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儿期是肠道菌群形成和发展最为关键的时期，作为肠道菌群演替速度较快的重要阶段，稳定的肠道菌群定植对机体健康、免疫系统的建立及完善有着重大且长远的意义。母乳中富含人乳低聚糖(HMOs)，能够有效促进婴儿肠道中有益细菌的生长，抑制病原菌的侵袭，改善肠道菌群组成，提高菌种多样性，促进婴儿生长发育。现就HMOs的研究现状及其对婴儿肠道菌群的影响进行综述。

目的:探讨益生菌对早产极低出生体重儿（VLBWI）喂养不耐受和早期生长发育的影响。方法:纳入2019年3月20日至2022月3月20日河南省儿童医院收治的VLBWI 446例，依据喂养方式和是否接受早期益生菌补充分为母乳组（119例）、母乳+益生菌组（108例）、配方奶组（115例）和配方奶+益生菌组（104例）。各组喂养方案参照2013年《中国新生儿营养支持临床应用指南》及《极低出生体重儿喂养指南》进行，益生菌补充组在此基础上加用酪酸梭菌二联活菌散，用药剂量0.25 g/次，2次/d，共2周，鼻饲或奶瓶给药。观察各组喂养不耐受发生率、恢复出生体质量时间、达全胃肠道喂养时间及住院时间等，并比较出生28 d各组体质量、头围、身长等早期生长发育指标平均增加情况。结果:母乳组喂养不耐受发生率、达全胃肠道喂养时间、住院时间均显著低于配方奶组［40.3%比47.8%、（13.2±2.4）比（14.9±1.9）d、（26.5±7.5）比（29.8±9.6）d］，出生28 d的体质量、头围、身长平均增加值也均显著低于配方奶组［（15.4±2.7）比（17.7±3.7）g/d、（5.8±1.0）比（6.2±1.0）mm/周、（6.8±0.7）比（7.3±0.8）mm/周］，但恢复出生体质量时间显著高于配方奶组［（6.2±1.2）比（5.3±1.4）d］（均 P<0.05）。母乳+益生菌组喂养不耐受发生率、恢复出生体质量时间、达全胃肠道喂养时间、住院时间均显著低于母乳组［34.3%比40.3%、（5.4±1.2）比（6.2±1.2）d、（10.4±1.9）比（13.2±2.4）d、（22.9±5.6）比（26.5±7.5）d］，出生28 d的体质量、头围、身长平均增加值均显著高于母乳组［（17.2±3.5）比（15.4±2.7）g/d、（6.2±1.0）比（5.8±1.0）mm/周、（7.2±0.8）比（6.8±0.7）mm/周］（均 P<0.05）。母乳+益生菌组喂养不耐受发生率、达全胃肠道喂养时间及住院时间均显著低于配方奶+益生菌组［34.3%比47.1%、（10.4±1.9）比（15.3±2.0）d、（22.9±5.6）比（30.4±8.2）d］（均 P<0.05），但两组间早期生长发育指标平均增加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配方奶+益生菌组与配方奶组上述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益生菌可改善母乳喂养VLBWI喂养不耐受的临床结局和促进早期生长发育。

目的:分析脓毒症儿童肠道菌群特征及益生菌的干预作用。方法:采用前瞻性观察性研究方法，纳入收住我院儿童重症医学科(PICU)的脓毒症患儿34例随机分为两组，一组予以常规治疗(常规组，A组， n＝17)，另一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添加益生菌辅助治疗(益生菌组，B组， n＝17)，同时选取健康儿童20例作为对照组(C组)。入组24 h内记录所有脓毒症患儿的一般情况及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并于入组后5～7 d，采集患儿的粪便样本，同期留取健康患儿粪便样本，运用高通量16S rRNA基因测序技术进行肠道菌群检测，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并预测肠道菌群功能，比较组间差异。 结果:α多样性指数及β多样性指数分析显示，两组脓毒症患儿肠道菌群的丰度均较健康儿童明显下降，同时菌群的个体差异也呈加大趋势，但是服用益生菌后，上述指标得到了显著改善( P<0.05)；在菌门水平上，常规治疗组的拟杆菌门和放线菌门比例最低，变形菌门的数量明显增加( P<0.05)；在菌属水平上，肠球菌成为常规治疗组中的优势菌种，而在益生菌组中双歧杆菌、普氏粪杆菌及丹毒丝菌、扭链胃球菌的比例明显提高( P<0.05)；益生菌组与常规组相比，两者在线粒体合成、外泌体、mRNA转录降解及半胱氨酸代谢等通路的丰度存在明显差异。 结论:脓毒症儿童肠道菌群的多样性下降，结构稳定性差，同时拟杆菌减少伴变形杆菌增多，而添加益生菌辅助治疗后可增加患儿双歧杆菌及普氏粪杆菌等有益菌的比例，减少肠球菌等机会致病菌的数量，其差异性代谢通路可能与益生菌的作用机制相关。

妊娠期糖尿病的病因尚不明确。近期研究发现，肠道菌群在体内的平衡被打破，会导致人体代谢以及免疫系统功能发生紊乱，最终可能导致妊娠期糖尿病。已知多种因素可以影响肠道菌群的变化，其中饮食和抗生素暴露是影响肠道菌群的主要因素。从肠道菌群变化的角度出发，采取个性化膳食指导、科学使用抗生素、适当摄入益生元和益生菌等防治妊娠期糖尿病，可能是有效的途径。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颁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四版）》中指出，针对重型和危重型患者可使用肠道微生态调节剂维持肠道微生态平衡，预防继发细菌感染，但缺乏具体使用信息。益生菌是目前应用最广的肠道微生态调节剂，对不存在益生菌制剂使用禁忌证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症患者，结合现有证据，临床可酌情使用益生菌制剂，可优先考虑使用在其他研究中有一定有效性和安全性证据的益生菌，告知患者正确服用的方法和服用时间，避免抗菌药物等对益生菌作用的影响，并注意监护益生菌潜在的感染风险。

目的:探讨益生菌对宫颈癌放疗患者肠道菌群、肠道功能及T淋巴细胞水平的影响。方法:选取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2020年9月至2022年2月行盆腔放疗的宫颈癌患者92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试验组各46例。试验组患者放疗期间服用益生菌，对照组患者放疗期间未服用益生菌。比较两组放疗前后肠道菌群数量、D-乳酸、二胺氧化酶（DAO）、T淋巴细胞亚群水平，测定两组患者尿乳果糖（L）、甘露醇（M）浓度并计算L/M。结果:放疗10次、放疗15次、放疗20次、放疗后，试验组大肠杆菌数量、肠球菌数量均低于对照组（ F=128.60、224.99，均 P < 0.05），双歧杆菌数量、乳酸杆菌数量均高于对照组（ F=2 065.46、948.23，均 P < 0.05）。放疗10次、放疗15次、放疗20次、放疗后，试验组血浆D-乳酸分别为（9.34±1.63）μg/L、（9.15±1.36）μg/L、（8.68±1.06）μg/L、（8.05±0.82）μg/L，血浆DAO分别为（86.34±20.25）μg/L、（84.28±17.45）μg/L、（80.40±13.35）μg/L、（76.85±10.87）μg/L，尿L/M分别为（1.84±0.16）、（1.55±0.12）、（1.26±0.09）、（0.98±0.06），均低于对照组（ F=121.60、31.73、417.84，均 P < 0.05）。放疗10次、放疗15次、放疗20次、放疗后，试验组CD4 +分别为（39.80±4.90）%、（40.92±5.30）%、（42.52±6.14）%、（43.83±6.55）%，CD4 +/CD8 +分别为（1.52±0.25）、（1.63±0.22）、（1.71±0.39）、（1.83±0.22），均高于对照组（ F=58.69、31.07，均 P < 0.05）。 结论:宫颈癌放疗患者给予益生菌治疗可以改善患者肠道菌群状态和肠道屏障功能，同时可提高患者细胞免疫功能。

目的:探讨双歧四联活菌辅助草酸艾司西酞普兰治疗抑郁症患者的临床疗效及其可能作用机制，为进一步临床研究提供依据。方法:选取台州市第二人民医院2019年9月至2021年3月收治的抑郁症患者100例为观察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50例。对照组采用草酸艾司西酞普兰和安慰剂治疗，观察组采用草酸艾司西酞普兰联合双歧四联活菌治疗，两组治疗周期为9周。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和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心理状态进行评分，应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皮质醇、炎性因子［白细胞介素1β（IL-1β）、肿瘤坏死因子（TNF-α）］水平。结果:治疗后，两组心理状况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下降，观察组HAMD评分［（10.78±2.03）分］、HAMA评分［（6.37±2.58）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16.78±2.85）分、（13.23±2.95）分］（ t=11.40、13.38，均 P < 0.001）。治疗后，两组血清皮质醇、IL-1β、TNF-α水平均较治疗前显著下降，观察组血清皮质醇［（137.34±63.29）μg/L］、IL-1β［（14.38±6.08）ng/L］、TNF-α［（13.95±6.46）ng/L］均显著低于对照组［（181.22±59.27）μg/L、（25.94±6.92）ng/L、（20.44±6.24）ng/L］（ t=15.29、6.16、9.24，均 P < 0.001）。 结论:采用双歧四联活菌辅助草酸艾司西酞普兰治疗抑郁症可有效减轻患者抑郁、焦虑情绪，显著降低血清皮质醇及IL-1β、TNF-α水平。

目的:通过比较牛奶蛋白过敏婴儿饮食回避治疗前后肠道菌群的变化，探讨饮食回避治疗对牛奶过敏婴儿肠道菌群的影响。方法:收集我院消化科门诊就诊的人工喂养、临床诊断牛奶蛋白过敏的婴儿，暂停普通配方更换为氨基酸配方粉喂养4周。选择其中成功治疗病例23例，收集治疗前及治疗后的粪便标本，分别提取粪便基因组，对16S rDNA特定区段PCR产物进行高通量测序，结果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比较干预前后菌群组成的差异，寻找组间差异物种。结果:牛奶蛋白过敏患儿饮食回避疗法后，肠道菌群多样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但肠道菌群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在门的水平上，治疗后变形菌门减少，其下级水平纲的水平上，α-变形菌纲与γ-变形菌纲均显著减少，肠杆菌科及肠杆菌属、颗粒链菌属均显著减少。在科的水平上，肉杆菌科、消化链球菌科及梭菌科下的Peptoclostridium菌属均较治疗前显著减少，乳杆菌科及下属乳杆菌属、优杆菌科及下属优杆菌属、瘤胃球菌属、Limosum菌种，以及巴氏杆菌目-巴氏杆菌科-嗜血杆菌属-副流感嗜血杆菌T3T1菌种、长双歧杆菌婴儿亚种ATCC15697/JCM1222/DSM20088和Pseudocatenulatum-DSM20438/JCM1200/LMG10505均较治疗前显著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 结论:牛奶蛋白过敏患儿经饮食回避治疗后，肠道菌群中有害菌减少，有益菌增加。

肠易激综合征是一种常见的功能性肠病，我国以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IBS-D）为主，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IBS-D的发病机制目前仍不清楚，近年来发现肠道群紊乱是发病的重要环节。肠道菌群与IBS-D中医证型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不同中医证型IBS-D的肠道菌群存在差异。但中医证型是一个复杂的多因素集合体，本文从中医病性病位理论出发，通过分析既往不同中医证型IBS-D的肠道菌群研究，提出不同中医病位的肠道菌群各有特点，在菌种功能上亦有差异，中医病性虚实可能与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和丰度有关，寒热可能与有益菌和条件致病菌比例有关，肠道菌群特征是中医病性病位的微观体现。此外，本文还以中医病性病位理论为指导对粪菌移植的中医运用提出了设想。基于中医病性病位理论研究IBS-D的肠道菌群可为中医证型的客观化研究提供帮助，也为揭示IBS-D的发病机制提供中医研究思路。

目的:探索益生菌干预在早产巴马猪生后肺脏发育中的作用。方法:动物实验研究，2020年4月至2021年10月利用已成功建立的30只早产巴马猪模型，将仔猪分为早产组（妊娠104 d出生）、足月组（妊娠113 d出生）、早产益生菌干预组（妊娠104 d出生后第3天开始给予口服益生菌）和足月益生菌干预组（妊娠113 d出生后第3天开始给予口服益生菌），分别记录早产组和足月组仔猪出生后即刻、生后4、9、21 d以及早产益生菌干预组和足月益生菌干预组仔猪生后9 d后的体重并收集肺组织、回肠组织和肠道内容物。通过比较体重、辐射状肺泡计数来评估仔猪发育情况，通过测量回肠绒毛高度评估回肠发育情况，通过菌群16 S核糖体RNA分析评估回肠内容物的菌类构成，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 结果:30只仔猪中雌性16只、雄性14只。早产组和足月组各12只，早产益生菌干预组和足月益生菌干预组各3只。早产组仔猪生后4、9、21 d的体重均分别低于足月组生后4、9、21 d［（507±27）比（694±56）g、（620±35）比（1 092±154）g、（1 660±210）比（2 960±418）g， t=2.96、2.99、2.78，均 P<0.05］，早产组仔猪出生9 d的辐射状肺泡计数低于足月组9 d的仔猪［（4.00±0.29）比（6.11±0.35）个， t=4.64， P<0.01］。早产组和足月组仔猪在生后不同时间点有不同的高丰度回肠菌属，生后4 d时分别为大肠杆菌志贺菌属26.63%和肠球菌属30.48%；出生9 d时分别为苏黎世杆菌属35.94%和乳杆菌属27.33%；出生21 d时分别为大肠杆菌志贺菌属28.02%和乳杆菌属46.29%。早产组9 d仔猪的回肠绒毛高度小于足月组9 d的仔猪［（297±21）比（411±32）μm， t=3.01， P=0.007］。早产益生菌干预组和足月益生菌干预组的仔猪体重、辐射状肺泡计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692±36）比（767±67）g、（5.44±0.34）比（5.89±0.26）个， t=0.74、1.04，均 P>0.05］。早产益生菌干预组及足月益生菌干预组的回肠优势菌属均为苏黎世杆菌属，早产益生菌干预组仔猪的回肠绒毛高度大于早产组9 d的仔猪［（371±13）比（297±21）μm， t=3.04， P=0.006］，与足月益生菌干预组仔猪和足月组9 d仔猪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371±13）比（338±12）和（411±32）μm， t=1.90、1.15，均 P>0.05］。 结论:早产会影响肺发育中的肺泡化进程。早产生后的益生菌干预可能通过改善肠道发育促进肺泡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