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本旧石器时代晚期开端的探讨主要通过两种模式展开,即列岛内旧石器时代中期演化模式和大陆旧石器时代晚期扩散或迁徙模式,然而,最近来自日本和周边国家的考古学证据正对这种简单的模式提出挑战.本文批判性地回顾了包括可能存在的早中期在内的日本旧石器时代已有年代序列,并尝试展示有关日本旧石器时代晚期开端的另一种模式.本文列举了一些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早中期的发现,并建议进一步开展地质考古研究,以了解其可信度以及与旧石器时代晚期早段(EUP)之间的文化关系.目前,日本EUP的开端以距今约3.9-3.7万年前古本州岛具有台形石器和锯齿刃器的石片工业为特征.尽管台形石器仅流行于日本EUP阶段,并且可能源自岛内更早的石器传统,但这一石器工业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与同时期中国和朝鲜半岛石器组合的相似之处.石叶技术最早出现于古本州岛中部,比最早的石片技术晚了约1000年.虽然石叶技术可能起源于前一时期的长石片技术,但突然性的同时出现也可能意味着这一技术由朝鲜半岛扩散而来.本文认为,由于区域适应策略的不同,源自朝鲜半岛的石叶技术进入到古本州岛东北部,包括本州西部的日本海沿岸地区,而不是石片技术长期盛行的西南地区.

细石叶是旧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复合工具的组成部分,在古人类狩猎和动植物加工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细石叶的功能开展研究是探索旧石器时代遗址功能、古人类生计模式和古人群迁徙扩散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梳理细石叶功能研究的相关文献,从石器功能的研究方法入手,归纳总结典型案例,并概括这些研究对分析细石叶技术的起源和传播、遗址功能、古人类适应环境的行为及生计模式的改变等方面所起的作用.目前,细石叶功能研究在实验考古、微痕和残留物分析等领域已取得一定进展,提取到细石叶用于狩猎、加工肉类、采集和收割植物、钻孔、刻槽等活动的考古学证据.目前的相关研究存在标本抽样方法和分析手段有待细化、实验和研究案例较少以及研究方法有局限性等问题.未来对细石叶功能的研究仍需以考古学问题为导向,在模拟实验、微痕和残留物分析的定量化方面做出努力,在更多遗址和地区开展细石叶的功能研究,并结合遗址出土的其他材料和古环境背景做出有关人类行为的考古学阐释.

2018-2022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安徽水阳江流域开展旧石器考古调查工作,新发现15处旧石器地点和采集点,复查既往发现遗址或地点6处,共获得116件石制品.石制品原料以石英岩占据统治地位,原料来源主要出自本地河漫滩上的砾石,标本表面普遍有一定程度的风化与磨蚀.石制品类型主要有石核和石片,硬锤直接锤击为主要剥片技术,较少使用两极技法剥片.石核根据剥片模式的差异可进一步分为尝试石核、砍砸器石核、盘状石核和多面体石核4类.各地点发现的石制品技术特征属于中国南方砾石石器工业.根据石制品出自网纹红土层或采集自网纹红土层地表的埋藏特点,初步推测这些地点的年代为中更新世.新发现为重新审视水阳江流域早期人类的石器技术提供了更多的考古学证据.

泥河湾盆地南部蔚县盆地区域的河湖相地层发育良好,并保存有丰富的考古材料与人类活动信息,在研究我国北方中更新世人类演化与行为方面有重要的价值.本文对蔚县盆地吉家庄遗址群4个地点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了初步埋藏学观察与研究.结果显示,A与D地点的动物骨骼数量较少,反映的埋藏信息有限,不作为本文主要讨论对象;E地点出土的部分动物骨骼带有异地埋藏的特点,人类行为信息可能受到干扰,变得模糊;B地点动物化石接近原地埋藏,中更新世古人类应该是该地点动物资源的初级利用者与动物骨骼富集的主要动因.分析表明,B地点古人类于原地对大中型食草动物进行了肢解、割肉与敲骨取髓等多种活动,随后食肉动物又利用了这些动物骨骼的剩余营养成分,但动物骨骼数量与组成说明古人类在此地点的生存活动是短暂且有限的.

现代人的起源与扩散是当今古人类学界极具争议的问题.目前,“多地区进化”假说和非洲起源为主的“同化”假说是该争议的两大阵营.在“多地区进化”假说的基础上,立足中国的化石材料,吴新智提出了中国乃至东亚古人类“连续演化、附带杂交”的假说,认为中国的现代人主要由本地古老类型人类演化而来.本文从现代人扩散关键时段的考古材料出发,讨论氧同位素5～3阶段(大约13～3万年)考古材料在研究中国现代人形成中的作用和存在的挑战.首先,概括介绍现代人起源的主要假说和现代人扩散的假定路线——南线和北线的多重证据;其次,在此背景下,通过对中国境内考古材料的概括,分析不同石器技术可能反映的现代人来源;最后,简要探讨立足考古材料研究现代人起源与扩散的挑战.总体而言,氧同位素5～3阶段的旧石器考古材料支持中国北方南部和中国南方古人类的连续演化,同时也指示了非洲扩散而出的现代人人群自西北地区和南方地区进入中国的可能性.该模式支持中国古人类“连续演化、附带杂交”假说,然而我们也认识到中国现代人起源研究的考古基础仍十分薄弱,使用考古学材料研究现代人扩散的理论基础也需探讨.目前,细化、完善基础考古数据仍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和古人类学学者努力的主要方向之一.如此,我们才能够更加有效地将人类化石与考古学证据融合,进而结合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更为全面地理解现代人的起源与演化.

晋西南古称河东,位于汾渭地堑中部,包括临汾盆地、运城盆地以及中条山南麓黄河沿岸.这里自古就是中华民族文明重要发祥地,也是研究人类起源、发展、演化的重要地区.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山西地堑发现了300余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和地点.这些发现业已证明晋西南的临汾、运城以及中条山南麓黄河沿岸,从早更新世初期直到更新世结束一直有人类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其中西侯度遗址、匼河遗址群、丁村遗址群、下川遗址群、柿子滩遗址群,代表了东亚旧石器时代人类200万年以来从能人→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一个完整的演化历程.因此,这里成为中国大陆一个非常重要的远古人类演化场.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区域旧石器考古的回顾,找出我们工作中的不足以及需要努力的方向,并向本地区考古学研究的开拓者贾兰坡、王建、王择义等老一辈考古学家致敬.

类型学是考古材料描述与分析的基础.近年来,学者们对类型学尤其是旧石器时代石器类型学的反思较多,涉及类型学的理论基础、分类原则、类型学的考古解释能力等各个方面,然而少有中国学者系统介绍西方常用的旧石器考古类型学体系.鉴于此,本文主要介绍D.de Sonneville-Bordes与J.Perrot建立且在欧洲、西亚及北非应用较为普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类型学,并思考旧石器考古学中类型学应用的相关问题.由于文化的区域多样性,描述中国的旧石器考古学材料时显然不能照搬欧洲的类型学体系,但可参考它并建立适宜于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材料描述的体系.若此,一方面,我们可以更好地将中国的旧石器晚期考古材料与其他地区的相关材料进行对比;另一方面,可以揭示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器类型的区域多样化.

尼安德特人和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在文化精致程度上的区别已经争论了很长时间,考古学者希望能得出一个确定的答案,两个假设应运而生:智力水平(尼人不能发展出精致的文化)与文化表现(尼人不需要发展出精致程度较高的文化).古人类与考古材料显示智力水平假设有缺陷:尼人的基因进入了现代人的基因库中,而且他们有能力学习现代人的技术,在“过渡工业”的材料中可以找到相关证据;与此同时,至今还未找到关系到智力水平的大脑结构证据证明尼人智力水平不如现代人.检验文化表现假设的前提是尼人与早期现代人在智力水平上没有差异,却呈现出不同的社会网络和社会组织.本文在讨论尼人与现代人人口与社会交流的基础上,认为现代人复杂的社会组织切割了尼人的生活环境,同时火山爆发引起了资源短缺,最终导致了尼人在欧洲灭绝.

遗址形成过程(或成因)研究是以地质考古学的研究手段为出发点,解读古人类遗址的形成和埋藏过程,其研究结果对正确解读遗址完整性和早期人类生存行为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方向在中国尚未引起足够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国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学术研究的国际影响力.鉴于旷野遗址在保存早期人类化石及遗物方面的特殊地位,本文以地质考古学为出发点,系统分析有关旷野遗址形成过程研究所涉及的科学问题,对Glynn Isaac在东非创立的一套系统解读旷野遗址形成过程研究所涉及的指标进行梳理.此外,作者以古人类活动遗物的埋藏和空间分布特征为切入点,详细介绍目前从事旷野遗址成因研究所涉及的关键指标及学术意义,并对中国境内有关遗址成因研究以及旷野遗址形成过程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讨论.

旧石器考古学中石片石器的研究涉及诸多方面,石片石器加工程度的测量则是其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已有诸多西方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测量方法.本文试图在介绍这些方法的同时,对其进行对比和归类分析,提出石片石器加工程度的测量方法目前可分为以“减核率”为核心的测量方法和不以“减核率”为核心的测量方法两大类.针对石器加工程度测量方法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应该在统一的测量标准下,以石器的类型、生产过程和使用过程为基础对石片石器加工程度进行定量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