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广州地区呼吸道过敏性疾病与呼吸道感染性疾病患者屋尘螨合并烟曲霉致敏情况，并分析屋尘螨过敏原和烟曲霉过敏原合并致敏与哮喘、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合并哮喘、肺炎、上呼吸道感染、支气管炎、血清总免疫球蛋白E（total Immunoglobulin E，tIgE）及年龄的相关性，为广州地区呼吸道过敏性疾病与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依据。方法:回顾性收集2017年4月至2021年6月期间就诊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门诊或住院部，同时采用ImmunoCAP系统检测了屋尘螨和烟曲霉并且确诊为呼吸道过敏性疾病与呼吸道感染性疾病患者2 535例，年龄范围1~84岁、中位数年龄5岁、平均9岁；分为≤3岁组 n=894例，4~6岁组 n=721例，7~18岁组 n=615例，19~49岁组 n=207例，>49岁组 n=98例；男性1 596例（62.96%），女性939例（37.04%）。呼吸道过敏性疾病组1 279例，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组1 256例；不同疾病组具体分为哮喘组411例、过敏性鼻炎组458例、过敏性鼻炎合并哮喘组410例、肺炎组463例、上呼吸道感染组299例及支气管炎组494例，分析屋尘螨、烟曲霉单一致敏和两者合并致敏阳性率及屋尘螨和烟曲霉特异性IgE（specific IgE，sIgE）、tIgE水平差异。连续变量用Mann-Whitney U检验；分类资料用χ 2检验或者Fisher精确检验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1 313例（51.79%）患者为屋尘螨过敏原sIgE阳性，65例（2.56%）为烟曲霉过敏原sIgE阳性，50例（1.97%）为两者同时阳性。呼吸道过敏性疾病组中877例（68.57%，877/1 279）为屋尘螨过敏原sIgE阳性，57例（4.46%，57/1 279）为烟曲霉过敏原sIgE阳性，44例（3.44%，44/1 279）为两者同时阳性；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组中436例（34.71%，436/1 256）为屋尘螨过敏原sIgE阳性，8例（0.64%，8/1 256）为烟曲霉过敏原sIgE阳性，6例（0.48%，6/1 256）为两者同时阳性。在单一致敏中，过敏性鼻炎伴哮喘组中屋尘螨过敏原sIgE致敏率最高，为80.24%（329/410）。男性患者屋尘螨过敏原sIgE阳性率为53.76%（858/1 596），女性患者阳性率为46.22%（434/939），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3.449， P<0.001）。在合并致敏中，哮喘患者（5.35%，22/411）对屋尘螨合并烟曲霉致敏阳性率最高，其次是过敏性鼻炎患者（3.06%，14/458）、过敏性鼻炎伴哮喘（1.95%，8/410）。呼吸道感染性疾病，如肺炎（0.43%，2/463）、上呼吸道感染（0.33%，1/299）及支气管炎（0.61%，3/494）屋尘螨合并烟曲霉阳性率极低。学龄前儿童患者（≤3岁组，0.34%，3/894；4~6岁组，0.97%，7/721）屋尘螨合并烟曲霉致敏阳性率显著低于青少年和成人患者（7~18岁组，3.58%，22/615；19~49岁组，6.28%，13/207；>49岁组，5.10%，5/98）。在屋尘螨和烟曲霉合并致敏的患者中，屋尘螨sIgE水平在各个级别均有分布，烟曲霉sIgE水平主要在1、2和3级。 结论:呼吸道过敏性疾病如哮喘、过敏性鼻炎及过敏性鼻炎伴哮喘患者屋尘螨合并烟曲霉致敏阳性率更高，提示在临床中应该重视哮喘和过敏性鼻炎患者同时合并屋尘螨和烟曲霉致敏，尤其是成年人更容易屋尘螨合并烟曲霉致敏。

目的:分析变应性支气管肺曲霉病(ABPA)的临床特征及影像学特点，提高对该病的诊治水平，旨在做到早期诊断及早期治疗。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采用非随机抽样方法，对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及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2013年12月至2022年3月确诊的15例ABPA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包括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胸部CT等。结果:15例ABPA患者中，男6例，女9例，平均年龄(52±13)岁。其中1例有支气管哮喘家族史。在确诊前，曾被误诊为肺结核4例，肺炎4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2例，支气管扩张2例，嗜酸粒细胞增高性肺炎1例。所有患者血清总IgE均升高，9例(60%)患者外周血嗜酸粒细胞绝对计数增高。4例血清特异性烟曲霉IgG抗体升高，2例支气管肺泡灌洗液培养真菌++，1例支气管肺泡灌洗液行高通量测序提示烟曲霉阳性。胸部影像学主要表现为单侧和(或)双侧多发斑片状影，中心型支气管扩张及黏液栓形成，7例伴有纵隔淋巴结肿大。5例查外周血癌胚抗原不同程度升高，全身检查及后期随访中未发现肿瘤病灶，且经过原发病治疗后外周血癌胚抗原水平下降。结论:ABPA的主要特征为反复发作的喘息及支气管扩张，其临床症状缺乏特异性，加上肿瘤标志物的干扰，使其极易被漏诊及误诊。提高对ABPA的认知，使其得到早期发现及治疗，从而降低漏诊率及误诊率。

目的:探讨国产吸入变应原提取液在儿童过敏性疾病诊断中应用的安全性和与血清检测结果的一致性。方法:选取2018年9月至2020年6月在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诊断为过敏性疾病的9 563例患儿为研究对象，对所有患儿进行皮肤点刺试验(SPT)，并对其中415例进行血清特异性IgE(sIgE)检测。记录并分析SPT操作过程中的不良事件，比较SPT与血清sIgE检测结果的一致性。结果:9 563例患儿中14例发生不良事件，不良事件发生率为0.15%。其中1～5岁组发生率为0.07%(2/2 581例)，6～11岁组为0.19%(12/6 197例)，12～17岁组为0。严重程度分级均为Ⅰ级。14例发生不良事件的患儿中，仅1例为与变应原制剂相关的不良反应，其发生率为0.01%(1/9 563例)。Kappa指数显示，屋尘螨、粉尘螨、链格孢霉和艾蒿采用SPT和sIgE的检测结果几乎完全一致；树木花粉和豚草具有高度一致性( P<0.01)；烟曲霉具有中等一致性( P<0.01)。以血清sIgE检测结果为诊断标准，SPT检测结果的约登指数为0.76～0.89，烟曲霉(0.76)和树木花粉混筛(0.79)最低；阳性似然比除树木花粉混筛(7.12)和粉尘螨(9.10)较低外，其余均>10；阴性似然比除烟曲霉最高(0.19)外，其余均≤0.1。 结论:国产吸入变应原提取液制剂在过敏性疾病患儿的SPT临床应用中安全性高，且与血清sIgE检测一致性好，有助于儿童过敏性疾病的诊断与评估。

回顾性分析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2015—2021年接受烟曲霉特异性IgG检测的18例变应性支气管肺曲霉菌病（ABPA）患者的资料。其中男11例，女7例，年龄18~79岁。全部病例均有哮喘病史或咳喘症状，烟曲霉特异性IgE均阳性；血清总IgE>500 U/ml者16例，其中血清总IgE>1 000 U/ml者13例。在其他诊断指标中，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0.5×10 9/L者16例；肺部CT显示有支气管扩张者15例；血清烟曲霉特异性IgG阳性（>120 AU/ml）者10例。烟曲霉特异性IgG阳性与阴性病例比较，血清总IgE水平、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计数、支气管扩张占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本研究发现，ABPA患者烟曲霉特异性IgG阳性率>50%，对ABPA的诊断具有辅助价值。

目的:探讨呼出气一氧化氮(FeNO)检测在变应性支气管肺曲霉菌病(ABPA)诊疗中的应用，为ABPA的诊疗及管理提供新思路。方法:收集2016年12月至2020年1月于河南省人民医院呼吸内科确诊的30例ABPA患者作为观察组；同期收集就诊于河南省人民医院呼吸内科非ABPA哮喘患者74例作为对照组，其中完善烟曲霉特异性血清免疫球蛋白E(IgE)及血清总IgE者41例。回顾性分析2组患者临床资料。结果:2组患者年龄、性别及病程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患者烟曲霉特异性IgE、血清总IgE、血嗜酸粒细胞计数、FeNO均高于对照组( t值分别为4.049、8.077、2.051、2.894， P值均<0.05)。spearman相关系数分析结果显示FeNO与ABPA具有一定相关性( r＝－0.346， P<0.05)。 结论:FeNO与ABPA的诊断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可为ABPA患者诊疗提供帮助。

对2021年5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呼吸一科收治的l例囊性纤维化(CF)并反复变应性支气管肺曲霉病(ABPA)伴咯血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合国内外文献，分析儿童CF并发ABPA的临床特征及诊治原则。患儿，男，15岁4个月，以反复咳嗽、咳痰起病，血嗜酸性粒细胞增高，血清总IgE>500 IU/mL，烟曲霉特异性IgE及IgG阳性，肺部CT提示中心型支气管扩张，伴高密度黏液栓，最初诊断为ABPA。进一步查汗氯89 mmol/L，基因结果提示 CFTR基因复合杂合突变(c.2909G>A，来自父亲；c.3310G>T，来自母亲)，诊断为CF并发ABPA，临床予糖皮质激素及抗真菌治疗，停药后反复，出现大咯血后行右上肺叶切除术，术后2年再次出现ABPA，目前随访中。CF是一种少见的单基因遗传病，预后差。当CF患儿并发ABPA时，治疗难度大，易反复，早期识别及治疗有助于改善预后。

本文介绍1例变应性支气管肺曲霉病（ABPA）血清总IgE及烟曲霉特异性IgE水平正常而延迟诊断的患者。患者女，55岁，病程中影像学曾出现过肿块影，合并血癌胚抗原明显升高，疑诊为肺肿瘤。后经支气管肺活检组织培养出烟曲霉，结合病史、临床、影像学表现，诊断为ABPA合并侵袭性肺曲霉病。鉴于ABPA诊断标准不能覆盖所有患者，在免疫学证据尚不充足的少见情况下，需结合临床、影像学表现，以进行早期诊断及治疗。

目的:探讨气道黏液栓对支气管哮喘（简称哮喘）患者的影响及管理要点。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根据纳入及排除标准，选取2020年1月至2022年6月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门诊就诊，确诊哮喘并进行胸部CT检查的患者100例，收集患者病史和一般资料、胸部CT结果、肺功能、呼出气一氧化氮（FeNO）测定、血常规、过敏原总IgE、烟曲霉M3过敏原特异性IgE抗体检测结果等临床资料，根据胸部CT结果将哮喘患者分为有黏液栓组和无黏液栓组，统计气道黏液栓的分布和基于支气管肺段的黏液栓评分，分析气道黏液栓和临床病史、哮喘急性发作、肺功能［包括支气管舒张试验前后用力肺活量占预计值的百分比（FVC%预计值）、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占预计值的百分比（FEV 1%预计值）、FEV 1/FVC、呼气峰值流量占预计值的百分比（PEF%预计值）、最大呼气中期流量（MMEF）及剩余25%、50%、75%肺活量时的最大呼气流量占预计值的百分比（MMEF%预计值、MEF 25%预计值、MEF 50%预计值、MEF 75%预计值）］、FeNO、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Eos）数量之间的关系，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气道黏液栓是否是哮喘急性发作的危险因素，并探讨对应的管理策略。 结果:100例哮喘患者中有黏液栓组24例，无黏液栓组76例。黏液栓组气道黏液栓的分布以双下肺多见（左肺下叶30.53%、左肺上叶9.16%、右肺下叶29.01%、右肺中叶14.50%、右肺上叶16.80%），黏液栓评分（4.42±3.12）分；体重指数（BMI）、入组前1年内因哮喘急性发作就医次数、FeNO、外周血Eos均显著高于无黏液栓组［（24.95±4.34）比（23.22±2.91）kg/m 2、0（0，1）比0（0，0）次、97（37，169）比31（18，59）ppb（1 ppb=1×10 -9）、0.41（0.15，0.70）比0.18（0.09，0.37）×10 9/L］（均 P<0.05）；FVC%预计值、FEV 1%预计值、FEV 1/FVC、PEF%预计值、MEF 50%预计值、MEF 25%预计值、MMEF%预计值、MEF 75%预计值均显著低于无黏液栓组［（87.49±19.32）%比（97.34±14.24）%、（76.49±19.58）%比（91.07±18.33）%、（72.44±10.91）%比（79.48±8.13）%、（82.36±24.46）%比（93.83±18.27）%、（53.03±24.81）%比（75.75±27.15）%、（46.47±22.92）%比（64.09±25.90）%、（50.28±23.73）%比（74.53±26.80）%、（71.30±27.55）%比（89.92±26.82）%］（均 P<0.05）；气道黏液栓评分和患者体重、入组时外周血Eos数量均呈正相关（ r=0.413、0.478；均 P<0.05），和FVC%预计值、FEV 1%预计值呈负相关（ r=-0.576、-0.465；均 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气道黏液栓评分是哮喘急性发作的危险因素（ OR=1.269，95% CI：1.031~1.562； P=0.024）。 结论:哮喘患者具有较高的气道黏液栓发生率，并与Eos炎症水平、体型相关。气道黏液栓可促进患者气流阻塞、哮喘急性发作。临床可针对气道黏液栓制定相应哮喘管理策略，延缓哮喘病情进展，减少急性发作次数。

目的:分析儿童囊性纤维化（CF）相关变应性支气管肺曲霉菌病（ABPA）的临床特点。方法:回顾性分析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2010年3月至2020年3月确诊的22例CF相关ABPA患儿的临床资料、影像学检查、实验室检查及治疗预后等指标。结果:确诊CF相关ABPA患儿22例（男12例、女10例），确诊年龄（10.4±2.8）岁，症状初发年龄（5.5±4.4）岁。临床表现为咳嗽咳痰22例，反复喘息15例，咯血7例，生长发育落后12例，胰腺炎10例，肝大7例，脾大及脂肪泻各4例。胸部高分辨CT示22例患儿全部存在肺实质浸润以及弥漫中心型支气管扩张，17例同时伴有管腔内黏液嵌塞，12例存在高密度黏液栓。实验室检查示外周血嗜酸性粒细胞增多18例；血清总IgE>0.5×10 6 U/L 22例；烟曲霉特异性IgE均有不同程度升高。痰或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真菌培养阳性15例，其中单一曲霉菌感染8例，两种曲霉菌混合感染3例；痰或BALF细菌培养阳性20例，其中最常见的细菌为铜绿假单胞菌（17例），其余依次为金黄色葡萄球菌（6例）及嗜麦芽窄食单胞菌（5例）。肺通气功能示阻塞性通气功能障碍4例，混合性通气功能障碍11例，小气道功能障碍4例。22例患儿均接受系统治疗，单用糖皮质激素治疗3例，激素与抗真菌药物联合治疗19例；随诊1~7年，6例经治疗缓解后处于稳定状态，10例呈现多次复发-缓解，1例死亡，5例失访。 结论:儿童CF相关ABPA在中国极为罕见，且CF和ABPA具有部分重叠的临床表现、影像学表现以及免疫学特征，诊断难度大，首选全身糖皮质激素作为一线治疗措施，也可以联合应用抗真菌药物，复发率高。

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呼吸科2018年6月收治的1例囊性纤维化接受肺移植手术患儿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患儿，女，10岁，间断咳嗽、咯黄痰4年余，杵状指阳性，肺部高分辨CT(HRCT)提示支气管扩张和黏液嵌塞，鼻窦HRCT提示鼻窦炎。患儿囊性纤维化跨膜调节因子( CFTR)基因复合杂合突变，汗液试验阳性，免疫球蛋白E(IgE)和嗜酸性粒细胞增高，烟曲霉特异性IgE阳性。诊断囊性纤维化、变应性支气管肺曲霉菌病、鼻窦炎，予抗感染、糖皮质激素及对症治疗，之后21个月内反复出现呼吸困难、呼吸衰竭，肺功能进行性下降，于2020年3月接受双肺移植手术，目前术后1年3个月余，恢复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