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原羚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珍稀有蹄类动物,广泛分布于三江源地区.预测三江源地区藏原羚的生境适宜性季节变化,了解环境变量的改变对藏原羚栖息地利用的影响,有利于制定对应的保护对策,也有助于了解藏原羚的生态位特征.本研究基于同一年冬季(2019年1月)和夏季(2019年8月)两次相同调查路线下藏原羚野外出现点,结合选取的8个环境变量,采用最大熵模型预测三江源地区藏原羚冬、夏季的生境适宜性和分布格局的差异,并通过环境响应曲线探讨环境变量对分布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冬、夏季,研究区藏原羚的适宜生境的接收者操作特征曲线下的面积平均值分别为0.901±0.023和0.882±0.024,拟合精度良好;三江源地区藏原羚冬、夏季适宜生境总面积分别为6.83×104、9.78×104 km2,夏季适宜生境面积比冬季明显增加,有向长江源园区以南及黄河源园区方向扩散的趋势.冬、夏季的生境适宜性都呈现出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中心、分布概率由中心的高值向周边逐渐递减的模式.季均温、海拔、人口密度和坡度是影响冬、夏季藏原羚分布的主导环境变量.与冬季相比,在气温明显升高的夏季,藏原羚适宜生境向海拔5000 m以上的地区和坡度小于25°的地区扩散,同时,夏季人类活动范围扩大侵占了藏原羚的适宜栖息地.

基于四川小寨子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19-2022年135台红外相机的监测数据,研究了同域有蹄类的日活动模式、季节性活动节律差异及时空生态位重叠.结果显示:保护区共有8种有蹄类动物,中华斑羚Naemorhe-dus griseus分布最广、相对丰富度最高,岩羊Pseudois nayaur发现位点最少;在主要活动于森林的7种有蹄类中,中华斑羚全天活动,野猪Sus scrofa和小麂Muntiacus reevesi为昼行性,毛冠鹿Elaphodus cephalophus和中华扭角羚Budor-cas tibetana偏昼行性和晨昏性,林麝Moschus berezovskii和中华鬣羚Capricornis milneedwardsii偏夜行性.除中华扭角羚外,其他有蹄类冷暖季的日活动节律都有显著差异;时间生态位上,有蹄类活动节律重叠在冷暖季有差异,暖季的活动节律重叠度高于冷季;空间生态位上,野猪和中华斑羚的重叠指数最高,中华扭角羚和其他物种的重叠指数很低,提示大体型、集群的物种可能主要通过空间回避实现共存.研究结果丰富了有蹄类动物的基础信息,为保护区有蹄类的保护和生境管理提供了参考依据.

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是国内鹅喉羚Gazella subgutturosa和蒙古野驴Equus hemio-nus分布最集中的区域,基于2022年夏季的样线调查数据,运用MaxEnt模型得出二者的适宜生境,计算其适宜生境的重叠度.结果显示,保护区内鹅喉羚和蒙古野驴的适宜生境面积分别为3 934 km2和4 036 km2,占保护区总面积的26.85％和27.54％;对两者生境影响最大的环境因子均为距铁路距离、距水源地距离和最湿季度平均温度;生态位重叠指数D和I分别为0.827 9和0.971;两者适宜生境的重叠部分面积为2 479 km2,分别占各自适宜生境面积的63.01％和61.42％.建议结合两物种重叠的适宜生境和水源地分布,规划区内的主要保护区域,并建立廊道以减少铁路对物种的影响.本研究结果可为卡拉麦里国家公园的区域规划及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

雅鲁藏布大峡谷地区海拔高差大,开发程度较低,生物多样性高,生态系统保存相对完整,近年来不断有新的物种和记录发现.2020年10月至2021年11月,我们在西藏墨脱县、波密县和米林县雅鲁藏布大峡谷区域内布设红外相机进行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选择了7个不同海拔样区,累计设置116个红外相机位点(海拔范围646-4,360 m),监测24,741个相机工作日,获得独立有效视频12,010段.近一年的调查共记录到物种136种,其中可确定物种的兽类37种,分属4目14科,此外还记录到难以定种的鼠兔、鼠类和蝙蝠;鸟类99种,分属9目28科;记录到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共14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37种.本次拍摄到10个之前红外相机监测未拍摄到的兽类和雉类物种,包括林麝(Moschus berezovskii)、马麝(M.chrysogaster)、棕熊(Ursus arctos)、亚洲狗獾(Meles leucurus)、黄鼬(Mustela sibirica)、灰头小鼯鼠(Petaurista caniceps)、黑白飞鼠(Hylopetes alboniger)、灰鼯鼠(Petaurista xanthotis)、白尾梢虹雉(Lophophorus sclateri)和灰腹角雉(Tragopan blythii).通过比较不同海拔段和季节物种相对多度、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和Pianka指数,本研究发现本区域物种多样性丰富,各个海拔段食肉动物、有蹄类动物分布存在差异.与雨季(4-9月)相比,豺(Cuon alpinus)、云豹(Neofelis nebulosa)、金猫(Catopuma temminckii)、野猪(Susscrofa)等物种旱季(10月至翌年3月)相对多度更高.本研究为雅鲁藏布大峡谷区域生物多样性研究补充了更全面的基础数据,建议成立雅鲁藏布大峡谷国家公园以进一步加强对该区域生态系统和物种的保护和管理.

物种的空间分布与栖息地适宜性是开展种间关系、物种与环境关系等研究的重要基础.本研究基于2017-2022年在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的红外相机监测和调查数据,使用MaxEnt模型对毛冠鹿(Elaphodus cepha-lophus)、小麂(Muntiacus reevesi)、中华鬣羚(Capricornis milneedwardsii)和野猪(Sus scrofa)的适宜柄息地进行评估和预测,以期深入了解梵净山保护区有蹄类动物栖息地适宜性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毛冠鹿的适宜栖息地面积为19 993.17 hm2,占保护区面积的46.1％,主要分布于梵净山保护区的东部;小麂的适宜栖息地面积为15 470.97 hm2,占保护区面积的35.6％,主要分布于梵净山保护区的北部和南部;中华鬣羚的适宜栖息地面积为13 884.78 hm2,占保护区面积的32.0％,主要分布于梵净山保护区的北部和东部;野猪的适宜栖息地面积为20 339.98 hm2,占保护区面积的46.9％,主要分布于梵净山保护区的北部、东部和南部.(2)4种有蹄类动物的适宜栖息地均主要分布于保护区核心区.(3)毛冠鹿的分布主要受海拔和植被类型的影响;中华鬣羚的分布主要受海拔、平均气温日较差和植被类型的影响;小麂和野猪的分布主要受平均气温日较差、等温性和坡度的影响,两者的适宜栖息地特征也更为相似.总之,梵净山保护区有蹄类动物的适宜栖息地分布是物种自身特性与自然环境、人类活动以及种间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

2016-2020年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崇州区域安放的135台红外相机监测数据结果显示:记录到水鹿Rusa unicolor、扭角羚Budorcas taxicolor、野猪Sus scrofa、中华鬣羚Capricornis milneedwardsii、中华斑羚Naemorhedus griseus、林麝Moschus berezovskii、毛冠鹿Elaphodus cephalophus、岩羊Pseudois nayaur、小麂Muntiacus reevesi共9种,独立探测次数最多的是扭角羚和水鹿,出现位点最多的是扭角羚和毛冠鹿;除小麂外的8种有蹄类动物的日活动节律分析结果表明:除中华鬣羚和林麝外,其余物种均具有明显的昼行性特征.水鹿、毛冠鹿、扭角羚和中华斑羚有2次日活动高峰;野猪和岩羊有1个日活动高峰;扭角羚、中华斑羚和野猪的活动高峰在不同季节有差异,中华鬣羚和林麝的季节日活动节律差异显著.本研究结果为区域内有蹄类动物的保护策略制定和深入开展科学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

高纬度地带,在冬季食物资源有限的环境中,野生大型有蹄类动物满足营养需求的同时,需要对植物中次生代谢产物进行平衡,回避有害物质并选择对机体有益的成分,从而形成特定的食物组成模式.以东北马鹿(Cervus elaphus xanthopygus)为研究对象,于2020年11月,在黑龙江穆棱东北红豆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境内,采集东北马鹿粪便和植物样本.通过粪便显微分析法确定保护区内马鹿冬季食物组成,采用k-means聚类分析揭示马鹿冬季食物组成模式.应用广泛靶向代谢组技术对部分植物中次生代谢产物的含量进行全覆盖定性和相对定量检测,将食物组成与次生代谢产物数据整合,进行曼特尔检验(Mantel test)分析,以探究植物次生代谢产物对马鹿种群内食物组成模式的影响.结果表明,林区内马鹿种群冬季共采食30种植物,其中木本植物占92.48％;且种群内分别呈现出以东北红豆杉(Taxus cuspidata),簇毛械(Acer barbinerve),毛榛子(Corylus mandshurica)为主要食物的不同食物组成模式.广泛靶向代谢组技术共检测出638种次生代谢产物,有25种代谢物与马鹿采食频率显著相关,其中多数菇类物质抑制马鹿采食,而鞣质类物质对马鹿的采食选择有一定的正向作用;Mantel test结果显示,上述25种物质中黄酮、鞣质、菇类化合物相对含量与不同马鹿个体食物组成显著相关,说明这些代谢物相对含量和性质的差异会造成种群内不同个体食物组成的差异,是种群内形成不同食物组成模式的原因之一.从植物次生代谢产物角度揭示了该地区东北马鹿种群冬季食物组成模式呈现差异的可能因素,为进一步研究大型有蹄类营养策略和植物化学防御关系提供基础依据.

牛牙症是指牙齿的牙体长而牙根短小,髓室顶至髓室底的高度高于正常,根分叉向根尖处移位,且颈溢线不明显甚至消失. 此种牙似有蹄类动物牙,故称为牛牙样牙或牛型牙[1] ,发生率0. 61％ ～11. 30％ [2] ,通常认为是由牙齿发育过程中Hertwig's上皮根鞘内陷延迟所引起[3]. C型根管是一种变异的根管系统,以牙根的横断面呈C 型为特征,下颌第二磨牙最常见[4].临床上,按照Melton分型, C型根管常规分为三型:C1型为根管口连续呈C形;C2 型为根管口似分号样;C3型为2～3个独立根管口[5]. 无论牛牙症还是C型根管,都会增加根管治疗的难度,本文将报道1例上颌第一磨牙牛牙症同时伴C型根管的病例.

本研究以2009年1月和2010年1月小兴安岭大沾河湿地自然保护区二可河林场内驼鹿冬季食性的数据作为原始数据,分别以对应分析(CA)、去趋势分析(DCA),并将数据以样本为单位进行标准化后,再进行去趋势分析(DCA_ std)3种排序方法,对驼鹿冬季取食模式进行了研究,后通过普鲁克分析,比较了不同排序方法对大型有蹄类取食模式研究的效果.结果表明,3种排序法的1轴和2轴均能涵盖绝大多数信息量,CA涵盖79.27％,DCA涵盖66.65％,DCA_ std涵盖68.22％;3种方法均能够在1轴上区分针叶树和落叶乔木类食物,在2轴上,3种方法主要能够达到针叶树种与除落叶乔木外的其他植物类别的区分.虽三者均能够展现有蹄类取食模式,但在图形可视化后,仅DCA_ std无明显的弓形效应.普鲁克分析结果表明,DCA_ std样本位移平方和与CA和DCA均有很大差异,即将数据先进行标准化再进行DCA分析能够有效去除弓形效应.因此,由多度组成的食性数据在进行标准DCA分析前,应对数据进行前期处理会得到更好的效果.同时,以样本为单位的标准化将使排序分析结果生态学意义更明确.

三江源国家公园是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要求实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同时要处理好当地牧民生计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关系,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模式.本文就该国家公园所在地区区域尺度上生物多样保护最小面积与民生需求最大面积相协调的自然比例进行了探索,寻求可持续管理的途径与模式.通过国家公园区域内家畜(家牦牛Bos grunniens和藏系绵羊Ovis aries)和主要野生有蹄类草食动物(藏羚Pantholops hodgsonii、藏原羚Procapra picticaudata、野牦牛B.mutus和西藏野驴Equus kiang)的营养生态位体积和重叠,现有家畜和主要野生有蹄类草食动物的数量(分别为116.70×104羊单位和31.40 × 104羊单位),保障当地牧民(6.43×104人)基本生活需求的家畜存栏量(123.07×104羊单位)等核算出该国家公园需要保护的自然区域面积最低比例,即自然比例(Nature Proportion,N％),其理论值、现实值和预期值分别为90％、30％和74％.通过区域资源空间配置优化,将外围支撑区发展草产业生产的饲草资源用于“返青期休牧”模式和“暖牧冷饲两段式养殖”模式(可供饲养190 d所需饲草,即增加保护草地4.47×104 km2),或用于满足当地牧民基本生活需求的家畜(可饲养60.25×104羊单位,即增加保护草地1.55×104 km2)等优化了该国家公园N％的现实值和预期值,分别为67％和87％.不同的核算条件、方法和目的得到的N％存在较大差异.多重目标下三江源国家公园N％的核算,应考虑: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识别、生态安全屏障重点区域识别、应对未来气候变化影响保护区域识别及重要性区分、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如水资源)受益区域识别、当地牧民群众发展适宜区域识别及优先性区分、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和生态系统服务商品供给量核算.合理核算三江源国家公园所在区域的N％,从而实现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