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对沿海生态系统造成了巨大压力,而建立海洋保护区网络被认为是应对这双重压力的重要手段.为了保护东海丰富的生物资源,我国自20世纪末已建立了多个保护区,但目前生物多样性以及连通性的研究不足以有效支撑东海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为此,本研究选取了东海城洲岛国家级海洋公园(城洲岛)、深沪湾海底古森林遗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深沪湾)、湄洲岛国家级海洋公园(湄洲岛)、平潭综合实验区海坛湾国家级海洋公园(平潭岛)、洞头国家级海洋公园(洞头岛)和玉环国家级海洋公园(玉环)6个国家级海洋保护区,在保护区内近岸海域采集不同季节的eDNA样品并测量水环境参数,通过对鱼类群落组成分析预测保护区间的生物多样性及其潜在连通性.在采集到的71个样品中,共获得了5,069,193条序列,包括46,309个分子操作分类单元(molecular operational taxonomic units,MOTUs),其中保护区内共享MOTUs的丰度占比基本都超过40％.虽然不同保护区间环境参数存在显著差异,但是生物多样性指数和群落组成差异性检验显示不同保护区间鱼类组成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仅存在季节差异.高占比的共享MOTUs以及无显著空间分化的群落组成可能意味着这些保护区间存在较强的连通性,具备建立海洋保护区网络的潜力.对保护区生态网络结构的进一步分析表明,不同保护区的生态网络存在差异,洞头岛、玉环、深沪湾保护区的网络结构较为稳健,而湄洲岛和平潭岛保护区则相反,这表明不同保护区的保护效果存在一定差异,这可能与保护区的面积和管理有关.本研究不仅为东海近岸群落连通性研究提供了参考,同时也为东海保护区的管理和建设提供直接支撑.

景观美学的理论维度已从风景美学延伸至生态美学,为促进生态美学理论在客观法和空间水平上向"数字化+可视化"发展,以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创新性地提出了利用地理要素构建分类的数字景观模型并借用基于景观生态学的景观格局指数进行视觉景观特征评估的研究框架.在筛选地貌(自然和垂直要素)和土地利用(文化和水平要素)景观要素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景观分类指标体系;通过GIS进行空间叠加分析,识别了研究区域中的 440 种景观斑块和类型,以此作为视觉景观特征评估的基本单元;基于生态美学理论,构建了视觉景观多样性、自然性和独特性 3 个视觉景观特征评估指标,借用景观格局指数进行度量并通过FRAGSTATs与GIS可视化;通过SPCA分析得到权重后绘制了视觉景观特征综合评估的空间分布.结果显示,诸多相互作用的景观要素"聚集"在一起产生了不同水平的视觉景观特征,与低水平视觉景观特征有关的景观类型在要素组成上较为复杂,而与高水平视觉景观特征有关的景观类型主要与坡度适中的东南向山谷地貌与荒草地、未成林封育地和乔木林等土地利用的共同作用有关.研究认为,可视化的视觉景观特征评估结果有助于识别需得到保护修复、规划利用及管理协调的景观斑块或类型,有利于增加保护地整体的生态美学价值.

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是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基础性工作,是解决各类自然保护地各种矛盾冲突和历史遗留问题的重大历史性工作.我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从2020年2月开始,省级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预案逐步完善,但最终形成一个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预案还面临非常艰巨的任务.本文主要针对自然保护地分类分级分区、风景名胜区整合优化、生态保护红线衔接、永久基本农田调出等几个关键问题开展了系统分析和讨论,认为:(1)以自然景观为主要风景资源和保护对象的风景名胜区,可单独作为一个类别,与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并列;主要风景资源是人文景观的风景名胜区不宜列入自然保护地体系.(2)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区、自然保护小区、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的主要功能是自然保护,应归类为自然保护区,而不应归类为自然公园.(3)不应再新增"生态自然公园"类型;不应把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湿地公园等公园名称改为森林自然公园、地质自然公园、湿地自然公园.(4)如果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风景名胜区统一分为两级管理,则应该是国家级、省级.国家级森林公园、国家级湿地公园、国家级草原公园等都不宜省略"级"字.(5)可参照国家公园管控区、功能区分层设置方法,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风景名胜区等也可分层设置管控区、功能区.不应简单地把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3个功能区直接转为核心保护区(宜称严格控制区)和一般控制区2个管控区.风景名胜区、自然公园不宜整体按一般控制区管理,也可设置核心保护区(即严格控制区).(6)应肯定以自然景观为主要风景资源和保护对象的风景名胜区在自然保护地体系中的分类地位和自然保护功能,应一并纳入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预案中.(7)不宜把自然保护地整体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而是把自然保护地内林地、草地、水域等土地利用类型中生态功能重要、生态环境敏感脆弱的"地块"划入生态保护红线.(8)自然保护地是一个地理单元,也是生态空间、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的镶嵌体.永久基本农田是高质量耕地的"地块",保留在自然保护地内并不会改变其生产空间属性,可不调出自然保护地.自然保护地法、国家公园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等的制修订宜充分考虑各类自然保护地发展历史和管理现况.

中国正在开展一场以国家公园为龙头的保护地建设,面临着一个跨领域、跨行业、全空间的保护地分类管理难题.世界各国建立了各种各样的保护地,这些保护地存在着“同物异名、同名异物、一物多名”现象.IUCN提出了一个保护地分类系统,以期将所有的保护地纳入一个体系.人们试图按照IUCN的保护地分类系统对现有保护地分类,但是IUCN保护地分类系统的定义模糊,无量化标准,而保护地的属性常常存在非唯一属性等问题.保护地分类是一个学术问题,可以自由探讨,百家争鸣;而保护地的管理是行政问题,必须有章可依,有法可循.中国现有10多种不同的保护地类型,本身就是一种分类体系,有的保护地,如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等已经有相应的行政法规和管理经验.中国国家公园应整合优化而不是取代现有的其他类型保护地.以国家公园为龙头的中国保护地体系需要顶层设计和专门立法.保护地应当推动当地社区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无人机技术的运用为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变革.然而,对自然保护地主要保护对象的关注不足,导致了无人机和地面相结合的监测技术尚未形成.为更好地发挥多种调查监测技术的各自优势,为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管护和监测提供支撑,我们总结了国内外已开展的无人机和地面相结合的监测工作进展,梳理了我国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和监测的需求.总的来看,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的主要保护对象围绕在生态系统、物种、遗址遗迹等或由上述要素构成的景观资源上;管理目标定位则集中在保护、恢复、科研、宣教、游憩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基于上述需求,我们归纳提出了包括图像识别与分类解译、数据反演与格局分析、数字建模与地表测量、巡护巡检4个类别共计14个专题的无人机和地面相结合的监测技术方案,明确了监测时期与频次、监测指标、监测技术的结合途径以及数据后处理方法等.同时,我们在三江并流世界遗产地云岭片区内选择植物识别、植被长势、景观格局、地表测量以及执法检查等技术专题开展了应用试验.在技术方案取得良好验证结果的同时,实现了对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的技术支撑,为未来自然保护地精细化管理提供了技术储备.

不同类型生态保护地的空间用地冲突问题已成为国家生态保护地体系管理面临的共性问题,是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必须面对的核心问题之一.分析了我国主要类型生态保护地的发展、功能分类及空间用地冲突现状,结合案例地区对承载不同功能的生态保护地空间发展冲突分析,提出以“核心目标协同管理”为基础框架的多类型生态保护地精细管控体系和管理对策建议,为科学开展全国自然保护区“绿盾行动”专项执法检查、完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建设提供参考.

自2013年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我国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已取得了重要进展,成为整个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任务中进展最快、成果最显著的综合性改革.过去5年,通过国家公园体制改革试点,初步完成了国家公园的顶层设计、明确了管理体制、启动了相关立法程序,筑就了国家公园建设的基本框架.改革的主要经验可以总结为四个方面:一是高层引领与改革创新,二是试点先行和动态调整,三是问题导向和项层设计,四是利益相关方参与和改善治理体系.然而,未来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仍然任重道远,面临众多挑战和困难,包括国家公园建设区通常人口众多、土地权属复杂、利益相关者众多、缺乏多方参与机制、地方管理能力薄弱等.今后,应在总结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坚持正确的改革取向,进一步扩大开放和创新思维,坚持法治优先、系统推进、分类指导、分阶段实施的基本原则,采取顶层设计加试点先行的方式,实现依法办园、科学办园、民主办园、开放办园;加快推动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立法,建立国家公园现代化治理体系,探索建立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最终使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得到整体保护,人民利益得以最大化,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与国家濒危物种红色名录都是物种灭绝风险的测度,前者是全球性评估,后者则是国别研究.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预警了全球物种的濒危状况,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研究提供了大数据;国别红色名录确定了各国物种受威胁状况,填补了前者的知识空缺,两份名录互为补充.目前对国家濒危物种红色名录重视不够.基于如下原因,应当重视国别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意义:(1)国家是濒危物种保护的行为主体,物种在一个国家的生存状况是确定其保护级别、开展濒危物种保育的依据;(2)对于仅分布于一个国家的特有物种来说,其国别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等级即是其全球濒危等级;(3)对于跨国境分布的物种来说,国别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等级则确定了该物种在本国的生存状况;(4)结合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国别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为建立跨国保护地、保护迁徙物种的栖息地与跨国迁徙洄游通道提供依据;(5)国别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所特有的“区域灭绝”等级,反映了一个物种边缘种群在该国的区域灭绝,恢复“区域灭绝”物种是该物种原分布国重引入保育工作的重点;(6)国别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提供了该国物种编目、分类、分布和生存状况的最新信息.然而,国别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重要性在许多情况下被忽视了.目前正值全球新冠肺炎大流行,人们正在重新审视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我国将修订有关野生动物保护与防疫法法律以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防控新的人与野生动物共患疾病再次暴发.对于确定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物种名录来言,物种受威胁程度是物种列为国家重点保护物种的特征之一.重视国别红色名录有特别的意义.

建设自然保护地体系是为子孙后代保留生物多样性资源与自然遗产最有效的途径.自1956年我国建立第一个自然保护区以来,已建设形成覆盖森林、草地、湿地、海洋、荒漠各类生态系统,珍稀濒危动植物物种和种质资源,自然遗迹和自然景观,以及水源保护等各类自然保护地.但由于缺乏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顶层设计,各类保护地面临功能区分不清晰、空间重叠、管理成效不高等问题.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部署,为理顺我国保护地体系,明确各类保护地的功能定位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在分析我国现有自然保护地类型,并参考国际自然保护地体系分类经验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保护地体系分类,建议将我国自然保护地分为5大类,第1类为自然保护区,第Ⅱ类为国家公园,第Ⅲ类为自然公园,第Ⅳ类为物种与种质资源保护区,第Ⅴ类为生态功能保护区,并分析了各类自然保护地的功能定位和管理目标,以期为自然保护地体系规划建设提供参考.完善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分类,根据各类保护地的特点,创新保护地建设政策与机制,加大政府对自然保护地建设力度的同时,发挥全社会力量建设自然保护地,我国自然保护地建设将大有可为.

本文基于我国相关政府部门、国际机构、科研机构和文献关于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数据,梳理和分析了我国针对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11的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的进展情况.结果显示,我国已按时完成了爱知生物多样性目标11中2015年之前对60％以上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的指标;目前已开展管理有效性评估的自然保护地面积达136.19万km2,占我国自然保护地面积(186.60万km2)的72.99％;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受多方关注.本研究调查数据与世界自然保护地数据库、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全球数据库的数据差异较大;我国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工具多样,各类型自然保护地管理有效性评估工作进展差异显著,管理有效性评估标准化和连续性有待提高.最后,提出了如下建议:加强自然保护地整体性和连通性;参考世界自然保护区委员会的评估框架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自然保护地绿色名录标准,按照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自然公园分类制定管理有效性评估规范并将评估制度化;有效利用评估结果促进我国自然保护地建设的标准化、科学化并建立激励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