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原羚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珍稀有蹄类动物,广泛分布于三江源地区.预测三江源地区藏原羚的生境适宜性季节变化,了解环境变量的改变对藏原羚栖息地利用的影响,有利于制定对应的保护对策,也有助于了解藏原羚的生态位特征.本研究基于同一年冬季(2019年1月)和夏季(2019年8月)两次相同调查路线下藏原羚野外出现点,结合选取的8个环境变量,采用最大熵模型预测三江源地区藏原羚冬、夏季的生境适宜性和分布格局的差异,并通过环境响应曲线探讨环境变量对分布格局的影响.结果表明:冬、夏季,研究区藏原羚的适宜生境的接收者操作特征曲线下的面积平均值分别为0.901±0.023和0.882±0.024,拟合精度良好;三江源地区藏原羚冬、夏季适宜生境总面积分别为6.83×104、9.78×104 km2,夏季适宜生境面积比冬季明显增加,有向长江源园区以南及黄河源园区方向扩散的趋势.冬、夏季的生境适宜性都呈现出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中心、分布概率由中心的高值向周边逐渐递减的模式.季均温、海拔、人口密度和坡度是影响冬、夏季藏原羚分布的主导环境变量.与冬季相比,在气温明显升高的夏季,藏原羚适宜生境向海拔5000 m以上的地区和坡度小于25°的地区扩散,同时,夏季人类活动范围扩大侵占了藏原羚的适宜栖息地.

选取9个环境因子,采用MaxEnt优化参数模型评价三江源地区藏野驴Equus kiang、藏原羚Procapra picti-caudata适宜栖息地,并对其1990-2020年的变化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藏野驴和藏原羚的适宜栖息地分别分布于海拔3 440～4 970 m 和 3 650～4 840 m、年降水量225～660 mm 和 220～625 mm、年均气温-7～0.5 ℃和-6～-0.6 ℃、坡度＜15°的平缓山地和山谷中有禾草、薹草高寒草原,以及嵩草、杂类草高寒草甸的区域,藏野驴占据地势较低、植被覆盖较高、草况较好的区域;栖息地不适宜区面积呈先增加后减少趋势,2005年占比最高,分别为65.58％和55.54％.三江源地区气候暖湿化带来的土地覆盖变化、草地覆盖度提升是藏野驴、藏原羚适宜栖息地变化的主要影响因子,保护区、国家公园的建立和多期生态保护建设工程的实施使藏野驴、藏原羚受人为干扰程度降低、适宜栖息地面积增大.研究对三江源地区典型野生动物栖息地适宜性进行科学评估,为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生态建设工程实施和国家公园规划管理等决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目的:考察利用细胞色素C氧化酶亚基Ⅰ (COⅠ)基因对羚羊角及其混伪品进行分子鉴定的可行性.方法:收集4个地区的羊角类整角、不完整角样品,共7个.比较样品骨塞部位和角质层部位DNA的提取效果,采用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技术,以通用引物LCO Ⅰ 490、HCO2198扩增样品的COⅠ基因,通过凝胶电泳、纯化(取750 bp条带)、测序后,以COⅠ基因作为条形码比对序列,采用NCBI数据库中的Blast软件在线比对,确定收集样品的具体物种.结果:样品以角质层部位进行DNA提取的效果较好(DNA浓度为15.7～22.6 ng/μL,260nm/280nm吸光度值为1.73～4.72);在线比对结果显示,所有样品COⅠ基因的相似性均达到99％,其主要来源于赛加羚羊、藏羚羊、普氏原羚、山羊、绵羊等羊类的角.结论:基于COⅠ基因的DNA条形码技术可用于羚羊角及其混伪品的鉴定,该技术为羊角类药材的鉴定提供了一种准确、客观的方法.

普氏原羚(Procapra przewalskii)是青藏高原特有物种,为了掌握该物种的分布和种群状况,我们于2014-2015年采用全面调查和直接计数的方法,对普氏原羚的分布、种群和保护现状进行了调查.结果如下:普氏原羚分布在青海湖周边12个隔离的分布点,与全国第一次野生动物资源调查的结果相比,有多个新的分布点被发现,分布范围和面积扩大;调查共发现l,238只普氏原羚,与2010年以后的调查结果相比,种群数量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然而,仅有4个分布点位于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尽管刚察县成立了青海湖普氏原羚特护区,天峻县成立了普氏原羚自然保护站,但现有的管护力度仍然不够,且缺乏系统的管理规划.我们建议在天峻县布哈河上游的生格-快尔玛地区成立普氏原羚自然保护区;同时建立适当的生态补偿机制,协调保护与社区发展的矛盾;鉴于目前圈养种群发展迅速,建议在历史分布区选取合适的地点进行人工繁育个体的迁地放归.

普氏原羚(Procapra przewalskii)和藏羚羊(Pantholops hodgsonii)均为我国I级保护野生动物,两者的消化系统结构一直未被报道.本研究对野外死亡的6只普氏原羚和2只藏羚羊进行了大体解剖,对二者消化系统进行描述.其消化系统均由口腔、食道、瘤胃、网胃、瓣胃、皱胃、十二指肠、空肠、回肠、盲肠、结肠、直肠组成.普氏原羚和藏羚羊的胃属于复胃,瘤胃体积最大.本文将普氏原羚和藏羚羊的消化系统解剖结构特征与牦牛(Bos grunniens)、蒙古绵羊(Ovis aries)、林麝(Moschus berezovskii)、欧拉型藏绵羊(O.aries)、黑麂(Muntiacus crinifrons)、四川梅花鹿(Cervus nippon sichuanicus)以及长颈鹿(Giraffa camelopardalis)等反刍动物进行了比较和分析,发现了其适应生活环境的消化系统特征.

三江源国家公园是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要求实行最严格的生态保护,同时要处理好当地牧民生计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关系,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模式.本文就该国家公园所在地区区域尺度上生物多样保护最小面积与民生需求最大面积相协调的自然比例进行了探索,寻求可持续管理的途径与模式.通过国家公园区域内家畜(家牦牛Bos grunniens和藏系绵羊Ovis aries)和主要野生有蹄类草食动物(藏羚Pantholops hodgsonii、藏原羚Procapra picticaudata、野牦牛B.mutus和西藏野驴Equus kiang)的营养生态位体积和重叠,现有家畜和主要野生有蹄类草食动物的数量(分别为116.70×104羊单位和31.40 × 104羊单位),保障当地牧民(6.43×104人)基本生活需求的家畜存栏量(123.07×104羊单位)等核算出该国家公园需要保护的自然区域面积最低比例,即自然比例(Nature Proportion,N％),其理论值、现实值和预期值分别为90％、30％和74％.通过区域资源空间配置优化,将外围支撑区发展草产业生产的饲草资源用于“返青期休牧”模式和“暖牧冷饲两段式养殖”模式(可供饲养190 d所需饲草,即增加保护草地4.47×104 km2),或用于满足当地牧民基本生活需求的家畜(可饲养60.25×104羊单位,即增加保护草地1.55×104 km2)等优化了该国家公园N％的现实值和预期值,分别为67％和87％.不同的核算条件、方法和目的得到的N％存在较大差异.多重目标下三江源国家公园N％的核算,应考虑: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识别、生态安全屏障重点区域识别、应对未来气候变化影响保护区域识别及重要性区分、重要生态系统服务(如水资源)受益区域识别、当地牧民群众发展适宜区域识别及优先性区分、生态系统服务评估和生态系统服务商品供给量核算.合理核算三江源国家公园所在区域的N％,从而实现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

应用无人机进行动物调查的研究越来越多,但是缺乏有效的自动处理图像方法,使得目视解释的工作量较大.为研究快速与准确估算三江源区域大型食草动物数量的方法,本文使用两种无人机进行7个站点的遥感影像采集.首先对无人机影像进行灰度化,使矩阵维数下降但梯度信息仍然保留,使运算速度大幅度提高;其次对影像开展高斯滤波,高斯滤波将数据进行能量转化,排除掉属于低能量部分的噪声;第三开展阈值处理得到二值化图像;采用样本中动物形态学特征开展形态运算,先用开运算消除小物体尽可能排除干扰,同时不误删牲畜,再用闭运算排除小型黑洞将同一对象连通不重复计数;最后从二值图像中检索轮廓,并返回检测到的轮廓的个数;从而自动获得主要大型食草动物物种数量与空间分布.精度检验方法为手工计数与自动计数结果比较,相对误差3.1％～6.5％,大多数情况均可达到此水平.采用计算机自动处理图像后,每张图像处理和计数的平均时间小于3 s.无人机影像的自动处理方法可为今后大规模进行藏羊、牦牛、西藏野驴和藏原羚等动物调查提供一种有效、可靠的技术途径.

2017年5--9月,采用红外相机调查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兽类和鸟类多样性.共布设154个相机位点,累计12 096个相机日,共获得9 675张有效独立照片,鉴定23种野生兽类和50种野生鸟类物种,分别隶属5目10科和9目19科,另记录到家畜5种.相对多度指数最高的前五种野生动物依次为岩羊(Pseudois nayaur) (18.23)、喜马拉雅旱獭(Marmota himalayana)(15.98)、灰尾兔(Lepus oiostolus)(5.06)、红嘴山鸦(Pyrrhocorax pyrrhocorax)(3.39)、高原鼠兔(Ochotona curzoniae)(2.49).中国特有物种有荒漠猫(Felis bieti、白唇鹿(Gervus albirostris)、西藏马鹿(Cervus wallichii)、藏原羚(Procapra picticaudata)、红耳鼠兔(Ochotana erythrotis)、蓝马鸡(Crossoptilon auritum)和地山雀(Pseudopodoces humilis)7种.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4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20种;被中国脊椎动物红色名录评估为极危、濒危、易危、近危的物种分别有1种、6种、3种、14种.红外相机调查结果反映出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兽类和鸟类现状,为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提供基础数据.

西藏马鹿为我国特有种,曾一度被认定为野外灭绝.在其生境中有多种食性相近的野生有蹄类及家畜同域分布,探究青藏高原特殊环境下西藏马鹿与这些有蹄类的食物资源种间竞争与共存关系十分必要.2013年和2014年8-9月,采用粪便显微分析法确定了桑日县西藏马鹿自然保护区西藏马鹿、白唇鹿、藏原羚、牦牛、山羊草青期食物组成,并比较分析了西藏马鹿与同域野生有蹄类、家畜之间的食物重叠和分化状况.结果 表明:西藏马鹿与其他有蹄类具有相似的可食植物种类组成,但所占食谱比例不同.西藏马鹿主要可食植物多为其他有蹄类次要可食植物,其中弱小火绒草为西藏马鹿(在动物食谱中的百分比为11.2％)与牦牛(10.2％)共同的主要食物,西藏柳为西藏马鹿(9.6％)和白唇鹿(11.4％)共同的主要食物.从科级水平来看,豆科植物为西藏马鹿(21.4％)与藏原羚(42.5％)的共同主要可食植物,莎草科植物为白唇鹿(49.2％)、牦牛(33.4％)、山羊(50.3％)的共同主要可食植物.菊科植物作为西藏马鹿(29.6％)的主要可食植物,也是白唇鹿(7.6％)、藏原羚(11.6％)、牦牛(17.3％)和山羊(14.1％)的次要可食植物.禾本科植物作为西藏马鹿(7.1％)次要可食植物,较其他4种有蹄类(白唇鹿13.6％、藏原羚12.3％、牦牛11.5％、山羊16.0％)所占比例低.西藏马鹿与其他有蹄类食物重叠度均高于0.5,与牦牛的重叠度最高(0.65).西藏马鹿食物多样性指数(1.32)、均匀度指数(0.37)和生态位宽度指数(15.79)均较高.与2007-2008年相比,西藏马鹿食物组成变化较大,豆科植物比例增大,莎草科植物比例降低,食物质量总体有所提高.西藏马鹿与家畜之间存在较高的食物资源竞争,这将进一步影响西藏马鹿的分布范围和生存空间.

目的 研究青藏高原野生动物藏原羚携带的海氏肠球菌特征.方法 分离细菌,采用168 rRNA、rpoA基因序列比对方法鉴定藏原羚携带的海氏肠球菌.采用K-B纸片法进行药敏试验;使用COGs、SwissProt、CARD和VFDB等数据库对基因组进行分析;采用MUMmer和TreeBest软件构建单核苷酸多态性系统进化树图.结果 从15份藏原羚粪便样品分离到2株海氏肠球菌.生化分析、16S rRNA和rpoA基因序列分析支持其为海氏肠球菌的鉴定.基因组分析发现其携带荚膜多糖基因簇.系统进化树分析提示2株藏原羚源海氏肠球菌分别属于不同的进化分支,且都与动物源性菌株进化关系更近.2株菌对多种常用抗生素敏感.结论 青藏高原藏原羚携带的病原菌海氏肠球菌基因组中存在荚膜多糖基因簇,利于其抵抗不利环境因素,提示YL69可能具备在人群中传播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