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江苏宜兴市和新疆阿合奇县儿童支气管哮喘(哮喘)的患病率和影响因素。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将幼儿园、小学、初中分为3层，从每层中随机抽样，对宜兴市7 673名儿童和阿合奇县2 313名儿童进行调查。制定统一的儿童哮喘电子调查问卷，于2019年1月至2021年10月进行问卷发放填写，问卷内容包括一般资料、围生期情况、家族史、既往史、过敏史、家庭环境和生活习惯等。比较宜兴市和阿合奇县儿童哮喘的患病率和主要特征，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两个地区儿童哮喘的影响因素。结果:宜兴市儿童哮喘患病率高于阿合奇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4%(264/7 673)比2.0%(47/2 313)， χ2＝11.69， P＝0.001]。宜兴市儿童父亲或母亲学历为高中及以上者、独生子女、剖宫产娩出者和足月儿占比均高于阿合奇县[73.3%(5 624/7 673)比37.7%(872/2 313)、68.6%(5 263/7 673)比36.7%(850/2 313)、56.1%(4 306/7 673)比16.6%(384/2 313)、46.8%(3 593/7 673)比17.8%(412/2 313)、93.9%(7 205/7 673)比89.7%(2 075/2 31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宜兴市儿童出生体重大于阿合奇县，阿合奇县儿童辅食添加时间早于宜兴市，两地儿童生后6个月内喂养方式的构成不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宜兴市儿童家中有吸烟亲属、生后补充维生素D、一级亲属有过敏性疾病史、有湿疹史、变应性鼻炎史、食物过敏史和药物过敏史者占比均高于阿合奇县[58.3%(4 472/7 673)比53.4%(1 234/2 313)、73.0%(5 602/7 673)比41.5%(961/2 313)、17.8%(1 364/7 673)比6.5%(151/2 313)、13.6%(1 043/7 673)比4.6%(107/2 313)、11.7%(896/7 673)比3.2%(73/2 313)、14.8%(1 132/7 673)比1.7%(39/2 313)、7.5%(574/7 673)比1.3%(30/2 313)]，而家中饲养动物者占比低于阿合奇县[20.7%(1 588/7 673)比59.4%(1 373/2 31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男性( OR＝1.358，95% CI：1.040~1.775， P＝0.025)、早产儿( OR＝1.800，95% CI：1.156~2.801， P＝0.009)、一级亲属过敏性疾病史( OR＝2.195，95% CI：1.665~2.894， P<0.001)、湿疹史( OR＝1.838，95% CI：1.362~2.481， P<0.001)、变应性鼻炎史( OR＝5.570，95% CI：4.241~7.315， P<0.001)、食物过敏史( OR＝2.351，95% CI：1.769~3.125， P<0.001)、药物过敏史( OR＝1.659，95% CI：1.157~2.379， P＝0.006)是宜兴市儿童哮喘的危险因素。生后6个月内人工喂养相比母乳喂养( OR＝2.410，95% CI：1.105~5.253， P＝0.027)、湿疹史( OR＝4.572，95% CI：2.064~10.128， P<0.001)、变应性鼻炎史( OR＝3.929，95% CI：1.568~9.846， P＝0.004)是阿合奇县儿童哮喘的危险因素。 结论:宜兴市儿童哮喘的患病率高于阿合奇县，宜兴市儿童哮喘的危险因素包括男性、早产儿、一级亲属过敏性疾病史、湿疹史、变应性鼻炎史、食物过敏史和药物过敏史，阿合奇县儿童哮喘的危险因素包括生后6个月内人工喂养、湿疹史和变应性鼻炎史。

2020年国际疼痛学会将"疼痛"重新定义为"一种与实际或潜在的组织损伤相关的不愉快的感觉和情绪情感体验，或与此相似的经历" [1]。疼痛不仅与疾病、损伤有关，诊断性或治疗性操作、手术以及护理过程也会引起急性疼痛。成人疼痛研究及临床干预措施相对全面，而在儿童群体中疼痛虽也广泛存在，但对其重视程度及机制、干预研究不足，尤其是新生儿疼痛。早产儿生理的不成熟和疾病因素使其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住院期间经历频繁的、多种类型的致痛性操作，是最易受疼痛影响的人群之一。尽管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西方一些国家发布了新生期疼痛管理指南，但由于医护人员对疼痛程度的低估，对远期不良影响认识的不足，以及对镇痛药物相关不良反应的担忧，大多数新生儿并没有获得充分的镇痛干预 [2]。疼痛的急性应激可引起代谢、分泌、免疫、神经和行为等多方面的适应性反应。如果适应性反应失代偿或代偿过度，则导致机体与环境间的动态平衡紊乱，产生一系列的近期和远期不良结局。疼痛的结局也受到儿童发育水平、性别、感觉、情绪、认知、文化及疼痛本身的影响。与成人相比，儿童尤其是早产儿，由于代谢旺盛及营养储备不足，疼痛时应激反应强烈，氧耗增加，从而导致急性疼痛引起的损伤更为严重。因此，研究并认识新生儿早期不良刺激对儿童远期健康的影响十分必要，尤其是新生期疼痛。通过模拟临床上新生儿经历的致痛性操作而建立的新生期疼痛动物模型，能够为研究新生期疼痛的不良影响、相关机制和防治手段提供重要途径。

由于呼吸机导致的肺损伤大多与潮气量过大有关，故主张高频振荡通气(HFOV)作为早产儿有创呼吸支持的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以防止呼吸机相关肺损伤。在HFOV期间，由于肺机械力学的改变及人-机相互作用，同样的压力幅度和频率可能导致不同的胸腔振动和潮气量，而HFOV时叠加容量保证(VG)能减少高频气量波动和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 pa(CO 2)]的反复变化。临床前期新生动物研究和HFOV-VG在临床的应用已表明，高频率结合持续恒定的非常小的潮气量通气技术可降低呼吸机相关肺损伤的风险。

目的:动物实验表明氨基糖苷类药物具有剂量依赖性舒张动脉导管的作用。研究假设氨基糖苷类抗生素治疗可能与需手术关闭早产儿动脉导管未闭(PDA)的比例较高有关。方法:分析62个德国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中收治的早产儿(出生体重<1 000 g或胎龄<29周)。患儿按氨基糖苷类作为一线抗生素使用情况分组。结果:NICUs中使用氨基糖苷类药物( n＝9 965)和其他抗生素( n＝1 948)患儿的基线数据无差异。手术关闭PDA在氨基糖苷类药物治疗的患儿中占5.9%，在庆大霉素、妥布霉素及其他抗生素治疗的患儿中分别占6.2%、5.0%及4.1%(Fisher精确检验，分别为 P<0.001， P<0.001， P＝0.140)。吲哚美辛和布洛芬治疗在使用氨基糖苷类患儿中比例更高(Fisher精确检验，41% vs 33%， P<0.001)。需手术闭合PDA患儿的庆大霉素浓度高于平均值(Mann-Whitney U检验，中位数2.0 μg/ml，四分位数间距0.8 μg/ml vs 1.2 μg/ml，IQR 0.8～1.7， P<0.001)。 结论:将氨基糖苷类药物作为一线抗生素治疗的早产儿需手术关闭PDA的比例较高。

分泌粒蛋白Ⅲ(SCG3)是一种广泛分布于人体组织和细胞中的具有内分泌功能的蛋白颗粒。其作为粒蛋白家族(granin家族)中的一员，通常被认为参与内分泌和神经分泌的调节活动，同时也作为一种高度特异性的血管生成因子，在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DR)和早产儿视网膜病变动物模型中发挥减轻视网膜血管渗漏和新血管形成的作用。除此之外，SCG3还与炎症因子、抗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等在神经细胞中共表达。本文综述了目前对SCG3作为分泌颗粒蛋白以及其粒蛋白家族的认识，分析了SCG3在体内的分布，讨论了其在血管新生方面的作用，认为SCG3与新生血管的形成存在相关性，同时重点探讨了SCG3在DR中可能存在的作用及意义，特别是与微血管病变、炎症因子及视网膜神经变性相关的作用；通过比较SCG3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在信号通路与相关受体结合等方面的差异，对抗SCG3药物治疗DR的效果和优势进行展望。

目的:研究嗜酸性粒细胞（eosinophil, EO）参与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onatal 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NEC）的发生及作用机制。方法:①收集2017年至2021年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收治的96例NEC患儿和140例同期诊断的非肠道炎症性疾病新生儿的临床资料。将96例NEC作为患儿NEC组，男58例，女38例；早产儿34例，足月儿62例；出生体重为（2.85±0.75 ）g；入院日龄为（11.87±9.96) d; EO绝对值为（0.27±0.23）×10 9/L。将余140例作为患儿对照组，男93例，女47例；早产儿16例，足月儿124例；出生体重为（3.28±0.52) g；入院日龄为（20.57±16.32) d；EO绝对值为（0.19±0.15）×10 9/L。患儿NEC组根据Bell分期分为Bell Ⅲ期组17例及Bell Ⅱ期组79例。从Bell Ⅲ期行手术治疗患儿术中切取NEC炎症损伤的肠壁全层作为患儿实验组，其附近损伤较轻的肠壁切缘全层作为患儿自身对照组。比较Ⅲ期组和Ⅱ期组患儿确诊后24 h内第一次血常规检查所得EO绝对值，对可能参与NEC发生的影响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通过受试者操作特征（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ROC）曲线评价EO绝对值对NEC病情评估的作用。②动物造模选用7日龄C57BL/6J小鼠共75只，通过高渗配方奶灌胃+缺氧的方法构建NEC小鼠模型，分为小鼠对照组（15只）和小鼠NEC组（60只）。接着分别通过腹腔注射DMSO、DMOG和SB297006处理NEC组小鼠（共45只），分为DMSO组、DMOG组和SB297006组（各15只）。③检测患儿实验组和小鼠NEC组肠组织的缺氧诱导因子1A (hypoxia-inducible factor 1α，HIF1A）、嗜酸性粒细胞趋化因子（C-C motif chemokine ligand 11，CCL11）和嗜酸性粒细胞过氧化物酶（eosinophil peroxidase，EPX）的表达。腹腔注射DMOG、SB297006处理小鼠NEC组，检测肠道屏障完整性、肠组织炎症程度及Epx、Hif1α、Ccl11的表达水平。 结果:①在外周血EO绝对值与NEC的相关性方面，患儿NEC组与患儿对照组相比，外周血EO绝对值较高，为（0.27± 0.23）×10 9/L比（0.19±0.15）×10 9/L，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4）。Ⅱ期组患儿EO绝对值高于Ⅲ期组，为（0.30±0.22）×10 9/L比（0.13±0.22）×10 9/L，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6）。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出生体重（ OR=0.44, 95% CI：0.24~0.82）、EO绝对值（ OR=9.72，95%CI: 2.08~45.36），是参与NEC发生的主要影响因素。EO绝对值预测NEC病情严重程度的曲线下面积为0.818，其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8.24%和72.15%。②在HIF1A通过调节CCL11参与NEC的发生方面，相较于患儿自身对照组，在患儿实验组肠组织中HIF1A、CCL11的表达增高，患儿实验组和患儿自身对照组HIF1A mRNA的表达水平为0.2 961±0.1 489比0.1 001±0.0 770，HIF1A蛋白表达水平为0.7 507±0.2 276比0.0 537±0.0 210, CCL11 mRNA的表达水平为0.0 512±0.0 590比0.0 099±0.0 091 ，CCL11蛋白表达水平为0.7 352±0.1 987比0.1 589±0.0 802。③NEC模型小鼠肠道绒毛短且细胞排列紊乱，绒毛核心分离，肠道黏蛋白减少，小鼠NEC组肠组织中肠屏障相关蛋白Cldn1的相对荧光强度降低，炎症因子Tlr4的相对荧光强度增高。Cldn1在DMOG组表达升高，SB297006组表达下降；Tlr4在DMOG组表达下降，SB297006组表达升高。在DMOG组与DMSO组相比，小鼠肠组织中Hif1α和Ccl11的表达水平升高，Hif1α蛋白表达水平为1.0 310±0.3 428比0.5 854±0.1 084，Ccl11 mRNA的表达水平为0.0 331± 0.0 373比0.0 028±0.0 025, Ccl11蛋白表达水平为0.8 196±0.2 145比0.3 543±0.2 638。 结论:EO可能受到HIF1A调控后参与NEC的发生，具有用来评估NEC病情严重程度的潜在作用。

目的:探讨microRNA-34a (miR-34a) 、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在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s,LPS)诱导的新生大鼠急性呼吸窘迫综合肺损伤模型中的表达意义及作用机制。方法:随机数字法将新生SD大鼠80只（7日龄）分为两组，两组均为40只，通过腹腔内注射4 mg/kg LPS溶液建立不同时相分别为3、6、12、24 h的NARDS动物模型为实验组，腹腔内注射4 mL/kg等渗Nacl溶液建立健康参照组。测定肺湿/干重比值,观察肺组织病理学改变,实时荧光定量PCR (quantitative real-time PCR, qRT-PCR)检测肺组织及细胞miR-34a表达，ELISA检测肺组织及TNF-α浓度。结果:实验组肺湿/干重值较对照组明显升高。苏木精-伊红(HE)染色显示实验组肺组织病变呈弥漫性改变，肺泡间隔增厚,部分出现肺泡融合，肺泡数目减少等。miR-34a、TNF-α表达水平在实验组的各个时间点较对照组升高，miR-34a表达与TNF-α呈正相关。结论:推测miR-34a通过正向调控TNF-α的表达，从而参与NARDS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

早产儿生发基质-脑室内出血（germinal matrix hemorrhage-intraventricular hemorrhage，GMH-IVH）及其继发脑损伤是导致早产儿神经系统后遗症的主要原因之一。动物模型可以高度模拟GMH-IVH的病理生理过程，是研究GMH-IVH新型治疗方案的重要手段。本文对GMH-IVH动物模型的不同制备方法及最新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以帮助探索新型干预手段，改善预后。

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NEC)是早产儿胃肠外科最常见急症之一。在过去50年里，为了研究该病的病理生理学特点以及明确新治疗策略的有效性，多种多样的实验模型应运而生。目前对于NEC的病因研究主要采用肠上皮细胞和NEC动物模型，然而细胞模型无法还原患儿肠组织体内生物学特性，动物模型无法反映人体疾病的相关特性。近年来肠道干细胞标记物Lgr5+的发现，使新型肠道体外模型——肠道类器官模型得以逐渐兴起。本文将就上述NEC体内外实验模型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分析每种模型的特点与优劣势，进而帮助研究人员理解和选择与研究目的相关的NEC实验模型。

目的:探索益生菌干预在早产巴马猪生后肺脏发育中的作用。方法:动物实验研究，2020年4月至2021年10月利用已成功建立的30只早产巴马猪模型，将仔猪分为早产组（妊娠104 d出生）、足月组（妊娠113 d出生）、早产益生菌干预组（妊娠104 d出生后第3天开始给予口服益生菌）和足月益生菌干预组（妊娠113 d出生后第3天开始给予口服益生菌），分别记录早产组和足月组仔猪出生后即刻、生后4、9、21 d以及早产益生菌干预组和足月益生菌干预组仔猪生后9 d后的体重并收集肺组织、回肠组织和肠道内容物。通过比较体重、辐射状肺泡计数来评估仔猪发育情况，通过测量回肠绒毛高度评估回肠发育情况，通过菌群16 S核糖体RNA分析评估回肠内容物的菌类构成，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 结果:30只仔猪中雌性16只、雄性14只。早产组和足月组各12只，早产益生菌干预组和足月益生菌干预组各3只。早产组仔猪生后4、9、21 d的体重均分别低于足月组生后4、9、21 d［（507±27）比（694±56）g、（620±35）比（1 092±154）g、（1 660±210）比（2 960±418）g， t=2.96、2.99、2.78，均 P<0.05］，早产组仔猪出生9 d的辐射状肺泡计数低于足月组9 d的仔猪［（4.00±0.29）比（6.11±0.35）个， t=4.64， P<0.01］。早产组和足月组仔猪在生后不同时间点有不同的高丰度回肠菌属，生后4 d时分别为大肠杆菌志贺菌属26.63%和肠球菌属30.48%；出生9 d时分别为苏黎世杆菌属35.94%和乳杆菌属27.33%；出生21 d时分别为大肠杆菌志贺菌属28.02%和乳杆菌属46.29%。早产组9 d仔猪的回肠绒毛高度小于足月组9 d的仔猪［（297±21）比（411±32）μm， t=3.01， P=0.007］。早产益生菌干预组和足月益生菌干预组的仔猪体重、辐射状肺泡计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692±36）比（767±67）g、（5.44±0.34）比（5.89±0.26）个， t=0.74、1.04，均 P>0.05］。早产益生菌干预组及足月益生菌干预组的回肠优势菌属均为苏黎世杆菌属，早产益生菌干预组仔猪的回肠绒毛高度大于早产组9 d的仔猪［（371±13）比（297±21）μm， t=3.04， P=0.006］，与足月益生菌干预组仔猪和足月组9 d仔猪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371±13）比（338±12）和（411±32）μm， t=1.90、1.15，均 P>0.05］。 结论:早产会影响肺发育中的肺泡化进程。早产生后的益生菌干预可能通过改善肠道发育促进肺泡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