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研究骨盆截骨治疗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developmental dysplasia of the hip，DDH)闭合复位术后残余畸形的疗效及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佛山市中医院、厦门大学附属福州市第二医院2006年1月至2015年7月采用闭合复位治疗后残余畸形并接受骨盆截骨矫形的81例(85髋)DDH患儿资料，其中男6例，女75例，年龄(17.0±4.7)个月。在骨盆正位X线上评估T?nnis分度、髋臼指数(acetabular index，AI)、中心边缘角(center edge angle，CEA)、Reimer指数(Reimer's index，RI)、股骨缺血性坏死(avascular necrosis of the femoral head，AVN)。末次随访时根据Severin评级分为满意组(Severin Ⅰ/Ⅱ)和不满意组(Severin Ⅲ/Ⅳ)。采用 t检验、 χ2检验、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骨盆截骨治疗DDH闭合复位术后残余畸形的疗效及其影响因素。 结果:末次随访时，根据Severin分级，Ⅰ级57髋(67.0%)，Ⅱ级22髋(25.9%)，Ⅲ级5髋(5.9%)，Ⅳ级1(1.2%)。结局满意组有79髋(92.9%)，不满意组有6髋(7.1%)。满意组骨盆截骨前的RI(31.1±12.6)%显著低于不满意组(49.1±8.9)%， P＝0.001。总AVN发生率为25.9%(22/85)，无AVN的患儿末次随访时100%(63髋)获得满意的影像学结果，有AVN的患儿72.7%(16/22)获得满意的影像学结果( P<0.001)。结局满意组和不满意组的复位年龄、性别、侧别、T?nnis分度、复位前AI、骨盆截骨时间、截骨前AI和CEA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AVN和骨盆截骨前的RI是结局不满意的风险因素。骨盆截骨前RI<33%的47髋100%获得满意的结局。骨盆截骨前RI>33%的38髋中，接受切开复位患儿(9髋)末次随访时的满意率(7髋，77.8%)与没有接受切开复位的患儿(29髋)的满意率(25髋，86.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613)；接受股骨截骨的患儿(25髋)末次随访时的满意率(19髋，76%)与没有接受股骨截骨的患儿(13髋)的满意率(10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76)。 结论:对于DDH闭合复位术后残余畸形，单纯骨盆截骨术可以取得良好疗效。截骨矫形前的RI和AVN是影响DDH闭合复位术后残余畸形手术效果的重要因素。对于骨盆截骨前RI>33%的患儿，额外的切开复位和股骨截骨并不能显著提高疗效。

目的:探讨Pavlik吊带治疗6个月内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DDH）的疗效。方法:回顾性研究。纳入2015年7月—2019年7月厦门市妇幼保健院小儿外科DDH患儿66例68髋，其中男4例4髋，女62例64髋；年龄30～180（90.4±38.2）d。患儿治疗前均行髋关节超声检查确诊，依据超声检查Graf分型标准分型：髋关节未脱位48髋（未脱位组），其中Ⅱa（-）型2髋、Ⅱb型24髋、Ⅱc型22髋；脱位20髋（脱位组），其中D型7髋、Ⅲ型5髋、Ⅳ型8髋。患儿均采取Pavlik吊带治疗。观察患儿佩戴吊带时间、治疗成功率，以及治疗期间并发症发生情况；对比治疗成功和失败患儿起始治疗年龄的差异；将患儿分为≤60 d、61～90 d、91～120 d、>120～180 d 4个年龄段，对比不同年龄段患儿治疗成功率；对比未脱位和脱位2组患儿治疗成功率，观察治疗有效患儿结束治疗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及髋臼发育残余畸形等发生情况。结果:66例68髋吊带佩戴时间2～22（10.2±4.0）周，治疗成功50例51髋、失败16例17髋，成功率75.0%（51/68）。吊带治疗成功患儿开始治疗年龄为（83.0±34.5）d，明显小于治疗失败患儿的（115.1±38.2）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18， P=0.002）。不同年龄段患儿治疗情况比较，年龄≤60 d 患儿治疗成功率最高（20/21，髋），年龄>120～180 d患儿治疗成功率最低（3/12，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 2=22.38， P<0.001）。未脱位48髋治疗成功40髋（83.3%），脱位20髋治疗成功11髋（5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 2=6.04， P=0.014）。吊带治疗成功48例49髋获得随访，随访时间1～42个月，平均14个月。随访期间患儿关节外观及活动度正常，可行走者步态正常，无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及髋臼发育残余畸形发生。 结论:Pavlik吊带治疗6个月内DDH患儿治疗成功率高，治疗年龄早、髋关节未脱位者治疗效果好，可作为6个月内DDH患儿的首选方法，但还应根据患儿的具体情况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目的:通过步态分析研究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developmental dysplasia of the hip，DDH）闭合复位后残余髋臼发育不良（residual acetabular dysplasia，RAD）患儿Salter截骨前后下肢运动学的变化。方法:收集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骨科2016年1月至2020年3月DDH闭合复位后RAD并施行Salter截骨术的患儿15例，其中女14例，男1例；患侧为左侧8例，右侧7例。患儿闭合复位时年龄为（15.8±3.0）个月，Salter截骨时年龄为（58.0±10.4）个月。另招募15例正常儿童作为步态分析的对照组，其中女6例，男9例；年龄为（69.2±20.4）个月。Salter截骨术前及术后1年对患儿进行临床和影像学评估并行步态分析。采用 t检验分别比较Salter截骨患儿术前及术后与对照组之间的髋臼指数（acetabular index，AI）、中心边缘角（center-edge angle，CEA）、时空参数等差异，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比较Salter截骨患儿术前和术后与对照组儿童关节运动角度差异。 结果:所有患儿均获得满意的髋关节功能。Salter截骨术后AI为（14.9±1.9）o，较术前的（30.4±2.3）o显著减小；术后CEA为（35.7±8.6）o，较术前的（18.7±6.1）o显著增大，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1）。术后患侧骨盆内旋角度为（5.03±0.88）o，较术前显著增大；术后患侧骨盆上抬角度为（-1.38±0.98）o，较术前显著减小，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与对照组比较，时空参数中，Salter截骨术前和术后均为支撑相时间整体占比增加，承重反应期时间占比增加，单支撑相时间占比减少。与对照组相比，术前患侧踝关节内翻角度增大为（0.41±0.15）o，步长减短为（69.1±8.7）cm/m，术后患侧膝关节屈膝角度增大为（27.09±1.72）°。 结论:DDH闭合复位后RAD患儿行Salter截骨后步态明显改善。与截骨前相比，患侧骨盆冠状面上抬角度减小，横断面内旋角度增大，站立前中期内旋角度趋于正常。术后患儿需进行相应的髋外展肌、屈髋肌和外旋肌的锻炼以进一步矫正步态。

全身麻醉下闭合复位加髋人位石膏固定是治疗24月龄以下发育性髋关节脱位(developmental dislocation of the hip，DDH)的通用方法，但闭合复位后仍有约1/3的患儿存在残余髋臼发育不良。尽管骨盆截骨术正越来越多地应用于残余髋臼发育不良的治疗，但其手术时机和手术指征仍不明晰。本研究拟通过一项多中心前瞻性非随机对照试验探讨DDH闭合复位后残余髋臼发育不良的手术干预时机和指征。研究设计拟纳入283例DDH闭合复位后残余髋臼发育不良患儿，包括观察组183例，手术组(采用骨盆截骨术)100例。手术组根据患儿年龄采用Salter、Pemberton、骨盆三联或髋臼周围截骨术。所有患儿随访10年，拟在DDH闭合复位后8个时间点(闭合复位术后1、2、3、4、5～6、7～8、9～10年以及10年以上)拍摄髋关节正位X线片，测量髋臼指数(acetabular index，AI)、中心边缘角(center-edge angle of wiberg，CEA)和Reimer指数(Reimer's index，RI)，根据末次随访时正位X线片上髋关节Severin分级分为满意组(Severin分级为Ⅰ、Ⅱ级)和不满意组(Severin分级为Ⅲ、Ⅳ级)，利用Logistic回归和Cox回归分析残余髋臼发育不良的风险因素，比较两组患儿AI、CEA、RI及Severin分级情况。这一多中心前瞻性研究可以为DDH闭合复位后残余髋臼发育不良的手术干预时机和指征提供循证医学证据。

目的:探讨San Diego截骨术治疗儿童后外侧髋臼发育不良的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8月至2022年8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二○医院采用San Diego截骨术治疗后外侧髋臼发育不良患儿33例。男3例（4髋）、女30例（36髋），年龄（4.9±1.4）岁（范围2~8岁）；32例（38髋）为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1例（2髋）为麻痹性髋关节脱位。T?nnis分型：Ⅱ型3髋、Ⅲ型25髋、Ⅳ型12髋。通过San Diego截骨术改善髋臼后外侧的覆盖及髋关节外展、内收和屈曲活动度。术后采用改良Severin影像学分级、McKay分级评价疗效。结果:33例患儿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37.70±18.44）个月（范围12~74个月），术后均未发生髋关节再脱位、髋臼残余发育不良等并发症。术后6周患儿髋关节外展活动度为24.98°±3.48°、术后3个月为37.28°±4.63°、术后6个月为64.05°±3.8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77.327， P<0.001）。术后6周患儿髋关节内收活动度为1.73°±1.18°、术后3个月为12.33°±1.97°、术后6个月为29.03°±4.1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45.162， P<0.001）。术后6周患儿髋关节屈曲活动度为26.34°±5.05°、术后3个月为76.53°±4.38°、术后6个月为106.47°±2.2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54.377， P<0.001）。髋关节McKay评级，优11髋、良20髋、可9髋，优良率为78%。术后1年Severin影像学分级为Ⅰ级16髋、Ⅱ级24髋。术后3个月5例（5髋）出现股骨头一过性血运障碍，免负重1个月后病变无进展。在随访期间1例患儿右侧髋关节残留股骨头膨大，其余32例（39髋）股骨头均得到良好的骨化塑形。 结论:San Diego截骨术治疗儿童后外侧髋臼发育不良术后患儿髋关节活动度增加，髋关节功能满意。

发育性髋关节脱位(developmental dysplasia of the hip，DDH)是指髋关节结构及功能上的异常，其治疗目的在于恢复髋臼和股骨头的同心圆复位，保证其正常的生长发育。国内外对不同年龄段DDH患儿的治疗方式比较成熟，但对于18～24月龄DDH患儿的治疗方式选择存在较大争议，由于疾病预后以及手术创伤、费用、时长等因素影响着治疗方式的选择，因此至今尚没有明确的治疗方案。目前采用的手术方法主要包括闭合复位、单纯切开复位及骨盆截骨术，然而每种治疗方式下都有部分患儿存在严重并发症，如残余发育不良(residualacetabular dysplasia，RAD)和股骨头缺血性坏死(avascular necrosis，AVN)。由于DDH患儿术后并发症的影响因素复杂，且18～24月龄这一年龄段髋臼发育的特殊性，如何选择适合不同患儿的手术方法已成为当前临床治疗的难点。本文就18～24月龄DDH患儿的手术治疗研究进展进行综述，旨在为该年龄段患儿选择合适的手术方案提供参考依据。

目的:探讨股骨头骨化核对6～24月龄发育性髋关节脱位(developmental dysplasia of the hip，DDH)患儿治疗后发生股骨头缺血性坏死(avascular necrosis of femoral head，AVN)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2年1月期间在昆明市儿童医院接受石膏固定术治疗的6～24月龄DDH患儿的髋关节临床资料。依据末次随访时患髋股骨头是否坏死分为：AVN(＋)组(Kalamchi-MacEwen分型Ⅰ～Ⅳ型)、AVN(－)组(Kalamchi-MacEwen分型未见坏死)；根据股骨头是否出现临床坏死分为临床AVN(＋)组(Kalamchi-MacEwen分型Ⅱ～Ⅳ型)、临床AVN(－)组(Kalamchi-MacEwen分型Ⅰ型或未见坏死)；根据手术年龄分为6～12月龄组、12～18月龄组和18～24月龄组。比较AVN(＋)组与AVN(－)组患儿性别、患髋骨化核状态、侧别、手术年龄、手术方式、术前国际髋关节发育不良协会(International Hip Dysplasia Institute, IHDI)分型、术前髋臼指数(acetabular index, AI)值、外展角度，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评估DDH术后发生AVN的独立影响因素，基于独立影响因素绘制受试者操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评估其对DDH术后发生AVN的诊断效能。对比临床AVN(＋)组与临床AVN(－)组患髋的骨化核状态，分析骨化核状态对临床AVN的影响。对比6～12月龄组、12～18月龄组、18～24月龄组患髋AVN发生率、临床AVN发生率、再脱位发生率、残余髋臼发育不良(residual acetabular dysplasia，RAD)发生率。结果:本研究共纳入221髋。AVN(＋)组54髋，AVN(－)组167髋。患髋中有骨化核者AVN发生率为18.1%(27/149)，无骨化核者ANV发生率为37.5%(27/72)，有骨化核者AVN发生率显著低于无骨化核者( P＝0.002)。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骨化核状态( OR＝3.064，95% CI：1.486～6.319)、外展角度( OR＝1.184，95% CI：1.110～1.264)、术前IHDI分型( OR＝3.821，95% CI：1.465～9.968)是DDH术后发生AVN的独立影响因素( 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外展角度预测DDH术后发生AVN的最佳截断值为63.5°，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为0.752，灵敏度为0.500，特异度为0.934。有骨化核者临床AVN发生率为14.1%，无骨化核者临床ANV发生率为26.4%，有骨化核者临床AVN发生率显著低于无骨化核者( P＝0.026)。6～12月龄组、12～18月龄组、18～24月龄组AVN发生率分别为20.0%、31.7%、46.1%，临床AVN发生率分别为11.3%、25.0%、26.1%，再脱位发生率分别为1.7%、8.3%、13.0%，RAD发生率分别为27.0%、45.0%、54.3%；3个手术年龄组间比较，AVN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224)，但临床AVN发生率、再脱位发生率和RAD发生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骨化核状态、外展角度、术前IHDI分型是DDH患髋术后发生AVN的独立影响因素。骨化核出现对股骨头具有保护作用，可显著降低AVN及临床AVN的发生率，但随着年龄增大，临床AVN发生率、再脱位发生率和RAD发生率增高，会导致相对不良的预后，因此建议在有复位指征时尽早进行DDH治疗，无需等待骨化核出现。

目的:通过比较Salter骨盆截骨术中是否同时行股骨近端截骨治疗残余髋臼发育不良(residual acetabular dysplasia，RAD)的影像学随访结果，探讨Salter骨盆截骨术治疗RAD时是否有必要常规行股骨近端截骨。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18年12月在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徐州儿童医院骨科行Salter骨盆截骨治疗的残余髋臼发育不良患儿的临床资料，共28例(32髋)纳入研究。根据是否同时行股骨近端截骨，分为截骨组(A组)与不截骨组(B组)。其中A组14例( 15髋) ，手术时年龄(41.33±2.38)个月，左髋8例，右髋7例(其中双髋1例)。B组14例(17髋) ，手术时年龄(40.82±2.23)个月，左髋7例，右髋10例(其中双髋3例)。对比两组患儿影像学随访资料，测量指标包括髋臼指数(acetabular index，AI) 、c/b比值(股骨近端干骺端最内侧点至中心线的距离/髋臼外缘至中心线的距离)、头部－泪滴距离(股骨近端干骺端内侧角与髂坐骨线之间的水平距离)和头臼覆盖率，中心边缘角(centre-edge angle of Wiberg，CEA)等。结果:随访时间：A组为(19.20±8.99)个月，B组为(28.88±7.81)个月， t＝3.259， P＝0.003；术前与末次随访时AI改善值(ΔAI)：A组为(15.77±2.01)°，B组为(15.43±2.99)°， t＝－0.372， P＝0.712;末次随访时CEA：A组为(33.72±6.53)°，B组为(31.72±8.64)°， t＝－0.730， P＝0.470；c/b比值：A组为(0.68±0.47) ，B组为(0.70±0.44) ， t＝1.257， P＝0.218；末次随访时头部－泪滴距离：A组为(10.70±1.62)和B组为(11.78±0.87)， t＝2.380， P＝0.024；末次随访时头臼覆盖率：A组为(96.45±4.23)%，B组为(88.93±12.27)%， t＝－2.250， P＝0.032。随访期间两组均无再脱位发生。按Severin分级，A、B两组优良比例分别为14/15和13/17，χ 2＝1.719， P＝0.190。 结论:Salter骨盆截骨术治疗小儿残余髋臼发育不良，无需常规同时行股骨近端截骨术。

目的:观察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developmental dysplasia of the hip，DDH)闭合复位后内翻盂唇的转归及其对髋臼发育的影响。方法:收集2014年3月至2015年6月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行闭合复位治疗的26例(29髋)DDH患儿的临床资料。其中，男3例，女23例；复位时患儿的平均年龄为13个月，年龄范围为4～28个月；平均随访时间为50个月，随访时间范围为39～61个月。本研究患儿的纳入标准为在闭合复位后的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检查图像显示存在盂唇内翻。将所有患儿按照在最后随访时是否存在内翻盂唇分为残余内翻组(19例，22髋)及内翻消失组(7例，7髋)。比较两组在复位前的IHDI分型、骨性及软骨性髋臼指数和复位后盂唇内翻程度方面的差异，及在最后随访时的骨性及软骨性髋臼指数、盂唇内翻程度、中心边缘角及股骨头骨骺核高宽指数方面的差异，并比较发生股骨头缺血性坏死(avascular necrosis of femoral head，AVN)的情况。结果:复位前残余内翻组IHDI分型为Ⅲ型、Ⅳ型各11髋；内翻消失组Ⅱ型3髋，Ⅲ型4髋( P<0.001)。残余内翻组与内翻消失组术前的骨性髋臼指数之间的差异( P＝0.261)及软骨性髋臼指数之间的差异( P＝0.843)均无统计学意义；复位后当时残余内翻组与内翻消失组的盂唇内翻程度分别为(55.10±9.60)%与(43.92±17.59)%，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5)。最后随访时的骨性髋臼指数，残余内翻组为(24.73±5.72)°，内翻消失组为(19.57±2.2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29)；最后随访时的软骨性髋臼指数，残余内翻组为(16.68±4.05)°，内翻消失组为(14.71±2.3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236)；最后随访时的中心边缘角，残余内翻组为(20.77±8.82)°，内翻消失组为(18.86±6.8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605)；最后随访时的股骨头骨骺核高宽指数，残余内翻组为(44.13±4.24)，内翻消失组为(48.11±6.8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74)。残余内翻组在复位后与最后随访时的盂唇内翻程度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183)。残余内翻组有5髋[22.73%(5/22)]发生AVN，均为Kalamchi-MacEwen Ⅰ型，内翻消失组无AVN发生。 结论:DDH闭合复位后，大部分内翻盂唇短期内不能吸收，而是演变为一薄层纤维组织嵌插于头臼之间，这可导致髋臼软骨的骨化延迟，但对髋臼发育的远期影响仍需进一步观察。

目的:探讨运用Pavlik吊带治疗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developmental dysplasia of the hip，DDH）的终止时机。方法:收集2014年至2019年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采用Pavlik吊带治疗并达到超声或X线检查痊愈标准的45例（54髋）DDH患儿的临床资料。其中，男6例（9髋），女39例（45髋）；年龄为（11.5±5.9 ）周，范围为1.4~25.7周；患侧为左侧占55.6% （25/45 ），右侧占24.4 %（11/45），双侧占20.0 % （9/45 ）；随访时间为（23.9±12.9）个月，范围为12.0~61.5个月，Pavlik吊带治疗时长（3.2±0.7 ）个月，范围为2~6个月。所有患儿均接受Pavlik吊带治疗，去除吊带时根据其接受的检查结果和达到的痊愈标准情况，将患儿分为A组和B组，A组为Graf法超声检查提示髋关节恢复至Graf-Ⅰ型的患儿，共35例（42髋）；B组为X线检查提示髋关节恢复正常的患儿，共10例（12髋）。观察患儿在去除吊带6个月后和末次随访时在髋关节X线正位片上测量的髋臼指数（acetabular index, AI），评估患儿髋关节的恢复情况。采用 χ2检验和 t检验比较A、B两组残余髋臼发育不良发生率之间的差异。 结果:本研究45例（54髋）患儿，去除吊带后6个月时有40.7 % （22/54）髋存在髋臼发育不良，经过进一步的外展支具治疗后，末次随访时仍有7.4%（4/54）髋残留髋臼发育不良。两组患儿的年龄、性别、DDH侧别、术前α角、Graf分型和随访时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A组患儿的吊带治疗时长显著少于B组，（3.1±0.7）个月比（3.6±0.7）个月，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28）。去除Pavlik吊带6个月后，A组患儿的AI显著高于B组，（27.2±7.0 ）°比（22.6±3.7）°，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04）。A组残留髋臼发育不良的患儿数量及年龄均高于B组，分别为21例比1例和（13.4±5.0）周比（7.6±3.9）周，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Graf-D型患儿有4髋残留髋臼发育不良，Graf-Ⅲ型患儿和Graf-Ⅳ型患儿分别有13髋和4髋残留髋臼发育不良，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2 ）。末次随访时，两组间的AI及患儿残留髋臼发育不良情况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对于采用Pavlik吊带治疗的DDH患儿，Graf法超声检查提示为Graf-Ⅰ型时不是终止吊带治疗的绝对时机；特别是对于年龄>13周、治疗前为Graf-Ⅲ型或Graf-Ⅳ型的患儿，只有X线检查显示髋关节正常后才能终止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