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究不同富集时间、培养盐度、稀释梯度、培养基等对氯化物型昆特依高盐盐湖可培养嗜盐细菌多样性的影响,确定嗜盐细菌的最佳分离培养条件,挖掘更多的环境嗜盐细菌资源.[方法]从昆特依盐湖中采集水泥混合样本,选取 7 种培养基和 10%、18%NaCl两个盐度,采用富集培养法、平板稀释涂布法和平板分区划线法分离嗜盐菌;通过 16S rRNA基因测序与BLAST序列比对确定菌株系统分类学地位.同时采用免培养Illumina MiSeq高通量测序技术分析昆特依盐湖细菌群落结构多样性特征.[结果]免培养昆特依盐湖样本中共鉴定到细菌 39 门 64 纲 101 目 219 科 703 属,其中假单胞菌门(Pseudomonadota)、厚壁菌门(Bacillota)、拟杆菌门(Bacteroidota)和放线菌门(Actinomycetota)为主要的优势菌门.根据菌落的大小、形态、颜色、光泽度、透明度、质地、隆起状态和边缘特征等,共分离出 436 株嗜盐菌,隶属于 3 门 3 纲 6 目 9 科 28 属 77 种,其中 16 株可能为潜在新种.3 门为厚壁菌门(Bacillota)、假单胞菌门(Pseudomonadota)和放线菌门(Actinomycetota),且均为免培养测序结果中的优势菌门.在属水平上,芽孢杆菌属(Bacillus)、盐单胞菌属(Halomonas)、喜盐芽孢杆菌属(Halobacillus)、枝芽孢菌属(Virgibacillus)和卤水杆菌属(Salicola)为优势菌属.肿块芽孢杆菌属(Tuberibacillus)、越南蔷薇菌属(Rossellomorea)和谷氨酸杆菌属(Glutamicibacter)是首次从盐湖中分离得到.18%NaCl分离得到的菌株数量明显少于 10%NaCl,且多样性较低,芽孢乳杆菌科(Sporolactobacillaceae)是该条件下分出的特有菌科.7 种培养基中,1/2 RCA培养基分离效果最好.最佳富集培养时间为 0、7 和 60 d,最佳样品稀释梯度为 10-2 和 10-3.[结论]从昆特依盐湖中共分离出嗜盐细菌 3 门 3 纲 6 目 9 科 28 属 77 种.应用多种培养基,设置不同盐度、富集培养时间和稀释梯度等可显著提升可培养嗜盐菌的多样性.

柴达木盆地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为高原型巨大封闭盆地,植被以荒漠为主,兼具沼泽湿地、盐生草甸和山地草原等.为更精细地展示柴达木盆地地区植被的物种组成、群落特征及其分布格局,该研究利用2022年夏季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及2014年青藏高原资料匮乏区综合科学考察的野外数据,共157个样地,458个样方,整合为柴达木盆地植物群落样方数据集.通过数据的整理与汇编,共得到185条物种信息,其中物种数最多的科依次为菊科(39种)、禾本科(33种)、豆科(17种)、苋科(16种)及十字花科(10种),包含物种数最多的属依次为针茅属(Stipa)、蒿属(Artemisia)、黄耆属(Astragalus)、棘豆属(Oxytropis)和风毛菊属(Saussurea)等.植物生活型组成以草本居多,占78.37％;区系地理成分以亚洲中部种占优势,占41.62％.基于群落学-生态学分类原则,157个样地可以归为4个植被型组,7个植被型,11个植被亚型,40个群系.该数据集可为深入研究柴达木盆地植被特征、《中国植被志》编研、青藏高原及全国植被图绘制提供最原始的基础数据.

目的:探究两种赤霉素处理方式、不同赤霉素浓度对盐爪爪种子萌发指标的影响,旨在得出不同因素对盐爪爪萌发的作用效果,寻求提高盐爪爪萌发的最适条件.方法:采用培养皿纸上萌发法,统计种子萌发情况,计算萌发率、萌发势、萌发指数等指标.结果:(1)在提前浸种组内,随着赤霉素浓度的增加,盐爪爪种子的萌发率、萌发势、萌发指数3项萌发指标也随之增加,但萌发指标小于对照组;(2)在每日滴加组内,赤霉素浓度的变化对盐爪爪种子的萌发不具有显著影响,萌发指标均高于对照组;(3)赤霉素浓度在200～1 000 mg/L之间时,每日滴加的处理方式下盐爪爪种子萌发率在92.22%～98.89%之间,提前浸种组处理方式下盐爪爪种子萌发率在56.67%～80.00%之间,前者显著高于后者.结论:(1)在提前浸种组内,低浓度的赤霉素不具有促进盐爪爪种子萌发的作用;(2)在每日滴加组内,200～1 000 mg/L的赤霉素对盐爪爪种子的萌发指标均具有促进作用;(3)赤霉素浓度在200～1 000 mg/L之间时,每日滴加的方式更适用于盐爪爪种子的萌发.

宜居性是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的有机统一体,厘清高寒生态功能区宜居性及其阻滞因子,是精准提升生态安全屏障内宜居水平并促进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前提.基于城乡宜居性评价基本范式、顾及高寒生态功能区人居系统的独特性,从自然与人文耦合视域构建由自然环境、居住环境、设施环境、社会环境 4 个维度、8 个一级指标及 24 个二级指标组成的高寒生态功能区宜居性指标体系,以青海省 45 个县域单元为例定量评价其宜居性及阻滞因子,并探讨宜居性与生态重要性、社会经济发展状态的交互关系.结果显示:(1)青海省总体宜居水平偏低,并呈现由河湟谷地生态区、柴达木盆地生态区、环青海湖生态区、三江源生态区依次递减的地域分异;(2)宜居水平和生态重要性的空间耦合不协调,三江源生态区等生态重要区的宜居水平低,宜居水平与人口规模、经济发展均成正比;(3)青海省宜居性主要受到居住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阻滞,生态地理分区层面,在自然因子的主要制约下,三江源生态区、环青海湖生态区、柴达木盆地生态区分别受设施、居住、社会环境的强约束;(4)针对不同生态地理分区宜居性特征提出未来人口引导及宜居性优化模式,即按宜居性及社会经济生态引力明确人口集聚型、疏散型和稳定型 3 种空间集疏类型,通过人口城镇化、就业移民、教育移民等跨区域移民及就近生态移民增强宜居性与人口分布的空间适配性,以三江源生态区等弱势区域以及饮水设施、道路设施、物流配送、网络通讯等基础设施阻滞因子为重点,提升高寒生态功能区人居系统的设施配置与供给能力.

目的 了解青海省棘球蚴病的流行情况,为优化防控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2020年在青海省39个棘球蚴病流行县(Ⅰ类32个、Ⅱ类7个)开展居民、小学生、中间宿主、终末宿主监测和小学生问卷调查.每个监测县随机抽取1个或相邻几个行政村(自、然村)为监测点,监测点5年内不重复,每个监测点监测人数不少于1 000人.采用腹部超声检查居民棘球蚴病患病情况;每个监测县在监测点附近抽取1～5所小学,对1年级和6年级的所有学生进行腹部超声检查,人数不少于500人.在监测县集中屠宰场抽检本县饲养的牛或羊300～500头,肉眼观察或触摸肝、肺囊状物或硬结并进行剖检判定感染情况.多房棘球蚴病流行的监测县每个县选取10个有人群活动的区域捕捉小型啮齿类动物,每个区域不少于50只,剖检肝、肺判定多房棘球蚴感染情况.在监测县所有流行乡的每个行政村随机抽取10户养犬户,每户采集1份新鲜家犬粪样,Ⅰ类县增加无主犬、野外犬科动物粪样采集,用犬粪抗原试剂盒检测粪样棘球绦虫抗原.在开展监测的学校3～6年级抽取若干个班进行棘球蚴病防治知识和行为问卷调查,每个县不少于300人.结果 2020年,青海省共B超检查73 191人,检出棘球蚴病患者294例(含新发病例5例),总患病率为0.40％,居民和小学生的患病率分别为0.59％(276/46 922)和0.07％(18/26 269),其中Ⅰ类县居民和小学生的患病率分别为0.70％(276/39 364)和0.08％(18/22 646),Ⅱ类县居民和小学生均未检出棘球蚴病患者,Ⅰ类和Ⅱ类县居民棘球蚴病患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53.32,P＜0.01).共检查家畜11 626头,棘球蚴总感染率为0.55％(64/11 626);其中羊的感染率为0.28％(18/6 491),牛的感染率为0.89％(46/5 135).在多房棘球蚴病流行县共调查小型啮齿类动物7 121只,多房棘球蚴感染率为0.38％(27/7 121).检测家犬粪样38 496份,棘球绦虫抗原阳性率为0.54％(208/38 496),其中 Ⅰ 类和 Ⅱ 类县家犬阳性率分别为 0.63％(177/27 882)和 0.29％(31/10 614)(x2=0.07,P＞0.05);检测无主犬和野外犬科动物粪样7 253份,阳性率为0.65％(47/7 253),其中Ⅰ、Ⅱ类县的阳性率分别为0.63％(43/6 853)、1.00％(4/400)(x2=0.82,P＞0.05).共12 216名小学生参加问卷调查,棘球蚴病防治知识知晓率为97.8％(11 944/12 216),优秀率为88.6％(10 827/12 216).Ⅰ类和Ⅱ类县学生防治知识知晓率分别为 97.7％(9 865/10 096)和 98.1％(2 079/2 120)(x2=1.01,P＞0.05),优秀率分别为 89.0％(8 986/10 096)和86.8％(1 841/2 120)(x2=8.16,P＜0.01).青海省Ⅰ类流行县不同地形区棘球蚴病流行情况分析结果显示,青南地区、柴达木盆地、环湖地区和河湟谷地人群患病率分别为1.00％(261/25 980)、0.22％(21/9 354)、0.06％(10/17 200)和0.02％(2/9 446),4种地形区居民患病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271.31,P＜0.01);青南地区、柴达木盆地、环湖地区和河湟谷地家犬粪棘球绦虫抗原阳性率分别为0.56％(34/6 043)、0.92％(21/2 283)、0.94％(62/6 613)和0.46(60/12 943),环湖地区与青南地区、河湟谷地,柴达木盆地与河湟谷地之间家犬粪抗原阳性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x2=5.90、15.86,7.64;P＜0.05或P＜0.01);无主犬和野外犬科动物粪抗原阳性率分别为0.75％(24/3 190)、0.38％(3/800)、0.72％(13/1 812)和0(0/1 051),青南地区、环湖地区与河湟谷地之间无主犬和野外犬科动物粪抗原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7.95、7.58,P＜0.01).柴达木盆地牛的感染率最高,为1.71％(12/700),与青南地区(0.87％,20/2 307)、环湖地区(0.57％,7/1 228)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4.22、6.58,P＜0.05).多房棘球蚴病流行县主要分布在青南地区和环湖地区,其小型啮齿类动物棘球蚴感染率分别为0.39％(24/6 121)和0.60％(3/500)(x2=0.49,P＞0.05).结论 青海省棘球蚴病患者和新发病例均分布于青南地区的Ⅰ类流行县,传播循环尚未完全阻断,人群感染风险仍持续存在.

谱系信息是群落生态学和保育生物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为探究柴达木盆地荒漠灌丛群落谱系结构及其与环境因子的关系,该研究以柴达木盆地荒漠灌丛为对象,基于群落中物种存在与否的物种组成数据,使用R语言中picante软件包计算了灌丛群落谱系多样性指数和谱系结构指数,并且分析了谱系结构指数与年均温度、年均降水以及土壤含水量之间的关系,以揭示柴达木盆地灌丛群落物种之间的亲缘关系和群落生物多样性维持机制.结果表明:(1)柴达木盆地灌丛群落谱系结构与土壤含水量之间存在极显著相关性(P=2.77×10-6),随着土壤含水量的增加,群落谱系结构聚集程度逐渐降低,表现出生境过滤作用逐步减弱,生物间相互作用逐渐加强的变化趋势.(2)群落谱系结构与年均温度、年均降水之间无显著相关性.(3)典型荒漠生境灌丛和河谷(河漫滩)生境灌丛群落的谱系结构差异显著(P＜0.05),整体上分别表现为谱系聚集状态和谱系发散状态;河谷(河漫滩)生境灌丛群落的谱系多样性显著高于典型荒漠生境灌丛(P＜0.05).(4)将群落谱系信息应用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中,发现河谷(河漫滩)生境灌丛群落较典型荒漠生境的灌丛群落可能具有更高的保护价值.研究认为,将群落谱系研究与保育生物学理论结合将会使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更加科学有效.

本文记述了柴达木盆地陆相第四纪介形类Cyprididae科的五个新种和两个新组合,它们分别是:Amplocypris qaidamensis sp.nov.,Eucyprinotus foveatus(Popova),E.qinghaiensis sp.nov.,Heterocypris subtriangularis sp.nov.,Psychrodromus gansenensis (Huang),P.mangnaiensis sp.nov.和Trajancypris nanlingqiuensis sp.nov..其中,Amplocypris,Eucyprinotus和Psychrodromus在柴达木盆地第四系的产出,尚属首次报道.

土壤侵蚀严重威胁着区域生态安全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乃至人类的共同福祉. 采用土壤侵蚀模型(RUSLE)得到青藏高原1984-2013年的土壤侵蚀情况,并分析土壤侵蚀强度的时空变化特征,探讨不同生态系统土壤侵蚀的变化特征及原因. 结果表明,1984-2013年青藏高原的土壤侵蚀量逐年波动变化,土壤侵蚀强度由南向北逐渐减弱,剧烈侵蚀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南部(日喀则地区、拉萨市、昌都地区和山南北部地区). 其中灌木、高寒草甸和稀疏植被生态系统侵蚀强度较大;土壤侵蚀量最大的是高寒草甸生态系统(2.17 × 1010t),其次是高寒草原(1.59 × 1010t)和稀疏植被生态系统(1.30 × 1010t). 海拔3 000-4 000 m的土壤侵蚀强度最大,但土壤侵蚀量最大的是海拔4 000-5 000 m的地区. 30年里,研究区主要生态系统土壤侵蚀量有所减少(-1.78 × 108t/a). 其中,土壤侵蚀增加的区域主要包括羌塘高原南部地区和柴达木盆地外围地区;明显减少区域则分布于横断山脉-喜马拉雅山脉中部地区. 研究区主要植被生态系统覆盖度的增加有利于减少土壤侵蚀,但降雨量的改变主导了土壤侵蚀的变化. 降雨量增加导致低覆盖度且脆弱的高寒草原生态系统土壤侵蚀明显增强(增加量为1.19 × 108t/a);森林和灌木生态系统由于稳定性较高且降雨量明显减少,土壤侵蚀减弱(减少量分别为-0.77 × 108t/a和-1.65 × 108t/a);稀疏植被系统土壤侵蚀量因降雨量的略微减少而少量减少(-0.44 × 108t/a);虽然高寒草甸生态系统降雨量明显增加,但其较高的植被覆盖度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降雨侵蚀力的变化,土壤侵蚀量有所减少(-0.11 × 108t/a). 本研究揭示了青藏高原土壤侵蚀较为严重的地区、海拔及生态系统,分析了不同生态系统土壤侵蚀量变化可能的原因,可为水土流失的科学治理提供基础数据和理论参考. (图6表4 参45)

继1959年中苏古生物联合考察队在内蒙古化德地区发掘采集到大量晚中新世哺乳动物化石后,笔者的课题组于2013～2016年间在化德的土城子地点发掘采集到不少哺乳动物化石.经过修理和研究,鉴定出鹿科化石的5个种类:布氏始柱角鹿(Eostyloceros blainvillei)、三角始柱角鹿(E. triangularis)、真角鹿未定种(Euprox sp.)、化德祖鹿(Cervavitus huadeensis)和山西祖鹿(C. shanxius).其中前3个种类是在化德地区首次发现,而后两个种的牙齿材料也是在土城子地点首次记述.布氏始柱角鹿是一种较大的麂类,以其鹿角具一个粗长而内弯的主枝及一个直接从角环上伸出的较长的眉枝为特征,以前主要发现于山西的榆社盆地,在青海柴达木盆地也找到过,而化德是出现这个种类的第三个地区.三角始柱角鹿以其主枝横切面呈三角形而与布氏始柱角鹿相区别,以前仅见于榆社盆地,因此新发现的三角始柱角鹿将其地理分布范围扩大到内蒙古.真角鹿是从非脱换型鹿角向季节性脱换型鹿角过渡的代表,在欧亚大陆都有分布,化德是继通古尔和四子王旗之后在内蒙古发现这个属的第三个地区.化德祖鹿的鹿角具有4个枝,远端两个枝剑形,在土城子地点是第二次发现,但目前尚未在其他地区发现过,似乎是化德一带的地方种类.山西祖鹿以其下臼齿不具古鹿褶而与新罗斯祖鹿(Cervavitus novorossiae)相区别.山西祖鹿在中国北方的分布较广,主要见于山西、陕西、甘肃和内蒙古,而且在每个地点的化石标本较多,指示其种群密度较大.布氏始柱角鹿、三角始柱角鹿和山西祖鹿是榆社盆地中榆社I带的主要鹿科成员,出现在岩石地层的马会组或生物年代学的保德期.真角鹿的时代分布主要在晚中新世.因此根据土城子地点的鹿科化石判断其地质时代应为晚中新世,而较多的山西祖鹿标本指示化德一带在晚中新世有较广的森林.

该研究在1999年、2002年和2006年等数次实地调查基础上,结合作者采集的2000余号标本和青藏高原生物标本馆馆藏所涉的10000余份前人标本的鉴定、统计,对柴达木盆地及其毗邻地区野生植物区系成分、性质、特点及其分区等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柴达木盆地及其毗邻山地共有野生种子植物62科、257属、854种,区内植物种类相对较为贫乏,木本更少.(2)研究区内植物属特征属于以北温带成分、特别是欧亚大陆温、寒地带典型成分为优势的,兼具旱生温性、耐寒温性和高寒类型的温带区系性质.(3)在以非中国特有种为优势的前提下,该区系植物以温带亚洲成分和中亚成分为主,并有东亚成分、旧世界温带成分和北温带成分等共同参与和影响的分布格局.(4)区内许多种、属和热带类型植物均以该研究区为边缘分布区,因而区系的边缘性质明显.(5)该研究区因地形及水热条件的明显差异,以海拔3500 m为界分为盆地主体和周围山地两部分,后者因所受高原高山成分影响较多而应属青藏高原植物亚区唐古特地区的一部分.(6)该区系因地理相连,气候干旱而与亚洲东部荒漠区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关系最为密切.(7)柴达木盆地主体植物区系的性质相对古老,而其毗邻周围山地区系较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