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通过分析产前性染色体非整倍体(sex chromosome aneuploidy, SCA)胎儿的产前诊断指征、核型结果、超声表现、妊娠选择以及跟踪随访，探讨SCA的产前临床特征及影响其妊娠选择的相关因素。方法:对2015年1月至2020年2月在本院进行无创产前筛查(non-invasive prenatal testing, NIPT )的孕早中期孕妇并经产前诊断确诊的225例SCA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225例SCA中，37例45，X、74例47，XXY、50例47，XXX、56例47，XYY和8例嵌合体；33例(24例45，X、3例47，XXY、1例47，XXX、2例47，XYY和3例嵌合体)产前诊断前或后检出胎儿超声异常；121例(53.8%)选择了终止妊娠(31例45，X、61例47，XXY、14例47，XXX、12例47，XYY和3例嵌合体)，104例(46.2%)选择继续妊娠的病例中3例(2例45，X和1例47，XXX)因超声异常选择终止妊娠、2例(1例45，X和1例47，XXY)孕期自发流产。结论:NIPT能有效筛检出SCA病例，SCA病例主要来自产前诊断指征为低风险孕妇。45，X相较于其他类型SCA病例在产检前或后表现超声异常特征。妊娠45，X和47，XXY相较于47，XXX和47，XYY孕妇更倾向于选择终止妊娠。SCA的类型和超声结果是影响孕妇妊娠选择的主要因素。

目的:探讨黄芪甲苷对人内皮祖细胞(EPC)分泌外泌体及外泌体中微小RNA-126(miRNA-126)表达的影响。方法:取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2019年出生的1名足月健康新生儿脐带血，采用密度梯度离心法分离单个核细胞并培养7 d，其间行形态学观察；取第3代细胞，采用CD31免疫磁珠分选法和双荧光染色法鉴定。将鉴定成功的EPC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黄芪甲苷组和磷酸盐缓冲液(PBS)组。黄芪甲苷组细胞加入终质量浓度100 mg/L的黄芪甲苷培养24 h，PBS组细胞加入等体积的PBS培养24 h。培养结束后收集2组细胞培养上清液中的外泌体，采用蛋白质印迹法检测外泌体特征性标志物CD9、CD63和CD81表达，于透射电子显微镜下观察EPC外泌体(EPC-Exo)形态，采用纳米颗粒跟踪分析技术检测EPC-Exo的粒径，采用二辛丁酸法测定EPC-Exo的浓度(样本数为3)，采用反转录PCR法测定EPC-Exo中与血管新生相关miRNA-126-3p和miRNA-126-5p的表达(样本数为3)。对数据行独立样本 t检验。 结果:(1)培养第4天，细胞开始贴壁生长，圆形、梭形、条形等多形态同时出现；继续培养至第7天时，细胞边缘清晰，呈铺路石样排列，中央细胞呈圆形，周边细胞呈梭形。(2)CD31免疫磁珠分选法显示细胞膜染绿色，细胞核染蓝色；双荧光染色法显示细胞呈橙黄色。经以上鉴定，细胞被证实为EPC。(3)培养24 h，2组EPC-Exo的CD9、CD63和CD81表达均呈阳性，证实本实验已成功提取EPC-Exo。(4)培养24 h，2组EPC-Exo均呈圆形膜囊泡，形态无明显差异。(5)培养24 h，黄芪甲苷组中98.7%的EPC-Exo粒径为84.7～143.1 nm，PBS组中98.0%的EPC-Exo粒径为88.7～123.5 nm。(6)培养24 h，黄芪甲苷组EPC-Exo的质量浓度为(310±5)μg/mL，明显高于PBS组的(257±5)μg/mL， t＝13.369， P<0.01。(7)培养24 h，黄芪甲苷组EPC-Exo中miRNA-126-3p( t＝16.062， P<0.01)和miRNA-126-5p( t＝3.252， P<0.05)均明显多于PBS组。 结论:黄芪甲苷可改善人EPC分泌外泌体的功能，且所分泌的外泌体负载miRNA-126。

目的:研究绿地空间暴露与中国老年人腰围（WC）和中心型肥胖的关联。方法:数据来源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中2017—2018年的横断面调查数据，将14 056名符合标准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纳入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体格检查，收集研究对象的人口学特征、生活方式、WC等信息；利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提供的中分辨率成像光谱仪的卫星监测数据，将研究对象1 000 m半径范围内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的年均值作为绿地空间暴露的测量值。采用多因素线性回归模型、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和限制性立方样条（RCS）模型分析NDVI与中国老年人WC及中心型肥胖的关联和剂量反应关系。结果:14 056名研究对象的年龄 M（ Q1， Q3）为84.0（75.0，94.0）岁；其中男性占45.0%（6 330名）；文盲占48.6%（5 853名）；农村人口占78.0%（10 964名）；WC均值为（84.4±10.8）cm；中心型肥胖占60.2%（8 465名）；NDVI范围为（-0.06，0.78）。多因素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调整相关混杂因素后，NDVI每增加0.1个单位，城市组的WC改变值［ β（95% CI）为-0.49（-0.93~-0.06）］小于农村组［-0.78（-0.98~-0.58）］（ P交互=0.022）；与NDVI的 Q1组相比，农村人群 Q2和 Q3组WC有所减少， β（95% CI）分别为-1.74（-2.5~-0.98）、-2.78（-3.55~-2.00）。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调整相关混杂因素后，NDVI每增加0.1个单位，城市和农村人群中心型肥胖的患病风险均降低， OR（95% CI）分别为0.87（0.80~0.95）、0.86（0.82~0.89）（ P交互=0.284）；与NDVI的 Q1组相比，农村人群 Q2和 Q3组中心型肥胖患病风险较低， OR（95% CI）分别为0.68（0.58~0.80）、0.57（0.49~0.68）。RCS拟合模型结果显示，随着NDVI浓度增加，NDVI与WC（ P非线性=0.006）及中心型肥胖患病风险（ P非线性=0.025）均存在非线性负向关联。 结论:绿地空间暴露与中国老年人WC及中心型肥胖患病风险均存在负向关联。

目的:分析早期蕈样肉芽肿（MF）皮损的反射性共聚焦显微镜（RCM）与组织病理学特征的一致性，探讨RCM作为病理学诊断早期MF的辅助价值及动态监测治疗反应的可行性。方法:2014年1月至2018年1月在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皮肤科门诊收集临床疑诊MF病例40例，男26例，女14例，年龄（47.0 ± 17.6）岁。根据总结的早期MF的RCM特征，对活检部位进行初步定位后行组织病理学检查，对比MF的RCM与病理特征。对MF确诊病例进行窄谱中波紫外线联合干扰素治疗，运用RCM对靶向皮损跟踪随访，9个月后评价疗效。结果:在40例临床疑诊MF病例中，根据RCM特征初步诊断典型MF 8例，疑似MF18例，排除14例；根据MF病理学特征诊断典型MF12例，疑似14例，排除14例。一致性分析显示，RCM特征分类与病理诊断结果的Kappa系数为0.848， P < 0.01。RCM与组织病理学特征之间表皮低折光细胞浸润的相关性最高（Kappa系数= 1， P = 0.005），其次是红斑期的真皮纤维化（Kappa系数= 0.714， P = 0.035）。MF的RCM特征随着治疗的进行逐步恢复正常，但直至临床皮损完全缓解，非典型淋巴细胞依然存在。 结论:RCM技术可用于早期疑诊MF皮损的病理取材定位，同时可尝试作为一种动态监测MF疗效的方法。

急性胰腺炎（acute pancreatitis, AP）是一种以胰腺组织水肿和坏死为主要病理特征的急腹症。约11%~32%的初发AP患者会发展为复发性急性胰腺炎（recurrent acute pancreatitis, RAP） [1,2]，远期危害较大 [3,4,5]。高脂血症性急性胰腺炎（hyperlipidemic acute pancreatitis, HLAP)发病率逐年升高 [6,7]，较其他病因所致的AP更年轻化 [8]、重症化 [9,10]，且合并症多 [8]，易发展为复发性高脂血症性急性胰腺炎（recurrent hyperlipidemic acute pancreatitis, R-HLAP） [3,11]。如果能在初发HLAP患者中甄别出复发高风险人群,及时采取有效防治措施，则可能避免RAP发生。故本文回顾性分析本院诊治且能随访跟踪的初发HLAP患者临床资料，探讨发生R-HLAP的影响因素，构建预测R-HLAP的列线图并验证及评价，为临床早期筛选高风险复发人群制定防治策略。

目的:探讨卵巢上皮性癌（卵巢癌）患者腹水来源的外泌体对卵巢癌干细胞样细胞（OCS-LC）干性特征及侵袭能力的影响。方法:（1）采用无血清悬浮培养法诱导卵巢癌细胞系A2780细胞生成OCS-LC，并采用成球实验、分化功能实验以及流式细胞仪检测等方法鉴定OCS-LC的成球克隆生长、定向分化潜能、干性标志物CD 133表达等干性特征。（2）采用超速离心法提取卵巢癌来源外泌体（OCDE），包括卵巢癌患者腹水来源及A2780细胞来源的外泌体［即腹水来源外泌体（ADE）及细胞来源外泌体（CDE）］，采用透射电镜观察外泌体形态、纳米颗粒跟踪分析（NTA）法测量外泌体粒径、蛋白印迹（western blot）法检测特异性蛋白分子热休克蛋白70（HSP-70）、CD 63、CD 9的表达等方法对外泌体ADE和CDE进行鉴定。（3）将ADE和CDE分别与OCS-LC共培养，即ADE+OCS-LC组、CDE+OCS-LC组，以磷酸盐缓冲液（PBS）与OCS-LC共培养作为空白对照组。通过观察3组OCS-LC的成球周期、最大球直径及成球率，评估各组OCS-LC的成球能力；采用免疫荧光染色法检测3组OCS-LC的干性标志物CD 133的表达；实时荧光定量PCR技术检测3组OCS-LC中干细胞转录因子八聚体结合转录因子4（Oct-4）和Nanog mRNA的表达；穿膜小室（transwell小室）实验检测3组OCS-LC的侵袭能力。 结果:（1）OCS-LC的鉴定：成球实验显示，OCS-LC单细胞悬液在无血清培养基中可二次成球生长；分化功能实验显示，OCS-LC细胞球在含血清培养基中改变生长方式，分化成呈贴壁生长的A2780细胞；流式细胞仪检测显示，OCS-LC中CD 133阳性（ CD133+）细胞的比例为（18.9±0.9）%，显著高于其对照（即A2780细胞）的（0.6±0.5）%（ t=38.570， P<0.01）。（2）OCDE的鉴定：透射电镜下观察，外泌体ADE和CDE均可见清晰的脂质双层膜结构，一侧呈凹陷的半球形或杯托样；NTA法测量显示，外泌体粒径主要在30~100 nm范围，平均粒径67.2 nm；western blot法检测显示，特异性蛋白分子HSP-70、CD 63、CD 9均呈阳性表达。（3）共培养后，成球实验显示，空白对照组、ADE+OCS-LC组、CDE+OCS-LC组OCS-LC均可继续成球生长，其中ADE+OCS-LC组细胞呈现两种生长方式，大部分细胞继续维持干性成球生长，小部分细胞出现分化，呈贴壁生长；3组OCS-LC的成球周期分别为（15.3±1.5）、（10.3±0.6）、（6.7±0.6） d，细胞球最大直径分别为（100.3±3.2）、（145.2±5.1）和（170.0±2.1） μm，成球率分别为（1.05±0.20）%、（4.15±0.10）%和（10.45±0.25）%，3组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且CDE+OCS-LC组分别与ADE+OCS-LC组比较，差异也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免疫荧光染色法检测显示，空白对照组、ADE+OCS-LC组，CDE+OCS-LC组OCS-LC细胞球中呈绿色荧光的 CD133+细胞数依次增多，3组OCS-LC细胞球中 CD133+细胞比例［分别为（26.6±1.5）%、（46.2±2.1）%和（58.4±2.2）%］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187.588， P<0.05），且CDE+OCS-LC组较ADE+OCS-LC组更高（ t=6.753， P<0.05）。实时荧光定量PCR技术检测显示，空白对照组、ADE+OCS-LC组、CDE+OCS-LC组OCS-LC中Oct-4 mRNA的表达水平分别为1.04±0.12、3.46±0.24、4.03±0.31，Nanog mRNA表达水平分别为1.00±0.07、1.57±0.32、2.66±0.15，3组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且CDE+OCS-LC组均显著高于ADE+OCS-LC组（ P均<0.05）。transwell小室实验显示，空白对照组、ADE+OCS-LC组、CDE+OCS-LC组的侵袭细胞数依次增多，分别为（30±5）、（102±4）、（210±7）个，3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820.800， P<0.05），且CDE+OCS-LC组显著高于ADE+OCS-LC组（ t=23.202， P<0.05）。 结论:卵巢癌ADE能够增强和维持OCS-LC的干性特征，促进肿瘤细胞的侵袭转移，但CDE优于ADE。

目的:探讨血浆外泌体计数对脓毒症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方法:采用前瞻性观察性研究方法，选择2020年11月至2021年12月浙江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脓毒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于患者入重症监护病房（ICU）当天记录性别、年龄、基础疾病、感染部位、平均动脉压（MAP）、病情严重程度评分等，取静脉血检测血常规、血生化、降钙素原（PCT），并取动脉血进行血气分析，同时记录患者去甲肾上腺素（NA）剂量。于入ICU 1、3、5、7 d提取患者血浆外泌体，应用纳米颗粒跟踪分析仪检测外泌体数量。观察终点为患者入ICU 28 d死亡。分析比较不同28 d预后患者基线资料及血浆外泌体计数的差异；采用Spearman相关法分析血浆外泌体计数与其他临床指标的相关性；采用二元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脓毒症患者28 d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分析各项指标对脓毒症患者28 d死亡的预测价值。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28 d生存曲线分析。结果:最终共纳入26例脓毒症患者，其中28 d存活21例，死亡5例。与存活组比较，死亡组患者MAP更低，序贯器官衰竭评分（SOFA）、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APACHEⅡ）、白细胞计数（WBC）、心肌肌钙蛋白I（cTnI）更高，氧合更差；死亡组入ICU 1 d血浆外泌体计数明显高于存活组（×10 15/L：16.96±9.11比5.20±2.42， P<0.05）；随后两组血浆外泌体计数均持续下降，且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Spearman相关性分析显示，脓毒症患者入ICU 1 d血浆外泌体计数与SOFA评分、APACHEⅡ评分、血乳酸（Lac）、丙氨酸转氨酶（ALT）、NA剂量均呈显著正相关（ r值分别为0.572、0.585、0.463、0.411、0.696，均 P<0.05），与MAP、氧合指数（PaO 2/FiO 2）均呈显著负相关（ r值分别为-0.392、-0.496，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入ICU 1 d血浆外泌体计数是脓毒症患者28 d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 OR）＝1.385，95%可信区间（95% CI）为1.075～1.785， P＝0.012〕。ROC曲线分析显示，入ICU 1 d血浆外泌体计数预测脓毒症患者28 d死亡的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800（95% CI为0.449～1.000）；当最佳截断值取14.50×10 15/L时，敏感度为80.0%，特异度为100%。根据1 d血浆外泌体计数最佳截断值将患者分为两组进行28 d 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结果显示，血浆外泌体计数<14.50×10 15/L患者28 d累积存活率显著高于≥14.50×10 15/L患者（Log-Rank检验： χ2＝19.100， P<0.001）。 结论:脓毒症患者入ICU当天血浆外泌体计数显著升高，且与病情严重程度相关，能够预测28 d死亡风险。

目的:探讨血浆和尿液中细胞外囊泡微小RNA-4639和微小RNA-210在膜性肾病中的表达、疾病监测和预后评估价值。方法:2020年9月至2021年3月期间于苏州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纳入30例健康和30例膜性肾病患者，聚乙二醇(PEG)沉淀法提取血浆和尿液细胞外囊泡；电子显微镜和纳米颗粒跟踪分析仪表征形态；蛋白质印迹测定囊泡表面标志物的表达；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T-qPCR)测定微小RNA的表达水平； t检验和皮尔森相关系数分析数据；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评价微小RNAs的诊断效能。 结果:膜性肾病患者尿液细胞外囊泡的浓度及标志物的表达明显高于对照组(4.00×10 11±1.00×10 10颗粒数/毫升比2.80×10 11±1.00×10 10颗粒数/毫升，CD63：0.81±0.20比1.00±0.12，CD81：0.43±0.10比1.00±0.44， t＝14.70，1.46，1.88， F＝1.00、3.52、19.68， P均<0.05)，miR-4639和miR-210在血浆和尿液细胞外囊泡中的水平显著升高(miR-4639：1.62±1.10比0.69±0.33，2.52±0.77比1.66±0.38；miR-210：1.37±0.89比0.68±0.32，2.20±0.85比1.14±0.56， t＝4.45，5.21，4.03，5.33， F＝11.46、4.08、7.74、2.29， P均<0.05)，且分别与肾小球滤过率(eGFR)的下降和尿蛋白的升高显著相关( r＝－0.308、0.355和 r＝－0.473、0.475， P均<0.05)。囊泡内miR-4639和miR-210表达在肾功能受损个体(eGFR<90 ml/min·1.73 m 2)和严重蛋白尿的个体(≥3.5 g/24 h)中均显著高于对照组(miR-4639：1.81±1.45比1.00±0.68，2.59±0.72比1.76±0.53；miR-210：1.80±1.19比0.83±0.44，2.31±0.86比1.24±0.64， t＝2.93、4.54、4.60、4.93， F＝4.58、1.84、7.36、1.84， P均<0.05)。膜性肾病进展组患者的基线血浆细胞外囊泡miR-4639和miR-210表达量更高(miR-4639：1.91±1.12比0.93±0.48；miR-210：1.34±0.46比0.88±0.41， t＝2.58，2.47， F＝5.54、1.26， P均<0.05)。双miRNAs组合对评估肾功能水平和24 h尿蛋白水平均具有更好的诊断价值(灵敏度75.00%、93.33%，特异度79.17、85.71%，曲线下面积为0.83、0.93)。 结论:细胞外囊泡miR-4639和miR-210可作为有效生物标志物，以协助膜性肾病的诊断，评估其严重程度和疾病进展。

目的:探讨基于智能术前规划的下颌骨重建手术机器人系统的可行性与精准性。方法:术前选取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就诊的115例头颅无异常的成年患者的CT影像，男57例，女58例，年龄(40.3±9.1)岁，就诊时间2010年2月至2019年5月；另选取115例肿瘤侵蚀下颌骨的成年患者的CT影像，男62例，女53例，年龄(55.6±7.2)岁，就诊时间2008年3月至2019年8月。建立智能颌骨重建手术机器人系统，主要由工作站、UR5六自由度机械臂、光学定位跟踪仪、六自由度力传感器、截骨手术工具组成。将2组患者的颌面CT图像数据用于训练残差连接的3D V-Net分割网络自动分割下颌骨，并用该网络对1例54岁需腓骨重建的下颌骨肿瘤男性患者的头颅CT数据进行自动分割，形成下颌骨模型，以手动分割结果为标准，评价自动分割的精度。使用基于机器学习的颌骨特征点还原法根据该患者的上颌骨特征点自动还原下颌骨特征点，形成重建方案，以下颌骨未缺损部分实际特征点与还原的特征点位置的误差值评价精度。利用该患者的下肢CT数据，制作5个3D打印的腓骨仿真模型。应用智能颌骨重建手术机器人系统，基于术前规划的图像，结合光学定位系统以及力传感器信号，实现机械臂与手术医生协同操作进行腓骨塑形，完成30次截骨。以CT影像下的术后腓骨段截骨面与术前规划的位置距离与角度偏差为精度标准，验证手术机器人系统精度。采用描述性方法进行统计学分析，数据以 ± s表示。 结果:设计的分割网络自动分割下颌骨肿瘤患者下颌骨的精度为96.581%，耗时小于30 s。该病例下颌骨特征点的误差值为(2.24±1.74) mm。下颌骨重建手术机器人能精确、快速地实施腓骨模型塑形，截骨的位置误差为(1.02±0.45) mm，角度误差为(0.96±0.42)°，术中耗时约15 min。结论:智能术前规划能精确地分割下颌骨并定位下颌骨特征点，下颌骨重建手术机器人系统能精确地实现功能性下颌骨重建。

目的:探讨中国老年人睡眠时间与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DL）受损的关系。方法:将2005年3月29日至2019年4月8日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项目随访的11 247名65岁及以上老年人纳入研究。采用自制问卷通过面对面调查收集对象人口社会学特征、健康状况和患病情况等资料。采用基础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评估对象ADL状况。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评估睡眠时间与ADL受损的关联。采用限制性立方样条函数分析睡眠时间与ADL受损的剂量反应关系。结果:对象年龄为（79±10）岁，其中女性5 793名（51.5%），ADL受损发病率为33.3%（3 747/11 247），睡眠时间短（<7 h）、中等（7~8 h）和长（>8 h）的人数分别为2 974（26.4%）、4 922（43.8%）和3 351名（29.8%），睡眠时间中等组ADL受损发病密度最低（4.98/100人年）。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显示：以睡眠时间中等为参照，调整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居住地、与家人同住、吸烟、饮酒、锻炼身体、水果摄入频率、蔬菜摄入频率、睡眠质量、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和脑血管疾病等因素后，睡眠时间长增加ADL受损风险［ HR（95% CI）：1.148（1.062~1.241）］。亚组分析显示：睡眠时间与年龄存在微弱的正相乘交互作用［ HR（95% CI）：1.004（1.000~1.009）］，与性别不存在相乘模型交互作用［ HR（95% CI）：0.948（0.870~1.034）］。女性睡眠时间长增加ADL受损发生风险［ HR（95% CI）：1.195（1.074~1.329）］，男性中二者无关联［ HR（95% CI）：1.084（0.966~1.217）］。80岁及以上人群睡眠时间长增加ADL受损发生风险［ HR（95% CI）：1.185（1.076~1.305）］，80岁以下人群二者无关联［ HR（95% CI）：1.020（0.890~1.169）］。睡眠时间与ADL受损呈非线性剂量-反应关系（ P=0.007），睡眠时间7.5 h时ADL受损风险最低。 结论:睡眠时间与老年人群ADL受损发生风险存在正向关联且呈非线性剂量-反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