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索梅毒螺旋体在二期梅毒皮疹中的分布特点及其与组织病理的相关性。方法:选取2008年1月至2018年12月在北京协和医院皮肤性病科通过组织病理检查，并根据临床表现和血清学检查确诊的二期梅毒患者41例，分析皮损组织切片的免疫组化结果，并以此为分组依据，分析不同组间临床及组织病理特点的差异。对连续数据使用 t检验或Kruskal-Wallis检验评估两组间差异；对分类数据使用卡方或Fisher精确检验来评估组间差异。 结果:免疫组化检查显示，42份二期梅毒皮损切片中，68.3%存在梅毒螺旋体，主要分布于表皮下部及真皮浅中层。以斑疹为主的二期梅毒疹的梅毒螺旋体阳性率[80%（16/20）]较以丘疹为主的二期梅毒疹[50%（11/22）]高（ P < 0.05）。在10种病理特征中，免疫组化阳性组较阴性组更常表现出皮突延长（ P < 0.05）、基底细胞液化变性（ P < 0.05）、角质层中性粒细胞浸润（ P < 0.05）、苔藓样浸润模式（ P < 0.05）、点状角质形成细胞坏死（ P < 0.05）。免疫组化显示有较多数量梅毒螺旋体的切片表现出更多病理特征（ H = 17.914， P < 0.001）。梅毒螺旋体免疫组化染色显示有大量（8份）、中量（14份）及少量（5份）梅毒螺旋体的切片分别平均有8种、7种及6种梅毒特异性组织病理特征；15份梅毒螺旋体免疫组化阴性的组织切片平均只有4种病理特征。 结论:免疫组化可以显示梅毒螺旋体在二期梅毒皮疹中的分布，梅毒螺旋体含量较多的组织切片显示更多的梅毒特异性病理特征。

目的:调查国家级性病监测点医疗机构开展性病实验室检测能力的现状。方法: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调查105个监测点内医疗机构性病实验室检测方法开展情况，计算各检测项目的比例、比较其差异。结果:752家医疗机构开展梅毒螺旋体血清学试验和非梅毒螺旋体血清学试验比例分别为97.5%（733/752）和91.4%（687/752）；淋球菌培养和生殖道沙眼衣原体（CT）核酸检测的比例分别为48.4%（364/752）和23.4%（176/752）；单纯疱疹病毒2型（HSV-2）和人乳头瘤病毒（HPV）各检测项目的比例均<40%。其中，省、地市及县区级医疗机构开展梅毒螺旋体血清学试验和非梅毒螺旋体血清学试验比例均>90%，开展淋球菌培养的比例分别为66.9%（83/124）、46.9%（197/420）和47.4%（82/173），开展CT核酸检测的比例分别为29.0%（36/124）、25.0%（105/420）和19.7%（34/173）。公立医疗机构开展梅毒与淋病检测项目、CT核酸检测的比例高于民营/合资医疗机构，皮肤性病专科医院高于综合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华东和中南地区监测点开展性病检测项目的比例普遍高于其他地区，西北地区最低。结论:我国性病监测点医疗机构已普遍开展梅毒血清学检测，但淋球菌培养、CT核酸检测开展不足。不同级别、类型和经营性质的医疗机构开展性病检测项目的比例不同，不同地区性病检测发展不平衡。应加强淋球菌培养、CT核酸检测的能力建设，加强基层、民营/合资以及西部欠发达地区医疗机构性病检测能力建设。

本例患者是以发热、头痛为主要表现的神经梅毒病例。该患者有艾滋病基础，腰椎穿刺前并未将神经梅毒作为主要诊断。脑脊液检查示：有核细胞计数为116×10 6/L，多核细胞占35%；快速血浆反应素试验效价为1∶2，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试验阳性；宏基因组学第二代测序发现密螺旋体序列52条，诊断为神经梅毒。提示宏基因组学第二代测序技术或许能辅助诊断脑膜炎型神经梅毒。

目的:分析妊娠合并梅毒产妇的妊娠期驱梅治疗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探索妊娠期驱梅治疗与妊娠结局的关系。方法:通过国家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型肝炎母婴传播信息系统收集2013年1月至2016年12月在广州市分娩的1 614例妊娠合并梅毒产妇的人口学资料、妊娠期驱梅治疗情况和妊娠结局。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影响妊娠期治疗和不良妊娠结局的相关因素。 结果:1 614例妊娠合并梅毒产妇中，妊娠期接受规范治疗、一般治疗和未治疗者分别有600例(37.17%)、658例(40.77%)和356例(22.06%)。多因素分析发现，外地非广州市户籍[调整比值比(adjusted odds ratio, aOR)＝0.670，95%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0.523～0.858， P＝0.002]，非在婚( aOR＝0.582，95% CI 0.393～0.863， P＝0.007)，文化程度为高中( aOR＝0.691，95% CI 0.507～0.943， P＝0.020)、初中及以下( aOR＝0.607，95% CI 0.459～0.803， P<0.01)，在孕28周之后确诊( aOR＝0.088，95% CI 0.062～0.125， P<0.01)，确诊时非梅毒螺旋体抗原血清试验为效价不详( aOR＝0.459，95% CI 0.297～0.710， P＝0.001)的梅毒产妇的规范治疗率较低。在控制其他相关因素后，与接受规范治疗的产妇相比，接受一般治疗、未治疗的产妇发生不良妊娠结局风险增加( aOR＝1.553，95% CI 1.079～2.234， P＝0.018； aOR＝2.097，95% CI 1.347～3.267， P<0.01)；与确诊时非梅毒螺旋体抗原血清试验效价≤1∶4的产妇相比，确诊时效价≥1∶8的产妇的不良妊娠结局发生风险增加( aOR＝1.542，95% CI 1.105～2.152， P＝0.011)；与妊娠期末次非梅毒螺旋体抗原血清试验效价为阴性的产妇相比，妊娠期末次效价≥1∶8的产妇不良妊娠结局发生风险增加( aOR＝2.063，95% CI 1.151～3.700， P＝0.015)。 结论:早期确诊梅毒，并规范开展妊娠期驱梅治疗和随访，能有效改善妊娠合并梅毒产妇的妊娠结局。

目的:探讨成都市单采血小板无偿献血者的人口学特征及血液检验不合格情况。方法:选择2015年1月至2019年12月，于成都市血液中心参加单采血小板捐献的44 508例无偿献血者为研究对象。本组献血者共计捐献112 836人次单采血小板；其年龄为18～60岁；男性献血者为31 260例，女性为13 248例。对本中心血站管理信息系统的献血者人口统计学资料及血液检验结果，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其中，献血者的人口学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单采血小板捐献次数、文化程度、职业；血液检验项目包括丙氨酸氨基转氨酶(ALT)、乙型肝炎病毒(HBV)、丙型肝炎病毒(HCV)、梅毒螺旋体(TP)及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不同人口学特征献血者的血液检验不合格率比较，采用 χ2检验。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2013年修订的《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要求，并且于献血前与所有献血者签署《献血者知情同意书》。 结果:①本组44 508例单采血小板无偿献血者的血液检验总不合格率为4.96%(2 206/44 508)。不同性别、年龄、单采血小板捐献次数、文化程度及职业献血者的血液检验不合格率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32.648、108.012、390.095、168.835、122.255， P<0.001、0.001、0.001、0.001、0.001)。②男性献血者的ALT检验不合格率显著高于女性，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12%(351/31 260)比0.17%(23/13 248)， χ2＝100.618， P<0.001]。不同年龄段献血者中，18～25岁献血者的ALT、HBV、HCV、HIV检验不合格率最高，36～45岁者献血者TP检验不合格率最高，不合格率分别为1.01%(138/13 688)、1.85%(253/13 688)、1.63%(223/13 688)、0.64%(87/13 688)、1.79%(141/7 898)，并且不同年龄段献血者的上述检验不合格率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22.287、51.130、51.591、32.236、41.021， P<0.001、0.001、0.001、0.001、0.001)。初次单采血小板献血者的HBV、HCV、TP、HIV不合格率分别为1.57%(537/34 264)、1.27%(435/34 264)、1.41%(484/34 264)、0.44%(151/34 264)，均显著高于献血次数≥2次者，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27.742、26.792、56.858、13.501， P<0.001、0.001、0.001、0.001)。不同文化程度献血者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献血者的ALT、HBV、HCV、TP检验不合格率最高，分别为1.14%(112/9 792)、2.31%(226/9 792)、1.39%(137/9 792)、2.03%(199/ 9 792)，并且不同文化程度献血者的上述不合格率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16.409、80.894、11.244、80.429， P<0.001、0.001、0.001、0.001)。不同职业献血者中，其他职业献血者的ALT检验不合格率最高，农民职业献血者的HBV、TP检验不合格率最高，不合格率分别为1.19%(186/15 529)、2.01%(106/5 266)、2.15%(113/5 266)，并且不同职业献血者的上述不合格率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50.489、36.368、92.329， P<0.001、0.001、0.001)。 结论:2015-2019年成都市单采血小板献血者中，男性、18～25岁、初次参加单采血小板献血、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农民及其他职业献血者的单采血小板血液检验不合格率较高。采供血机构工作人员在进行单采血小板献血者宣传及招募过程中，应注意提高不同人群对传染性疾病的认识和防治意识，并且加强对血液检验不合格高风险人群的献血前指导及献血时征询，从而提高无偿献血血液检验合格率。

患者男，36岁，因反复阴茎溃疡2年、复发并加重6个月，于2020年8月就诊。患者2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龟头灼热、瘙痒，2 d后龟头、阴茎出现点状溃疡，稍疼痛，无渗出、流脓，于外院诊断为生殖器溃疡待查，梅毒螺旋体颗粒凝集试验、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HIV抗体检查均为阴性，予外用高锰酸钾溶液清洁皮肤，龟头及阴茎溃疡面逐渐增大，伴明显渗出、红肿、疼痛，后予外用中草药治疗1个月后溃疡愈合。患者6个月前无明显诱因龟头、阴茎再次出现溃疡，外院诊断为固定性药疹可能，予口服甲泼尼龙和头孢类抗生素，外用中草药治疗5 d，溃疡面积增大伴红肿、部分脓性渗出物、渗血，疼痛显著，遂至我科就诊。患者既往体健，发病以来精神、睡眠较差，体重无明显增减。否认冶游史，发病前1个月内无可疑食物及药物服用史，否认家族遗传性疾病及传染病史，家族中无类似疾病患者。

目的:了解实施《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工作实施方案（2015年版)》[简称"方案（2015）"]对梅毒母婴传播阻断的效果。方法:2013—2019年上海市闵行区6家助产医疗机构确诊、有妊娠结局的全部梅毒感染孕产妇共284例，从国家"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库中获取其资料，其中自然流产1例、异位妊娠4例、失访42例，237例产妇为本研究对象。采用χ 2检验，比较2013—2015年[实施方案（2015）前，123例]和2016—2019年[实施方案（2015）后，114例]梅毒母婴阻断的评价指标。 结果:2013—2019年7年的孕产妇梅毒检测率100.00%(100 761/100 761)，实施方案（2015）前、后的孕期检测率分别为95.92%(51 855/54 288）和98.87%(45 949/46 473)，梅毒患病率分别为0.293%(159/54 288）和0.269%(125/46 473)，抗梅毒治疗率分别为62.60%(77/123）和85.96%(98/114)，规范治疗率分别为20.33%(25/123）和49.12% (56/114)，新生儿预防性治疗比例/率分别为1/12和94.74%(72/76)；实施方案（2015）后的孕期检测率、抗梅毒治疗率、规范治疗率、新生儿预防性治疗率均明显高于实施方案（2015）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 2值分别为988.88、16.72、21.81、54.72，均 P<0.01)；分娩前非梅毒螺旋体抗原检测滴度≥1∶8的比例分别为36.89%(38/103）和17.48%(18/103)，新生儿不良健康问题发生率分别为21.49%(26/121）和6.03%(7/116)，先天梅毒报告患病率分别为152.12/10万活产（83/54 562）和23.46/10万活产（11/46 890)，均有明显降低（χ 2值分别为9.81、11.80、45.10，均 P<0.01)；既往确诊的梅毒感染孕产妇治疗率为63.27%(62/98)，较初次确诊者81.29%(113/139）低（ cOR=2.52，95 %CI：1.40~4.56，χ 2=9.67， P<0.01)。失访者中外地户籍孕产妇占92.86%(39/42)，失访原因主要为无法联系57.14%(24/42）和拒绝接受随访30.95%(13/42)。 结论:实施方案（2015）后，梅毒感染孕产妇的检测诊断、规范治疗、新生儿预防性治疗及其预后均有明显改善。

目的:探究巨噬细胞对梅毒螺旋体（Tp）的吞噬作用及Tp刺激后巨噬细胞的极化方向。方法:用Tp Nichols株作用人单核细胞THP-1来源的M0型巨噬细胞后，通过透射电镜和免疫荧光染色观察巨噬细胞对Tp的吞噬作用及巨噬细胞内结构的变化。Tp作用M0型巨噬细胞12 h后，继续培养24 h、48 h、72 h和6 d，分别通过Western印迹、免疫荧光染色观察M1型巨噬细胞表面标记CD86、M2型巨噬细胞表面标记CD163的表达，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巨噬细胞培养上清液中M1型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IL）-12 p70、干扰素γ、趋化因子配体10、IL-6、肿瘤坏死因子α和IL-1β水平，以及M2型细胞因子转化生长因子β1（TGF-β1）水平。采用Dunnett- t检验进行组间数据比较。 结果:透射电镜观察发现，Tp刺激巨噬细胞后，巨噬细胞伸出伪足将Tp吞噬进细胞内，引起内质网肿胀、明显不规则增生和线粒体体积增大。而且，Tp刺激巨噬细胞后，继续培养24 h、48 h、72 h及6 d后巨噬细胞均高表达CD86，但低表达CD163，且24 h时上清液中IL-12 p70、干扰素γ、趋化因子配体10、IL-6、肿瘤坏死因子α和IL-1β均高于对照组（均 P<0.001），但TGF-β1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THP-1来源的巨噬细胞吞噬Tp后内质网、线粒体结构发生变化；Tp可诱导M0型巨噬细胞极化为M1型巨噬细胞，且在6 d内不发生M1/M2型巨噬细胞再转化。

目的:分析孕产妇和新生儿梅毒抗体分布的现状以及探讨如何通过设置检测灰区优化现有的孕产妇和新生儿梅毒筛查流程。方法:对2015至2018年就诊于西北妇女儿童医院的119 531例孕产妇和21 275例新生儿的血清标本采用化学发光法检测梅毒特异性抗体（TPAb）的初筛结果及采用梅毒螺旋体明胶颗粒凝集试验（TPPA）和梅毒快速血浆反应素诊断试验（RPR）的复检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数据分析采用χ2检验、Fisher精确概率法和趋势χ2检验。结果:孕产妇和新生儿TPAb初筛阳性率分别为0.69%（825/119 531）和1.24%（264/21 275），总体复检阳性率分别为0.32%（380/119 531）和0.90%（191/21 275），总体可疑梅毒现患率分别为0.13%（161/119 531）和0.31%（67/21 275）；2015至2018年孕产妇和新生儿总体可疑梅毒现患率均呈逐年增高的趋势（χ 2=9.860， P=0.002；χ 2=5.311， P=0.021）。孕产妇和新生儿TPPA和TPAb阳性符合率均随S/CO值的升高而增高（χ 2=614.833， P<0.001； P<0.001）；若新生儿TPAb S/CO≥7.00或孕产妇TPAb S/CO≥15.00，TPAb结果有效性等同于TPPA。孕产妇和新生儿可疑梅毒现患率也随S/CO值的升高而升高（χ 2=323.059， P<0.001； P<0.001）；孕产妇TPAb S/CO为3.00或新生儿TPAb S/CO为5.00，可疑梅毒现患率均为0，可初步排除梅毒感染。 结论:本地区孕产妇可疑梅毒现患率呈逐年增高的趋势，应进一步加强孕早期梅毒筛查和干预治疗，提高优生优育率。全自动化学发光分析法作为孕产妇和新生儿梅毒初筛方法假阳性高，可根据本研究建立的检测灰区优化梅毒筛查流程，以期防止漏检，同时降低假阳性率，避免临床误诊。

患者，女，52岁。因发现右眼上睑皮肤红肿20 d，于2022年5月就诊于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患者20 d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右眼上睑皮肤红肿，就诊于外院，诊断为睑板腺囊肿，给予妥布霉素地塞米松眼膏治疗，未见明显好转。患者有甲减病史10余年，否认重大全身性疾病，否认药物过敏史，否认家族性遗传病史。眼部检查：右眼最佳矫正视力1.0，眼压11 mmHg（1 mmHg=0.133 kPa），右眼上睑近中央睑缘处见一直径约5 mm半球形隆起（图1A），质韧，局部皮肤稍有淤青、淤血，压痛阴性，结膜无明显充血，角膜透明，前房中等深浅，瞳孔圆，晶状体透明；左眼检查未见明显阳性体征。血常规、C反应蛋白、尿常规、即刻血糖、凝血功能、乙型肝炎病毒、丙型肝炎病毒、梅毒螺旋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检查均正常。临床诊断：右眼眼睑肿物、右眼睑板腺囊肿？完善术前相关检查，患者于2022年6月8日在局部浸润麻醉下行"右眼眼睑肿物切除术"，术中平行睑缘切开肿物表层的眼睑组织，分离周围组织充分暴露肿物，剥离过程中见肿物内有大量白色干酪样及肉芽组织状内容物流出，剪除囊壁及肉芽，压迫止血。术后结膜囊及切口处涂氧氟沙星眼膏1次/d，左氧氟沙星滴眼液4次/d，持续1周。病理检查：送检囊壁组织约6 mm×3 mm×2 mm，灰白色，质地中等，主要成分为增生的纤维结缔组织伴慢性炎细胞浸润；内容物约5 mm×3 mm×2 mm，黄白色，呈颗粒状，主要由蓝染的嗜碱性细胞和嗜酸性的影细胞组成（图1B），病理学诊断：右眼睑钙化上皮瘤。术后右眼上睑切口对合好，无渗血、渗液，上眼睑无明显红肿。患者随访3个月，未见肿物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