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运动处方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慢血流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2021年1月至2023年1月武威市人民医院104例冠心病慢血流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各52例.对照组患者予以常规干预措施,观察组患者予以运动处方干预.两组患者均干预3个月.对比两组患者预后情况、治疗前后心率(heart rate,HR)、氧脉搏(oxygen pulse,O2pulse)、峰值摄氧量(peak oxygen intake,VO2peak)、左心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峰值脉氧饱和度(peak pulse oxygen saturation,SpO2peak)、运动耐量、峰值分钟通气量(peak ventilation,VEpeak)、最大运动负荷、灌注量、6 min步行距离(6-minute walking distance,6MWD)、达峰时间(time to peak,T)及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自我效能感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GSES)评分.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患者LVEF、O2pulse、SpO2peak、VO2peak及VEpeak高于对照组,HR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的最大运动负荷、运动耐量、6MWD、灌注量高于对照组,T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SAS、SDS评分均较对照组低,GSES评分均较对照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观察组患者预后恢复好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运动处方可改善冠心病慢血流患者血流微循环,恢复心肺功能、增强运动耐力,从而减轻消极情绪,增强自我效能.

目的 探讨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 2 抑制剂联合葶苈子治疗对心力衰竭(心衰)合并肺部感染患者心功能、消化功能及肺功能的影响.方法 选取秭归县中医院 2017 年 8 月至 2019 年 3 月收治的 168 例心衰合并肺部感染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治疗方法不同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84 例.对照组接受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抑制剂联合头孢他啶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接受葶苈子治疗,共治疗30 d.比较两组治疗前后营养状态指标[血清前白蛋白(PA)、白蛋白(ALB)、红细胞计数(RBC)、体质量指数(BMI)]、免疫功能指标[分化簇抗原(CD3、CD4、CD8)、免疫球蛋白(IgG、IgM)]、血清炎症因子[白细胞介素(IL-8、IL-10、IL-17)及肿瘤坏死因子(TNF-α)]、肠道菌群(肠球菌、大肠埃希菌、乳杆菌、双歧杆菌、酵母菌、消化球菌)、心肺功能指标[动脉血氧饱和度(PaO2)、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2)、心率、最大摄氧量(VO2max)、最大运动负荷(Wmax)、最大氧脉搏、无氧阈值(AT)、第 1 秒用力呼气容积/用力肺活量比值(FEV1/FVC)、FEV1 和每分最大通气量(MVV)].结果 两组治疗后PA、ALB、RBC、BMI、CD3、CD4、CD8、IgG、IgM、乳杆菌、双歧杆菌、PaO2、VO2max、Wmax、最大氧脉搏、AT、FEV1/FVC、FEV1、MVV均较治疗前明显升高,IL-8、IL-17、TNF-α、肠球菌、大肠埃希菌、PaCO2、心率水平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且观察组治疗后PA、ALB、RBC、BMI、CD3、IgG、IgM、IL-10、双歧杆菌、乳酸菌、PaO2、VO2max、Wmax、最大氧脉搏、AT、FEV1/FVC、FEV1、MVV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A(mg/L):259.69±20.73 比 217.69±20.73,ALB(g/L):41.46±4.58 比 36.56±3.73,RBC(×1012/L):4.52±0.24 比 4.21±0.31,BMI(kg/m2):22.37±2.73 比 19.66±2.24,CD3:0.63±0.08 比0.56±0.08,IgG(g/L):21.85±3.68 比 15.72±4.36,IgM(g/L):4.68±1.68 比 3.73±1.67,IL-10(ng/L):65.28±7.23 比 50.23±6.14,双歧杆菌(CFU/kg):83.5±8.6 比 78.5±8.3,乳酸菌(CFU/kg):62.1±6.5 比 53.5±6.0,PaO2(mmHg,1 mmHg≈0.133 kPa):98.36±1.75 比 91.95±2.95,VO2max(L/min):1.71±0.35 比 1.22±0.39,Wmax(W):127.49±19.54 比 97.49±15.37,最大氧脉搏(L/次):11.27±2.42 比 9.46±2.79,AT:(50.49±7.48)%比(41.35±6.67)%,FEV1/FVC:(75.68±5.86)%比(65.48±8.54)%,FEV1:(82.44±5.73)%比(73.57±7.75)%,MVV(L/min):74.86±10.64 比 64.63±9.68,均P＜0.05],CD4、CD8、IL-8、IL-17、TNF-α、肠球菌、大肠埃希菌、PaCO2、心率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CD4:0.32±0.06 比 0.39±0.05,CD8:0.28±0.06 比 0.34±0.05,IL-8(ng/L):16.64±2.63 比 26.35±4.13,IL-17(ng/L):112.38±30.16 比 207.75±42.23,TNF-α(ng/L):45.27±10.23 比61.26±14.29,肠球菌(CFU/kg):63.6±5.6 比 69.5±6.8,大肠埃希菌(CFU/kg):65.8±6.4 比 70.5±7.0,PaCO2(mmHg):41.84±4.45 比 56.18±5.37,心率(次/min):75.96±11.57 比 91.75±12.68,均P＜0.05].结论 葶苈子联合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 2 抑制剂治疗心衰合并肺部感染,可有效改善患者心肺功能,降低炎症指标水平,提升患者的营养状态,纠正肠道菌群情况,对临床治疗有一定指导意义.

目的 采用基于体素的形态学测量(voxel-based morphometry,VBM)方法探讨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对高低有氧能力女大学生大脑灰质结构可塑性的影响.材料与方法 纳入24名健康女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按照最大摄氧量分为高低有氧组,对其进行16周规律性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干预.在有氧运动干预前后采集T1WI脑结构像数据,以VBM方法比较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干预前后,高低有氧组女大学生大脑灰质体积变化.结果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经过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干预后,高低有氧能力女大学生的最大摄氧量均显著提升(P<0.001);低有氧能力女大学生在双侧颞上回/颞中回/缘上回/顶下小叶,右侧额中回/前扣带回/额内侧回灰质体积显著减小(GRF校正,体素水平P<0.001,团块水平P<0.01);高有氧能力女大学生在双侧额内侧回/前扣带回、左侧额中回/额下回、左侧颞上回/颞中回,右侧额上回/额下回/脑岛,右侧颞中回/颞下回灰质体积显著减小(GRF校正,体素水平P<0.001,团块水平P<0.01).结论 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引起的女大学生大脑灰质结构的变化可能是运动引起大脑可塑性改变的机制之一,且与受试者的最大摄氧量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目的:探讨非小细胞肺癌（NSCLC）组织中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蛋白表达与 18F-氟脱氧葡萄糖（FDG）PET/CT代谢指标之间的关系，为NSCLC的免疫治疗提供PET/CT代谢层面的理论依据。 方法:回顾性收集并分析2020年1月至2021年7月于青岛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青岛市市立医院）行 18F-FDG PET/CT检查并被组织病理学检查（穿刺活体检查或手术）结果证实的55例N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34例、女性21例，年龄（66.5±9.3）岁。 18F-FDG PET/CT检查于治疗前进行，采用PET体积计算机辅助判读图像处理系统对肺癌原发病灶行代谢指标的测定，包括最大标准化摄取值（SUV max）、病灶糖酵解总量（TLG）和肿瘤代谢体积（MTV）。以PD-L1蛋白表达阳性的肿瘤细胞比例分数（TPS）=1%为临界值，将患者分为PD-L1蛋白表达阳性组（TPS≥1%）和阴性组（TPS<1 %）；以PD-L1蛋白表达阳性的TPS=50%为临界值，将阳性组患者分为PD-L1蛋白高表达组（TPS≥50%）和低表达组（1%≤TPS<50%）。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计数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对病灶SUV max与PD-L1蛋白表达情况的关系行Pearson相关分析；对病灶TLG和MTV与PD-L1蛋白表达情况的关系行Spearman秩相关分析。勾画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以SUV max的最佳临界值将入组患者分为高SUV max组与低SUV max组，观察2组的PD-L1蛋白表达情况。 结果:NSCLC病灶SUV max与PD-L1蛋白表达阳性的TPS呈正相关( r=0.604， P<0.001)；而MTV和TLG与TPS均无相关性（ r=0.083、0.102，均 P>0.05）。55例患者中，PD-L1蛋白表达阳性组34例、阴性组21例，阳性组SUV max高于阴性组（12.58±6.35对5.60±4.83， t=2.576 ， P<0.05）。ROC曲线结果显示，以SUV max=5.15为最佳临界值，高SUV max组36例、低SUV max组19例，2组PD-L1蛋白表达阳性率分别为80.56%（29/36）和28.16%（5/19），PD-L1蛋白表达阳性的TPS分别为12.50%±3.21%和1.28%±0.46%，高SUV max组患者PD-L1蛋白表达阳性率及TPS均更高，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15.500， t=2.671，均 P<0.05）。 结论:NSCLC患者 18F-FDG PET/CT中SUV max与PD-L1蛋白表达阳性的TPS呈正相关，可为NSCLC的免疫治疗提供依据。

目的:构建并验证长期吸烟者肺间质纤维化背景下的孤立性肺结节(SPNs) 18F-脱氧葡萄糖(FDG)PET/CT恶性风险预测模型。 方法:收集2011年1月至2019年12月间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PET/CT中心行 18F-FDG PET/CT显像，且有明确吸烟史、同机CT示有肺间质纤维化合并SPNs的169例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均为男性，年龄68(63，75)岁。以病理学诊断结果或肺内病灶随访的影像学资料(随访时间≥2年)为标准，判断结节良恶性；运用 χ2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良恶性病灶的临床特征(年龄、吸烟指数)、形态特征(病灶最大径、密度、位置、分布、与纤维化区域相对位置、毛刺征、分叶征、钙化、空泡征、血管集束征、胸膜凹陷征、肺气肿及双肺纤维化严重程度)和代谢特征[病灶最大标准摄取值(SUV max)]，将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差异变量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筛选结节恶性的独立危险因素并建立风险预测模型。以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的曲线下面积(AUC)及 k折交叉验证( k＝10)验证模型。 结果:共发现SPNs 222个，其中恶性157个、良性65个。单因素分析显示，吸烟指数，结节是否伴毛刺征、分叶征、血管集束征、钙化、肺气肿，结节大小，与纤维化区域的相对位置，SUV max，双肺纤维化严重程度在良恶性结节中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值：2.514~9.858, χ2值：4.353~18.442，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钙化、血管集束征及SUV max为肺间质纤维化背景下恶性结节的独立危险因素[比值比( OR)：0.048~2.534，均 P<0.05]，据此构建的预测模型为：恶性概率 P＝1/(1＋e - x), x＝-1.839-3.033×钙化＋0.930×血管集束征＋0.754×SUV max(结节具有钙化或血管集束征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自身验证ROC曲线下面积为0.932(95% CI: 0.895~0.969)，模型灵敏度、特异性分别为87.9%、86.2%。 k折交叉验证示，测试组预测准确性为0.847±0.075，训练组预测准确性为0.862±0.010。 结论:钙化、血管集束征和SUV max是长期吸烟者肺间质纤维化背景下恶性SPNs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上述指标的模型判断恶性SPNs具有较高的诊断效能。

目的:探讨个体化有氧联合抗阻运动对中年中重度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OSAS)患者心率恢复及运动能力的影响。方法:将40例经多导睡眠监测诊断为患有中重度OSAS的中年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20例。对照组给予常规健康指导及行为能力的培养，观察组在此基础上给予强度为60%～75%峰值功率的有氧训练以及60%～80%最大重复10次所使用重量(10RM)的抗阻训练，有氧运动每次运动时间为30 min，每个项目间或同一项目中可休息5 min，抗阻运动每个训练动作重复8～10次，共3组，每组间可休息5 min；每次联合运动60 min，每周训练3次，共12周。分别于入组时(训练前)及训练12周结束后(训练后)，对2组患者进行多导睡眠监测(PSG)及心肺运动试验(CPET)，采集患者的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AHI)、氧减指数(ODI)、最低血氧饱和度(L-SaO 2)等PSG评估指标，并记录患者的峰值摄氧量(VO 2peak)、峰值功率、无氧阈等运动能力指标以及患者CPET终止后第1、2、3分钟坐位心率恢复数(HRR)，记为HRR-1、HRR-2、HRR-3。 结果:训练前2组患者的各项观测指标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①训练后，观察组患者的AHI[(21.19±5.43)次/h]、ODI[(24.36±5.92)次/h]和L-SaO 2值[(83.65±5.24)%]与组内训练前[(27.55±6.12)次/h、(30.51±6.75)次/h和(79.26±6.43)%]及对照组训练后[(28.25±6.74)次/h和(29.81±6.53)次/h和(79.03±6.44)%]比较，均有明显改善( P<0.05)。②训练后，观察组患者的VO 2peak[(18.92±3.63) ml/(kg·min)]、峰值功率[(94.18±16.26)W]和无氧阈[(13.10±3.35) ml/(kg·min)]与组内训练前[(15.62±3.87) ml/(kg·min)、[(83.37±13.61)W]和(10.23±2.15) ml/(kg·min)]及对照组训练后[(15.34±3.45) ml/(kg·min)、[(80.14±14.57)W]和(10.02±3.18)]比较，均有明显提升( P<0.05)。③训练后患者的心率恢复方面，观察组的HRR-1、HRR-2和HRR-3均高于组内训练前及对照组训练后，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有氧联合抗阻运动能明显提高中年中重度OSAS患者的运动能力，并改善其心率恢复。

目的:探讨肝反应性淋巴样组织增生（RLH）的 18F-氟脱氧葡萄糖（FDG） PET/CT双时相显像表现。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9月至2021年7月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行 18F-FDG PET/CT双时相显像并经手术标本或穿刺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确诊为肝RLH的7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和影像资料，其中男性2例、女性5例，年龄（60.4±3.7）岁。观察肝RLH的 18F-FDG PET/CT显像表现，分别测量及计算病灶长径、病灶与邻近肝脏的CT值、早期显像及延迟显像的最大标准化摄取值（SUV max）、肝本底SUV max、滞留指数（RI）。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 结果:7例肝RLH患者中，71.4%（5/7）患者为单发病灶、28.6%（2/7）患者为多发病灶，共11个病灶，均位于肝包膜下，其形态呈类圆形或椭圆形，边界模糊，长径5.5~19.2（14.9±1.2） mm。CT平扫结果显示，11个病灶密度均匀，其中2个病灶呈等密度，9个病灶呈低密度，其CT值为（42.1±3.1） HU，低于邻近肝实质的CT值（55.9±1.5） HU，且二者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7.36， Ρ<0.001）。 18F-FDG PET/CT显像结果显示，63.6%（7/11）病灶的 18F-FDG摄取高于肝实质，其中85.7%（6/7）病灶延迟显像的SUV max升高，14.3%（1/7）病灶延迟显像的SUV max降低，早期、延迟显像病灶的SUV max分别为6.2±0.4和6.8±0.7，RI为12.2%（8.9%，15.5%）；36.4%（4/11）病灶的 18F-FDG摄取低于或邻近肝实质，延迟显像病灶的SUV max无明显变化，早期、延迟显像病灶的SUV max分别为2.2±0.4和2.1±0.4。 结论:肝RLH病灶多位于肝包膜下，呈均匀稍低密度灶，边界模糊。 18F-FDG PET/CT显像显示多数病灶 18F-FDG高摄取，少数病灶呈等摄取或低摄取，延迟显像SUV max多升高，多发病灶 18F-FDG摄取相近或相差很大。

目的:探索 18F-脱氧葡萄糖(FDG)PET/CT显像早期诊断淋巴瘤治疗相关心脏毒性(TACT)的价值及分析不同评估标准的诊断效能。 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年11月至2018年10月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行 18F-FDG PET/CT显像的淋巴瘤患者，患者接受淋巴瘤标准化疗方案治疗。通过视觉法及半定量法[最大标准摄取值(SUV max)]分析治疗前后心肌摄取 18F-FDG情况，计算治疗后与治疗前SUV max-心差值(ΔSUV max-心)、%ΔSUV max-心，以及治疗后SUV max-心/SUV max-纵隔比值、SUV max-心/SUV max-肝比值及SUV max-心/SUV max-本底(左侧臀肌)比值。以心电图(ECG)出现异常(早期TACT)为终点，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计算影像不同评估标准的最佳阈值，分析诊断效能。采用两独立样本 t检验及 χ2检验分析数据。 结果:274例入组淋巴瘤患者的男女比为1.85∶1，中位年龄36岁；非霍奇金淋巴瘤(NHL)患者占78.1%(214/274)。治疗后，55.1%(151/274)的患者心肌为高摄取(高于肝摄取)，20.4%(56/274)为中度摄取(介于心血池摄取与肝摄取之间)，24.5%(67/274)为等摄取(低于心血池摄取)。ECG(+)组( n＝71)与ECG(-)组( n＝203)心肌摄取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SUV max分别为7.77±4.06和5.91±3.04( t＝4.045， P<0.01)]。ROC曲线示，治疗后SUV max-心、ΔSUV max-心、%ΔSUV max-心及治疗后SUV max-心/SUV max-纵隔比值、SUV max-心/SUV max-肝比值及SUV max-心/SUV max-本底比值诊断早期TACT的最佳阈值为9.4、4.8、1.4、5.0、2.3及7.0，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653、0.637、0.612、0.655、0.649和0.650。其中治疗后SUV max-心/SUV max-本底比值预测早期TACT的灵敏度、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及准确性分别为40.85%(29/71)、82.76%(168/203)、45.31%(29/64)、80.00%(168/210)及71.90%(197/274)。 结论:18F-FDG PET/CT显像能早期诊断淋巴瘤TACT，若以治疗后SUV max-心/SUV max-本底比值7.0为阈值， 18F-FDG PET/CT对早期TACT预测的特异性及阴性预测值均达到80%。

目的:比较 18F-成纤维细胞激活蛋白抑制剂(FAPI)-42和 18F-脱氧葡萄糖(FDG)PET/CT在初诊肺癌患者中的应用。 方法:前瞻性纳入2020年5月至2021年9月期间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行PET/CT显像的经病理确诊的初诊肺癌患者43例(男32例，女11例，年龄37~80岁)，患者于2周内完成 18F-FDG和 18F-FAPI-42 PET/CT显像。分析2种PET/CT图像，采用配对 t检验和Wilcoxon符号秩检验比较 18F-FDG和 18F-FAPI-42的最大标准摄取值(SUV max)及2种显像检出的病变数量。 结果:43例初诊肺癌患者中有35例腺癌，2例鳞状细胞癌(简称鳞癌)，4例小细胞肺癌，2例高级别神经内分泌肿瘤。 18F-FAPI-42在肺腺癌及鳞癌原发灶中均有较高的摄取(SUV max：12.24±3.97)和阳性病灶检出率[100%(37/37)]。在肺腺癌及鳞癌的淋巴结、胸膜、骨病灶中， 18F-FAPI-42的SUV max[10.13±5.43、6.75(4.96，8.58)、7.18(4.33，9.66)]均明显高于 18F-FDG[6.35±3.30、2.69(1.81，5.00)、4.38(2.96，6.36); t＝12.19， z值：5.47，5.79，均 P<0.001]。在肺腺癌及鳞癌中，尽管 18F-FAPI-42在脑病灶中的SUV max明显低于 18F-FDG [0.72(0.15，1.82)和6.53(4.65，9.34)； z＝6.42， P<0.001]，但肿瘤/背景(T/B)比值高于 18F-FDG[3.54(1.15，14.88)和0.96(0.77，1.04)； z＝6.05, P<0.001]； 18F-FAPI-42 PET/CT探测出的转移灶数量也明显多于 18F-FDG[淋巴结：6.0(2.3，11.5)与4.5(2.0，10.8)；脑转移灶：2.0(1.0, 3.0)与0.0(0.0，0.0)；胸膜病灶：6.0(2.8, 10.0)与4.0(0.8，5.5)； z值：2.16，3.10，2.04，均 P<0.05]。在高级别神经内分泌肿瘤及小细胞肺癌中， 18F-FAPI-42在原发灶、淋巴结、脑病灶中的SUV max[8.05±2.60、5.98±2.21、0.44(0.13，0.82)]均低于 18F-FDG[16.28±5.17、12.30±5.47、4.94(4.84，6.25)； t值：3.58，7.52， z＝3.06，均 P<0.05]。 结论:18F-FAPI-42在肺腺癌及鳞癌原发灶中具有较高的摄取和阳性病灶检出率。与 18F-FDG PET/CT相比， 18F-FAPI-42 PET/CT显示出更清晰的肿瘤轮廓和更多的转移灶， 18F-FAPI-42比 18F-FDG更适合用于肺腺癌及鳞癌的初步分期；而在小细胞肺癌及高级别神经内分泌肿瘤中则相反。

心肺运动试验（CPET）是一种整体评估心肺功能的无创工具，对于呼吸系统疾病的诊断和预后判断有重要作用。CPET的主要测量指标包括二氧化碳通气当量、氧通气当量、最大摄氧量、无氧阈、静息代谢当量等，可用于包括儿童运动性呼吸困难、囊性纤维化、闭塞性细支气管炎、支气管肺发育不良、肺动脉高压、间质性肺疾病等疾病患儿的心肺功能、运动能力及影响因素评估，并以此为基础制订个性化的干预措施。现主要介绍CPET在儿童呼吸系统疾病中的应用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