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急性脑出血(ACH)合并吞咽障碍患者营养不良发生率,确定有效防护对策,以降低营养不良发生风险.方法 选取 2019 年 1 月—2022 年 10 月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唐都医院收治的 350 例ACH合并吞咽障碍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 7∶3 比例随机分为建模组(n=245)和验证组(n=105),根据营养不良发生风险分为营养不良亚组和营养良好亚组,统计建模组患者一般资料,采用Lasso、Logistic回归方程筛选ACH合并吞咽障碍患者营养不良影响因素,构建诺谟图模型,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及曲线下面积(AUC)、校准曲线分析诺谟图预测效能.结果 350 例ACH合并吞咽障碍患者中营养不良占比 65.71%(230 例);Lasso筛选变量及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入院时格拉斯哥昏迷量表(GCS)评分、入院时营养不良、营养支持、吞咽障碍程度、低蛋白血症、吞咽功能训练、年龄及糖尿病均为患者营养不良影响因素(P＜0.05);在建模组绘制诺谟图模型显示,AUC为 0.932,敏感度为 81.50%,特异度为 95.20%,表现出良好预测效能.结论 ACH合并吞咽障碍患者受入院时GCS评分、营养支持、入院时营养不良、吞咽障碍程度等因素影响,继发营养不良风险较高,临床可结合本文分析预测患者营养不良风险,并加强对症干预,改善预后.

目的 探讨血清miR-125b对依普利酮抗纤维化治疗反应评估的价值.方法 前瞻性纳入 2020 年 8 月 9日—2021 年 4月 1日在太原市急救中心心内科接受依普利酮治疗的 89例急性心肌梗死(AMI)伴或不伴ST段抬高且伴有左心室收缩功能障碍患者.采集受试者依普利酮治疗前和治疗 6 个月后的外周血浆样本.二维超声心动和多普勒超声心动图评估心脏收缩功能.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法检测血浆中循环miR-125b表达水平;采用放射免疫测定法和酶联免疫吸附法分别检测血清Ⅲ型胶原氨基末端前肽(PⅢNP)和Ⅰ型胶原羧基末端前肽(PⅠCP)水平,计算基线至第 6 个月血清PⅢNP(?PⅢNP)和PⅠCP(?PⅠCP)水平变化.并记录依普利酮治疗 6 个月期间患者的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s).结果 依普利酮治疗 6 个月后,AMI患者收缩压与超声心动图参数较基线值显著改善(P＜0.05),收缩压、血清PⅢNP和PⅠCP水平降低(P＜0.05),但同时血钾和血钠浓度有所升高(P＜0.05).其中50例患者第6个月时血清PⅢNP水平值较基线值绝对减少,纳入PⅢNP降低亚组,其他 39例患者?PⅢNP≤0,被纳入PⅢNP稳定/增加亚组.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女性、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血清miR-125b是PⅢNP降低的独立预测因子(P＜0.05).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分析显示,PⅢNP降低的患者基线血清miR-125b与?PⅢNP(rs=-0.566,P＜0.001)和?PⅠCP(rs=-0.524,P＜0.001)存在负相关关系.进一步校正危险因素后,基线血清miR-125b仍是影响血清PⅢNP和PⅠCP降低程度的独立负相关因素(P＜0.05).此外,在AMI患者中,PⅢNP降低的患者累积MACEs发生率更低(调整后HR=0.431,95%CI:0.129～1.440,P=0.171),同样血清miR-125b水平＞2.23 患者无MACEs事件累积生存率更低(Log rank=32.568,P＜0.001).结论 血清miR-125b高表达水平有助于识别依普利酮抗纤维化作用更显著的AMI患者.

目的:探讨联合脑血管重建术治疗成人烟雾病术后相关并发症的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2017年1月至2019年6月采用颞浅动脉-大脑中动脉搭桥术联合脑-硬膜-肌肉-血管融合术治疗的成人烟雾病患者的临床资料，共370例。观察单侧术后神经系统并发症的发生情况，应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法分析影响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危险因素。术后采用改良Rankin量表评分(mRS)评估患者的临床疗效，根据基于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的Matsushima分级标准评估术侧的脑血流重建情况。结果:370例患者手术均成功，术后75例(20.3%)发生神经系统相关并发症，其中脑出血6例、脑梗死12例、蛛网膜下腔出血2例、可逆性缺血性神经功能障碍29例、癫痫26例。15例患者预后差(mRS 3～6分)，其中2例死亡。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术前首发症状为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 OR＝2.616，95% CI：1.442～4.744， P＝0.002)、合并高血压病史( OR＝2.308 ，95% CI：1.326～4.015， P＝0.003)、术前mRS 3～5分( OR＝2.371，95% CI：1.236～4.547， P＝0.009)是患者术后发生并发症的危险因素。370例患者的随访时间为(15.6±5.3)个月(6～32个月)。末次随访mRS的中位数为1分( P25、 P75分别为1、2分)，与术前的2分( P25、 P75分别为1、2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362例患者行DSA检查，术侧Matsushima分级0级12例，1级121例，2级198例，3级31例。 结论:术前首发症状为TIA、合并高血压病史、术前mRS 3～5分的成人烟雾病患者，应用联合脑血管重建术治疗术后相关并发症的风险较高。

目的:观察腔隙性脑梗死轻度认知障碍患者伴抑郁的相关因素。方法:收集2016-2019年开滦总医院收治的114例腔隙性脑梗死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患者为研究对象，于入院后72 h之内完成核磁共振颅脑扫描，并于1周内应用Zung氏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对情绪测评。根据SDS评定结果，选择腔隙性脑梗死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无抑郁患者69例为对照组；选择腔隙性脑梗死轻度认知功能障碍伴轻度抑郁患者45例为病例组。观察两组患者一般临床资料、不同脑区腔隙性脑梗死患者比例特点及认知功能，运用Logistic回归法分析腔隙性脑梗死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发生抑郁的危险因素，并观察临床躯体化症状表现特点。结果:(1)对照组患者男53例(76.81%，53/69)，女16例(23.19%，16/69)；病例组男29例(64.44%，29/45)，女16例(35.55%，16/45)，两组性别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49)；对照组和病例组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发生率分别为31.88%(22/69)、53.33%(24/45)，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3)。(2)病例组患者基底节区和半卵圆中心腔隙性脑梗死灶发病率分别为80.00%(36/45)、71.11%(32/45)，对照组分别为59.42%(41/69)、18.84%(13/69)，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分别为0.001、<0.001)；其余脑区梗死灶比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3)病例组注意力和计算力受损比例为88.89%(40/45)，高于对照组的78.26%(54/69)，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36)。(4)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OR＝2.659，95% CI 1.041~6.793， P<0.05)、半卵圆中心梗死灶( OR＝10.332，95% CI 4.069~26.235， P<0.01)是腔隙性脑梗死轻度认知功能障碍伴抑郁的独立危险因素。(5)躯体化症状失眠和流泪的比例病例组分别为35.56%(16/45)、37.77%(17/45)，均高于对照组8.70%(6/69)、2.90%(2/69)，两组比较差异均有计学意义( P值均为0.000)。 结论: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和半卵圆中心脑梗死病灶是腔隙性脑梗死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患者发生抑郁的独立危险因素，且患者可伴有失眠和流泪的躯体化症状。

目的:探讨帕金森病(PD)患者非运动症状(NMSs)和纹状体部位的囊泡单胺转运蛋白2(VMAT2)密度之间的相关性。方法:2018年12月至2019年12月从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共前瞻性招募29名健康受试者[男16名，女13名，年龄(48.8±14.2)岁]和67例PD患者，PD患者包括31例改良Hoehn-Yahr(mH-Y)Ⅱ期患者[男16例，女15例，年龄(53.4±8.5岁)]、36例mH-Y Ⅲ期患者[男19例，女17例，年龄(63.1±8.2岁)]。所有受试者均行 18F-氟丙基-(＋)-二氢丁苯那嗪[ 18F-FP-(＋)-DTBZ ， 18F-AV133]PET/CT检查，以枕叶皮质为参照区，测定纹状体各亚区的特异性摄取比值(SURs)。PD患者的NMSs通过临床量表进行评估。组间参数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最小显著差异 t检验)，最后通过Pearson相关分析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来评估纹状体SURs与临床NMSs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NMSs统计结果发现，改良mH-Y Ⅱ、Ⅲ期PD患者之间抑郁[(3.51±1.34)与(11.36±3.87)分]、焦虑[(2.35±1.45)与(6.00±3.32)分]、睡眠障碍(132.90±12.26)与(110.34±19.69)分]及生活质量[(7.58±3.37)与(24.01±10.15)分]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值：-10.573~5.439，均 P<0.05)，但2组间认知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1.067， P>0.05)。健康受试者纹状体SURs为1.28±0.22，mH-Y Ⅱ期与Ⅲ期患者纹状体SURs分别为0.65±0.16和0.31±0.14，3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83.11， P<0.05)，mH-Y Ⅱ期与Ⅲ期两两比较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 t＝9.116， P<0.05)。除认知评分外，PD患者NMSs其余评分均与纹状体SURs相关( r值：-0.647~-0.426，均 P<0.05)。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总纹状体SURs是预测帕金森病睡眠量表(PDSS)及PD非运动症状量表(NMSS)评分的最佳变量( R2值：0.234、0.378，均 P<0.001)，对侧尾状核SURs是预测汉密尔顿抑郁评定量表(HAMD)评分( R2＝0.402， P<0.001)的最佳变量，对侧壳核的SURs是预测汉密尔顿焦虑评定量表(HAMA)评分( R2＝0.204， P<0.001)的最佳变量。 结论:PD患者纹状体VMAT2减少与NMSs之间具有相关性，提示多巴胺供应减少可能在PD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关脓毒症患者抗凝药物的使用和时机以及肝素用量的研究较少，且目前关于肝素的使用是否能提高脓毒症患者的存活率尚不清楚。深圳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吴明教授团队联合解放军总医院姚咏明教授团队在《Burns & Trauma》杂志发文《Early prophylactic anticoagulation with heparin alleviates mortality in critically ill patients with sepsi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from the MIMIC?Ⅳ database》，利用重症临床科研数据库MIMIC?Ⅳ对脓毒症患者的资料进行回顾性队列研究。该研究共纳入6 646例成年脓毒症患者，并将患者分为早期预防性使用肝素的肝素组（3 211例）和非肝素组（3 435例）。肝素组患者的住院病死率显著低于非肝素组(配对前病死率分别为14.7%、20.0%，风险比为0.77，95%置信区间为0.68~0.87，P<0.001；配对后病死率分别为14.9%、18.3%，风险比为0.78，95%置信区间为0.68~0.89，P<0.001)。肝素组和非肝素组患者60 d病死率和住ICU时间有明显差异(P<0.01)。在调整不同协变量的情况下，早期预防性使用肝素与脓毒症患者的院内病死率相关（风险比为0.71~0.78，P<0.001），并且在倾向性评分匹配后，仅给予5剂肝素与院内病死率降低相关（风险比为0.70，95% 置信区间为0.56~0.87，P<0.001）。亚组分析显示，肝素使用与脓毒症导致的凝血功能障碍、脓毒症休克、序贯器官衰竭评价评分≥10分、急性肾损伤、机械通气、革兰阳性菌感染和革兰阴性菌感染患者的院内病死率降低显著相关（风险比分别为0.74、0.70、0.58、0.74、0.73、0.64、0.72，P<0.001）。E值分析表明，考虑未控制的混杂因素，结果依然稳定。该研究证实脓毒症患者早期预防性使用肝素与风险调整后的病死率降低存在关联，后续可设计前瞻性随机对照试验以进一步评估该研究的结论。

目的:总结分析儿童原发性膀胱输尿管反流(vesicoureteral reflux，VUR)发生突破性发热性尿路感染(urinary tract infection，UTI)的相关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2年11月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经排泄性膀胱尿道造影诊断的儿童原发性膀胱输尿管反流患儿临床资料，总结其临床特点，并对其进行电话随访，收集患儿临床资料及影像学资料，将随访过程中发生突破性发热性UTI的患儿作为研究组，未发生突破性发热性UTI的患儿作为对照组，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共140例膀胱输尿管反流患儿纳入本研究，其中女童62例，男童78例；首次发生UTI的中位年龄为4个月；双侧膀胱输尿管反流76例，单侧膀胱输尿管反流64例；高级别膀胱输尿管反流65例(65/140，46.4%)；存在膀胱直肠功能障碍50例(50/140，35.7%);其中68例(68/140，48.6%)至少经历1次突破性发热性UTI，72例(72/140，51.4%)在诊断VUR后口服预防剂量抗生素期间无UTI。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是否为高级别VUR、输尿管远端直径比(ureteral diameter ratio，UDR)及是否存在膀胱直肠功能障碍(bladder-bowel dysfunction，BBD)与突破性发热性UTI相关；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是否高级别VUR( OR＝2.942，95% CI：1.219~7.099， P＝0.016)、UDR( OR＝1 313.746，95% CI：35.720~48 318.362， P<0.001)是VUR发生突破性发热性UTI的相关因素。 结论:高级别膀胱输尿管反流和输尿管远端直径比大于0.330是膀胱输尿管反流患儿发生突破性发热性UTI的相关因素，临床应积极治疗，严密监控，防止发生肾功能损伤。

目的:探讨再殖小胶质细胞对小鼠脑出血（ICH）神经功能恢复的影响及其机制。方法:采用C57BL/6J成年雄性小鼠，脑立体定向注射胶原酶Ⅳ制备ICH模型。分组为假手术组、单纯ICH组和再殖小胶质细胞组。在ICH后第3天和第14天，采用改良神经功能缺损评分（mNSS）和转角试验评估小鼠神经功能缺损，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分析血肿周围脑组织白细胞介素（IL）-6和IL-1β等促炎性细胞因子水平。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与假手术组比较（0.38±0.48、50.00±8.88），ICH后第3天单纯ICH组（8.00±1.22、90.00±7.07）和再殖小胶质细胞组（7.13±1.27、83.75±9.92）小鼠mNSS评分（ F＝43.520， P<0.05）及右侧转角百分比（ F＝39.180， P<0.05）均显著高于假手术组；再殖小胶质细胞组mNSS评分及右侧转角百分比低于单纯ICH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ICH后第14天，再殖小胶质细胞组小鼠（3.25±0.97、56.25±6.96）mNSS评分（ F＝109.400， P<0.05）及右侧转角百分比（ F＝12.590， P<0.05）明显低于单纯ICH组（4.75±1.39、68.75±7.81）。且与单纯ICH组（术后第3天：2.63±0.35、18.57±7.78；术后第14天：2.48±0.56、13.72±3.27）比较，再殖小胶质细胞组（术后第3天：1.47±0.31、4.46±4.56；术后第14天：1.20±0.02、4.57±1.83）小鼠血肿周围脑组织中IL-6、IL-1β等促炎性细胞因子在ICH后第3天（IL-6： t＝4.270， P<0.05；IL-1β： t＝2.710， P<0.05）和第14天（IL-6： t＝3.956， P<0.05；IL-1β： t＝4.232， P<0.05）的表达量均显著低于单纯ICH组。 结论:再殖小胶质细胞能改善小鼠ICH后长期神经功能缺损障碍，其机制可能是通过抑制神经炎症发挥作用。

目的:目前对新辅助化疗全胃切除术后近期并发症影响因素研究较少，开展本研究，旨在为临床上科学防范新辅助化疗全胃切除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提供参考。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队列研究的方法。病例纳入标准：（1）术前胃镜病理、超声内镜、腹部CT或PET-CT证实为进展期胃癌（临床分期为Ⅱ~Ⅲ期）；（2）术前经多学科讨论评估适合行新辅助化疗；（3）术前无其他恶性肿瘤病史，未合并其他肿瘤；（4）新辅助化疗完成后行全胃切除+D 2淋巴结清扫术。排除标准：（1）年龄<18岁或>80岁；（2）基础疾病较多，存在心、肝、肾等重要脏器功能障碍，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SA）分级>Ⅲ级；（3）残胃癌，既往行胃部手术者；（4）临床病理资料缺失。根据以上标准，共收集2012年6月至2019年6月期间，于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普通外科行新辅助化疗后全胃切除术的140例患者临床病理资料，其中男性109例（77.9%），女性31例（22.1%），年龄（56.9±11.4）岁，体质指数（23.3±3.1）kg/m 2。新辅助化疗方案分别为SOX（替吉奥+奥沙利铂）、XELOX（希罗达+奥沙利铂）、SP（顺铂+替吉奥）、FOLFOX6（奥沙利铂+亚叶酸钙+氟尿嘧啶）及口服单药替吉奥。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术后并发症发生与临床病理及新辅助化疗相关因素的关系，将单因素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纳入多因素分析。总体生存及无进展生存率采用Kaplan-Meier法并绘制生存曲线，组间差异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 结果:全组有35例（25.0%）术后30 d内出现Clavien-Dindo分级≥Ⅱ级术后并发症，4例（2.9%）出现严重并发症（Clavien-Dindo分级≥Ⅲa级），分别为1例食管空肠吻合口漏，1例腔静脉血栓，1例胸腔积液；还有1例围手术期因感染性休克死亡。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体质指数（ P=0.011）、新辅助化疗次数（ P=0.027）、肿瘤长径（ P=0.021）及术后病理有无血管侵犯（ P=0.033）与新辅助化疗全胃切除术患者发生术后30 d内并发症有关（均 P<0.05），而腹腔镜或开腹手术方式与发生术后30 d内并发症无关（ P=0.926）。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体质指数≥25 kg/m 2（OR=3.294，95% CI：1.343~8.079， P=0.009）与新辅助化疗次数<4次（OR=2.922，95% CI：1.217~7.016， P=0.016）是影响本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术后有并发症与无并发症患者的3年总体生存率分别为54.4%与64.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395）；3年无病生存率分别为47.4%与52.9%，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 P=0.587）。 结论:对于体质指数高以及新辅助化疗次数较少的拟行全胃切除术患者，需注意权衡手术风险，避免术后并发症的发生；而腹腔镜与开腹手术与术后并发症无关。

目的:研究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治疗(CAR-T)后出现严重并发症的重症患儿的临床特征、治疗经过以及预后，为其提供及时干预指导方向。方法:将2015年6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期间，在我院接受CAR-T治疗后出现较为严重的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或免疫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CANS)，需要转入PICU进一步治疗的重症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对其临床经过和多项实验室检查资料进行系统性回顾分析。结果:17例患儿接受CAR-T治疗后出现CRS反应进入PICU，临床症状以呼吸窘迫(13例)和循环障碍(10例)最为常见，其中7例合并有重度ICANS。输注CAR-T细胞后，血清干扰素-γ(IFN-γ)以及白细胞介素-6(IL-6)水平升高显著，在第(5.1±1.6)天达到峰值，发生重度CRS的患儿血清IFN-γ以及IL-6水平明显高于轻度CRS患儿( P均<0.05)。输注CAR-T细胞后，高肿瘤负荷患儿血清中IL-6水平明显高于低肿瘤负荷患儿( P<0.05)。出现血清TNF-α水平升高的患儿病死率更高(5/5比3/11， P<0.05)。发生严重CRS反应的患儿更易发生4级ICANS(4/4比0/3， P<0.05)。氧合指数(P/F值)<200 mmHg(1 mmHg＝0.133 kPa)的患儿病死率更高(5/5比2/12， P<0.05)，死亡组患儿的血管活性药物评分[ M( Min， Max)]明显高于生存组患儿[29.5(14.0，50.0)比1.5(0，25.0)， Z＝8.000， P＝0.027]。 结论:血清IL-6和INF-γ是引起CRS的重要原因，高肿瘤负荷是引起血清高炎症因子水平的因素之一，呼吸系统及循环系统是最常受累的系统，对这两个系统的评估指标可以帮助判断患儿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