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对沿海生态系统造成了巨大压力,而建立海洋保护区网络被认为是应对这双重压力的重要手段.为了保护东海丰富的生物资源,我国自20世纪末已建立了多个保护区,但目前生物多样性以及连通性的研究不足以有效支撑东海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为此,本研究选取了东海城洲岛国家级海洋公园(城洲岛)、深沪湾海底古森林遗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深沪湾)、湄洲岛国家级海洋公园(湄洲岛)、平潭综合实验区海坛湾国家级海洋公园(平潭岛)、洞头国家级海洋公园(洞头岛)和玉环国家级海洋公园(玉环)6个国家级海洋保护区,在保护区内近岸海域采集不同季节的eDNA样品并测量水环境参数,通过对鱼类群落组成分析预测保护区间的生物多样性及其潜在连通性.在采集到的71个样品中,共获得了5,069,193条序列,包括46,309个分子操作分类单元(molecular operational taxonomic units,MOTUs),其中保护区内共享MOTUs的丰度占比基本都超过40％.虽然不同保护区间环境参数存在显著差异,但是生物多样性指数和群落组成差异性检验显示不同保护区间鱼类组成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仅存在季节差异.高占比的共享MOTUs以及无显著空间分化的群落组成可能意味着这些保护区间存在较强的连通性,具备建立海洋保护区网络的潜力.对保护区生态网络结构的进一步分析表明,不同保护区的生态网络存在差异,洞头岛、玉环、深沪湾保护区的网络结构较为稳健,而湄洲岛和平潭岛保护区则相反,这表明不同保护区的保护效果存在一定差异,这可能与保护区的面积和管理有关.本研究不仅为东海近岸群落连通性研究提供了参考,同时也为东海保护区的管理和建设提供直接支撑.

蟹类是潮间带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的重要代表,也是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分之一.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最典型的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在东亚海洋生物地理区划上也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对该区域潮间带蟹类物种丰富度的了解有限,其区系特点尚不明确.本文基于对该保护区内16个样点的采样调查,结合东寨港历史分布记录种的整理和校对,更新了东寨港潮间带蟹类物种名录,并对其区系特点进行了分析.野外共采集蟹类标本207号,分属17科39属64种.其中23种为东寨港新记录,包括海南省新记录的突额薄板蟹(Elamena rostrata)和细爪拟相手蟹(Parasesarma ungulatum).至本研究止,东寨港共记录潮间带蟹类22科63属115种,包括7种历史记录存疑种.研究结果表明,东寨港潮间带蟹类区系具典型的东亚暖水性性质,印度-西太平洋暖水区系成分占绝对优势,且和中国南海北部大陆沿海区系的关系较密切,与两广、福建等地沿海同属中国亚热带近海底栖动物区系.本研究可为保护区的物种编目、生物多样性保护及南海北部生物地理学研究提供基础资料.

为揭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格局构成及变化状况,基于2000年和2010年319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类型与分布数据,根据生态系统类型转化及其转化幅度,考虑自然保护区各功能区的重要性,构建生态系统格局变化指数,分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格局动态变化.结果表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草地生态系统面积最大,2000年和2010年分别占全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的57.88％和57.74％,其次为荒漠生态系统,两期占比约17％,其他依次是湿地、森林、灌丛、农田、冰川/永久积雪、海洋、城镇等生态系统类型.2000-2010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森林、湿地面积明显增加,城镇有一定程度扩张,冰川/永久积雪略微减少.总体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格局基本保持稳定,基本维持的保护区数量219个,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数的68.65％,生态系统格局改善的保护区数量略多于退化的数量,10年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格局保护取得一定效果.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格局在基本维持的基础上,表现出一定的地域不平衡性.生态系统改善的保护区多分布在秦岭、大巴山、大娄山、南岭一带,而东部省份、内蒙古高原、东北平原一带生态系统退化的保护区数量较多,主要是荒漠、内陆湿地和水域、野生动物、自然遗迹等类型自然保护区.最后,提出3点建议为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水平提供参考.

海岸带地区地处海陆交互作用频繁地带,快速城市化作用下该区域陆海生态斑块破碎化问题突出.以“闽三角”城市群(厦门市-漳州市-泉州市)为例,提取生境敏感区、重要生态功能区及自然保护区等生态斑块的空间信息,以陆域的土地利用类型及海域的海洋功能区划构建阻力面,采用最小费用路径法,构建闽三角地区陆海一体化的生态网络,并通过网络闭合度(α指数)、线点率(β指数)和网络连接度(y指数)评价其生态网络完善度.结果表明:(1)模拟构建的陆海一体化生态网络中连接重要生态斑块的廊道和节点主要分布于陆域的林地、草地和海域的保护区、保留区及特殊利用区等自然属性较高的区域,而人类活动密集的建设用地、港口区等则对生态廊道有较强的阻隔作用;(2)陆海交互作用的海岸带是沿海城市发展的重点区域,同时也是连接陆、海生态斑块的关键生态区域,连接陆海的生态廊道承受着城市快速发展带来的较大压力;(3)生态网络完善度评价结果(α=0.86,β=2.56,γ=0.91)表明构建的闽三角生态网络目前整体状态正常,但需关注海岸带快速城市化及其他高强度人类活动胁迫下的网络状态演变和预警.以陆海生态网络为基础,统筹闽三角城市群陆域和海域的整体生态安全布局,为海岸带城市群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陆海统筹、生态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支撑.

本文根据2017年11月和2018年5月对南麂列岛国家海洋自然保护区东侧海域进行渔业资源定点底拖网调查所获得的虾蟹类数据,对调查海域的虾蟹类群落结构及多样性进行了研究.结果 表明:(1)共鉴定出调查海域的虾蟹类30种,其中虾类16种,隶属于1目6科12属,蟹类14种,隶属于1目5科6属;(2)秋季虾蟹类物种数高于春季,且春秋季物种数在整个调查海域大致呈现由北向南逐渐增多的趋势;(3)春季优势种依次为:三疣梭子蟹(Portunus trituberculatus)、双斑蟳(Charybdis bimaculata)、日本鼓虾(Alpheus juponicus)、细巧仿对虾(Parapenaeopsis tenella)和日本蟳(Charybdis japonica),秋季优势种均为蟹类,依次为三疣梭子蟹、双斑蟳和日本蟳;(4)虾蟹类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H')和Pielou均匀度指数(J')是春季大于秋季,丰富度指数(D)则是秋季远高于春季;(5)根据聚类分析(CLUSTER)与非度量多维标度排序(non-metric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nMDS)分析,可将虾蟹类划分为3个群落;(6)丰度/生物量曲线(abundance-biomass comparison curve,ABC曲线)显示,南麂列岛调查海域的虾蟹类群落处于稳定未受干扰的状态.

在提炼生态保护补偿概念内涵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政策目标、海洋环境自然属性、自然保护区区域特殊性以及我国制度环境,明确了海洋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补偿的思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生态系统服务分析,对海洋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主体、客体和补偿标准进行了讨论.研究结果表明,海洋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补偿应该以持续的生态效益供给为目标,以正外部性内部化为基本原理;海洋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补偿的主体是国家,由相关政府部门代表国家履行补偿责任;补偿客体为保护区周边居民和保护区管理机构,对周边居民的补偿标准以其为保护区牺牲的生态效益价值来确定,对管理机构的补偿标准以其使保护区增加的生态效益价值来确定.在构建补偿机制框架后,探讨了保护区运营资金支持和补偿标准公信力等问题,为后续的研究实践提供参考与借鉴.

海洋保护区事业正处于从“重面积、重数量”向“重建设、重成效”转型的重要阶段,海洋保护区,特别是滨海湿地类保护区的管理有效性评估引起了国内外生态学家的广泛关注.根据现有评估体系中存在问题,结合广西滨海湿地类自然保护区建设及发展特点,构建了“管理机制-管理基础-管理行为-管理成效”的评估框架,通过专家咨询法、层次分析法设置形成包含4个评估要素,19个评估指标以及6个附加指标在内的评估体系.本评估体系综合考虑了保护区管理工作的产出效益,包括管控成效、生态成效和社会经济成效,在指标设计时突出了保护区的生境特点,管理人员以及社会公众的保护意愿,采用分级分值制量化指标,根据长期有效数据开展评估,适用于监测业务完善的滨海湿地类型保护区.另外,选择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实例验证,评估结果表明:(1)保护区指标评估分值总和78分,附加3分,综合评估分值81分,管理级别Ⅱ级,保护区管理成效良好;(2)各要素得分占比情况为:C管理行为(100％)＞A管理机制(90％)＞B管理基础(87％)＞D管理成效(65％).评估指标级别占比情况为:Ⅰ级(53％)＞Ⅱ级(21％)＞Ⅲ级(16％)＞Ⅳ级(11％);(3)3类管理成效得分占比情况为:D2管控成效(97％)＞D1生态成效(60％)＞D3社会经济成效(35％).通过分析可知,保护区管理面临主要问题包括技术能力不足、人才队伍建设薄弱、人为干扰多样等.建议保护区应加强能力建设和管控力度,推行社区共管,并关注红树林以外的其他生态系统的保护,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建立海洋保护区已被公认为维持海洋生物多样性和防止海洋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途径,而合理实施生态保护补偿是确保海洋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成效、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机会公平的关键手段.以土地、海域为载体,从机会成本补偿的角度出发,分别设置了机会成本补偿基数、区域调整系数、分区补偿系数和开发限度补偿系数,构建了海洋保护区生态保护补偿标准测算方法,并选取全国8个省(市)14个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开展了实证分析.结果 表明:2015年案例区的机会成本补偿测算结果介于0.66× 104-10.69× 104元/km2之间,河北昌黎黄金海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天津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补偿金额显著高于其他保护区,分别为10.69× 104元/km2和10.47×104元/km2,相比之下,其余12个保护区的平均补偿金额为1.70× 104元/km2.

建设自然保护地体系是为子孙后代保留生物多样性资源与自然遗产最有效的途径.自1956年我国建立第一个自然保护区以来,已建设形成覆盖森林、草地、湿地、海洋、荒漠各类生态系统,珍稀濒危动植物物种和种质资源,自然遗迹和自然景观,以及水源保护等各类自然保护地.但由于缺乏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顶层设计,各类保护地面临功能区分不清晰、空间重叠、管理成效不高等问题.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部署,为理顺我国保护地体系,明确各类保护地的功能定位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在分析我国现有自然保护地类型,并参考国际自然保护地体系分类经验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保护地体系分类,建议将我国自然保护地分为5大类,第1类为自然保护区,第Ⅱ类为国家公园,第Ⅲ类为自然公园,第Ⅳ类为物种与种质资源保护区,第Ⅴ类为生态功能保护区,并分析了各类自然保护地的功能定位和管理目标,以期为自然保护地体系规划建设提供参考.完善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分类,根据各类保护地的特点,创新保护地建设政策与机制,加大政府对自然保护地建设力度的同时,发挥全社会力量建设自然保护地,我国自然保护地建设将大有可为.

绿海龟(Chelonia mydas)为全球性濒危物种、我国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是野生绿海龟保护的一种极为重要和有效的保护策略,但我国幼年绿海龟的生活习性及其栖息地分布尚不明确,故开展相关洄游行为及栖息地分布研究意义重大.2011至2015年间,将6只来自广东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工培育2～14a的幼年绿海龟,分为夏季组(n=3)及冬季组(n=3),在其背甲上安装追踪器.其中,2只个体分别安装了美国Wildlife Computers公司生产的追踪器SPOT5-AM-S181C和SPOT5-AM-S244A,另外4只个体安装美国Telonics公司生产的TAM-2639追踪器,然后在出生地放归.利用全球ARGOS系统实施全天候的追踪监测,地理坐标数据的筛选及分析在卫星追踪分析工具软件(STAT)上完成.6只个体4年共获得有效位点397个,其中,包括前期研究获得的有效位点62个.相关有效位点输入免费软件Maptool,通过GIS图层叠加、汇总生成洄游路线图.研究结果用以揭示我国幼年绿海龟的洄游规律.使用SPSS软件t-检验统计冬夏两组海龟间的个体大小及洄游速度是否存在统计学差异.冬季组、夏季组绿海龟的背甲曲线长(CCL)分别为(48.9±8.65)cm和(59.07±7.64) cm,组间无显著性差异(t =1.527,df=4,P=0.202).追踪期平均(66±47)d,追踪路程(1653±1585)km(n=6).平均最小洄游速度,夏季组为(1.63±0.22) km/h (n=3),冬季组为(0.67±0.12) km/h(n=3),夏季组明显较冬季组高(t=6.726,df=4,P=0.003);夏季及冬季分别游往台湾和海南两个方向,主要沿大陆架140m等深线以内海域洄游,所有个体的洄游路线及方向均与同期海流大致相同,活动范围与近海渔场及开发区域高度重叠,与早期野外调查结果一致.仅冬季组观察到定居及归巢行为,越冬场分布在越南昏果岛及我国海南岛东部;越夏场则分布在福建至浙江一带,主要分布在近岸或近岛20 m等深线以内浅海,为底栖大型海藻、海草床或珊瑚礁的集中分布区.研究结果揭示,惠东人工培育幼年绿海龟放归后可正常洄游、觅食和适应野外环境,在东海、南海之间作季节性定向洄游的趋势十分明显,觅食地沿我国大陆架沿岸及附属海岛分布,进一步印证了我国近海绿海龟洄游廊道的存在.建议把北部湾、琼州海峡、海南东部、广东、福建、浙江及台湾沿岸及附属岛屿的海洋保护地整合优化,制订国家海龟栖息地名录,组建海洋类型国家公园保护网络,同时深入开展国际及地区间的保护合作,加强绿海龟及其觅食地和洄游廊道这些重要栖息地保护,使海龟整个生命周期得到有效和完整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