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不同辐射剂量下深度学习图像重建算法(DLIR)相对于常规迭代重建算法(ASIR-V)对腹部体模CT图像质量的改善价值。方法:根据管电压设置100 kV组与120 kV组，每组按照容积剂量指数(CTDI vol)不同(2、4、6、8、10、15 mGy)分为6组进行常规扫描，获得基于滤波反投影(FBP)算法的CT图像，并使用不同权重迭代重建算法(ASIR-V 50%、80%、100%)及不同等级深度学习重建算法(DLIR-L、DLIR-M、DLIR-H)进行图像重建，共获得84组图像。对比分析不同重建方式下各CTDI vol组图像各部位CT值、噪声、信噪比(SNR)、对比噪声比(CNR)及主观评分的变化规律。图像质量主观评分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客观指标和辐射剂量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及配对样本 t检验。 结果:同一管电压下，各CTDI vol组不同重建条件下各部位的噪声、SNR、CNR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 ＝415.39、315.30， P<0.001)，且ASIR-V 50%与DLIR-L图像的噪声、SNR、CNR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主观评分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100 kV组： H＝13.47， P＝0.036；120 kV组： H＝12.99， P＝0.043)，且两名医师的主观评分一致性较高(Kappa>0.70)，其中DLIR-H图像质量评分最高，DLIR-M与ASIR-V 50%图像质量主观评分基本一致；100 kV组图像质量主观评分整体较120 kV略高。以CTDI vol为15 mGy组ASIR-V 50%图像作为参照，在满足诊断需求的前提下，低中高等级的DLIR可以分别降低辐射剂量超过30%、70%、85%。 结论:DLIR算法不仅能够显著降低图像噪声、提高图像质量，而且可以在满足诊断需求的前提下有效降低辐射剂量；推荐临床应用100 kV结合中、高等级DLIR行腹部低剂量CT扫描。

目的:探讨极早产儿及极低出生体重儿早期能量管理与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PD）发生的关系。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设计，2019年1月至2021年12月出生后24 h内收入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新生儿科且出生胎龄<32周和（或）出生体重<1 500 g的早产儿共939例，发生BPD的250例早产儿为BPD组，计算倾向性评分后按照匹配度优先顺序选择未发生BPD的250例早产儿为对照组（匹配出生胎龄、出生体重）。计算两组早产儿出生后第1周和第2周总能量、肠内能量、肠外能量、液体总量及单位液体能量。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或Mann Whitney U检验进行连续变量、 χ2检验进行分类变量的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Logistic回归、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分析能量、液体总量与BPD发生的关系，采用广义相加模型研究肠外能量与BPD发生的剂量-反应关系，并用两分段线性回归模型检验肠外能量对BPD发生的阈值效应。 结果:BPD组早产儿出生胎龄（28.4±1.9）周，出生体重（1 107±258）g，男140例（56.0%）；对照组早产儿出生胎龄（29.5±1.3）周，出生体重（1 324±261）g，男131例（52.4%）。早产儿出生后第2周单位液体能量增加与BPD发生风险降低相关（ OR=0.32，95% CI 0.12~0.84， P=0.021），出生后第2周总能量增加也与BPD发生风险降低相关，总能量>418~502 kJ/（kg·d）时明显低于≤334 kJ/（kg·d）时（ OR=0.15，95% CI 0.03~0.85， P=0.033），而出生后前2周液体总量与BPD发生相关性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出生后第2周肠外能量/总能量增加与BPD发生风险升高相关（ OR=8.45，95% CI 2.14~33.32， P=0.003），出生后第2周肠外供能≥305 kJ/（kg·d）时，增加肠外供能会明显增加BPD发生风险（ OR=1.02，95% CI 1.01~1.03， P=0.003）。 结论:早产儿出生后早期保持较高的总能量供应或许能降低BPD发生风险，但持续依赖较高的肠外能量以满足总能量的需求反而会增加BPD发生风险，故应尽早开启肠内喂养且在耐受情况下尽量增加肠内喂养量。

多发性骨髓瘤（MM）是一种以克隆浆细胞异常增殖为特征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 [1]，好发于中老年人，随着我国人口的老龄化，MM发病率逐年上升 [2]。达雷妥尤单抗作为第一个被批准用于治疗MM患者的人源化CD38单克隆抗体药物 [3]，目前已被国内外多个权威指南推荐用于复发或难治性MM（RRMM）及新诊断MM（NDMM） [4]。达雷妥尤单抗于2015年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2019年在中国获批上市，随着2021年正式被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21年）》，患者的用药需求激增。与其他单克隆抗体类似，输液相关不良反应（IRR）是接受达雷妥尤单抗治疗患者最常见的不良事件（AE），包括上呼吸道症状（咳嗽、咽喉部不适、鼻塞、喘息或呼吸急促）、寒战、皮疹和胃肠道症状等。SIRIUS和GEN501数据的综合分析表明，大多数（95.8%）IRR发生在第1次输液期间，第2次（7%）及以后（7%）IRR发生率较低 [5]。目前临床中多按药品说明书的推荐输注速度进行缓慢输注，即首次输注中位时间为7 h，第二次输注中位时间为4.3 h，所有后续输注中位时间为3.5 h [3]。由于当前达雷妥尤单抗输注时间较长且输注频率较高，现有住院资源已不能满足用药需求，亟需验证更短时间输注方案的安全性，探索门诊或日间病房输注的可行性。

目的:探讨五位一体抗癌支持模式在乳腺癌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方法，选取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外科四病房2019年5—9月期间住院的患者70例作为调查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35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研究组给予五位一体抗癌支持模式护理，分别在干预前和干预后评价两组患者的抑郁、焦虑、社会隔离、社会支持以及生命质量得分。结果:干预后研究组患者抑郁得分低于对照组，生命质量总分以及社会/家庭状况、功能状况维度得分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采用五位一体抗癌支持模式，设计符合乳腺癌患者特点的身、心、灵、社放松课程，满足其心理和社会需求，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目的:探讨侧俯卧位通气在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采用前瞻性对照研究方法，选择2020年1月至2022年12月安徽省泾县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75例中重度ARDS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信封法将患者分为侧俯卧位通气组（38例）和传统俯卧位通气（PPV）组（37例），分别采用侧俯卧位通气方式和传统PPV方式。两组患者均按照ARDS救治指南及肺保护性通气需求设置机械通气参数，前3次俯卧位时间每日均不少于16 h。记录患者一般资料，俯卧位前（T0）及俯卧位1 h（T1）、4 h（T2）、8 h（T3）和俯卧位结束前（T4）的心率（HR）、平均动脉压（MAP）、气道阻力、肺静态顺应性（Cst），首次俯卧位前（t0）及入重症监护病房（ICU）12 h（t1）、24 h（t2）、48 h（t3）、72 h（t4）的氧合指数（PaO 2/FiO 2），以及患者压力性损伤（PI）和呕吐发生率、气管插管时间和机械通气时间。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比较俯卧位前后及不同俯卧位方式对患者的影响。 结果:两组患者年龄、性别、体质量指数（BMI）、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基础疾病、HR、MAP、pH值、PaO 2/FiO 2、血乳酸（Lac）、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 2）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两组T0~T4的HR（组间效应： F＝0.845， P＝0.361；时间效应： F＝1.373， P＝0.247；两者交互作用： F＝0.245， P＝0.894）、MAP（组间效应： F＝1.519， P＝0.222；时间效应： F＝0.169， P＝0.954；两者交互作用： F＝0.449， P＝0.773）和气道阻力（组间效应： F＝0.252， P＝0.617；时间效应： F＝0.578， P＝0.679；两者交互作用： F＝1.467， P＝0.212）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两组T0~T4的Cst比较，组间效应（ F＝0.311， P＝0.579）和两者交互作用（ F＝0.364， P＝0.83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时间效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F＝120.546， P<0.001）；两组t0~t4的PaO 2/FiO 2比较，组间效应（ F＝0.104， P＝0.748）和两者交互作用（ F＝0.147， P＝0.96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时间效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F＝17.638， P<0.001）。对两组的分组因素和时间因素进行单独效应检验，两组间不同时间点HR、MAP、气道阻力、Cst、PaO 2/FiO 2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T1~T4的Cst均明显高于T0时，t1~t4的PaO 2/FiO 2均明显高于t0时（均 P<0.05）。侧俯卧位通气组与传统PPV组患者气管插管时间〔d：6.75（5.78，8.33）比7.00（6.30，8.45）〕和机械通气时间〔d：8.30（6.70，9.20）比7.40（6.80，8.75）〕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但侧俯卧位通气组患者PI发生率〔7.9%（3/38）比27.0%（10/37）〕和呕吐发生率〔10.5%（4/38）比29.7%（11/37）〕均明显低于传统PPV组（均 P<0.05）。 结论:不论是侧俯卧位通气方式还是传统PPV方式，均可以改善中重度ARDS患者Cst，提高氧合；两种俯卧位方式对患者HR、MAP及气道阻力的影响较小，对患者气管插管时间和机械通气时间的影响也无差异，但侧俯卧位通气方式可减少PI和呕吐的发生率，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目的:探讨可调节式按需求改良体位对腹腔镜妇科手术患者术后胃肠功能与并发症的影响。方法:选取2018年8月至2019年8月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腹腔镜妇科手术患者88例，根据随机数字表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44例。对照组术中行常规体位护理，观察组接受可调节式按需求改良体位护理，观察两组术后胃肠功能、并发症发生率情况，记录两组舒适度评分、疼痛评分及满意度评分。结果:观察组首次肛门排气时间、肠鸣音恢复时间、恢复正常饮食时间、下床活动时间及平均住院时间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观察组肩部疼痛、下肢静脉血栓、臂丛神经损伤、眼结膜水肿等并发症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观察组术后舒适度评分、满意度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而疼痛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可调节式按需求改良体位能有效改善腹腔镜妇科手术患者术后胃肠功能，降低患者术后并发症及疼痛感，提高患者术后舒适度及治疗满意度。

目的:了解我国三甲医院临床护理教师队伍现状及培训需求，为进一步加强临床护理教师队伍建设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取目标抽样法，按照1︰10配比，于2017年10月—2019年2月采用自行设计的《我国三甲医院临床护理教师基本情况调查问卷》对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141所三甲医院的临床护理教师进行横断面调查。共回收调查问卷11 594份，有效问卷10 266份，有效率为88.55%。结果:10 266名临床护理教师中，护师占49.64%（5 096/10 266），30～39岁者占51.27%（5 263/10 266），第一学历为本科以下者占78.42%（8 051/10 266），带教年限<5年者占41.33%（4 243/10 266）；41.84%（4 295/10 266）的临床护理教师是由管理者挑选指定，38.78%（3 981/10 266）的临床护理教师经常或总感到带教压力，56.31%（5 781/10 266）的临床护理教师认为能胜任临床带教工作；50.54%（5 188/10 266）的临床护理教师偶尔参加教学培训，对培训需求强。需求较强的前3位分别是带教方法与技巧、专科前沿知识、护理科研；不同带教年限、学历和职称的临床教师在教育学基础理论、带教方法与技巧、护理管理、护理科研、专科前沿知识的培训需求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我国三甲医院临床护理教师队伍以护师为主，整体初始学历偏低，教学管理中存在临床护理教师选拔不规范，教师参加教学培训少等问题，建议相关部门建立以岗位胜任力为核心、以需求为导向的临床护理教师选拔及培训管理体系，促进师资队伍建设。

目的:开发抗核抗体荧光核型的人工智能识别系统雏形，以期满足临床实验室工作中对抗核抗体（ANA）图像免疫荧光模式自动判读的日常需求。方法:回顾性分析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2020年4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进行ANA项目检测结果为阳性的荧光图像，3位资深的技术人员独立、平行对荧光图像进行结果判读确定ANA核型结果，并按照ANA荧光模式国际共识荧光核型分类标准进行标注。对常见核型分7个标签组：粗颗粒型、细颗粒型、均质型、核仁型、着丝点型、核点型及核膜型；每个标签组数据按9︰1的比例采用随机数的方法随机分为训练集、验证集，在深度学习框架pytorch1.7上，以ResNet-34图像分类网络为基础构建卷积神经网络训练平台，建立ANA核型自动判读系统。模型建立后单独设立测试集，以模型预测概率高低排序输出判断结果，并对测试集数据进行判读，以人工判读结果作为金标准。应用准确率、精确度、查全率、F1指数等参数评估模型的性能。结果:经分割标注后共获取23 138张建模图像。共训练了7个模型，比较了不同的算法、图像处理方式和增强方法对模型的影响，选出准确率最高的ResNet-34模型作为最佳模型，其在测试集分类准确率达到93.31%，精确率为91.00%，查全率为90.50%，F1指数为91.50%。测试集的判读结果显示模型对7种核型的ANA图像的识别与人工判读的总体符合率达90.05%，其中对核仁型的判读精确度最高，符合率均达到了100.00%。结论:本研究构建的ANA自动判读系统雏形已基本具备判读ANA荧光核型的能力，对常见的、典型的、单一荧光核型的具有一定的准确性。

目的:液体超负荷(fluind overload，FO)常见于PICU，且与并发症率和病死率升高有关。目前尚不清楚FO是疾病严重度和强化支持需求的替代标志物，医源性可纠正风险因子，还是少尿征象。造成FO的各种液体摄入比例及其识别尚未得到充分研究。本文旨在描述：(1)PICU液体暴露的类型和液量；(2)明确临床医生FO识别情况。场所:一家四级医院内不包含CCU的PICU。对象:入院>24 h患儿。设计:28 d以上的前瞻性观察研究。干预措施:于入院第1天和第3天收集液体暴露(fluidexporsure，FE)量和类型数据—复苏剂量，血液制品，肠内摄入，肠外营养(parenteral nutrition，TPN)或可按患儿入院体表面积调整液体(静脉液体和药物)。回顾入院3 d FO>15%患者的相关记录，以评估临床医生对FO的识别情况。测量方法与主要结果:共纳入102例患者。第1天中位FE为2 318(1 831～3 037)ml/m 2[可修改液体1 646(1 296～2 086)ml/m 2]。47例患者(46%)快速输注大剂量液体，16例患者(16%)输注血液制品。第3天中位FE为2 233(1 904～2 556)ml/m 2[可调整液体750(375～1 816)ml/m 2]。在54例患者中，1例(1.9%)快速输注大剂量液体1次，2例(3.7%)输注血液制品。本文队列中，47/54(87%)患者入院第3天FE>1 600 ml/m 2。30% FO>15%患者未被临床医生识别。 结论:虽然复苏液体对第1天FE的作用高于第3天，第3天FE经常超过维持需求。PICU医师并非总能识别液体超负荷。需要进一步研究可调整FE与FO之间的关联，并探索医疗实践改进机会。

目的:建立一种成人型胶质瘤临床样本多靶点(1号、19号、7号、10号染色体，EGFR、CDKN2A/B基因)拷贝数变异并行的检测方法。方法:基于二代测序技术建立拷贝数靶向测序方法，采用5个经全外显子测序已明确拷贝数变异信息的临床样本为标准样本，通过检测1号、19号、7号、10号染色体，EGFR、CDKN2A/B基因拷贝数的多种变异情况，评估拷贝数靶向测序方法的准确性；通过原位荧光杂交方法评估这一检测方法对CDKN2A/B基因杂合性和纯合性缺失的鉴别能力；通过回顾性收集中国脑胶质瘤基因组图谱计划(CGGA)数据库中的77例临床样本，对这一方法的临床实用性进行评估。结果:所建立的拷贝数靶向测序方法可以准确检测出5个标准样本中1号、19号、7号、10号染色体，EGFR、CDKN2A/B基因拷贝数的变异情况。通过与原位荧光杂交检测结果进行比对，发现拷贝数靶向测序方法可准确鉴别CDKN2A/B基因的纯合性缺失和杂合性缺失。针对CGGA数据库中临床样本的检测结果显示，采用拷贝数靶向测序方法可完成对77例临床样本的1号、19号、7号、10号染色体，EGFR、CDKN2A/B基因的检测需求，根据检测结果可将77例样本按照2021版世界卫生组织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分类方法进行精准分类和分级。结论:基于二代测序技术建立的拷贝数靶向测序方法可以同时检测胶质瘤样本多靶点(1号、19号、7号、10号染色体，EGFR、CDKN2A/B基因)拷贝数的变异，适合作为临床分子病理学常规检测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