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外周动脉疾病腔内治疗技术的发展，紫杉醇药物洗脱支架和药物涂层球囊广泛应用于临床，国内外的研究结果均证明紫杉醇载药器械在降低血管再狭窄方面具有良好的临床效果。然而，紫杉醇载药器械的临床安全性遭遇挑战，有研究结果表明，紫杉醇载药器械可能增加患者的远期病死率，但亦有研究结果肯定了紫杉醇载药器械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导致这一话题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紫杉醇涂层器械是否增加远期死亡风险，紫杉醇剂量和病死率有无相关性，以及紫杉醇载药器械的药代动力学等安全性问题仍需进一步探讨。

目的:探讨血清单核细胞CX3C趋化因子受体（CX3CR1）在冠状动脉狭窄性疾病诊断及对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预后的评估作用。方法:选取2018年1月至2019年5月于海阳市人民医院经冠状动脉造影（CAG）确诊冠状动脉血管狭窄 ≥ 50%并行PCI治疗且随访至2021年5月的冠状动脉狭窄性疾病患者101例为研究对象（观察组），选取同期健康体检者34例设为对照组，并根据末次随访结果将观察组患者分为术后支架内再狭窄（ISR）组（ n=28）、非ISR组（ n=73）。检测CX3CR1表达量，统计心脏不良事件发生率，评估CX3CR1诊断冠状动脉狭窄性疾病和预测心脏不良事件发生率的曲线下面积（AUC）、敏感度、特异度。 结果:观察组CX3CR1表达量为（3.95±1.05）μg/L，高于对照组的（2.30±0.65）μg/L（ t=2.87， P < 0.05）。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显示，CX3CR1诊断冠状动脉狭窄性疾病的AUC为0.892，敏感度为75.2%、特异度88.2%。ISR组非致死性心肌梗死、心绞痛、心力衰竭、心源性死亡等发生率均高于非ISR组（χ 2=8.06、7.17、8.06、7.17，均 P < 0.05）。ROC曲线分析显示，CX3CR1预测非致死性心肌梗死、心绞痛、心力衰竭、心源性死亡的AUC值分别为0.786、0.895、0.997、0.887。 结论:CX3CR1在冠状动脉狭窄性疾病中呈高表达，能为其诊断和预后评估提供参考。

目的:构建携带含Krüppel样因子4(KLF4)基因的重组慢病毒载体，建立KLF4基因过表达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株(BMSCs)，并观察颈动脉损伤后血管增生的变化。方法:以慢病毒为载体介导KLF4基因转染BMSCs。选用10周龄SD大鼠24只，随机分为3组，分别为假手术组、模型组、KLF4组(注入KLF4修饰的BMSCs细胞)。采用球囊导管构建大鼠颈动脉内皮损伤的动物模型，于14 d后股动脉放血处死大鼠，并采用苏木精-伊红(HE)染色法观察各组颈总动脉血管壁厚度变化及形态学变化；采用Griess法检测各组实验大鼠血清中一氧化氮(NO)的含量；采用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检测大鼠颈动脉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eNOS)、KLF4蛋白的表达水平。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模型组内皮细胞增生高于假手术组(1.68±0.29比0.01±0.01， F＝244.345，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KLF4组内皮细胞增生低于模型组(0.14±0.01比1.68±0.29， F＝244.345， P<0.05)。模型组血清中NO浓度明显低于假手术组(7.22±1.40比21.29±1.83， F＝171.000，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KLF4组NO浓度明显高于模型组(16.34±1.33比7.22±1.40， F＝171.000，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Western blot显示，KLF4/β-肌动蛋白(β-actin)在假手术组、模型组和KLF4组中的比值分别为0.564±0.015、0.626±0.023、0.916±0.04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25.121， P<0.05)；eNOS/β-actin在假手术组、模型组和KLF4组中的比值分别为0.852±0.043、0.383±0.017、0.707±0.01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223.879， P<0.05)。 结论:KLF4可正性调节eNOS的表达，从而增加血管中NO的浓度，通过抑制血管内皮细胞的迁移和增殖来抑制颈动脉损伤造成的血管狭窄。

目的:对比吲哚布芬与阿司匹林预防非体外循环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后1年桥血管再狭窄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队列研究，选取2016年12月—2018年12月北京安贞医院收治的152例接受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治疗的患者，根据术后抗血小板方案分为吲哚布芬组及阿司匹林组。吲哚布芬组患者术后接受吲哚布芬及氯吡格雷治疗，阿司匹林组患者术后接受阿司匹林及氯吡格雷治疗。收集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等基本临床资料。术后随访1年，比较两组患者术后1年大隐静脉桥血管及乳内动脉桥血管再狭窄的发生情况、心脏不良事件发生情况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两组患者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前及术后1年凝血指标纤维蛋白原（FIB）、D-二聚体（D-D）、血清血栓调节蛋白（TM）及凝血酶激活纤溶抑制物（TAFI）水平。结果:吲哚布芬组76例，男性57例（75.0%），年龄（60.3±6.6）岁；阿司匹林组76例，男性62例（81.6%），年龄（59.7±7.2）岁，两组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随访期间失访3例，吲哚布芬组完成随访的有74例，阿司匹林组75例。吲哚布芬组共移植268条桥血管，阿司匹林组共移植272条。术后1年，吲哚布芬组大隐静脉桥血管及乳内动脉桥血管通畅率分别为94.5%（189/200）和97.1%（66/68），阿司匹林组大隐静脉桥血管及乳内动脉桥血管通畅率分别为91.3%（189/207）和96.9%（63/65）；两组大隐静脉桥血管及乳内动脉桥血管通畅率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282、0.345， P>0.05）。吲哚布芬组和阿司匹林组心脏不良事件总发生率分别为5.4%（4/74）和6.7%（5/7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126， P>0.05）。吲哚布芬组术后1年胃肠道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4.1%（3/74），低于阿司匹林组的13.3%（10/7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4.547， P<0.05）。两组患者FIB、D-D、TM及TAFI水平均低于术前（ P<0.05），术前及术后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吲哚布芬与氯吡格雷联用预防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后1年桥血管再狭窄的疗效与阿司匹林与氯吡格雷联用基本相当，且吲哚布芬引起的胃肠道不良反应发生率相对较低，安全性可能更高。

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是冠心病治疗的主要方式，不论是最初的金属裸支架（BMS），还是后来的药物涂层支架（DES），均存在支架内再狭窄可能，且对小血管病变、分叉病变等治疗效果欠佳，限制其应用。近年来，药物涂层球囊（DCB）有了长足进展，为支架内再狭窄、慢性闭塞性病变（CTO）、分叉病变及小血管变等治疗提供了新的治疗方法，且可以缩短双联抗血小板时间，减少出血风险。该研究对DCB临床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目的:探讨腹腔镜手术治疗微创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胆肠吻合口狭窄的可行性及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8月至2021年7月浙江省人民医院胃肠胰外科收治的微创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发生胆肠吻合口狭窄再次行腹腔镜手术治疗的7例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性3例，女性4例，年龄(41.7±4.3)岁，年龄范围27~54岁。分析再次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并发症，门诊复查或电话随访再狭窄情况。结果:首次术后出现吻合口狭窄的时间间隔范围3~20个月，中位数9个月。7例患者胆肠吻合口狭窄均行腹腔镜手术治疗，其中5例行腹腔镜胆肠吻合口切除重建；另2例行腹腔镜原吻合口切开，取尽合并的肝内胆管结石再吻合。胆肠吻合口重建手术时间范围150~350 min，中位数180 min，术后住院时间范围5~21 d，中位数6 d，术中出血量范围20~300 ml，中位数50 ml，无术中输血。术后1例患者出现B级胆漏，穿刺引流后好转。其余患者未发生严重并发症，无围手术期死亡患者。7例患者均获随访，术后随访时间范围1~23个月，中位数8个月，无胆肠吻合口再狭窄。结论:对于微创胰十二指肠切除术后胆肠吻合口狭窄的患者，再次腹腔镜手术治疗可作为一种有效的选择。

目的:探讨下肢动脉准分子激光消融（excimer laser ablation，ELA）和机械性血栓清除（percutaneous mechanical thrombectomy，PMT）术中远端栓塞保护（distal embolic filter protection，DEFP）的应用策略。方法:收集2019年10月至2021年8月下肢动脉ELA或PMT术中进行DEFP的29例患者临床资料，回顾分析保护伞的选择、应用指征及策略，分析较大栓子捕获的高风险因素。结果:29例患者中，男21例，女8例，年龄（70.3±11.0）岁。共计29条肢体，32处病变：支架内再狭窄（ISR）5处，血栓形成或栓塞10处，慢性完全闭塞性病变（CTO）17处，根据病变性质选择减容装置。保护伞释放与回收技术成功率100%，栓子总体捕获率77.3%，较大栓子捕获率36.4%，术中远端栓塞发生率3.4%。ELA治疗高度钙化CTO病变或长段ISR病变时，较大栓子捕获率均高达60.0%，且前者较治疗非高度钙化CTO病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下肢动脉ELA和PMT术中选择性应用保护伞，对预防远端栓塞具有重要意义。

目的:探讨紫杉醇药物涂层球囊治疗冠状动脉狭窄的远期临床疗效。方法:选择辽宁省金秋医院2015年8月至2017年11月行冠状动脉内超声引导下实施紫杉醇药物涂层球囊扩张治疗的冠状动脉狭窄患者8例，患者均随访观察，并于术后12～36个月[26.5(14.5～32.5)个月]行冠状动脉造影检查。结果:8例患者均行紫杉醇药物涂层球囊扩张成形术，术中未出现影响血流的夹层，普通球囊扩张后即刻行冠状动脉内超声检查准确测量冠状动脉血管内径及病变长度，并应用紫杉醇药物涂层球囊对冠状动脉狭窄病变进行球囊扩张治疗，药物涂层球囊介入治疗的即刻成功率为100.00%，术后比术前病变狭窄程度明显减轻[20.00%(11.25%～25.00%)比90.00%(80.00%～97.75%)， H＝11.549， P<0.01]；术后比术前病变冠状动脉最小内径明显增大[2.23(2.03～2.53)mm比0.30(0.25～0.54)mm， H＝11.361， P<0.01]。术后患者住院期间无心绞痛再发、无其他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随访期间有1例患者曾再发心绞痛，程度较前减轻，经药物治疗后好转；1例患者复查冠状动脉造影显示冠状动脉再发狭窄，于原狭窄处植入支架治疗；1例患者复查冠状动脉造影显示冠状动脉血管闭塞侧支循环形成，未予治疗。 结论:紫杉醇药物涂层球囊直接用于治疗冠状动脉狭窄病变是安全有效的，提供了一个"有介入无植入"的冠心病治疗的有效手段。冠状动脉内超声检查为药物涂层球囊扩张成形治疗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保证了介入治疗的效果及安全性。紫杉醇药物涂层球囊治疗的远期效果是乐观的，而对于冠状动脉出现再狭窄的患者可以直接植入药物洗脱支架治疗。

目的:探讨机械减容技术在治疗下肢动脉硬化闭塞性病变中的应用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6月至2020年6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介入血管外科应用Rotarex机械减容治疗的52例下肢动脉硬化闭塞患者的临床资料。男性37例，女性15例，年龄（69.4±10.1）岁（范围：47~89岁）。病变位于髂动脉6例，股腘动脉42例，同时累及髂动脉和股腘动脉4例。所有患者应用Rotarex机械减容，残余狭窄>50%的患者同期行腔内血管成形术，部分患者应用药物涂层球囊，必要时植入支架。收集患者手术情况、并发症情况、术后靶血管再狭窄、再次手术情况等。数据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t检验和秩和检验，并应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术后靶血管通畅率。 结果:52例患者均成功行血运重建，技术成功率100%。所有患者行动脉腔内血管成形术，11例应用药物涂层球囊扩张；24例患者植入支架共26枚（2例植入2枚支架），其中9例为髂动脉支架，15例为股腘动脉支架，支架长度为（11.3±3.3）cm（范围：6~23 cm）。术中发生远端栓塞2例，均以大腔导管抽吸方法取出栓子。1例髂动脉病变患者术后发生靶病变急性闭塞，急诊行股动脉切开取栓术，术后恢复良好。患者住院时间（4.8±1.9）d（范围：2~9 d），出院时踝肱指数为0.81±0.16，较术前的0.34±0.16明显改善（ t=-25.160， P<0.01），卢瑟福分级为［ M（IQR）］1（1），较术前的3（1）明显降低（ Z=-6.825， P<0.01）。中位随访时间19个月（范围：6~42个月）。随访期间，2例患者因停用抗血小板药物，分别于术后2周和2个月时发现靶血管急性血栓形成，其中1例因静息痛明显再次行血运重建，另1例因消化道出血，不能行抗凝治疗，未再次手术；4例患者死亡，死亡原因为腹腔感染1例，肺癌1例，冠心病2例；13例患者超声提示靶血管病变再狭窄>50%，均位于股腘动脉，其中3例再次行腔内治疗。本组患者术后半年、1年和2年的靶血管累积通畅率分别为94.2%、87.4%和51.4%，股腘动脉病变术后半年和1年的靶血管累积通畅率分别为92.9%和84.3%。 结论:对于下肢动脉硬化闭塞性病变，采用Rotarex机械减容安全有效，与动脉腔内血管成形术联合应用可减少股腘动脉支架的应用。

目的:分析行为转变疾病教育模式对急性心肌梗死经皮冠状动脉介入(PCI)术后患者"知信行"及预后的影响。方法:选取2018年2月至2019年1月安阳市人民医院急性心肌梗死PCI患者116例，参考随机数字表法，按照1∶1比例将纳入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58例。对照组采用传统健康教育方法，观察组采用行为转变疾病教育模式。观察两组患者术后"知信行"、术后1年心血管风险分级、再狭窄率及生活质量。结果:与教育前比较，教育后两组患者健康行为相关知识、信念、执行评分均升高；且教育后，观察组上述项目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与教育前比较，术后1年两组患者心血管中高危风险构成比均下降、低危风险构成比升高；且术后1年，观察组中高危风险构成比低于对照组、低危风险构成比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1年内血管再狭窄1例、对照组4例，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生活质量良好构成比高于对照组、不佳构成比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行为转变疾病教育模式能有效规范和提高急性心肌梗死PCI术后患者"知信行"行为，使其形成良好的健康生活方式，实现降低PCI术后心血管危险层级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