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腋窝淋巴结状况对不同类型浸润性乳腺癌预后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00年1月至2011年7月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癌预防治疗中心确诊的不同分子亚型浸润性乳腺癌患者的治疗后长期生存情况，并分析淋巴结状态对其预后的影响。结果:研究纳入4 269例乳腺癌分子亚型资料齐全［年龄（50.8±11.2）岁］和3 824例腋窝淋巴结状态齐全［年龄（50.5±10.9）岁］的乳腺癌患者，均为女性，其中分子亚型和淋巴结状态信息均齐全的共3 135例。激素受体（HR） +/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 -、HR -/HER2 -型及HER2 +患者的10年无事件生存（EFS）率分别为82.2%、79.0%与76.8%；10年的总生存（OS）率分别为88.1%、83.1%与84.4%；生存曲线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淋巴结阳性和阴性患者的10年EFS率分别为68.8%与88.2%；10年的OS率分别为76.7%与92.5%；生存曲线差异也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1）。淋巴结阴性亚组3亚型EFS与OS率十分接近，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淋巴结阳性亚组3亚型EFS与OS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未发现腋窝淋巴结状态对乳腺癌分子亚型与EFS、无远处转移生存（DDFS）、OS率的关联存在修饰作用（均 P交互>0.1）。 结论:不同分子亚型乳腺癌的预后不同，相比分子分型，淋巴结状态可能是更重要的预后影响因素。

目的:探讨雌激素受体α（ERα）、雌激素受体β（ERβ）在中国女性食管鳞状细胞癌（ESCC）中的表达及其与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婚育因素的关系和对预后的影响。方法:选取河南省南阳市中心医院2001年1月至2016年12月女性原发性ESCC患者110例。免疫组织化学法（IHC）检测ESCC组织中ERα、ERβ蛋白表达水平。logistic回归分析ERα、ERβ表达与患者婚育因素（经期状态、初潮年龄、初次生育年龄、妊娠次数）及临床病理特征（肿瘤部位、肿瘤浸润深度、有无淋巴结转移、肿瘤分期）的关系；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并行log-rank检验；Cox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多因素生存分析。结果:ERα、ERβ蛋白在女性ESCC组织中阳性表达率为37.3%（41/110）、64.5%（71/110）。ERβ表达与肿瘤部位（ χ2=6.999， P=0.030）、肿瘤分期（ χ2=11.097， P<0.01）和妊娠次数（ χ2=6.304， P=0.012）有关。妊娠次数>3次（ HR=2.553，95% CI 1.051～6.203， P=0.039）、ERβ阳性（ HR=2.580，95% CI 1.966～3.386， P<0.01）是患者生存独立保护因素；ERα阳性（ HR=0.530，95% CI 0.384～0.739， P<0.01）、淋巴结转移（ HR=0.663，95% CI 0.512～0.858， P=0.002）是患者生存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ERα和ERβ表达可预测女性ESCC患者预后。

目的:探讨哌柏西利联合内分泌药物治疗激素受体(HR)阳性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阴性晚期乳腺癌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收集2018年10月至2020年11月在江苏省肿瘤医院接受哌柏西利治疗的HR阳性HER－2阴性晚期乳腺癌患者95例，总结其近期疗效、远期疗效及不良反应，主要观察指标为无进展时间(PFS)，次要观察指标为客观缓解率(ORR)、疾病控制率(DCR)、临床获益率(CBR)。采用Log rank检验和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患者PFS的影响因素。结果:95例患者的ORR为29.5%(28/95)，DCR为88.4%(84/95)，CBR为72.6%(69/95)，中位PFS为10.4个月。单因素分析显示，是否内脏转移、哌柏西利治疗线数和内分泌治疗敏感性与接受哌柏西利联合内分泌治疗后患者的PFS有关(均 P<0.05)。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是否内脏转移、内分泌治疗敏感性是接受哌柏西利联合内分泌治疗后患者PFS的独立影响因素。与无内脏转移的患者相比，合并内脏转移患者的 HR为3.118(95% CI：1.405~7.236)；与内分泌治疗敏感患者相比，内分泌治疗原发性耐药和继发性耐药患者的 HR分别为4.455(95% CI：1.380~14.385)和1.4566(95% CI：0.488~4.346)。主要不良反应为血液学毒性，主要表现为白细胞、中性粒细胞及血小板减少，发生率分别为78.9%(75/95)、85.3%(81/95)和72.6%(69/95)，3~4级发生率分别为27.4%(26/95)、51.6%(49/95)和20.0%(19/95)。 结论:哌柏西利联合内分泌药物治疗HR阳性HER－2阴性晚期乳腺癌取得了良好的疗效，不良反应可控。

目的:探讨激素受体阳性、HER2阴性、未接受新辅助治疗的早期乳腺癌患者21基因复发风险评分（21-gene recurrence risk score，21-Gene RS）与患者预后及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方法:收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2014年1月至2017年10月接受手术治疗的早期激素受体阳性、HER2阴性乳腺癌患者469例，回顾性分析其临床病理资料。收集患者的肿瘤组织标本，进行即时荧光定量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qPCR）检测21基因的表达，计算21-Gene RS并基于个体化治疗方案分配试验（Trial Assigning Individualized Options for Treatment，TAILORx）分组及国家乳腺和肠道外科辅助治疗项目（National Surgical Adjuvant Breast and Bowel Project B-20，NSABP B-20）分组原则，将患者分为低（21-Gene RS<11或21-Gene RS<18）、中（11≤21-Gene RS<26或18≤21-Gene RS<31）和高危组（21-Gene RS≥26或21-Gene RS≥31），比较不同风险分组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和预后差别。使用卡方检验比较计数资料，Kaplan-Meier曲线分析进行生存分析，Log-rank检验方法进行组间差异比较，COX回归分析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469例乳腺癌患者，基于TAILORx RS分组，低危组比例为18.8%（88/469），中危组比例为48.2%（226/469），高危组比例为33.0%（155/469）。基于NSABP B-20 RS分组，低危组比例为43.1%（202/469），中危组比例为37.5%（176/469），高危组比例为19.4%（91/469）。无论使用TAILORx RS分组还是NSABP B-20 RS分组，21-Gene RS与患者的组织学分级、Luminal分型、Ki-67表达以及是否接受化疗和治疗方式的关联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Kaplan-Meier生存分析提示高危组患者预后较差（ P<0.05，Log-rank检验）。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手术方式和21-Gene RS是影响患者预后的风险因素。 结论:21-Gene RS与激素受体阳性、HER2阴性、未接受新辅助治疗的早期乳腺癌患者的预后以及患者的组织学分级、Luminal分型、Ki-67表达以及是否接受化疗和治疗方式等临床病理特征显著相关。以11与26分或18与31分作为21-Gene RS临界值标准均可用于早期乳腺癌患者预后的分级，未来需更深入研究此分级方式用于指导激素受体阳性、HER2阴性早期乳腺癌患者术后辅助治疗的选择。

目的:评价真实世界中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阳性转移性乳腺癌患者口服吡咯替尼的疗效，并探讨其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山西省肿瘤医院2018年9月至2020年12月收治的148例口服吡咯替尼治疗的HER2阳性转移性乳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1.1版进行疗效评价，根据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常见不良反应评价标准4.0进行不良反应分级。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无进展生存（PFS）曲线，将患者按不同临床特征进行分层，应用log-rank法进行PFS单因素分析；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对PFS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148例患者客观缓解率（ORR）为71.6% （106/148），疾病控制率（DCR）为89.2%（132/148）。整体中位PFS时间为11.0个月（95% CI 10.1~11.9个月），其中19例伴脑转移患者中位PFS时间为10.0个月（95% CI 7.4~12.6个月）。无病间期（DFI）、转移器官数和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评分分层患者的PFS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激素受体阴性与阳性患者间PF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DFI （>1年比≤1年： HR=5.254，95% CI 0.728~37.933， P=0.046）和ECOG评分（≥2分比0~1分： HR=2.454，95% CI 1.261~4.788， P=0.008）是PFS的独立影响因素。≥3级的主要不良反应为腹泻（31例，20.9%）和手足综合征（38例，25.8%）。 结论:在真实世界中吡咯替尼治疗HER2阳性转移性乳腺癌患者疗效确切、安全性良好，特别是对于DFI>1年和ECOG评分0~1分患者，疗效和安全性更佳。

目的:探讨年龄对乳腺癌患者保留乳房治疗后长期复发及生存结局的影响。方法:从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乳腺癌预防治疗中心数据库中回顾性收集1999年12月至2014年12月2 778例原发性乳腺癌保留乳房治疗病例的资料，中位年龄47岁（范围：21~91岁）。根据发病年龄将患者分为≤40岁组（677例）与>40岁组（2 101例），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特征。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并用Log-rank法比较两组局部复发率、无远处转移动生存（DDFS）、无病生存（DFS）及乳腺癌特异性生存（BCSS），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复发及生存的预后因素。结果:≤40岁组和>40岁组的激素受体阳性比例（490/677比1 581/2 101，χ2=6.981， P=0.030）、腋窝淋巴结阳性比例（314/677比713/2 101，χ2=34.966， P<0.01）、T1期比例（301/677比1 160/2 101，χ2=37.660， P<0.01）、接受新辅助化疗比例（413/677比1 010/2 101，χ 2=34.272， P<0.01）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中位随访102个月。≤40岁组和>40岁组10年局部复发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5%比1.6%， P=0.147）。≤40岁组和>40岁组10年DDFS率分别为90.6%和95.3%（ P<0.01），10年DFS率分别为86.5%和91.1%（ P=0.001），10年BCSS率分别为91.0%和93.7%（ P=0.105）。年龄不是局部复发的独立预后因素（ P>0.05）；淋巴结状态（阳性比阴性， HR=2.73， 95%CI：1.94~3.84， P<0.01）、年龄（≤40岁比>40岁， HR=1.73， 95%CI：1.24~2.42， P=0.001）、肿瘤最大径（>2 cm比≤2 cm， HR=1.61，95% CI：1.14~2.28， P=0.001）是DDFS和DFS的独立预后因素；激素受体状态（阳性比阴性， HR=0.54， 95%CI：0.39~0.74， P<0.01）、淋巴结状态（阳性比阴性， HR=2.94， 95%CI：2.12~4.07， P<0.01）、肿瘤最大径（>2 cm比≤2 cm， HR=1.45， 95%CI：1.05~2.01， P=0.025）是BCSS的独立预后因素。 结论:≤40岁与>40岁乳腺癌患者保留乳房治疗后局部复发风险相似，前者长期生存劣于后者。

目的:探讨术前血清透明质酸（HA）含量水平与乳腺癌患者预后的相关性。方法:从历史性队列中选择2004年1月至2014年11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肿瘤科进行手术治疗的98例乳腺癌患者，年龄为（52.5±9.4）岁。检测患者术前血清HA含量，根据其中位数53.7 μg/L，将患者分成高低两组，各49例。并采用χ2检验分析血清HA含量高低与患者一般临床资料的相关性，同时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Log-rank进行检验以及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HA含量和患者生存期的相关性。结果:高HA水平的患者在绝经和未绝经患者中比例分别为55.7%和40.5%；在孕激素受体（PR）阳性和阴性患者中分别为54.1%和43.2%；在雌激素受体（ER）阳性和阴性患者中分别为45.7%和60.7%；在Ki-67阳性和阴性患者中分别为55.6%和43.2%；在肿瘤大小TⅠ，TⅡ，TⅢ和TⅣ期患者中分别为50.0%，41.7%，72.7%和1/1；在淋巴结转移和未转移患者中分别为45.7%和53.8%。HA水平高低与乳腺癌患者的绝经状态、PR、ER、Ki-67表达、肿瘤大小分期、淋巴结转移无显著相关性（χ2值分别为2.128, 1.086, 1.800, 1.485, 4.273, 0.656, P>0.05）。高HA水平的患者在年龄小于等于52岁患者中占30.9%，大于52岁中占74.4%（χ2=18.274, P=0.000）；在TNM早期患者中占43.4%，晚期中占72.7%（χ2=5.861, P=0.015）；在未远端转移患者中占45.2%，远端转移中占78.6%（χ2=5.333, P=0.023）；在Her-2阴性患者中占38.1%，阳性中占58.9%（χ2=4.167, P=0.041）；而且高HA水平的患者生存期中位数70个月要小于低HA水平组的83个月（χ2=6.799, P=0.007）。因此，高HA含量与患者年龄大，较晚的肿瘤分期，较高的远端转移风险，Her-2的阳性表达和较短的生存期相关。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提示，血清HA高水平可能是患者生存的危险因素， HR(95% CI）值为9.98(1.16~85.88)， P值0.036。 结论:术前血清HA的高水平与较差的乳腺癌患者预后有一定的相关性。

激素受体阳性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阳性（HR + HER2 +）乳腺癌是一类具有高度异质性的疾病，约占乳腺癌10%。各亚型的分子生物学特征、药物治疗疗效及预后有显著差异。文章将以异质性为切入点，对HR + HER2 +乳腺癌的分子生物学特征、诊疗现状及单细胞水平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4和6（CDK4/6）抑制剂已成为激素受体阳性（HR+）/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阴性（HER2-）晚期乳腺癌的标准治疗。然而，对于CDK4/6抑制剂耐药的患者，尤其是原发耐药或快速进展患者的后续治疗，目前仍缺乏标准推荐。CDK4/6抑制剂的再挑战，磷脂酰肌醇3-激酶（PI3K）/蛋白激酶B（AKT）/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抑制剂的联合使用、新型抗体药物偶联物（ADC）以及新型内分泌治疗药物等，均是CDK4/6抑制剂进展后患者可选的治疗策略。此外，众多新型靶向药物和新的联合治疗策略也在不断探索。未来还应建立基于生物标志物指导下的精准治疗策略，以及不同治疗的最佳使用顺序。

目的:探讨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D-L1）在浸润性乳腺癌组织中的表达及其与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方法:收集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2018年1月至2019年8月经病理确诊的初治浸润性乳腺癌患者石蜡包埋标本651例，其中三阴性乳腺癌98例。应用免疫组织化学EnVision法检测PD-L1蛋白在浸润性乳腺癌肿瘤细胞及浸润淋巴细胞中的表达情况。PD-L1在切片肿瘤组织肿瘤细胞和（或）肿瘤间质淋巴细胞中阳性表达率≥1%为该患者表达阳性，<1%为阴性。结果:PD-L1蛋白在浸润性乳腺癌患者中的阳性表达率为47.0%（306/651），其中在三阴性乳腺癌中阳性表达率为69.3%（68/98）。PD-L1在世界卫生组织（WHO）分级高、肿瘤体积大、脉管侵犯、病理分期晚、雌激素受体（ER）阴性、孕激素受体（PR）阴性、p53阳性、CK5/6阳性、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阳性、Ki-67值高患者中阳性表达率高（均 P<0.05）；在三阴性乳腺癌中，PD-L1蛋白在WHO分级高、神经受侵、Ki-67值高、CK5/6阳性、EGFR阳性患者中阳性表达率高（均 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WHO分级（ HR=1.511，95% CI 1.139~2.003， P=0.004）、Ki-67值（ HR=1.847，95% CI 1.259~2.709， P=0.002）、p53表达（ HR=2.083，95% CI 1.487~2.916， P<0.01）、EGFR表达（ HR=3.490，95% CI 2.002~6.086， P<0.01）是PD-L1表达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PD-L1在浸润性乳腺癌中尤其是三阴性乳腺癌中高表达，其可能成为浸润性乳腺癌患者的潜在治疗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