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了解两次重点寄生虫病调查中居民土源性线虫感染的影响因素及其差异,为下一步土源性线虫病防治工作提供参考.方法 按照国家方案,2002 和2015 年分别选取河南省17 和35 个县进行包含钩虫、蛔虫、鞭虫在内的重点寄生虫病现状调查,并以村为单位,采用问卷形式进行包括饮水来源、饮食习惯、生产类型、施肥类型等信息的居民基本情况调查,采用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 回归分析的方法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 第三次寄调居民土源性线虫感染率(0.37％)及单虫种感染率均低于第二次寄调(8.62％).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第二次寄调中低年龄组(OR=1.579,95％CI:1.279～1.951)、农业为主要产业(OR=2.090,95％CI:1.262～3.459)、山区(OR=1.770,95％CI:1.428～2.193)、有机肥施肥(OR=1.533,95％CI:1.178～1.995)为土源性线虫感染的危险因素,高文化程度、以深井水为主要饮用水源(OR=0.564,95％CI:0.473～0.674)、集体驱虫(OR=0.869,95％CI:0.847～0.892)及年人均纯收入大于2 000 元(OR=0.629,95％CI:0.555～0.713)为土源性线虫感染的保护因素;第三次寄调中集体驱虫(OR=0.480,95％CI:0.301～0.766)、年人均纯收入大于2 000元(OR=0.388,95％CI:0.242～0.621)为土源性线虫感染的保护因素;生态区也为影响因素,其中秦巴山地生态区、华北平原生态区和淮阳丘陵生态区的土源性线虫感染风险分别是燕山-太行山地生态区的1.42、1.92 和2.61 倍.结论 河南省居民土源性线虫感染影响因素数量大幅减少,经济和生态区成为主要影响因素.

目的 了解河南省燕山-太行山生态区肠道寄生虫病的流行现状,为本地区肠道寄生虫感染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2014年11月-2015年6月按照经济条件和地理方位进行分层整群抽样,随机选择林州市、获嘉县、辉县市、孟州市、温县、沁阳市、博爱县、修武县和济源市等9个县(市)26个调查点,采集人群粪样,采用改良加藤厚涂片法检查肠道蠕虫感染情况,钩蚴试管滤纸培养法鉴别钩虫虫种,3～6岁儿童采用透明胶纸肛拭法检查蛲虫感染情况,碘液染色法检查肠道原虫感染情况.结果 共收集粪样6 754份,检出肠道蠕虫4种,肠道原虫4种.肠道寄生虫总感染率为1.48％(100/6 754),肠道蠕虫总感染率为1.02％ (69/6 754),肠道原虫总感染率为0.47％(32/6 754).3～6岁儿童蛲虫感染率为6.09％(37/608).钩蚴经鉴定均为十二指肠钩虫.肠道寄生虫感染率最高的3个县分别是博爱县3.82％、济源市2.51％和获嘉县2.40％.男性和女性肠道寄生虫感染率分别为1.54％(49/3 178)和1.43％(51/3 57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文化程度人群中,肠道寄生虫感染率较高的为大专及以上组3.75％(3/80)和文盲组3.75％ (37/986),与其他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0～4岁和5～9岁人群肠道寄生虫感染率较高,分别为2.59％ (13/502)和4.38％(29/662),两者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与其他年龄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各职业肠道寄生虫感染率由高到低依次为学龄前4.56％(36/789)、其他职业1.88％(7/373)、学生1.57％(16/1 016)和农民0.89％(41/457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 河南省燕山-太行山生态区人体重点寄生虫感染情况较前两次调查有显著下降,学龄前儿童和学生是今后监测的重点人群.

目的 了解天津市人体重点寄生虫的感染状况及城乡居民寄生虫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与行为模式. 方法 2015年,按照《全国人体重点寄生虫病现状调查方案》要求,根据天津市生态区划分及经济水平确定调查区,依据地形、经济水平等因素分层,每层以随机数字表法抽取1个自然村/居委会为调查点,每个调查点调查不少于250名当地常住人口(0岁以上).采集调查对象的粪样,采用改良加藤厚涂片法检测土源性线虫、带绦虫、华支睾吸虫虫卵,采用直接涂片法检测肠道原虫,对3～6岁儿童加做透明胶纸肛拭法检测蛲虫卵.采用x2检验比较不同性别、年龄、职业等特征人群感染率差异.随机抽取26个调查点部分人员开展寄生虫病知识调查,了解相关知识的认知状况. 结果 共检测15 674人,涉及两个生态区的12个行政区共61个调查点.寄生虫总感染率为0.14％ (22/15 674),其中蛔虫感染8例(1中度感染,7例轻度感染).蛲虫感染14例(均为轻度感染),未检出其他寄生虫感染.3～6岁儿童蛲虫感染率为0.54％ (4/744).燕山-太行山山地生态区蛔虫感染率为0.17％ (8/4 705),京津唐生态区未检出蛔虫感染.12个行政区中仅武清、滨海新区、静海、宝坻和蓟州等5个行政区(均为涉农地区)检出寄生虫感染,感染率分别为0.13％ (1/784)、0.07％ (1/1 501)、0.29％ (3/1 040)、1.04％ (8/766)、0.19％ (9/4 705),不同地区感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男性、女性感染率分别为0.09％ (7/7 566)、0.19％ (15/8 108);农民感染率最高(0.18％,14/7 620);50～59岁年龄组感染率最高(0.23％,6/2 658);高中以上人群感染率最高(0.21％,7/3 330);不同性别、职业、年龄组和文化程度人群感染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26个调查点共计1 561人开展问卷调查,蛔虫病知晓率(62.8％,981/1 561)高于华支睾吸虫病知晓率(27.2％,424/1 561) (P＜0.05),城市居民寄生虫病知识知晓率与行为模式普遍优于农村地区. 结论 天津市人体重点寄生虫感染率处于很低水平,人群对土源性线虫病的知晓率及对健康行为的了解较高,但对华支睾吸虫病知晓率较低.

2015年北京市根据《全国人体重点寄生虫病现状调查方案》和实施细则要求,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选择13个区的52个调查点开展土源性线虫感染情况调查,7个调查点开展华支睾吸虫感染情况调查.每个调查点收集不少于250份常驻居民的粪样,采用改良加藤厚涂片法(一粪二检)检测土源性线虫及其他肠道蠕虫卵,3～6岁儿童加做透明胶纸肛拭法检测蛲虫卵.随机抽取部分人群开展寄生虫病防治知识问卷调查,了解相关知识认知情况.采用SPSS 20.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显示,52个土源性线虫调查点共调查13 401人,蛔虫感染12例,其中4例混合感染鞭虫,总感染率为0.09％ (12/13 401).622名3～6岁儿童进行蛲虫检测,未发现感染者.7个华支睾吸虫调查点共调查1 782人,未发现感染者.12例土源性线虫感染者均来自燕山-太行山山地生态区,包括1名小学生和11名农民;燕山-太行山山地生态区土源性线虫感染率为0.18％ (12/6 673),京津唐城镇与城郊生态区感染率为0,两个生态区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不同性别、年龄组、职业之间的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共收集调查问卷1 876份,城郊地区对寄生虫病知晓率最高,其中蛔虫病知晓率为83.72％ (607/725),华支睾吸虫病知晓率为56.83％ (412/725).北京市土源性线虫感染率下降明显,偏远农村地区40岁以上人群是防控重点.

京津冀地区地处蒙古高原向华北平原过渡地带,是华北平原关键的生态屏障,在区域生态安全格局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结合地面观测、遥感监测、模型模拟和GIS空间分析技术,构建了一套京津冀地区生态系统关键服务的生态本底图谱,分析和评估了京津冀地区生态系统结构与防风固沙、水源涵养、土壤保持等关键服务的时空变化特征,并对气候变化和生态工程等驱动因素进行了讨论.结果 表明:(1)京津冀地区生态系统类型以农田为主,占全区面积的49.7％.2000-2015年,聚落面积明显增加,农田面积大量减少,森林、草地、水体与湿地面积微弱减小.(2)多年平均生态系统防风固沙量、水源涵养量和土壤保持量分别为5.61×108 t、74.58× 108 m3、7.98× 108 t,燕山-太行山森林生态区的生态系统关键服务量最高,西北草原生态区其次,京津唐和华北农业生态区较低.(3)2000-2015年,防风固沙量、水源涵养量均呈不显著上升趋势,增幅分别0.11 t hm-2 a-1、0.03×104 m3 km-2 a-1;土壤保持量呈显著上升趋势,增幅为1.08 thm-2 a-1.森林生态区各生态系统服务量均呈上升趋势(部分地区P＜0.05);草原生态区的防风固沙量呈不显著下降趋势,其他服务量整体变化幅度较小;京津唐农业生态区和华北农业生态区东部的防风固沙量呈极显著下降趋势,土壤保持量整呈不显著上升趋势.(4)研究区生长季气候趋于暖湿,叠加实施了多项重点生态修复工程,显著提高了区域植被覆盖度,进而提升了生态系统服务量.而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建设用地不断扩张,导致部分农业生态区植被覆盖度下降,生态系统服务量有所降低.

目的 运用生态位组合模型,分析并预测我国黄土高原延伸带山西、河南两省内脏利什曼病传播风险区域分布情况.方法 选取2015-2019年山西省、河南省确诊内脏利什曼病病例报告所在地作为分布点,收集气候、地理、社会经济等3类12个环境变量数据和生态区分布结构,构建9种生态位模型,分别为广义线性模型(GLM)、广义可加模型(GAM)、多元自适应样条回归(MARS)、广义推进模型(GBM)、分类树分析(CTA)、柔性判别分析(FDA)、人工神经网络(ANN)、随机森林(RF)和最大熵(MaxEnt),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和真实技巧统计值(TSS)等2个评价指标筛选的结果建立组合模型,分析预测山西、河南省内脏利什曼病传播风险分布.结果 构建的9种模型结果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AUC值,H=35.742,P＜0.05;TSS值,H=23.620,P＜0.05),其中,随机森林(AUC=0.950,TSS=0.829)和广义推进模型(AUC=0.943,TSS=0.803)的结果优于其他单一模型,组合模型的性能优于单一模型.组合模型预测的山西、河南省内脏利什曼病的传播风险主要分布在燕山-太行山山地落叶阔叶林生态区和汾渭盆地农业生态区.预测的山西省风险区占该省面积的30.30％,可划分为低风险区(12.99％)、中风险区(13.93％)、高风险区(3.37％),高风险区主要分布在阳泉市中南部、长治市北部、临汾市南部;河南省风险区占该省面积的4.68％,可划分为低风险区(3.51％)、中风险区(0.94％)、高风险区(0.23％),高风险区主要分布在安阳市西部.结论 我国黄土高原延伸带山西、河南省内脏利什曼病传播风险近年来呈散发和局部聚集状态,多重生态位模型具有一定的分析预测能力,可为重点地区防控工作提供科学依据.

探索生态用地稳定性格局对动态背景下区域生态规划与管理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0、2010、2020年京津冀地区生态用地数据基础,提取2000—2010和2010—2020年间稳定性生态用地,借鉴并应用生态用地稳定性指数予以衡量区域生态用地的时空稳定效应,并利用ArcGIS平台空间统计工具对生态用地稳定性空间格局进行分析,最后基于地理探测模型对生态用地稳定性的影响机制及其区域差异进行探索.研究结果显示,(1)2000—2010年和2010—2020年,京津冀地区稳定性生态用地有所减少,集中分布在内蒙古草原生态区和燕山-太行山山地林生态区.(2)两时期生态用地稳定性指数分别为90.85％和83.86％,呈现"西北高、东南低".生态用地稳定性指数等级结构显示前期极低稳定性和极高稳定性面积占绝对主导,后期极低、高和极高稳定性面积共同主导.生态用地稳定性指数空间格局呈现显著冷热点效应,热点区汇集在燕山-太行山山地林生态区和内蒙古草原生态区,冷点区集中在京津唐城市生态区和华北平原生态区.(3)整体研究区高程、坡度、地貌和土壤类型等地理要素解释力较高;平原区内温度因子解释力度最为突出,地理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的解释力度也均较显著;山区内国内生产总值、人口密度、居民点密度和道路密度等社会经济因素影响作用更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