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通过非靶向代谢组学研究急性心肌梗死(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AMI)大鼠尿液代谢产物的变化,筛选出可用于AMI法医学鉴定的生物标志物.方法 建立假手术组、AMI组和高脂血症+AMI组(hyperlipidemia+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HAMI)大鼠模型.运用超高效液相色谱-质谱法(ultra-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UPLC-MS)分析AMI大鼠尿液代谢谱的变化.通过主成分分析、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正交偏最小二乘判别分析等筛选差异代谢物.使用MetaboAnalyst数据库进行代谢通路富集分析并评估差异代谢物的预测能力.结果 分别筛选出40种和61种与AMI相关和HAMI相关的差异代谢物.其中22种为共同代谢物,这些小分子代谢物主要集中在烟酸和烟酰胺代谢途径中.在95%可信区间内N8-乙酰亚精胺、3-甲基组胺和胸腺嘧啶的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的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the curve,AUC)值大于0.95.结论 N8-乙酰亚精胺、3-甲基组胺和胸腺嘧啶可作为诊断AMI的潜在生物标志物,烟酸和烟酰胺代谢的异常可能是AMI的主要原因.本研究可为AMI的作用机制和死因鉴定提供参考.

目的 基于LASSO-logistic回归筛选脑出血(intracerebral hemorrhage,ICH)患者术后下肢静脉血栓发生的危险因素并构建临床预测模型.方法 选取2023年2月至2024年 4月北部战区总医院收治的768例自发性脑出血患者,根据1∶1比例随机分为训练集和验证集.在训练集病例中通过Lasso回归和单因素logistic回归筛选导致脑出血术后静脉血栓形成的可疑危险因素,通过多因素逐步logistic回归确定独立危险因素并构建模型.绘制列线图进行可视化展示,计算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on characteristic,ROC)曲线下面积、绘制校准图对构建的模型进行评估,通过临床决策曲线分析(decision curve analysis,DCA)评价模型临床应用价值.结果 ICH后静脉血栓的发生与年龄、糖尿病、格拉斯哥昏迷量表(Glasgow Coma Scale,GCS)评分、血液纤维蛋白原含量相关(P<0.05),与血压、性别、饮酒、吸烟、和手术方式无关(P>0.05).模型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840(95%CI:0.773-0.907).校准曲线一致性良好、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χ2=9.596(P=0.384),表明该模型具有良好的区分度和校准度.DCA中,阈值概率在0.02和0.80之间预测模型具有良好的净获益.结论 高龄(>60岁)、糖尿病、GCS评分低、血液中纤维蛋白原含量(>4 g/L)为自发性脑出血术后下肢静脉血栓发生的独立影响因素,依此构建的预测模型具有良好临床应用价值.

目的:探讨血清 miRNA-21、术前清蛋白-球蛋白比值与胶质瘤预后的关系.方法:选取 2019年 1月—2023年 1月 243例术后病理检查确诊为胶质瘤的病人,收集病人年龄、性别、吸烟和饮酒情况、体质指数、Karnofsky表现状态(KPS)、肿瘤大小、肿瘤位置(脑区)、切除范围、术前淋巴细胞计数、术前清蛋白水平、辅助放疗、化疗等资料,并根据磁共振成像数据计算肿瘤大小,采集病人术前 1周血液学指标数据,评估术前清蛋白与球蛋白比值(AGR)及总生存期(OS).检测血清 miRNA-21,OS由 Kaplan-Meier分析估计,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 AGR和 miRNA21的预测能力.Cox比例风险模型用于单变量和多变量分析.结果:排除65例不符合纳入标准的病人和 12例失访病人,共纳入 166例病人.Kaplan-Meier分析曲线显示,AGR≤1.75或miRNA-21≤48的病人 OS明显低于 AGR>1.75或 miRNA-21>48的病人(P均<0.001).1年生存期:AGR和 miRNA-21的 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 0.680,0.631;2年生存期:AGR和miRNA-21的AUC分别为 0.651,0.656.在多变量分析中,AGR[HR=0.785,95%CI(0.357,0.979),P=0.040]和 miRNA-21[HR=0.757,95%CI(0.378,0.985),P=0.039]均是 OS的独立预测因子.结论:术前 AGR和 miRNA-21 与胶质瘤病人的 OS显著相关.基于术前炎症、免疫和营养状况等指标,AGR和 miRNA-21可为胶质瘤病人制定更有效的术前调节策略和更好的辅助治疗方案.

目的 探讨富马酸亚铁联合营养支持对营养不良儿童营养、免疫及血液指标的影响.方法 前瞻性选取2020年1月至2023年6月烟台市烟台山医院收治100例的营养不良的患儿,按照随机数字方法分为对照组及研究组,各50例.研究组在营养支持基础上口服富马酸亚铁,对照组采用单纯营养支持,连续治疗4周.比较两组患儿治疗后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以及营养指标、血液指标及免疫指标水平.结果 研究组患儿临床有效率(86.00％)明显高于对照组(68.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4.574,P=0.033).治疗后,研究组患儿体质量指数(BMI)、转铁蛋白(TRF)及前清蛋白(PAB)、白蛋白、前白蛋白、血清铁(SI)、血红蛋白(Hb)及网织红细胞(Ret)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IgA、IgG、IgE明显高于对照组(t=4.602,3.393,2.772,P<0.05),IgM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t=3.805,P=0.001);两组患儿不良反应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富马酸亚铁联合营养支持可显著提高营养不良患儿营养状态及免疫功能,改善铁代谢障碍及提高血红蛋白含量,且不良反应少,安全性较高,值得应用.

目的:探讨达雷妥尤单抗（Dara）联合方案治疗初诊多发性骨髓瘤（NDMM）的效果及安全性。方法: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回顾性收集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烟台市毓璜顶医院、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黄岛院区、泰安市中心医院2020年4月至2022年3月应用含Dara方案治疗的34例NDMM患者临床资料。分析患者疗效、生存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患者总生存（OS）及微小残留病（MRD）转阴的影响因素。结果:34例NDMM患者中，男性19例，女性15例；年龄<65岁21例，≥65岁13例。中位随访时间[ M（ Q1， Q3）]为22个月（19个月，26个月），应用Dara周期数的中位数为7个（5个，11个），总体反应率（ORR）97.1%（33/34）。是否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不同周期数分层患者间最佳疗效分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其他临床特征分层患者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1年无进展生存率79.4%，1年OS率94.1%。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含Dara方案治疗周期数是MRD转阴的独立影响因素（6个周期比2个周期， HR=0.267，95% CI：0.076~0.935， P=0.039），年龄≥65岁为OS的独立危险因素（ HR=35.313，95% CI：1.709~729.669， P=0.021）。3级及以上血液学不良反应发生率为20.6%（7/34），非血液学不良反应主要为感染[44.1%（15/34）]、四肢及躯干水肿[41.2%（14/34）]。 结论:以Dara为基础的方案治疗NDMM的ORR较高，随着治疗周期数的增加，缓解深度加深，且不良反应较轻。

肾移植患者需要服用多种免疫抑制剂抗排斥治疗，是各类感染的高危人群。罕见病原体感染、混合感染是诊断及治疗的难点，抗生素覆盖病原微生物不准确和血药浓度不足均会影响疗效，增加病死率，及时且精准的鉴定病原微生物至关重要 [1]。现阶段病原微生物检测最常见的方法是体液涂片和培养，组织病理学检查是侵袭性真菌感染确诊的金标准，聚合酶链式反应（PCR）能够快速、准确、高灵敏度的找到特定感染病原体，抗原抗体检测可区分急性和既往感染。但体液培养耗时长、灵敏度差、抗生素治疗后送检标本的阳性率更低。怀疑侵袭性真菌感染时，并非所有患者都能获取感染组织标本送检组织病理学检查。PCR难以发现未知病原微生物。免疫抑制患者的病原微生物抗体检测，诊断效率亦欠佳 [2]。宏基因组二代测序技术（mNGS）可直接提取送检样本中全部微生物的核酸进行高通量测序，快速且客观的检测样本中的病原微生物，广覆盖、无偏倚、无需假设。近年来已广泛应用于急危重症和免疫缺陷患者感染的鉴别诊断中 [3,4]。本文报道1例肾移植患者，间断发热1个月，右侧鼻翼及鼻腔丘疹样溃疡形成，双侧眼睑粘膜红肿，CT见两肺大片状及结节样实性密度影，通过mNGS鉴定出马尔尼菲蓝状菌、烟曲霉、哥伦比亚分枝杆菌混合感染，调整抗生素后病情好转，现进行分析总结。

目的:探讨SMARCA4缺失性肺腺癌临床病理学特征及基因突变情况。方法:收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病理科2021年1月至2023年4月诊断为肺腺癌且伴有SMARCA4缺失病例42例，回顾性分析HE切片、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总结临床病理特征，并随访患者生存情况。对部分病例进行二代测序。结果:42例SMARCA4缺失性肺腺癌，穿刺标本35例，手术标本7例。男性38例，女性4例，男女比例为9.5∶1.0。年龄42~78岁，平均年龄62岁。吸烟者33例，平均吸烟时长37年。有呼吸系统症状25例（59.5%）。TNM分期Ⅰ期4例（9.5%），Ⅱ期2例（4.7%），Ⅲ期18例（42.9%），Ⅳ期18例（42.9%）。肿瘤组织均为非黏液腺癌，无贴壁模式，大部分为低分化腺癌，组织形态多样，可见横纹肌样形态细胞、瘤巨细胞及坏死。肿瘤细胞胞质大部分嗜酸性，胞质内有嗜酸性小球，间质可见炎性细胞浸润及胆固醇结晶。免疫组织化学：29例（69.0%，29/42）表达甲状腺转录因子1（TTF1），10例（40.0%，10/25）表达Napsin A，20例（100.0%，20/20）INI1未缺失；40例（95.2%，40/42）肿瘤细胞BRG1完全缺失，2例（4.8%，2/42）为BRG1部分缺失；PD-L1（22C3）59.2%（16/27）阳性。二代测序检测发现表皮生长因子受体、ROS1、MET、RET及KRAS突变，6例（6/8）SMARCA4突变，7例（7/15）p53、4例（4/8）STK11及1例（1/8）KEAP1突变。驱动基因改变多见于女性患者（ P<0.05）。随访1~25个月，4例死亡，20例进展。 结论:SMARCA4缺失性肺腺癌缺乏特征性的组织形态，大部分表达TTF1，少数病例有驱动基因的改变，有必要对肺腺癌常规进行BRG1免疫组织化学检测，筛选出此类病例，以便采用更精准的治疗。

目的:探讨血清生长分化因子11（GDF11）水平与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患者冠状动脉（冠脉）病变的相关性以及基于GDF11联合传统危险因素构建连线图模型对STEMI发生的预测效能。方法:该研究为回顾性横断面研究，选取2016—2018年于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四医院心血管内科住院并行经皮冠状动脉造影的患者，分为对照组和STEMI组。收集患者的人口学资料、血脂水平、血液检查实验室指标及GDF11水平等。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出STEMI发生的独立相关因素。Spearman相关性分析明确各指标与SYNTAX、Gensini评分的相关性。建立STEMI发生风险列线图预测模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比较各模型预测效能大小。结果:共纳入367例研究对象，对照组172例，STEMI组195例，年龄（66.5±11.8）岁，男性222例（60.49%），STEMI组血清GDF11水平低于对照组［36.20（16.60，70.75）μg/L比85.00（53.93，117.10）μg/L， 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示血清GDF11（ OR=0.98，95% CI：0.97~0.99）及传统的独立相关因素如吸烟史、糖尿病史、C反应蛋白、同型半胱氨酸、脂蛋白（a）和载脂蛋白A1/B是STEMI发生的独立相关因素（ P均<0.05）。Spearman相关性分析结果示血清GDF11与SYNTAX评分及Gensini评分呈负相关（ P<0.05）。血清GDF11联合传统独立相关因素构建的列线图模型（AUC=0.85，95% CI：0.81~0.89）较传统的独立相关因素构建的列线图模型（AUC=0.80，95% CI：0.75~0.84）和血清GDF11构建的模型（AUC=0.76，95% CI：0.72~0.81）对STEMI的发生具有更好的预测价值（ P<0.01）。 结论:血清GDF11是STEMI发生的独立相关因素，且与STEMI患者冠脉病变严重程度呈负相关，基于GDF11联合传统危险因素构建的列线图模型对STEMI的发生具有较好的预测效能。

目的:探讨高压氧(HBO)联合负压封闭引流(VSD)技术治疗早期骨筋膜室综合征(OCS)患者46例的临床效果，并分析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6(IL-6)对病情变化的预测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9月至2020年3月烟台市烟台山医院骨科收治的89例早期OCS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治疗方法分为观察组( n＝46)和对照组( n＝43)。对照组在常规对症治疗的基础上予以VSD治疗；观察组则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联合HBO治疗。治疗3个疗程后，比较2组患者的临床疗效；采用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AS)评价患者治疗前后疼痛情况；记录2组患者肿胀消退时间和住院时间；观察患肢切口部位肉芽组织新鲜度及感染情况，综合判断是Ⅰ期缝合还是Ⅱ期伤口植皮；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不同时间点血清IL-6、TNF-α表达水平，并预测OCS病情变化。 结果:治疗3个疗程后，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97.8%)明显高于对照组(81.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患者Ⅱ期伤口植皮率(53.5%)明显低于对照组(21.7%)，肉芽组织无感染率(80.4%)明显高于对照组(51.2%)，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患者肿胀消退时间[(13.14±3.42)d]和住院时间[(16.55±3.52) d]均明显短于对照组消退时间[(22.39±4.48)d]和住院时间[(26.87±5.51) d]，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患者术后7、14、21 d VAS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患者术后7、14 d血清TNF-α和IL-6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但2组患者术后21 d血清TNF-α和IL-6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HBO联合VSD治疗早期OCS可以改善患肢血液循环，降低切口感染，促进切口愈合，减轻肢体疼痛，提高治疗效果。

目的:比较机器人辅助根治性膀胱切除及Bricker术中采用体内与体外尿流改道的疗效和并发症。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至2020年3月浙江省人民医院收治的204例膀胱癌患者的病例资料，患者均接受机器人辅助根治性膀胱切除及Bricker术，其中采用体外尿流改道(ECUD组)82例，采用全腔内尿流改道(ICUD组)122例。ECUD组男67例(81.7%)，女15例(18.3%)；中位年龄70(61，76)岁；有吸烟史35例(43.2%)；既往有高血压病31例(37.5%)，糖尿病17例(21.3%)，心脏病13例(15.7%)，腹部手术史15例(17.8%)；中位体质指数(BMI)为26.1(24.3，28.5)kg/m 2；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SA)评分≤2分67例(81.7%)，≥3分15例(18.3%)；高危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15例(18.3%)，肌层浸润性膀胱癌67例(81.7%)；接受新辅助化疗16例(19.5%)。ICUD组男95例(77.9%)，女27例(22.1%)；中位年龄68(62，75)岁；有吸烟史58例(47.3%)；既往有高血压病40例(32.6%)，糖尿病33例(22.8%)，心脏病28例(26.7%)，腹部手术史17例(14.2%)；中位BMI 25.6(23.4，27.8)kg/m 2；ASA评分≤2分105例(86.1%)，≥3分17例(13.9%)；高危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29例(24.9%)，肌层浸润性膀胱癌93例(75.1%)；接受新辅助化疗22例(18.0%)。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ICUD组回肠膀胱制作及输尿管种植方法：距回盲部15 cm处用切割闭合器截取约15 cm回肠制备回肠膀胱通道并恢复回肠的连续性；将取好的回肠膀胱近心端封闭，将双侧输尿管间距3 cm分别种植在回肠膀胱通道上；双侧输尿管内均置入F6单J管引流尿液。ECUD组方法：取脐下5 cm切口，进入腹腔，找到回盲部，将回肠末段提出体外，距盲肠15 cm处切开肠系膜，结扎血管至动脉弓，于回肠上做一小切口；自断端向上15 cm处同法处理肠系膜、肠管；用直线切割吻合器截取所需肠段并恢复延续性，冲洗游离肠段，将双侧输尿管置入单J管并与游离肠管吻合，间距3 cm。比较两组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排气时间、术后进固体食物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术后切口疼痛(评分>5分)例数、术后再入院率、围手术期死亡率、术后并发症、术后病理检查结果等。 结果:两组手术均顺利完成，无中转开放或普通腹腔镜手术，无严重术中并发症。ICUD组与ECUD组的手术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60(230，310)min与235(220，290)min， P＝0.078]。ECUD组术中出血量多于ICUD组[300(200，400)ml与150(100，300)ml， P＝0.037]，但两组输血例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7例(8.6%)与9例(7.4%)， P＝0.196]。ECUD组的术后排气时间[4(2，6)d与2(1，3)d， P＝0.024]和术后进固体食物时间[7(4，9)d与4(3，5)d， P＝0.019]长于ICUD组。ECUD组和ICUD组术后住院时间[8(5，11)d与6(5，9)d， P＝0.21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ICUD组术后早期(术后<30 d)总并发症发生率[19.6%(24/122)与34.2%(28/82)， P＝0.029]、早期轻微(Clavien-Dindo Ⅰ~Ⅱ级)并发症发生率[13.9%(17/122)与25.6%(21/82)， P＝0.007]、晚期(术后30~90 d)严重(Clavien-Dindo≥Ⅲ级)并发症发生率[4.1%(5/122)与10.1%(8/82)， P＝0.039]明显低于ECUD组；早期严重并发症发生率[5.7%(7/122)与8.5%(7/82)， P＝0.089]、晚期总并发症发生率[15.6%(19/122)与16.1%(13/82)， P＝0.345]、晚期轻微并发症发生率[11.5%(14/122)与6.0%(5/82)， P＝0.085]与ECUD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ICUD组与ECUD组的淋巴结清扫数量[21(14，25)枚与19(15，24)枚]、淋巴结阳性率[10.7%(13/122)和10.0%(8/82)]、切缘阳性率[3.3%(4/122)与4.8%(4/82)]和术后病理分期[T 1期~T is期：25例(20.3%)与14例(17.1%); T 2期~T 3期：97例(79.7%)与68例(82.9%)]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ICUD组和ECUD组术后切口疼痛分别为43例(35.6%)和46例(56.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ICUD组术后30 d和90 d再入院率分别为1.6%(2/82)和4.9%(6/82)，ECUD组术后30 d和90 d再入院率分别为1.2%(1/122)和9.8%(8/122)，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围手术期均无死亡病例。 结论:机器人辅助根治性膀胱切除及体内Bricker术治疗肌层浸润性或高危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是安全且可重复的手术方式。腔镜下完全体内重建膀胱切实可行，具有术中出血少、术后肠管功能恢复快、术后早期并发症少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