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冠状动脉(冠脉)痉挛合并阻塞性狭窄患者的临床特点及支架植入对其预后的影响.方法 采用回顾性观察性研究方法,选取南京江北医院2009年6月至2021年6月入院诊断冠脉痉挛综合征(CASS)的患者44例,根据冠脉造影(CAG)检查结果中,痉挛冠脉是否存在直径≥50％的狭窄,分为冠脉痉挛合并阻塞性狭窄组(n=24)和冠脉痉挛无阻塞性狭窄组(n=20),观察药物治疗或联合支架植入的疗效,随访观察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或死亡情况.结果 冠脉痉挛合并阻塞性狭窄组与不合并阻塞性狭窄组性别、年龄、危险因素(高血压、糖尿病、酗酒、吸烟)、实验室检查指标[血糖(Glu)、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总胆固醇]、心肌损伤标志物[心肌肌钙蛋白T(cTnT)、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峰值、射血分数(EF)、心电图下壁ST段抬高比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冠脉痉挛合并阻塞性狭窄24例中,5例(20.83％)药物治疗,19例(79.17％)行PCI[其中15例(78.95％)在痉挛伴狭窄冠脉实施,4例(21.05％)在非痉挛冠脉实施].痉挛冠脉无狭窄20例中,16例右冠脉(RCA)痉挛(其中13例RCA完全正常伴痉挛,3例伴20％～30％狭窄),4例左前降支(LAD)痉挛(2例完全正常,2例伴30％～40％狭窄),仅1例(5.00％)在非痉挛冠脉行PCI.冠脉痉挛合并阻塞性狭窄组随访24～129(64.13±29.80)个月,心绞痛复发4例,支架内狭窄1例,1例支架极晚期血栓导致急性心肌梗死行紧急PCI.冠脉痉挛无狭窄组随访30～168(64.75±32.54)个月,心绞痛复发7例,死亡1例,两组MACE的发生率(25.00％vs 40.0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冠脉痉挛合并阻塞性狭窄患者可选择药物联合支架植入治疗,能取得良好预后,但应在腔内影像指导下实施.

目的:观察冠状动脉支架置入1年后发生急性心肌梗死患者院内及出院1年生存及预后。方法:入选2015年1月至2018年2月冠状动脉支架置入1年后发生急性心肌梗死并完成冠状动脉造影患者共329例。根据急性心肌梗死靶病变是否与支架相关分组，分为极晚期支架内血栓组（VLST组）240例，冠状动脉原发原位病变组（denovo组）89例，对比两组患者住院期间及出院1年的终点事件。主要研究终点包括心源性死亡，再发急性心肌梗死。次要研究终点包括靶病变血运重建（TLR），再次支架内血栓，心力衰竭，卒中。结果:冠状动脉支架置入1年后发生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约72.9%（绝对值240/329）由极晚期支架内血栓引起。住院期间主要研究终点及次要研究终点两组无显著差异（3.3%比3.4%， P=0.987）（5.4%比4.5%， P=0.956）。平均随访1年，主要研究终点两组无显著差异。次要研究终点事件及TLR发生率VLST组高于denovo组（16.3%比6.7%， P=0.026）（9.6%比2.2%， P=0.026）。Kaplan-Meier生存分析表明1年累积无主要终点事件生存率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124），1年累积无次要终点事件生存率VLST组低于denovo组（ P=0.004）。COX回归分析表明心功能≥Ⅲ级（Killip′s），VLST是冠状动脉支架置入1年后发生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发生终点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术后血流TIMI 3级是其独立保护性因素。 结论:与原发原位急性心肌梗死比较，VLST致急性心肌梗死患者院内终点事件无显著差异。1年随访发现VLST致急性心肌梗死患者预后较差，接受靶病变血运重建比例较高。合并心功能≥Ⅲ级（Killip′s）及VLST患者预后较差，术后血流TIMI 3级患者预后较好。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已经成为冠心病的主要血运重建方法之一。随着药物洗脱支架的应用，支架内新生动脉粥样硬化成为了晚期和极晚期支架内再狭窄、血栓形成的主要原因。支架内新生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发展与多种复杂的因素相互作用有关，涉及原有的动脉粥样硬化程度、范围、支架置入术后血管内皮愈合反应、反复的炎症反应、血小板活化和不良的免疫反应。探讨支架内新生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病机制，对预防支架内再狭窄、改善临床预后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目前正在研究的多种技术方法，包括新型支架、介入器械、药物输送方式、药物疗法和策略、影像学指导下的支架置入术，可以用来改善药物洗脱支架相关的不良结果。该综述旨在提供防治支架内新生动脉粥样硬化的研究进展，重点讨论支架内新生动脉粥样硬化的病理机制及防治策略。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已经成为冠心病的主要血运重建方法之一.随着药物洗脱支架的应用,支架内新生动脉粥样硬化成为了晚期和极晚期支架内再狭窄、血栓形成的主要原因.支架内新生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发展与多种复杂的因素相互作用有关,涉及原有的动脉粥样硬化程度、范围、支架置入术后血管内皮愈合反应、反复的炎症反应、血小板活化和不良的免疫反应.探讨支架内新生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病机制,对预防支架内再狭窄、改善临床预后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目前正在研究的多种技术方法,包括新型支架、介入器械、药物输送方式、药物疗法和策略、影像学指导下的支架置入术,可以用来改善药物洗脱支架相关的不良结果.该综述旨在提供防治支架内新生动脉粥样硬化的研究进展,重点讨论支架内新生动脉粥样硬化的病理机制及防治策略.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的介入治疗极大推动了心脏病学的发展[1-4],近40年经历了数次跨越式发展.1977年世界上首例经皮冠状动脉(冠脉)腔内血管成形术(PTCA)由Gruentzig教授完成,10年后,Sigwart教授于1986年完成了世界首例冠脉支架置入术,随后金属裸支架、药物洗脱支架等相继应用于临床.近年来研究发现,药物支架存在增加患者晚期支架内血栓形成的风险,这些不良事件的发生与药物支架释放的药物抑制或延长了血管内皮细胞的修复时间,使内皮覆盖时间延迟,血小板聚集风险增加,加重了支架内晚期血栓形成的风险,使患者晚期心血管事件增加.生物可吸收支架(BRS)应用而生,标志着冠脉介入治疗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是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心血管疾病.近年来其主要的治疗手段是将血管内支架植入到病变部位,支撑血管并重建血运.然而,大量研究表明,血管内支架植入的介入操作、抗增殖药物释放均会对血管内皮造成极大的损伤,大大增加了支架内再狭窄和晚期血栓形成的风险.维持血管内皮的完整和正常功能可明显降低支架植入带来的一系列风险.研究表明,干细胞动员、归巢、分化、增殖是血管内支架植入后血管内皮修复的主要机制,多种血管内因子、力学微环境变化等均参与此过程,进而影响植入部位的再内皮化.本文对支架植入造成血管内皮损伤的过程、损伤后的修复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等进行详细阐述,并分析总结其修复策略,为深入理解支架内再狭窄、血管内皮化延迟和晚期血栓形成的机制以及新型药物洗脱支架和生物可降解支架的设计提供参考.

目的:总结极晚期支架内血栓(VLST)的临床特征,分析其形成原因.方法:分析6928例行药物洗脱支架(DES置入术患者中VLST的发生率,记录VLST男女构成比、发病年龄、可能的发病诱因、VLST发生时的药物使用情况、发病时临床表现、置人药物洗脱支架后血栓发生时间、VLST形成的支架类型、第1次PCI术后治疗药物类型和时间、冠脉造影结果、再次急诊置人支架后冠脉血流分级及转归,分析VLST的形成原因.结果:6 928例DES置人术患者中17例发生VLST,发生率为0.24％;男:女为12:5,年龄49 ～78岁,82.35％患者有长期大量主(被)动吸烟;VLST发生时,88.24％患者完全停用氯吡格雷,VLST患者均表现为急性ST段抬高性心肌梗死(STEMI),置入药物洗脱支架后血栓发生时间为403 580 d,15例为三支或双支冠状动脉支架置入,88.24％为Simlimus药物洗脱支架,均为单支冠脉支架内血栓形成;第1次PCI术后均接受氯吡格雷+阿司匹林抗血小板治疗1 ～1.5年,除1例患者后降支(PDA)慢性闭塞,其他冠脉支架通畅;17例患者均再次行急诊支架置人,置人后TIMI血流3级,住院期间死亡率为11％.结论:VLST在临床极为少见,常致STEMI,急诊冠脉介入为首选治疗方法.

在冠状动脉介入治疗领域,药物涂层球囊(drug-coated balloon,DCB)是一项新兴的技术.DCB的发展旨在克服药物洗脱支架(drug-eluting stent,DES)的不足之处.DES的缺点在于其在某些病变处无法植入;DES植入后,需要长时程的双联抗血小板治疗,从而导致出血风险增加;而且,DES植入后,血管内皮修复缓慢,从而晚期和极晚期支架内血栓风险增加.目前,已有许多临床试验证实了DCB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特别是DCB在冠状动脉小血管中的应用.文章对DCB的基本概念、发展和演变,以及DCB在冠状动脉小血管中应用的相关临床研究进行综述.

目的 探讨植入金属裸支架(BMS)治疗急性冠脉综合征(ACS)患者的长期疗效和安全性.方法选择2000—2005年北华大学附属医院住院植入BMS随访资料完整的ACS患者491例为研究对象,均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植入BMS.经住院冠状动脉造影随访、门诊随访或电话随访,记录主要终点事件.结果 平均随访(95±39)个月,随访期间累积171例发生主要心脏不良事件(MACE),MACE发生率为34.83%,年均MACE发生率为4.38%.死亡68例(13.85%),靶病变血管重建71例(14.46%),靶血管重建28例(5.70%),晚期支架内血栓(LST)和极晚期支架内血栓(VLST)0例,心力衰竭2例(0.41%),冠状动脉旁路移植2例(0.41%).发生支架内再狭窄106例(21.59%),支架节段内再狭窄60例(12.22%),支架内再狭窄合并支架节段内再狭窄127例(25.87%).结论 植入BMS治疗ACS患者,远期MACE、LST、VLST发生率较低,安全性较好.

目的 评价生物可降解涂层钴铬合金雷帕霉素洗脱支架FIREHAWK治疗中等复杂冠状动脉病变(包括小血管病变、长病变和多支病变)的长期安全性和有效性,并探讨SYNTAX评分对其长期预后的预测价值.方法 TARGETⅡ研究是一项前瞻性、多中心、单臂临床研究.国内24个医学中心参与,2011年8月至2012年2月期间共入选新发冠状动脉(冠脉)病变患者730例,全部接受FIREHAWK支架治疗.收集患者一般临床资料(包括糖尿病、小血管病变、长病变以及多支病变).主要终点为靶病变失败(TLF)作为器械源性复合终点,包括心原性死亡、靶血管心肌梗死(TV-MI)及缺血驱动的靶病变血运重建(TLR).次要终点,其一为患者源性复合终点,包括全因死亡、心肌梗死、随访期再次血运重建;另一个为美国和欧洲学者组成的学术研究联盟(ARC)定义的确定或可能的支架内血栓(包括早期、晚期和极晚期).对参考血管直径≥1.5 mm的血管中每个>50％狭窄的病变均进行SYNTAX评分,≤7分为低分、>7分且≤12分为中分、>12分为高分.临床随访直至术后5年.采用多因素Cox回归分析不同因素对主要终点的影响.结果 本研究共入选患者730例,SYNTAX评分(10.9±6.9)分,完成5年随访的患者683例(93.6％).发生TLF 58例(8.5％),包括心原性死亡14例(2.0％)、靶血管相关心肌梗死30例(4.4％)、缺血驱动的靶病变血运重建23例(3.4％).发生患者源性复合终点112例(16.4％),确定或可能的支架内血栓5例(0.7％).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糖尿病(HR=1.123,95％CI 0.623～2.026,P=0.699)、小血管病变(HR=0.909,95％CI 0.526～1.570,P=0.732)、长病变(HR=1.561,95％CI 0.922～2.640,P=0.097)以及多支病变(HR=1.062,95％CI 0.611～1.846,P=0.830)不增加TLF风险,且SYNTAX评分高不增加TLF风险(中分比低分HR=1.203,95％CI 0.607～2.385,P=0.597;高分比低分HR=1.548,95％CI 0.829～2.892,P=0.171).结论 新型生物可降解涂层的FIREHAWK支架,对于中等复杂冠状动脉病变患者的长期安全性和有效性较好.SYNTAX评分对于FIREHAWK支架术后TLF预测价值有限.临床试验注册号Clinical Trial.gov,NCT0141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