33 h。13例患者中，有5例发展为多器官功能衰竭，其中1例死亡；有2例病情反复难以控制，经影像学检查证实脓腔和周围脏器连通；12例患者好转后仅1例对残留的淋巴囊肿预处置，其中4例再发囊肿感染1-2次，之中2例进展为脓毒性休克，1例死亡。病原菌以革兰氏阴性菌常见，主要是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及铜绿假单胞菌，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碳青酶烯类及替加环素均为敏感药物，头孢他定、头孢曲松和左氧氟沙星耐药率均为50%以上。 结论:血糖控制不佳、化疗和较大的淋巴囊肿（d≥5 cm）是糖尿病患者盆腔淋巴结清扫术后发生淋巴囊肿感染致脓毒性休克的高危因素；大多数休克患者始发症状及白细胞总数均没有显著的示警意义，导致从感染发生到穿刺引流时间较长，延误处置；早期诊断、及时穿刺引流和广谱抗生素治疗是救治成功的关键。治疗效果欠佳时脓腔贯通周围脏器感染的可能性要被考虑。糖尿病患者在发生术后淋巴囊肿感染致脓毒性休克后，应积极干预处置较大的残留淋巴囊肿，避免再次发生危及生命的严重感染。

目的:探讨抗生素骨水泥联合游离股前外侧组织瓣序贯治疗糖尿病足溃疡（DFU）创面的临床疗效。方法:采用回顾性观察性研究方法。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于2018年8月—2021年8月收治15例符合入选标准的DFU患者，其中男12例、女3例，年龄42~65岁，2型糖尿病病史5~19年。患者创面均合并局部骨骼、肌肉或肌腱缺损或外露，创面均于Ⅰ期清创后行抗生素骨水泥覆盖+Ⅱ期游离股前外侧嵌合穿支皮瓣（穿支皮瓣+肌瓣）或单纯游离股前外侧穿支皮瓣移植修复，拆除骨水泥并清创后的创面面积为9.0 cm×5.0 cm~20.0 cm×7.0 cm，皮瓣切取面积为10.0 cm×5.0 cm~22.0 cm×7.0 cm，肌瓣切取面积为5.0 cm×3.0 cm~8.0 cm×4.0 cm。组织瓣供区均直接缝合。随访时观察供区愈合情况、皮瓣成活情况。末次随访时，观察组织瓣质地、外形，双侧肢体有无新发溃疡，患者行走能力。结果:Ⅱ期术后随访8~21个月，供区均愈合良好，仅残留线性瘢痕；14例患者组织瓣完全成活，1例患者在Ⅱ期术后3周出现皮瓣部分坏死，经扩创+植皮后愈合。末次随访时，组织瓣质地良好、外形佳，患肢及对侧肢体无新发溃疡，患者日常行走功能无明显障碍。结论:采用抗生素骨水泥联合游离股前外侧组织瓣修复DFU创面，可快速控制感染，术后皮瓣成活率较高，患者日常行走功能无明显障碍。

目的:探讨F4.8可视肾镜治疗女性输尿管下段结石合并狭窄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6月至2019年12月武警河南省总队医院收治的32例女性输尿管下段结石合并狭窄患者的病例资料，中位年龄(16～75)(35±10)岁。术前经彩色多普勒超声、静脉尿路造影、CT等检查确诊。结石直径平均(13.0±3.6)(3～20)mm。结石梗阻时间平均(5±17)(2～35)d。单侧输尿管结石27例，双侧输尿管结石5例。所有患者术前均有肾积水，集合系统分离平均(23±15)(15～45)mm。17例术前接受过体外冲击波碎石(ESWL)治疗>2周；6例结石直径<6 mm者接受排石药物治疗>7 d。本组32例均拟行输尿管镜碎石术，术中因输尿管狭窄，输尿管镜(F8/9.8或F6.5/8.5)置镜失败。更换F4.8可视肾镜进行手术。患者取截石位，F4.8可视肾镜接生理盐水，直视下经尿道进入膀胱后，观察输尿管开口情况，21例输尿管开口狭窄，其中8例行输尿管镜手术时造成假道、部分撕脱，F4.8可视肾镜进镜时，利用手控推水压力，配合间断、持续等方式适当加大水流压力，冲开输尿管口和壁内段输尿管后，直接进镜至输尿管管腔。9例为输尿管壁内段走向异常、下段狭窄，F4.8肾镜配合水流压力变化，循管腔缓慢轻柔顺势进入并上行至输尿管管腔。F4.8肾镜通过狭窄处后找到结石，用钬激光将结石粉碎。其中1例钬激光碎石过程中出现结石上移，F4.8肾镜难以触及，留置斑马导丝后退镜并更换F6.5/8.5输尿管镜，在导丝引导下硬性扩张并通过狭窄处输尿管，找到结石并粉碎。2例为输尿管壁内段鸟粪样或泥沙样感染性结石，梗阻重且局部水肿明显，管腔狭窄，斑马导丝无法置入，F4.8可视肾镜进入输尿管，用镜体将梗阻的结石破坏后退镜，结石排入膀胱。碎石结束后留置F4.7双J管和尿管。结果:本组32例均一期顺利完成碎石，手术时间平均(35.0±8.7)(15～43)min。住院时间平均5.3(4～7)d。术后3例出现发热，体温>38.5℃，根据血、尿细菌培养结果应用敏感抗生素后体温正常。应用F4.8肾镜手术均未发生输尿管穿孔、假道、撕脱等并发症。术后3 d复查腹部X线片，24例结石排净，8例有结石残留，净石率为75%。术后1个月拔除双J管，复查彩色多普勒超声、静脉尿路造影提示均无结石残留；集合系统分离平均(12±9)(0～35)mm。静脉肾盂造影检查示造影剂均能通过输尿管。结论:采用F4.8可视肾镜治疗女性输尿管下段结石合并狭窄安全、有效，在常规输尿管镜进镜困难时可尝试使用。

患者男性，21岁，主因"间断发热、寒战伴头晕头痛2周"于2021年11月18日急诊收入院。患者诉2周前进食烧烤后出现发热，体温最高可达42℃,伴畏寒、寒战、咽痛、头晕、头痛、乏力，就诊于本院耳鼻喉科后，查体见扁桃体有脓点，快测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为37.27 ng/mL，胸部CT检查未见异常，考虑诊断为"急性化脓性扁桃体炎"，先后给予左氧氟沙星、阿奇霉素抗感染及甲泼尼龙控制炎症后上述症状未见明显好转，为进一步治疗，收入急诊病房治疗，既往体健，入院时查体：体温41℃，脉搏98次/min，呼吸频率23次/min，血压120/60 mmHg（1 mmHg=0.133 kPa），患者神志清楚，急性病容，精神较差，颈部浅表淋巴结触及肿大，右侧较大约2.0 cm ×0.5 cm，左侧较大约1.3 cm×0.7 cm，质软，活动度好，界限清楚，有压痛，表面皮肤无红肿，无破溃，双肺呼吸音清，未闻及干湿性啰音，心脏听诊无杂音，腹软，无压痛及反跳痛，双下肢无水肿。血常规检查白细胞计数10.49×10 9/L,中性粒细胞百分比94.6%，血红蛋白120 g/L,血小板计数107×10 9/L，PCT 42.83 ng/mL，白介素6（interleukin, IL-6）980.30 pg/mL，C反应蛋白211 mg/L，G试验、GM试验阴性。胸部CT检查示右肺上叶可见一单发实变影，其内可见空洞（图1）。根据病史、查体和辅助检查考虑诊断为肺脓肿，给予注射用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4.5 g Q8h治疗，入院第2天，患者仍有发热，体温最高38.7℃，给予对症处理，入院第3天患者体温峰值有所下降，体温维持在37~38℃，考虑抗炎有效，痰培养结果回报为纹带棒杆菌，草绿色链球菌（奈瑟菌属），考虑这2种细菌为皮肤或口腔的正常菌群，为条件致病菌，该细菌导致发热的可能性较小，继续给予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治疗。入院第5天血培养回报血液中找到坏死梭杆菌，考虑为血流感染。加用甲硝唑1 g每8 h一次抗感染治疗，复查血常规白细胞计数8.14×10 9/L,中性粒细胞百分比81.5%，血红蛋白120 g/L,血小板计数246×10 9/L，PCT 3.43 ng/mL，IL-6 13.04 pg/mL，C反应蛋白5 mg/L，炎性指标较前明显下降，考虑抗炎治疗有效，继续目前抗生素治疗。入院第10天患者体温仍有低热，体温36.5~37.5 ℃，复查胸部CT见双肺多发小结节，双肺多发空洞病变，考虑炎性可能（图2）。颈静脉超声检查提示患者左侧颈内静脉血栓形成，给予依诺肝素0.4 mL每12 h一次抗凝治疗，根据血培养结果、胸部CT表现和颈静脉超声结果，考虑该患者诊断为坏死梭杆菌导致Lemierre综合征（Lemierre syndrome, LS）。用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联合甲硝唑治疗后仍有低热，化验检查PCT为0.30 ng/mL，IL-6为3.52 pg/mL，C反应蛋白为3 mg/L，胸部CT示肺部空洞较前增加，考虑感染未完全控制，改为调整抗生素为比阿培南0.6 g每12 h一次联合甲硝唑1g每8 h一次抗感染治疗，治疗1周后患者体温恢复正常，CT检查示双肺多发空洞消失，残留少量索条影（图3），患者病情好转出院，出院带药给予口服甲硝唑联合阿莫西林抗感染治疗，利伐沙班抗凝治疗，随诊2周后复查胸部CT正常。

目的:分析经静脉移除心血管植入型电子器械（CIED）患者的病因、手术策略、并发症及预后。方法: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研究，连续入选2015年1月至2021年12月就诊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的经静脉拔除CIED导线的患者。拔除过程中首先尝试使用简单的手动牵引，如果失败则使用锁定探针锁定后手动牵引，仍不能有效拔除者则联合机械扩张鞘（Evolution）拔除。收集并分析CIED导线拔除病因、合并症、器械类型、并发症和预后情况。结果:研究入选74例患者，年龄（66.20±14.61）岁，其中男49例（66.2%，49/74）拔除的161根导线，平均年限为4.5年，其中普通钢丝拔除导线平均年限为1.3年，单独锁定探针拔除导线平均年限为3.1年，锁定探针联合机械扩张鞘拔除导线为6.4年，导致导线拔除的主要原因为感染因素（94.6%，70/74）。所有需拔除导线均成功拔除，手动牵引（普通钢丝和/或单纯锁定钢丝直接牵拉）拔除导线31例（41.9%，31/74），锁定探针联合机械扩张鞘拔除43例，不同导线拔除方式患者CIED导线植入年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84±1.57）年对（6.44±3.88）年， P<0.001）]。拔除导线后出现并发症与未出现并发症患者使用扩张机械鞘的比例[45.5%（5/11）对60.3%（38/63）， P=0.510]和年龄[（73.18±12.65）岁对（65.00±14.67）岁， P=0.07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同时发现54.1%（40/74）患者起搏器破溃部位位于囊袋外侧，6例患者破溃位于内侧；58例患者经锁骨下静脉途径拔除，16例经锁骨下静脉和下腔静脉途径拔除。所有患者术后均常规应用抗生素预防感染，72例患者手术完全成功，2例临床成功但残留小部分导线，不影响预后。在起搏器拔除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并发症，切口愈合不良10例，下肢静脉血栓1例，未发生与手术相关的死亡。 结论:感染是起搏器导线拔除的首要原因，不同导线拔除方式患者CIED植入时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早期植入患者可依靠简单拔除方式，导线植入年限长患者依靠锁定探针联合机械扩张鞘拔除起搏器导线成功率较高，且并发症相对可控。

目的:探讨儿童肾脓肿的临床表现、治疗方法及预后情况。方法:收集2016年1月至2020年1月山西省儿童医院收治的5例儿童肾脓肿患儿的相关资料。其中，男1例，女4例；患儿年龄范围为9个月至8岁，中位年龄为5岁；3例患侧为左侧，2例为右侧。患儿的首发症状2例为高热伴腹痛或者腰痛(其中1例并发感染性休克)，1例单纯发热，1例发热伴脊柱侧弯，1例仅有呕吐伴头痛，无明显发热。体格检查提示3例患儿存在不同程度患侧腹部压痛和肾区叩击痛。5例患儿中4例白细胞计数、C反应蛋白、降钙素原、红细胞沉降率均异常升高，另1例正常。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提示患肾体积明显增大、饱满，实质内可见低回声区，回声不均，直径大小的范围为2.9~4.7 cm。CT检查提示患肾实质内局限性低密度区，1例左肾脓肿并发腰肌脓肿，1例右肾脓肿并发胰腺炎，肝门部胆管扩张，肝肾间隙及盆腔积液。所有患儿中，4例为单个局限性病灶，1例为多发小病灶，均不伴有先天性泌尿系统畸形。入院后均给予静脉滴注广谱抗生素治疗，疗程时间范围为1~4周。结果:3例继发于尿路感染，2例病因不明。尿细菌学培养4例无细菌生长，1例为大肠杆菌。患儿经抗感染治疗痊愈，未行经皮引流或者手术治疗，无一例行肾切除术，预后良好。对所有患儿进行了门诊随访，随访时间范围为3~6个月。无血压升高的情况发生。1例患儿经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提示右肾实质残留1.4 cm的不均匀回声区，其余4例复查彩色多普勒超声提示肾实质未见明显异常，所有患儿均行放射性核素肾显像，其中4例未见明显肾瘢痕(相对分肾功能正常)，1例患肾显像影略小于对侧肾(相对分肾功能为42%)。所有患儿均未再出现发热性尿路感染或者肾脓肿复发，目前仍在进一步随访中。结论:对不存在先天性泌尿系统畸形的肾脓肿行保守治疗效果良好，一般不遗留肾瘢痕。

患者，女，40岁，2020年1月诊断为"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EB-2（WPSS评分3分）"，分别于2020年1月、2020年3月和2020年5月应用地西他滨去甲基化治疗。移植前骨髓原始粒细胞占0.020，微小残留病（MRD）0.77%，WT1基因定量18.658%，NPM1-A基因突变定量1.244%。预处理方案：阿糖胞苷4 g·m -2·d -1，移植前10 d（-10 d）、-9 d，地西他滨20 mg·m -2·d -1，-10 d~-6 d，白消安3.2 mg·kg -1·d -1，-8 d~-6 d，环磷酰胺1.8 g·m -2·d -1，-5 d、-4 d，兔抗人胸腺细胞球蛋白2.5 mg·kg -1·d -1，-5 d~-2 d，司莫司汀250 mg/m 2，-3 d，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预防方案：西罗莫司、霉酚酸酯联合短程甲氨蝶呤。患者于2020年8月18日行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女供母，HLA 6/12，AB+供A+），回输供者外周血干细胞单个核细胞（MNC）9.63×10 8/kg，CD34 +细胞3.84×10 6/kg。移植后11 d（+11 d）粒细胞及血小板植活。+3 d患者发生呕血，给予禁食水、抑酸治疗。患者高热，血培养、病毒、细菌、真菌筛查均为阴性，给予广谱抗生素抗感染治疗后体温未降。+8 d，患者出现皮疹。+9 d，患者发生上腹部烧灼感伴腹泻，考虑急性GVHD，加用甲泼尼龙2 mg·kg -1·d -1，体温降至正常。+13 d，患者血脂明显升高（甘油三酯38.18 mmol/L，总胆固醇8.65 mmol/L）。患者间断恶心、呕吐伴上腹不适，+14 d，患者出现乳糜血（甘油三酯41.70 mmol/L，总胆固醇7.49 mmol/L），停西罗莫司（此时西罗莫司浓度17.7 μg/L），改为环孢素A治疗GVHD，甘油三酯降至3.80 mmol/L，总胆固醇降至6.15 mmol/L。+25 d，患者出现嗜睡，恶心、呕吐好转，血巨细胞病毒、EB病毒DNA阴性，环孢素A浓度165.5 μg/L。+26 d，患者昏睡，定向力、计算力障碍、四肢肌力下降，腰穿脑脊液压力100 mmH 2O，氯114.3 mmol/L，葡萄糖8.30 mmol/L，蛋白0.55 g/L。脑脊液细菌培养、真菌培养及抗酸杆菌均阴性，脑脊液神经免疫病检测：血清和脑脊液中AQP4、MOG、MBG抗体均为阴性。脑脊液和外周血病毒PCR筛查均阴性，脑脊液病原体二代测序（NGS）阴性。TMA筛查阴性。头颅平扫+增强磁共振成像（MRI）：双侧颞叶深部（海马区）及室管膜下区、左侧颞叶皮层多发异常信号并下丘对侧斑片明显强化灶。右侧小囊幕增厚并明显强化。结合患者近1个月进食差，伴有恶心、呕吐、腹泻，考虑不除外Wernicke脑病，给予维生素B 1 200 mg每8 h 1次治疗，+27 d患者神志转清，肢体肌力明显好转。患者维生素B 1<1.0 μg/L，明确诊断为Wernicke脑病，继续补充维生素B 1治疗。复查头颅MRI：双侧颞叶（及海马区）及室管膜下区多发异常信号并双侧下丘、右侧小脑幕明显强化灶，较前部分病变信号明显减低，范围减小。+30 d，复查骨髓完全缓解（CR），MRD阴性，NPM1基因突变阴性，短串联重复序列-聚合酶链反应（STR-PCR）完全供者型。+36 d，间断谵妄，给予奥氮平对症治疗后好转，+50 d，患者谵妄好转，停用奥氮平。随访至移植后8个月，患者无明显神经、精神症状及体征，环孢素A血浓度50 μg/L，原发病处于完全缓解状态，MRD阴性，STR-PCR完全供者型。头颅MRI：双侧颞叶（及海马区）及室管膜下区多发异常信号并双侧下丘脑、右侧小脑幕病变强化灶明显减低，范围明显缩小。

在抗生素耐药的感染病灶中存在一类被称为持久性细菌的细菌亚群，以生长和代谢停滞作为主要机制以逃避抗生素的杀伤，若条件适合存活，持久性细菌将从暂时休眠状态中激活，感染可再次发作 [1]。相似地，持久性肿瘤细胞指常规抗肿瘤治疗难以消除的一类肿瘤细胞亚群，这群细胞可通过进入一种可逆的缓慢增殖状态逃避化疗、放疗或某些靶向治疗导致的细胞凋亡，在抗肿瘤治疗中持续存活，形成化疗耐药储存库或微小残留病（MRD），介导抗癌治疗数年后肿瘤复发和转移 [2,3,4]。

残留在孕妇体内的动物源性低剂量抗生素检出率较高。低剂量抗生素累积效应将影响新生儿肠道菌群的建立，导致微生物菌群结构的失衡。低剂量抗生素的暴露可能对孕妇、胎儿和新生儿健康均产生不利的影响。本文综述了妊娠期持续低剂量抗生素暴露对新生儿肠道菌群的建立与定植的影响，新生儿肠道菌群多样性的改变及新生儿生长发育不良的影响研究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