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评价一种新型驱血止血弹性束紧套环（SEET）在上肢淋巴水肿抽吸术中的应用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22年6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行上肢淋巴水肿抽吸术的159例患者临床资料。其中54例术中采用SEET（SEET组），105例未采用（No-SEET组）。应用倾向性评分匹配方法进行匹配，比较两组患者的手术指标和并发症情况。通过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术中出血量的影响因素。结果:采用倾向性评分方法成功匹配49对患者。SEET组年龄（57.7±8.9）岁，No-SEET组（56.8±9.1）岁。与No-SEET组相比，SEET组出血量较少［（311±164）ml比（437±173）ml， P<0.001］。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术中出血量的影响因素包括年龄（ β=-0.142， P=0.041）、采用SEET（ β=-0.249， P=0.002）、手术时间（ β=0.195， P=0.010）和吸出脂肪混合物量（ β=0.464， P<0.001）。 结论:SEET在上肢淋巴水肿抽吸术中应用安全有效，可明显减少出血量，缓解血源短缺。

开发既能抑制细菌感染又能主动促愈合的敷料，对修复创面以及医疗技术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电刺激在创面愈合过程中具有止血、抗菌、抗炎、引导细胞迁移、促再上皮化以及促细胞增殖等多重作用。金属微电池可在无须外接电源的情况下，提供稳定的电刺激能量来源。因此金属微电池与医用敷料的一体化集成，为电刺激在创面修复领域的无线应用带来了新的机遇。该文在介绍电刺激对创面愈合作用机制的基础上，从制备、抗菌、促愈合等角度综述了金属微电池敷料在创面修复中的研究进展，并详细介绍了当前不同类型金属微电池敷料的发展现状、面临的挑战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患者1 男性，26岁，因“左足重度马蹄内翻畸形伴负重区皮肤溃疡10年”于2006年10月16日于清华大学附属北京垂杨柳医院就诊。患者腰骶椎裂继发双足畸形，大小便可部分控制，幼年时曾行腰脊膜膨出囊肿切除、脊膜修补术。右足轻度后足内翻，左足重度马蹄内翻畸形合并足背感觉障碍，以足背前外侧负重行走，负重区皮肤溃疡10余年未愈合。曾就诊于多家医院，均建议截肢后安装假肢，患者拒绝，为求进一步治疗于我院就诊。体检：左足呈重度马蹄内翻畸形，跟腱、胫后肌腱、跖筋膜挛缩，足部骨关节呈固定性内翻内收畸形，小腿三头肌肌力Ⅲ级，胫前、胫后、腓骨长短肌、屈踇屈趾及伸趾伸踇肌肌力0级，足背及足底外侧皮肤感觉缺失，足背前外侧负重区可见5 cm×3 cm大小火山口样溃疡，边缘角化。取溃疡区组织送病理学检查，结果回报为炎性改变。X线检查示第5跖骨缺失（合并骨髓炎清创时切除）（图1）。遵循秦泗河矫形外科理念（骨科自然重建理念+微创、简单、有效手术操作原则）于2006年10月21日在全身麻醉下行左足矫形手术（溃疡清创，跟腱、胫后肌腱、踇长屈肌腱延长，三关节截骨、Ilizarov足踝畸形牵伸术）。术中患肢使用气压止血带，先切除足部溃疡，刮除骨面肉芽组织。在切除溃疡的骨面，用骨刀行距跟关节、距舟关节和跟骰关节楔形截骨矫形，术中矫正大部分骨性畸形。然后穿针安装Ilizarov环式外固定器，维持足踝适当矫形位置（图2），部分缝合切口，残留的创面皮肤边缘以细钢针钉于骨面，防止回缩，无菌敷料包扎。

目的:评价管理流程的改进在胎盘植入性疾病（placenta accreta spectrum disorders，PAS）中的作用和对母儿结局的影响。方法:回顾性收集2019年1月到2022年12月在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分娩并最终诊断为PAS伴前置胎盘的164例孕妇资料，根据改进时间分为改进前组（2019年1月至2020年12月， n=96，包括双胎妊娠1例）和改进后组（2021年1月至2022年12月， n=68，均为单胎妊娠）。改进措施包括：将计划终止妊娠孕周由改进前的34~36周，推迟至37周；改进前以妊娠期贮存式自体备血为主，改进后增加了自体血回收技术的使用；腹壁切口改进前为下腹正中纵切口，改进后为原手术切口；子宫切口改进前为避开胎盘位置，改进后为根据术前超声PAS分级和术中情况，可选用子宫下段切口穿过胎盘；子宫下段和膀胱界面的分离时机改进前是在完成胎儿娩出和止血带或沙氏钳临时阻断血流后，改进后是在胎儿娩出前。采用 t检验、 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概率法等统计学方法，比较2组母儿结局。 结果:与改进前组比较，改进后<37周的分娩率显著下降［83.3%（80/96）与69.1%（47/68）， χ 2=4.60， P=0.038］，择期、亚急诊和急诊手术构成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 2=0.36， P=0.834），术中采用前次手术腹壁切口的比例显著增加［74.0%（71/96）与91.1%（64/68）， χ 2=11.11， P=0.001］，采用下腹纵切口和子宫体部切口的比例显著减少［84.3%（（81/96）与 57.3%（39/68）， χ 2=14.81， P<0.001；83.3%（80/96）与61.8%（42/68）， χ 2=9.72， P=0.003］。总的异体红细胞、血小板等其他成分输血率、出院前血红蛋白水平、子宫次全切除率、膀胱损伤、血栓事件、产妇重症监护病房入住率、非计划二次手术率在2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入住率和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发生率改进后均下降［24.7%（24/97）与11.8%（8/68）， χ 2=4.31， P=0.038；4.1%（4/97）与0.0%（0/68）， χ 2=58.06， P<0.001］，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机械通气以及新生儿败血症的发生率均有减少，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 结论:PAS孕妇采用延迟计划分娩孕周至37周后、结合个体化剖宫产手术、改变自体血获取方法等一系列改进措施后，新生儿早产或入住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的比例明显减少，但没有增加母体并发症和急诊手术风险，母体脏器损伤、非计划二次手术、再次入院等不良事件发生率处于低水平，因此此改进具有可行性。

目的:探讨经外侧扩大“L”形切口切开复位内固定治疗闭合性跟骨骨折术后切口并发症的危险因素。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分析2019年1月至2022年1月厦门大学附属福州市第二医院收治的128例（139足）经外侧扩大“L”形切口行切开复位内固定的闭合性跟骨骨折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113例（123足），女15例（16足）；年龄24~79岁［（48.2±10.8）岁］。单侧117例，双侧11例。根据骨折线Sanders分型：Ⅰ型3足，Ⅱ型92足，Ⅲ型40足，Ⅳ型4足。根据术后切口并发症发生情况，将患者分为并发症组（33足）和对照组（106足）。记录两组性别、年龄、侧别、骨折分型、合并骨折、糖尿病史、吸烟史、局部水疱、术前等待时间、植骨、引流、手术时间、止血带使用时间、预防性使用抗生素次数、术后改善微循环治疗、术前及术后实验室指标（白细胞计数、血红蛋白、白蛋白）等资料。采用单因素分析上述指标与术后切口并发症的相关性，并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确定独立危险因素。结果: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糖尿病史、吸烟史、预防性使用抗生素次数、术后改善微循环治疗、术后白蛋白、术后血红蛋白与术后切口并发症有一定的相关性（ P均<0.05）；性别、年龄、侧别、骨折分型、合并骨折、局部水疱、术前等待时间、植骨、引流、手术时间、止血带使用时间、术前白细胞计数、术前白蛋白、术前血红蛋白、术后白细胞计数与术后切口并发症不相关（ P均>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糖尿病史（ OR=3.51，95% CI 1.29~9.50， P<0.05）、吸烟史（ OR=3.53，95% CI 1.34~9.30， P<0.05）、预防性使用抗生素<2次（ OR=2.52，95% CI 1.04~6.10， P<0.05）及术后未进行改善微循环治疗（ OR=2.97，95% CI 1.79~12.45， P<0.05）与术后切口并发症显著相关（ P<0.05）。 结论:糖尿病史、吸烟史、预防性使用抗生素<2次、术后未进行改善微循环治疗是闭合性跟骨骨折行外侧扩大“L”形切口切开复位内固定术后发生切口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评价经耳迷走神经刺激(taVNS)对前交叉韧带重建术患者止血带相关高血压(TIH)的影响。方法:拟在全身麻醉联合股神经阻滞下行前交叉韧带重建术患者74例，性别不限，年龄18～60岁，ASA分级Ⅰ或Ⅱ级，BMI 18～30 kg/m 2。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2组( n＝37)：假刺激组(SS组)和taVNS组。SS组电刺激左侧耳垂和耳轮尾；taVNS组电刺激左侧耳甲艇和耳垂。2组均从麻醉诱导前1 h进行电刺激至手术结束(频率30 Hz，脉宽300 μs，振幅为患者在不感觉到疼痛情况下能耐受的最强电流振幅)。止血带充气压力为280 mmHg，充气时间60～90 min。于止血带充气前记录SBP、DBP和HR，评估术中TIH的发生情况。记录术中丙泊酚、瑞芬太尼、硝酸甘油、艾司洛尔、去甲肾上腺素和阿托品使用情况，记录术后恶心呕吐、皮肤瘙痒和头痛头晕的发生情况。 结果:与SS组相比，taVNS组TIH发生率及硝酸甘油使用例数减少( P<0.05)，其他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taVNS可降低前交叉韧带重建术患者TIH的发生。

骨内局部给药（intraosseous regional administration，IORA）是将骨内输液与止血带技术相结合，利用止血带限制药物在靶肢体的分布，以实现局部组织浓度较全身给药更高的给药方式。近年来，IORA技术在全膝关节置换术（total knee arthroplasty，TKA）中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应用。目前在TKA中主要通过IORA技术给予预防性抗生素。研究证明在TKA术前通过IORA技术给药可以显著提高局部组织的药物浓度。此外，也有研究在TKA中使用IORA技术进行术前镇痛，获得了良好的术后早期镇痛效果。然而，目前尚不明确通过IORA技术给予抗生素是否可有效预防人工关节感染。同时，关于IORA技术是否会增加穿刺点意外、脂肪栓塞等并发症尚存争议。本文通过对TKA中使用IORA技术给药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显示IORA技术在TKA中的应用不会增加并发症发生率，同时可以显著提高局部的药物浓度。在初次TKA中，IORA技术在术后感染预防、疼痛控制等方面可能较传统静脉全身给药方案具有优势。但是，在肥胖、糖尿病以及翻修TKA等感染高危人群中，通过IORA技术给予预防性抗生素的效果尚不明确。

目的:探讨遗传性肺动脉高压合并疑似遗传性出血性毛细血管扩张症（HHT）患者的临床特征、诊断要点、遗传学特点及治疗方法。方法:分析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学科收治的遗传性肺动脉高压家系合并疑似遗传性出血性毛细血管扩张症的患者临床资料。对患者及患者家系外周血基因进行全外显子基因测序并进行sanger测序验证突变位点，后进一步验证该突变所导致的mRNA缺失情况。以“HHT”“FPAH”“骨形态发生蛋白受体2（ BMPR2）基因突变”为关键词，检索自2000年1月至2021年11月的万方数据库和PubMed数据库相关文献并进行复习。 结果:我们发现来自湖南益阳的一个家系中的2例患者，以咯血或肺动脉高压症状为主要临床表现，无鼻出血等HHT临床特征，然而2例患者肺部均出现肺血管异常、肺动脉高压，WES发现 BMPR2基因突变（NM_001204.7：c.1128+1G>T）阳性而 ENG、 ACVRL1、 SMAD4基因阴性，对家族4代16人进行调查家系分析和sanger验证（发现其中7人携带该突变基因），然后转录水平mRNA测序进一步证实该突变导致8号9号外显子缺失，进行氨基酸序列推测发现该蛋白从323到425位的氨基酸出现了缺失。我们认为 BMPR2基因翻译不完整可能导致BMPR2功能障碍。因此，诊断为遗传性肺动脉高压合并疑似遗传性出血性毛细血管扩张症。两位患者均建议予以降低肺动脉压力治疗，同时行全身影像学检查筛查其他动静脉畸形，并年度复查心脏彩超，评估肺动脉压力变化。 结论:遗传性肺动脉高压（HPAH）是一组由遗传因素引起肺血管阻力持续增加的疾病，包括家族性PAH和单纯性PAH。 BMPR2基因突变是HPAH的重要致病因素。临床上遇见年轻肺动脉高压患者，应注意家族史的询问。当病因不明时，建议进行基因检测。HHT是一种少见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临床上遇到家族性肺部血管异常，肺动脉高压且合并反复鼻出血等临床表现应想到本病的可能性。HPAH和HHT均无有效的特殊治疗，均为对症治疗（包括降压、止血等）。建议该类患者动态检测肺动脉压力，生育前遗传咨询。

目的:探讨股骨转子间骨折患者术前和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DVT)相关的危险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分析2015年7月— 2017年10月西安交通医学院附属红会医院收治的218例股骨转子间骨折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85例，女133例；年龄32～102岁[(76.0±11.9)岁]。213例接受切开复位内固定术，4例接受半髋关节置换术，1例接受外固定术。所有患者分别于术前和术后进行双下肢深静脉超声判断DVT的发生情况。下肢深静脉血栓分为远端血栓、近端血栓和混合血栓。根据术前和术后超声检查结果，将患者分为血栓组[术前82例(37.6%)，术后128例(58.7%)]和非血栓组[术前136例(62.4%)，术后90例(41.3%)]。分别记录术前及术后DVT的部位及转归情况。对所有患者进行血栓形成相关危险因素评估，包括患者一般资料、手术时间、止血带时间、输血量、失血量、输液量、引流量及血清学指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危险因素。结果:术前DVT发生率为37.6%，术后DVT发生率上升到58.7%，血栓类型以远端DVT为主，分别占术前和术后深静脉血栓的86.6%和90.6%，术后有2.8%的远端DVT延伸至腘静脉以上，23.4%的患者在术前没有血栓形成，而在术后出现远端、近端或混合DVT(分别为22.0%、0.5%和0.9%)。没有发生致命性肺栓塞。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术前血栓组与术前无血栓组在年龄、性别、骨折侧别、合并其他疾病、体重指数、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SA)分级、入院D－二聚体和入院C－反应蛋白(CRP)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骨折至住院时间和骨折至手术时间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术后血栓组与术后无血栓组在年龄、性别、骨折侧别、合并其他疾病发病率、体重指数、住院时间、ASA分级、手术方式、手术时间、输血量、失血量、输液量、引流量、入院时D－二聚体和入院时CRP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骨折至入院时间、骨折至手术时间、术前D－二聚体、术后1 d D－二聚体，术后5 d D－二聚体水平和术后5 d CRP等方面在两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骨折至入院时间( OR＝1.137，95% CI 1.002～1.290， P<0.05)和术后1 d D－二聚体( OR＝1.087，95% CI 1.033～1.142， P<0.05)与术后DVT显著相关。 结论:对于股骨转子间骨折患者，血栓类型以远端DVT为主，骨折至住院时间是术前和术后DVT形成的独立危险因素，骨折至手术时间是术前DVT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早期干预(早期入院和早期手术)可能会降低DVT的发生率。

本文报道1例以脐带出血为首发表现的先天性无纤维蛋白原血症患儿，凝血功能明显异常，压迫止血无效，予局麻下缝合止血后出院，8 d后因“左前臂大片淤青”再次入院，基因检测发现FGA基因5号外显子c.744del（p.Trp*）发生无义变异，最终明确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