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位妊娠是妇产科常见的急腹症，发病率2%~3%，是早期妊娠孕妇死亡的主要原因（占75%） [1,2]。甲氨蝶呤（Methotrexate, MTX）作为临床常用的抗代谢类抗肿瘤药物，大剂量方案（>500 mg/m 2）主要用于治疗各类恶性肿瘤，小剂量MTX也可用于异位妊娠的保守治疗 [3,4]。MTX治疗异位妊娠的常用剂量为50 mg/m 2或1 mg/kg，20世纪80年代以来，因其经济、有效且不良反应小，是国内外指南推荐临床治疗未破裂型异位妊娠最常用的药物，治疗成功率约70%~95%，可能取决于治疗方案和初始血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水平 [5]。但应用MTX的患者个体化差异较大，据文献报道小剂量使用MTX，也可引起患者发生骨髓抑制、胃肠道反应、剥脱性皮炎等一系列严重毒副反应，甚至导致患者死亡 [6,7,8,9]。本文报道一例由MTX治疗异位妊娠所致喉头水肿的病例，旨在为临床应用MTX治疗异位妊娠提供参考，以期预防发生严重不良反应。

随着疾病发生的关键机制不断被揭示，以及现代生物制药技术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生物创新药获批上市。近年来生物创新药临床应用大大增加，但不良反应报道也逐步增多，因此构建生物创新药安全使用监管标准与体系的意义重大且临床需求迫切。当前阻碍生物创新药临床安全监管的主要问题，一是药物不良反应产生的机制不清，缺少预测相关不良反应的特异性检测指标；二是体内药物"暴露量-临床疗效-毒副反应"三者间关系研究程度不足，难以支撑安全用药"量与毒"规则的建立；三是缺乏符合中国人生理和病理特点的临床研究证据，新药临床研究理想化的随机对照试验结果不足以支撑真实世界安全用药。因此，必须加强生物创新药安全使用的监管意识，加快该类药物临床监测研究进程，揭示出更多临床安全用药的科学证据，助力生物创新药安全使用监管标准与体系的构建。

目的:观察激励式延续护理对宫颈癌化疗患者情绪状态、毒副反应及睡眠质量的影响。方法:选取信阳市中心医院于2018年9月至2020年10月收治的86例宫颈癌化疗患者为研究对象，应用简单随机分组法将其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各43例。对照组实施常规护理干预，干预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实施激励式延续护理干预，观察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临床观察调查量表(SPIEGEL)、Herth希望量表(HHI)评分及干预期间毒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干预组Ⅲ级以上毒副反应总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干预后，干预组SAS、SDS评分及SPIEGEL各维度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HHI各维度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 结论:激励式延续护理可有效缓解宫颈癌化疗患者不良情绪，改善其严重毒副反应发生情况及睡眠质量障碍。

目的:探讨临床护理路径在硼替佐米治疗多发性骨髓瘤护理中的应用及对患者血流动力学的影响。方法:选取2017年1～12月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接受多发性骨髓瘤治疗的患者68例，随机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对照组患者在治疗的基础上采用常规护理，研究组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上采用临床护理路径的干预模式。比较两组患者的毒副反应、护理后的各项评分、血流动力学各项指标以及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状况。结果:研究组患者神经系统、胃肠道出现情况与对照组比较明显较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血液学、皮损以及胃肠道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研究组患者的视觉模拟评分法(VAS)、焦虑自评量表(SAS)评分以及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与对照组比较显著较低，护理满意度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后，研究组患者血流动力学的各项指标均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研究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对硼替佐米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患者采用临床护理路径，有助于降低患者神经系统的毒副反应，患者的疼痛情况显著好转，有效缓解焦虑以及抑郁的情况，利于提高护理满意度，对于改善患者血流动力学的各项指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值得在临床大力推广。

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细胞)疗法已经发展为儿童和青少年难治复发淋巴系统恶性肿瘤的重要治疗手段。CAR-T细胞治疗在杀伤肿瘤细胞的同时也引发全身炎症反应，如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和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系统毒性综合征(ICANS)，累及各个系统甚至心肺功能和(或)神经系统功能迅速恶化的一系列免疫相关不良事件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这些毒副反应的评估和分级在临床上差异较大，2018年美国移植和细胞治疗学会提出的通用CRS和ICANS分级帮助临床医护认识CAR-T细胞治疗过程中不良反应的发生发展，有效预防、早期诊断、规范管理、合理治疗，提高CAR-T细胞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目的:探讨药物相关性分子靶标检测对儿童恶性实体肿瘤个体化治疗的指导作用。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6月至2019年3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40例恶性实体肿瘤患儿的临床资料。应用免疫组织化学、聚合酶链反应及测序方法对相关的肿瘤药物分子靶标的表达量及突变进行测定，比较不同靶标所对应的抗肿瘤药物对实体肿瘤的化疗有效率及毒副反应发生率。结果:40份肿瘤组织样本中，共检测出4个肿瘤药物相关靶点，分别为DNA拓扑异构酶-ⅡA(TOPOⅡA)、β 3-微管蛋白（Tubulinβ 3）、DNA拓扑异构酶-Ⅰ（TOPOⅠ）和二氢叶酸还原酶基因位点多态性[DHFR (C829T)]。铂类、甲氨喋呤、伊立替康、长春碱类和蒽环类化疗药物对儿童恶性实体肿瘤的化疗有效率分别为90.0% (36/40)、85.0% (34/40)、70.0% (28/40)、67.5% (27/40)、62.5% (25/40)。伊立替康、甲氨蝶呤、长春碱类对间叶源性肿瘤的化疗有效率分别为68.9%(20/29)、62.1%（18/29）、68.9%（20/29），显著高于非间叶源性肿瘤的18.2%（2/11）、36.4%（4/11）、36.4%（4/1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 2=5.487、15.345、17.278，均 P<0.05)，铂类药物对非间叶源性肿瘤的化疗有效率为72.3%（8/11），显著高于间叶源性肿瘤的58.6%（17/2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11.231， P<0.05)。毒副反应强度从大到小依次为蒽环类>铂类>甲氨喋呤>长春碱>伊立替康。 结论:对不同肿瘤药物相关分子靶标、不同源性肿瘤对同一抗肿瘤药物的敏感性及毒副反应进行了预测，为个体化治疗儿童恶性肿瘤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与临床依据。

传统抗肿瘤药具有靶向性不足、全身毒副反应大、体内代谢快等缺点。血小板是人体中唯一负责凝血的细胞，具有生物相容性和趋向性，近年来成为备受关注的药物递送载体之一，使用血小板进行药物递送是目前国内外研究的热点。本文回顾了基于血小板为载体的药物运输系统治疗肿瘤的相关研究进展，总结了血小板系统的载药方式、药物控释放以及其缺点和展望。

胃肠道是人体内菌群的储存库。肠道菌群与人体构成共生关系，不仅参与营养物质代谢、机体免疫系统的发育和肠道屏障功能等正常生理过程，也与人体的多种疾病发生进展特别是胃肠道肿瘤的发病密切相关。同时肠道菌群影响着肿瘤的放疗、化疗和免疫治疗的疗效和毒副反应。随着基因测序技术和生物信息学的发展和普及化，探索肠道菌群与胃肠道肿瘤发生发展及治疗的关系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并为胃肠道肿瘤的预防和诊治提供新的方法和思路。

目的:分析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致糖尿病的风险。方法:收集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2004年第1季度至2021年第2季度收录的度伐利尤单抗、帕博利珠单抗、纳武利尤单抗和阿替利珠单抗致糖尿病[包括暴发性1型糖尿病（FT1DM)、1型糖尿病（T1DM)、糖尿病酮症酸中毒（DKA）]不良事件（AE）报告，采用比例报告比值比（ PRR）法评价4种药物与FT1DM、T1DM、DKA间的相关性。AE报告数≥3、 PRR≥2且 χ2≥4的AE被判定为与药物有统计学相关性， PRR越大，AE与药物的相关性越强，风险信号越强。 结果:收集到的度伐利尤单抗、帕博利珠单抗、纳武利尤单抗和阿替利珠单抗相关糖尿病AE报告分别为53、386、957和72例，共1 468例。度伐利尤单抗、帕博利珠单抗、纳武利尤单抗和阿替利珠单抗与FT1DM相关性的 PRR分别为21.97（ χ2=40.71)、71.50（ χ2=3 531.21)、294.30（ χ2=43 915.75）和33.58（ χ2=279.70）；与T1DM相关性的 PRR分别为12.12（ χ2=162.08)、21.04（ χ2=3 391.17）、20.99（ χ2=5 816.11）和9.71（ χ2=224.81）；与DKA相关性的 PRR分别为6.93（ χ2=161.26)、4.78（ χ2=426.52）、6.82（ χ2=1 797.15）和3.04（ χ2=41.84）。4种药物与目标AE均有统计学相关性，致目标AE的风险信号强度均为FT1DM>T1DM>DKA；致FT1DM的风险信号强度为纳武利尤单抗>帕博利珠单抗>阿替利珠单抗>度伐利尤单抗，致T1DM的风险信号强度为帕博利珠单抗≈纳武利尤单抗>度伐利尤单抗>阿替利珠单抗；致DKA的风险信号强度为度伐利尤单抗≈纳武利尤单抗>帕博利珠单抗>阿替利珠单抗。 结论:度伐利尤单抗、帕博利珠单抗、纳武利尤单抗和阿替利珠单抗均可导致糖尿病，以致FT1DM的风险信号最强，T1DM次之，DKA较弱。

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使用局部麻醉药（local anesthetic，LA）的患者“过敏反应”诊断结果，以提高对LA过敏反应及其诊断的认识。收集2017年3月至2022年2月，因初步诊断“局部麻醉药过敏”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变态反应中心就诊，通过皮肤试验及药物激发试验进行规范化药物过敏诊断的24例患者临床资料及诊断结果，分析规范化诊断流程在LA过敏诊断中的价值。结果显示，纳入患者24例，年龄范围20~74岁，其中男性3例（12.5%），女性21例（87.5%）。有21例患者因既往使用LA后出现不良反应而初步诊断为“局部麻醉药过敏”，其中20例为速发型反应（用药后1 h内出现），1例为迟发型反应（用药1 h后出现）。通过规范化诊断，3例考虑LA过敏；1例排除LA过敏后，确诊为氯己定引起的严重过敏反应；其余17例患者考虑为心身反应7例（29.1%）、交感神经刺激症状3例（12.5%）、血管迷走性晕厥2例（8.3%）、药物毒副反应2例（8.3%），刺激性皮炎2例（8.3%），自发性荨麻疹1例（4.2%）。3例（12.5%）既往LA皮试阳性，再次行规范化诊断结果阴性，排除LA过敏。综上，真正局部麻醉药过敏反应较罕见，通过规范化皮肤试验、药物激发试验，绝大多数自诉“局部麻醉药过敏”的患者可排除过敏状况。对于高度怀疑LA诱发严重过敏反应者，根据诊疗需求可通过诊断试验为患者确定其他可作为安全替代的局部麻醉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