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了解吉林省HIV-1（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1，HIV-1）感染者治疗前基因型耐药及分子网络传播情况。方法:选取2022年治疗前HIV感染者228名，提取血浆RNA、反转录PCR扩增HIV-1 pol基因片段。建立进化树确定亚型、解析基因型耐药突变（drug resistance mutations，DRMs）情况并构建HIV分子网络评估传播关系。 结果:从228例样本中成功获得206条 pol基因序列，基因亚型主要为CRF01_AE（60.68%，125/206）、CRF07_BC （30.10%，62/206）和B亚型（5.34%，11/206）。总耐药率为9.22%（19/206），耐药突变以非核苷逆转录酶抑制剂为主，占8.25%（17/206）。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40~49岁和≥50岁，离异或丧偶感染人群产生耐药的风险较高（ P<0.05）。白城地区和CRF07_BC感染者入网风险更大（ P<0.05）。有63条序列入网（30.58%，63/206），形成23个分子簇。入网病例中6例携带DRMs。出现本市和跨市连接边关系。异性与同性性传播感染人群存在混合连接边。 结论:吉林省HIV感染者治疗前耐药率处于中等水平，分子网络中的毒株呈地区聚集性，加强耐药监测，对网络桥梁人群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减少治疗前发生耐药传播的可能性。

目的:分析四川省凉山州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患者接受抗病毒治疗后生存时间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收集相关信息，选取国家艾滋病综合防治数据信息系统中的艾滋病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为：2005—2015年在凉山州接受抗病毒治疗且年龄≥ 15周岁的HIV感染者/艾滋病患者，共14 219例。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进行抗病毒治疗患者生存时间的单因素分析，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研究对象的年龄为（36.10±9.41）岁，其中男性10 021例，占70.5%，感染途径以静脉吸毒为主（61.0%，8 678例）；至随访观察终止时间，依然在治者10 001例（70.3%），死亡1 425例（10.0%）；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性［ HR（95% CI值）=0.67（0.55~0.81）］、性感染途径［ HR（95% CI值）=0.67（0.56~0.79）］，CD 4+T淋巴细胞计数在200~350［ HR（95% CI值）=0.41（0.35~0.47）］及≥350者［ HR（95% CI值）=0.28（0.24~0.34）］，是死亡的保护性因素，而开始治疗时患者临床分期Ⅱ期［ HR（95% CI值）=0.70（0.58~0.84）］，以及体重指数异常［ HR（95% CI值）=1.75（1.50~2.03）］是死亡的危险因素（以上 P值均<0.05）。 结论:早期进行抗病毒治疗对提高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效果有重要意义，应进一步加强HIV感染者/AIDS患者抗病毒治疗相关知识宣传教育，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还可通过营养支持的方式，增强患者体质，从而延长其生存时间，提高生存质量。

目的:对“互联网+”HIV检测模式在实际应用情况进行研究，为“互联网+”HIV检测工作提供参考。方法:选取2020年6-12月访问过“互联网+”HIV检测平台≥1次的MSM为研究对象，收集平台访问情况、自检试剂申领数量、申领对象一般情况和满意度评价，并分析影响自检结果回传的相关因素。结果:截至2020年12月31日，累计共有132 267人次访问了该平台，申领HIV自检试剂3 511人次，HIV检测结果回传率为92.2%（3 237/3 511），初筛HIV阳性率为2.4%（69/2 855），初筛HIV阳性者接受确证检测比例为86.7%（52/60）。申请对象以年龄≤30岁、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和寻找性伴主要方式为互联网/交友软件为主。多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研究对象HIV检测结果回传率较高的因素包括重复申领试剂（ OR=3.50，95% CI：2.10~5.83）、申请时押金为50元（ OR=2.55，95% CI：1.33~4.89）、月均收入1~3 000元（ OR=1.54，95% CI：1.05~2.28）或无收入（ OR=1.71，95% CI：1.20~2.42）和寻找性伴的主要场所为互联网/交友软件（ OR=1.49，95% CI：1.13~1.95）。研究对象对该互联网平台的满意度为99.5%（217/218）。 结论:“互联网+”HIV检测模式在MSM干预工作中具备可行性和有效性，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和多渠道推广，可扩大HIV检测覆盖面，促进HIV感染者的发现。

目的:探究2011—2020年我国HIV感染者抗病毒治疗（ART）及时性的变化。方法:选取2011—2020年国家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中新诊断的HIV感染者为研究对象。以我国ART标准调整的时间节点为依据，划分"2011—2013年"（治疗标准：CD4 +T淋巴细胞计数≤350个/μL）、"2014—2015年"（治疗标准：CD4 +T淋巴细胞计数≤500个/μL）、"2016—2020年"（治疗标准：全部HIV感染者均可接受ART）三个ART标准阶段，回顾性分析不同ART标准阶段ART及时性的变化。 结果:2011—2020年新诊断的HIV感染者共计1 100 135例，3个ART标准阶段启动治疗的中位时间分别为300、70和24 d。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与2011—2013年确诊的感染者相比，2014—2015年（ HR=1.45，95% CI：1.44~1.46）和2016—2020年（ HR=2.41，95% CI：2.40~2.42）确诊的感染者ART启动更快。 结论:2011—2020年我国HIV感染者ART治疗及时性得到显著提高。

AIDS相关恶性肿瘤与HIV感染有密切联系，尽管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可以有效抑制HIV在感染者体内的复制，但HIV感染者体内仍然存在慢性炎症和免疫功能紊乱，增加了HIV感染者罹患AIDS定义性恶性肿瘤（AIDS-defining malignancies，ADMs）的风险。本文对ADMs具有临床意义的生物标志物进行综述，包括细胞计数、血液中的核酸、血浆或血清中的蛋白质和遗传多态性等，希望能够提高ADMs的诊断效率和患者的生存预后。

自取样是受检者自己采集标本进行疾病检测的方法，具有隐私性强、操作方便简单、时间地点自由等优点，可以提高受传统观念影响、工作时间限制及交通和医疗不发达的偏远地区的人群参加疾病检测及筛查的依从性。随着“互联网+医疗健康”及“互联网+护理服务”的发展，居家自取样检测成为疾病检测及筛查的一个发展趋势。HIV及HPV感染给个人及社会带来较重的负担，在一级预防的有效性、普及性不足的现况下，二级预防即“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控制其带来的不良后果的有效措施。目前关于HPV和HIV自取样检测的研究较多，其检测结果可靠性较高，且在人群中接受度较高，对于提高宫颈癌筛查覆盖率及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诊断率有重要意义。

现报道1例青年男性，既往确诊艾滋病，未行抗病毒治疗，本次因腰痛就诊，初步诊断为腰椎结核，经抗结核治疗后效果不佳，其间脊髓压迫症状加重，存在臀部皮肤压疮，经计算机断层成像引导下腰椎穿刺活检病理及椎体组织宏基因组学二代测序未见异常。进一步至外院在全身麻醉下行后路胸腰椎固定＋椎管减压术，术后腰椎穿刺病理报告提示腰椎B细胞淋巴瘤，患者最终因呼吸衰竭死亡。

目的:评价基于社交媒体的行为干预能否有效促进青年MSM进行HIV/梅毒联合检测（联检）。方法:招募青年MSM作为研究对象，将符合纳入标准的研究对象按照1∶1的比例随机分为两组：社交媒体干预组和对照组。仅给予对照组自愿咨询检测（VCT）服务，给予干预组VCT服务并综合利用社交媒体定期发送健康教育和检测信息等手段加强其行为干预。随后对所有研究对象进行为期12个月的随访，比较干预组和对照组的HIV/梅毒联检次数、检测比例和性病（STD）症状出现情况等指标的差异，评价干预效果。结果:共纳入315例青年MSM（干预组158例，对照组157例），共计248人完成12个月随访，随访率为78.7%，干预组和对照组基线特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干预组联检≥1次的比例略高于对照组（53.2%比48.4%，率差为4.8%，95% CI：-7.5%~17.0%， P=0.448），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最近1次肛交使用安全套的青年MSM亚组中，干预组联检≥1次的比例高于对照组（63.8%比46.1%，率差为17.7%，95% CI：1.5%~32.6%， P=0.035）。此外，干预组报告出现STD症状比例显著低于对照组（6.3%比18.0%，率差为-11.7%，95% CI：-20.6%~-3.0%， P=0.005）。 结论:与VCT服务相比，基于社交媒体的行为干预能促进使用安全套的青年MSM进行HIV/梅毒联检，显著降低STD症状发生比例，此方法可促进青年MSM预防艾滋病/性病相关行为改变。

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引起的艾滋病(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AIDS)在过去40多年间一直困扰着人类，防治AIDS仍是人类面临的重要挑战。尽管HIV疫苗依然是人类彻底战胜AIDS的最理想方法，但迄今尚无可供预防使用的有效疫苗问世。其主要原因是由于HIV是一种高度变异的病毒，传统的疫苗策略在预防极端多样的HIV感染上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此，研发一种能够成功诱导针对多种HIV变异的广谱中和抗体的新型疫苗成为科学界的关注焦点。本综述介绍了目前新型的HIV免疫原设计策略和新型候选疫苗的研究进展，并总结了关于HIV疫苗的最新临床试验和研究进展，展望了未来在HIV疫苗开发领域的发展方向。

目的:了解2017-2019年北京市经报告机构转介的HIV/AIDS抗病毒治疗（ART）情况，并探讨其影响因素。方法:利用我国艾滋病防治基本信息系统中2017-2019年北京市4 917例HIV/AIDS报告卡数据及ART机构数据，无ART记录者记为ART转介失败，确证报告至启动ART的日期间隔>15 d记为ART延迟，分析ART情况及其影响因素。结果:4 917例HIV/AIDS中，16.53%（813/4 917）未成功接受ART；接受ART的4 104例HIV/AIDS中，30.63%（1 257/4 104）发生ART延迟，启动时间中位数为27（ P 25~ P 75：19~42）d。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由综合性医院报告（相比于ART机构， OR=1.65，95% CI：1.30~2.08）、病程阶段为HIV（相比于AIDS， OR=1.68，95% CI：1.34~2.11）、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相比于大专及以上， OR=1.42，95% CI：1.13~1.79）、无业（相比于干部职员， OR=1.32，95% CI：1.02~1.70）、异性性传播（相比于同性性传播， OR=1.40，95% CI：1.15~1.72）、来源于专题调查和无偿献血（相比于检测咨询， OR=1.87，95% CI：1.34~2.60； OR=3.52，95% CI：1.79~6.92）者ART转介失败比例较高；由CDC（相比于ART机构， OR=1.43，95% CI：1.07~1.92）或综合性医院报告（相比于ART机构， OR=1.62，95% CI：1.32~1.98）、报告机构在郊区（相比于城区， OR=1.24，95% CI：1.01~1.52）、病程阶段为HIV（相比于AIDS， OR=1.42，95% CI：1.19~1.70）、外省户籍（相比于北京市户籍， OR=1.26，95% CI：1.07~1.48）、来源于无偿献血（相比于性病门诊， OR=2.74，95% CI：1.21~6.22）者延迟比例较高。 结论:不同特征HIV/AIDS的ART转介失败及延迟比例不同，需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推进ART工作，减少ART转介失败及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