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了解由中国研究者发起的抗结核药物临床试验时空分布、总体特点及其实施现状，剖析存在的问题并给出建议。方法:利用ClinicalTrials.gov和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数据库检索建库至2022年6月30日关于已注册中国研究者发起的抗结核药物相关临床试验，根据注册时间、注册机构类别及其所在地区、研究类型、研究对象、研究状态、治疗干预等维度分层分析。结果:ClinicalTrials.gov和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已注册的由中国研究者发起的抗结核药物临床试验分别有30项和59项，注册数量波动式上升，并呈现东高、中低、西居中的地区分布特征。60.67%（54/89）的临床试验在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注册，评估单一或抗结核药物组合的临床试验为主，其余为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对症治疗、宿主导向免疫治疗和中医辨证施治的研究。处于尚未纳入、纳入进行中、纳入完成并继续实施、研究完成和状态未知的项目数量分别为30项、26项、2项、22项和9项。结论:近5年中国主持的抗结核药物临床试验迎来注册研究的高峰，然而临床试验全周期、全流程信息的注册完整性不足。亟需增加注册规范相关培训，加大临床试验注册全周期结果的公布，从而践行临床试验注册的宗旨。

目的:探讨未分化甲状腺癌（ATC）预后的影响因素，评估构建的随机生存森林（RSF）模型在ATC预后预测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择2004-2015年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的监测、流行病学和最终结果（SEER）数据库中经组织病理学诊断为ATC的患者707例，采用简单随机法将所有患者分为训练集（495例）和验证集（212例）。采用单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影响训练集患者总生存（OS）的相关因素。采用基于最小赤池信息量准则（AIC）的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上述变量并进行筛选，基于筛选出的变量构建预测OS的传统Cox模型；采用RSF算法对单因素Cox回归分析中 P<0.05的变量进行分析，筛选重要的5个特征，纳入基于最小AIC的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采用筛选出的变量构建预测OS的RSF-Cox模型。采用时间依赖受试者工作特征（tROC）曲线及曲线下面积（AUC）、校正曲线、决策曲线、综合Brier评分（IBS），通过训练集和验证集来评估各模型预测OS的效能。 结果:单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年龄、是否接受化疗、淋巴结转移情况、是否接受放疗、手术方式、肿瘤浸润程度、肿瘤数量、肿瘤长径和诊断时年份这9个变量是ATC预后的影响因素（均 P<0.05）。基于最小AIC（4855.8）的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年龄较小（61~70岁比>80岁： HR=0.732，95% CI 0.560~0.957， P=0.023；≤50岁比>80岁： HR=0.561，95% CI 0.362~0.870， P=0.010）、接受化疗（是比否： HR=0.623，95% CI 0.502~0.773， P<0.001）、接受放疗（是比否： HR=0.695，95% CI 0.559~0.866， P=0.001）、接受手术（叶切除比未手术或未知： HR=0.712，95% CI 0.541~0.939， P=0.016；全切或次全切比未手术或未知： HR=0.535，95% CI 0.436~0.701， P<0.001）、肿瘤长径（≤2 cm比>6 cm： HR=0.495，95% CI 0.262~0.938， P=0.031；>2 cm且≤4 cm比>6 cm： HR=0.714，95% CI 0.520~0.980， P=0.037；>4 cm且≤6 cm比>6 cm： HR=0.699，95% CI 0.545~0.897， P=0.005）是ATC患者OS的独立保护因素；淋巴结转移（N 1未知比N 0： HR=1.664，95% CI 1.158~2.390， P=0.006；N 1b比N 0： HR=1.312，95% CI 1.029~1.673， P=0.028）、更具侵袭性的肿瘤浸润程度（组别3比组别1： HR=1.492，95% CI 1.062~2.096， P=0.021；组别4比组别1： HR=1.636，95% CI 1.194~2.241， P=0.002）是ATC患者OS的独立危险因素，诊断时年份（2010-2015年比2004-2009年： HR=1.166，95% CI 0.962~1.413， P=0.118）虽无统计学意义，但将其纳入可提高传统Cox模型的效能，故也将其纳入传统Cox模型。采用RFS算法，筛选出手术方式、肿瘤长径、年龄分组、是否接受化疗和肿瘤数量5个变量，基于最小AIC（4 884.6）的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接受化疗（是比否： HR=0.574，95% CI 0.476~0.693， P<0.001）、手术方式（叶切除比未手术或未知： HR=0.730，95% CI 0.567~0.940， P=0.015；全切或次全切比未手术或未知： HR=0.527，95% CI 0.423~0.658， P<0.001）、肿瘤长径（≤2 cm比>6 cm： HR=0.428，95% CI 0.231~0.793， P=0.007；>2 cm且≤4 cm比>6 cm： HR=0.701，95% CI 0.513~0.958， P=0.026；>4 cm且≤6 cm比>6 cm： HR=0.681，95% CI 0.536~0.866， P=0.002）是ATC患者OS的独立影响因素，基于这3个变量构建RSF-Cox模型。tROC曲线分析显示，在训练集中RSF-Cox模型预测6、12、18个月OS率的AUC分别为93.56、92.62、90.80，在验证集中分别为93.05、92.47、90.20；在训练集中传统Cox模型分别为89.00、87.76、85.24，在验证集中分别为86.22、83.68、82.86。预测6、12、18个月OS率时，RSF-Cox模型校准曲线较传统Cox模型更接近45°，RSF-Cox模型决策曲线的临床净获益均高于传统Cox模型。RSF-Cox模型IBS（0.089）低于传统Cox模型（0.111）。 结论:基于接受化疗、手术方式、肿瘤长径构建的RSF模型可以有效预测ATC患者的OS。

目的:对发热伴出疹症候群（RFS）监测预警研究进行系统综述，为我国RFS监测与防控提供参考。方法:以“发热”“出疹”“监测”以及 “fever” “rash” “surveillance”为中英文检索词并补充其自由词，系统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PubMed、Web of Science数据库，语种限定为中文及英文，对纳入文献信息进行摘录整理及汇总描述。结果:共纳入36篇文献，中英文分别为21篇和15篇。RFS病原学监测共19篇，病原体主要包括麻疹病毒、水痘-带状疱疹病毒、风疹病毒、肠道病毒、人类B19病毒、登革病毒、A组链球菌、伤寒/副伤寒沙门菌、人疱疹病毒、腮腺炎病毒和腺病毒；重大活动/突发自然灾害监测8篇，监测时段集中在2010-2015年，包括运动会、世界博览会、地震、热带风暴和宗教集会等；异常病例/聚集性疫情监测预警8篇，以国外研究为主，监测症候群范围广，监测场所为医疗机构，主要依靠《国际疾病分类》第九版（ICD-9）编码或患者主诉中诊断及症状进行自动判别预警；仅1篇针对预测研究，为蒙古国开展的基于传染病监测数据预测研究。36篇文献的分析方法包括描述性分析法、基于时间的预警模型（如回归分析法、固定阈值法、休哈特控制图法及累积和控制图法）和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结论:未来RFS监测体系方向应聚焦已知病原和可能的未知病原监测预警相结合的模式，可进一步完善预警系统设计，实现无感化病例监测与早期预警，应用当下的信息抓取技术和智能建模方法，提高RFS监测预警的敏感度和特异性。

目的:分析我国6个省19个城市男男性行为人群（MSM）HIV-1基因亚型分布及抗病毒治疗前耐药情况。方法:2019年4-11月，在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6个省19个城市收集未接受抗病毒治疗MSM HIV-1感染者的血浆样本574份，提取RNA，反转录后经巢式PCR扩增HIV-1 pol 基因区片段。PCR 产物测序后进行序列分析，构建系统进化树判定病毒基因亚型，提交斯坦福耐药数据库分析耐药。 结果:有479份样本PCR扩增成功并获得核酸序列，检出的HIV-1基因亚型有9种，其中CRF01_AE（43.4%）和CRF07_BC（36.3%）所占比例较大，随后依次为B（6.3%）、CRF55_01B（5.9%）、CRF59_01B（0.8%）、CRF65_cpx（0.8%）、CRF103_01B（0.4%）、CRF67_01B（0.4%）和CRF68_01B（0.2%）；另有26份（5.5%）样本的基因亚型为未知亚型。不同省份之间的基因亚型构成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4.141， P<0.001）。总体抗病毒治疗前耐药率为4.6%（22/479），其中对非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和蛋白酶抑制剂的耐药率分别为3.5%（17/479）、0.8%（4/479）和0.2%（1/479）。新近感染者的抗病毒治疗前耐药率高于长期感染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634， P=0.031）。 结论:我国6个省19个城市MSM 的HIV-1感染者中HIV-1基因亚型多样化，不同省份之间的基因亚型构成比不同；整体抗病毒治疗前耐药率处于低水平，但新近感染者的耐药率较高，建议重点加强此类人群的耐药监测。

目的:通过贝叶斯网状Meta分析评估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和靶向药物对可切除黑素瘤的治疗效果。方法:通过PubMed、Embase和Cochrane数据库检索可切除黑素瘤辅助治疗的随机对照试验。基于风险比，应用贝叶斯固定效应模型对无复发生存期进行网状Meta分析来评估相对治疗效果。通过StataSE 15和OpenBUGS 3.2.3软件对数据进行综合分析。结果:共纳入6篇文章，包括5 587例患者和7种治疗方法。其中Ⅲ期亚组5 019例，存在溃疡亚组2 085例，不存在溃疡亚组2 629例，BRAF突变亚组2 054例；7种治疗分别为手术 + 观察或安慰剂、手术 + dabrafenib联合trametinib辅助治疗、手术 + nivolumab辅助治疗、手术 + ipilimumab辅助治疗、手术 + pembrolizumab辅助治疗、手术 + bevacizumab辅助治疗以及手术 + vemurafenib辅助治疗。在网状Meta分析中，dabrafenib联合trametinib（ HR 0.47，95% CI 0.39 ~ 0.57）、nivolumab（ HR 0.49，95% CI 0.36 ~ 0.65）和pembrolizumab（ HR 0.57，95% CI 0.43 ~ 0.75）辅助治疗在改善无复发生存期上明显比单纯手术治疗更有效；Ⅲ期和存在溃疡的可切除黑素瘤患者亚组分析结果与上述网状Meta分析相同。不存在溃疡的可切除黑素瘤亚组分析中，vemurafenib（ HR 0.48，95% CI 0.29 ~ 0.79）、dabrafenib联合trametinib（ HR 0.48，95% CI 0.33 ~ 0.70）和nivolumab（ HR 0.50，95% CI 0.31 ~ 0.79）辅助治疗较单纯手术治疗可显著延长患者的无复发生存期，但pembrolizumab（ HR 0.69，95% CI 0.45 ~ 1.06）并没有比单纯手术治疗效果更好。在BRAF突变的黑素瘤亚组分析中，与单纯手术相比，bevacizumab（ HR 0.60，95% CI 0.43 ~ 0.85）、dabrafenib联合trametinib（ HR 0.47，95% CI 0.38 ~ 0.57）、pembrolizumab（ HR 0.59，95% CI 0.38 ~ 0.92）和vemurafenib（ HR 0.65，95% CI 0.50 ~ 0.85）辅助治疗均能明显延长患者的无复发生存期。采用网状Meta分析对各种辅助治疗进行排序，dabrafenib联合trametinib在网状Meta分析中以及Ⅲ期亚组、存在溃疡亚组和BRAF突变亚组中排第一的可能性最大，而不存在溃疡的亚组分析中，vemurafenib排第一的可能性最大。 结论:对于存在溃疡或BRAF突变的可切除黑素瘤患者，dabrafenib联合trametinib是最佳辅助治疗；对于BRAF突变状态未知或野生型的可切除黑素瘤患者，nivolumab是最佳辅助治疗。

目的:分析Ⅰ～Ⅲ期脉络膜黑色素瘤患者的预后影响因素，构建临床预测模型。方法:横断面研究。收集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监测、流行病学和最终结果(SEER)数据库中2004—2015年确诊为脉络膜黑色素瘤3 724例的临床资料。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按照7∶3的比例，将患者分成训练集(2 606例)与验证集(1 118例)。应用多因素Cox回归分析及逐步法筛选Ⅰ～Ⅲ期脉络膜黑色素瘤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并构建列线图模型。用一致性指数(C-index)、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下面积(AUC)、校准曲线、净重新分类指数(NRI)、综合判别改善指数(IDI)和决策曲线分析(DCA)评价列线图的预测性能。结果: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影响脉络膜黑色素瘤患者的独立危险因素，分别为年龄(>50～71岁： HR＝1.534，95% CI: 1.231～1.912， P<0.001；>71岁： HR＝2.055，95% CI: 1.612～2.618， P<0.001)；组织学分型(混合细胞型： HR＝1.107，95% CI：0.842～1.456， P<0.001；梭形细胞型： HR＝0.471, 95% CI: 0.335～0.664， P<0.001；上皮细胞型： HR＝1.276, 95% CI: 0.873～1.865， P＝0.208)；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分期(AJCC)(Ⅱ期： HR＝1.792, 95% CI: 1.462～2.196， P<0.001；Ⅲ期： HR＝3.562, 95% CI: 2.853～4.446， P<0.001)；未放疗或未知组( HR＝1.384, 95% CI: 1.024～1.871， P＝0.035)；未手术或未知组( HR＝0.658, 95% CI: 0.506～0.855， P＝0.002)；未化疗或未知组( HR＝0.516，95% CI: 0.342～0.778， P＝0.002)。训练集及验证集的C-index分别为0.700、0.705。校准曲线显示在训练集与验证集中3和5年预测模型的预测概率与观测概率基本一致。训练集3年、5年AUC分别为：0.752、0.733，验证集AUC分别为：0.751、0.736。训练集3年、5年的NRI值分别为：0.231(95% CI：0.175～0.381)，0.280(95% CI：0.219～0.397)；验证集NRI值：3年0.350(95% CI：0.206～0.459)，5年0.453(95% CI：0.277～0.549)。训练集3年、5年的IDI值分别为0.026和0.035，验证集IDI值3年为0.038，5年为0.040。DCA显示预测模型在不同阈值下提供的净收益均高于AJCC分期系统。 结论:基于年龄、AJCC分期、组织学分型、放疗、手术、化疗6个独立预后因素构建的预测模型，能有效预测Ⅰ～Ⅲ期脉络膜黑色素瘤患者的特异性生存率。

目的:总结新生儿人型支原体脑膜炎的临床特点、诊治方法及预后。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6月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新生儿科收治的1例人型支原体脑膜炎早产儿的临床资料和诊治经过。并以“人型支原体”和“脑膜炎”和“新生儿”为检索式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以“（ Mycoplasma hominis）AND（meningitis OR central nervous system OR cerebrospinal fluid）AND（newborn）”为检索式在PubMed数据库检索自建库至2021年5月报道的临床资料完整的病例。总结人型支原体脑膜炎的临床特点、辅助检查、诊治及预后情况。采用两样本秩和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本例早产儿胎龄27周 +4，生后7 d起反复低热、呼吸暂停，脑脊液常规提示中性粒细胞为主的白细胞增多，考虑化脓性脑膜炎，予经验性抗生素治疗无好转。因“生后呼吸困难32 d，反复发热25 d”转入本院。入院后脑脊液送检宏基因组二代测序检出人型支原体，予红霉素治疗无效，改氯霉素治疗18 d，未发现药物不良反应，最终好转出院。共检索到符合条件的外文文献21篇（22例患儿），未检索到中文文献，加本例患儿共23例。早产儿14例，足月儿8例，性别不详1例；阴道分娩娩出19例；中位发病日龄11.0 d（ P25～ P75：7.0～18.0 d）。首发症状主要为发热、惊厥、易激惹和呼吸暂停。辅助检查：血常规白细胞计数升高10例，C-反应蛋白升高7例。脑脊液白细胞计数升高19例，蛋白升高20例，葡萄糖下降13例。确诊方法：16S RNA聚合酶链反应基因扩增技术8例，血清抗体检测7例，培养+镜检2例，单纯培养2例，支原体检测试剂盒和宏基因组二代测序技术各1例。治疗：选用四环素类、喹诺酮类、氯霉素类、林可酰胺类等一种或多种联合用药，另有2例未用特殊抗支原体药但好转。并发症：脑积水15例，颅内出血8例，脑缺血梗死4例，脑脓肿2例。预后：未知3例，预后良好4例，预后不良16例。预后良好患儿开始敏感抗生素治疗的中位时间为确诊后4.5 d（3.6～5.0 d），早于预后不良患儿［16.8 d（7.0～25.0 d）］（ Z=－2.27， P=0.023）。 结论:人型支原体感染临床表现非特异，临床考虑颅内感染但经验性抗生素治疗无效的患儿需警惕该病可能。宏基因组二代测序有助于检出人型支原体。人型支原体感染可选用氯霉素治疗。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s）的原理是通过靶向T细胞/肿瘤细胞表面的免疫检查点，恢复免疫系统对肿瘤的攻击，属于肿瘤免疫治疗。ICIs治疗会诱发包括1型糖尿病（T1DM）在内的多种免疫紊乱。ICIs诱导的1型糖尿病（ICIs-T1DM）的特点是β细胞迅速破坏，最早可发生在ICIs治疗后5 d。然而，ICIs-T1DM的临床危险因素及其对患者生存的影响仍未知。因此，研究者使用了Optum的数据库，对2017—2020年期间接受ICIs治疗的肿瘤患者进行发病率和临床特征的评估。该研究纳入的ICIs类型包括抗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抗原-4（CTLA-4）单药治疗、抗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抗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D-L1）单药治疗或抗CTLA-4加抗PD-1/抗PD-L1联合治疗。使用Fine-Gray竞争风险模型及原因特异性风险模型来研究患者/治疗特征与ICIs-T1DM之间的相关性。纳入的危险因素包括人种、年龄、性别、既往其他类型糖尿病史、肿瘤类型、ICIs治疗方式、共病指数（CMI）、吸烟史、既往其他免疫抑制药物使用史。使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并把ICIs-T1DM作为时变协变量来评估ICIs-T1DM对生存的影响。结果发现在30 337例接受ICIs的肿瘤患者中有261例（0.86%）发生了T1DM。与抗PD-1/抗PD-L1单药治疗相比，抗CTLA-4加抗PD-1/抗PD-L1联合治疗增加了T1DM的患病风险（ HR=1.62；95% CI：1.15~1.26）。年龄较轻（年龄每减少5年 HR增加1.19，95% CI：1.13~1.25）和既往存在其他类型的糖尿病史（ HR=4.48；95% CI：3.45~5.83）是ICIs诱发T1DM的风险因素；而既往使用过其他免疫抑制药物史可降低ICIs-T1DM的发病风险（ HR=0.57；95% CI：0.34~0.95）。ICIs-T1DM的发展对肿瘤患者的生存影响无统计学意义。

目的:探讨江苏省开展胰十二指肠切除术的手术情况和围手术期结局，分析术后90 d死亡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2021年3月至2022年12月江苏省胰腺专病质量控制中心中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21家大型三甲医院收治的2 886例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1 732例，女1 154例；年龄为65（57，71）岁。江苏省胰腺专病质量控制中心在江苏省胰腺疾病质量控制项目的框架之下，采用多中心注册登记研究方法，建立全省统一胰十二指肠切除电子数据库。观察指标：（1）临床特征。（2）术中和术后情况。（3）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90 d内死亡的影响因素分析。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 Q1， Q3）或 M（IQR）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构成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 χ2检验连续性校正、Fisher确切概率法。约登指数最大值确定连续变量最佳分界值。单因素分析根据数据类型采用对应的统计学方法。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多元回归模型。 结果:（1）临床特征。2 886例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患者中，2021年和2022年分别为1 175例和1 711例。21家医院中，8家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年均手术量<36例，10家年均手术量为36~119例，3家年均手术量≥120例。年均手术量≥36例的13家医院施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2 584例，占总数89.536%（2 584/2 886）；年均手术量≥120例的3家医院施行胰十二指肠切除术1 357例，占总数47.020%（1 357/2 886）。（2）术中和术后情况。2 886例患者中，手术入路为开腹2 397例、微创488例、未知1例；保留幽门情况为保留871例、未保留1 952例、未知63例；联合脏器切除情况为联合任何脏器切除305例（含血管切除209例）、未联合脏器切除2 579例、未知2例。2 885例手术时间为290（115）min，2 882例术中出血量为240（250）mL，2 880例术中输血率27.153%（782/2 880）。2 886例患者中，侵入性治疗率为11.342%（327/2 883）、非计划重症监护室治疗率为3.087%（89/2 883）、再次手术率为1.590%（45/2 830），术后住院时间为17（11）d，住院死亡率为0.798%（23/2 882），2 083例有严重并发症资料的挽救失败率为6.529%（19/291）。2 477例患者获得术后90 d随访，术后90 d病死率为2.705%（67/2 477）。2 886例患者术后并发症情况，总并发症发生率为58.997%（1 423/2 412），严重并发症发生率为13.970%（291/2 083），2 078例综合并发症指数为8.7（22.6）。（3）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90 d内死亡的影响因素分析。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70岁、术后侵入性治疗、术后非计划重症监护室治疗是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90 d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2.403，2.609，16.141，95%可信区间为1.281~4.510，1.298~5.244，7.119~36.596， P<0.05）；医院年均手术量≥36例是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90 d内死亡的独立保护因素（优势比=0.368，95%可信区间为0.168~0.808， P<0.05）。 结论:江苏省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在部分医院高度集中，术后并发症发生率高，术后90 d死亡风险显著高于住院死亡风险。年龄≥70岁、术后侵入性治疗、术后非计划重症监护室治疗是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90 d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医院年均手术量≥36例是术后90 d死亡的独立保护因素。

患者，男，8岁，吉林长春人。患儿出生后新生儿期黄疸消退延迟，11月龄出现无明显诱因发热伴尿色加深，血常规：HGB 67 g/L，平均红细胞体积（MCV）92.7 fl，平均血红蛋白含量（MCH）29.0 pg，平均血红蛋白浓度（MCHC）313 g/L，网织红细胞比值13.91%，网织红细胞计数0.037×10 12/L；肝功能：总胆红素（TBIL）19.8 μmol/L，直接胆红素（DBIL）12 μmol/L，间接胆红素（IBIL）7.8 μmol/L。外周血涂片：杆状核粒细胞2%，分叶核粒细胞26%，淋巴细胞62%，单核细胞6%，嗜酸分叶核粒细胞2%，异型淋巴细胞2%，已成熟红细胞大小不一，球形红细胞13%，易见泪滴状、盔甲状、棒状等异形红细胞碎片。血红蛋白电泳：HbA 69.9%，HbA 2 2%，HbF 18.4%，HbE 6.6%，Hb-S/D 3.1%，中国人常见17种β珠蛋白基因点突变检测提示β N/β N。自身免疫性抗体：IgM 14.9 U/ml，抗核抗体弱阳性，其余抗体阴性。骨髓涂片：增生活跃，红系增生旺盛，有核红细胞形态大致正常，偶见双核中幼红细胞，分裂红细胞易见，部分成熟红细胞中心淡染区缩小，部分成熟红细胞中空明显，可见变形，可见H-J小体，点彩红细胞易见。输注洗涤红细胞维持HGB为90~100 g/L，患儿尿色加深症状无改善。患儿4岁时出现肝脾肿大症状，腹部B超：肝右锁骨中线肋缘下2.4 cm，脾左肋缘下2.9 cm；尿常规：尿胆红素（++）。为明确诊断，患儿前来本实验室。签署知情同意书后抽取患儿及其父母外周血进行表型及基因型分析。检测结果提示患儿表现为大细胞性贫血，血常规：HGB 76 g/L，MCV 105.57 fl，MCH 30.08 pg，MCHC 276 g/L；高效液相色谱法行血红蛋白电泳：HbF 18.4%，HbA 2 2.0%，HbS 9.7%，利用本实验室建立的毛细管区带快速电泳法测定α和β珠蛋白链提示患儿有异常血红蛋白。患儿常规的地中海贫血基因检测阴性（3种中国人群常见的缺失型α地贫基因、3种中国人群常见的非缺失型α地贫基因和17种中国人群常见的β地贫基因），为了检测患儿是否存在未知突变，对整个β珠蛋白基因进行了DNA测序，测序结果提示患儿携带β珠蛋白基因的罕见错义突变CD88（T>C）。而患儿父母表现出正常的血液学表型：患儿父亲HGB 161 g/L、HbF 1.1%、HbA 2 3.0%，患儿母亲HGB 136 g/L、HbF 1.0%、HbA 2 2.5%；常规地中海贫血基因检测也均为阴性，且测序发现父母双方都没有携带患儿所携带的罕见的错义突变CD88（T>C）。考虑患儿是由于自发突变引起的HBB基因突变，经查询数据库该突变引起异常血红蛋白Hb Santa Ana，该异常血红蛋白案例在国外有过报道，该突变携带患者多表现出大细胞性贫血伴随异常血红蛋白。对患儿进行随访，目前血红蛋白维持在90~100 g/L，肝脾肿大未有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