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评估肥胖测量指标对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Metabolic-associated fatty liver disease,MAFLD)健康风险的预测价值.方法 选取2023年6月1日-12月31日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体检的49 155例体检者,根据诊断标准,将其分为MAFLD组和非MAFLD组,并计算体质指数(BMI)、腰臀比(WHR)、内脏脂肪指数(VAI)、脂质蓄积指数(LAP).BMI分为正常、超重、肥胖组;腰围(WC)分为正常、中心性肥胖前期和中心性肥胖组.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性别亚组中肥胖测量指标及生化指标的差异.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各指标对MAFLD的预测价值.结果 共检出MAFLD 23 765例(48.35％),其中男性18 030例(75.87％),女性5 735例(24.13％).同一性别中,MAFLD组除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水平低于非MAFLD组外,其余指标水平均高于非MAFLD组(P均＜0.001);校正混杂因素后Logistic模型显示,MAFLD发生风险随BMI、WC、WHR、VAI、LAP水平增高而增高;ROC分析发现,BMI、WHR、VAI和LAP预测不同性别组MAFLD的曲线下面积(AUC)均大于0.7,其中LAP的AUC值最大,且预测女性的 AUC 值[0.896(0.891～0.900)]大于男性 AUC 值[0.831(0.826～0.836)],最佳截断值为25.49、39.26(P均＜0.05);BMI×LAP联合模型在不同性别中预测价值最高,AUC值分别为男性 0.846(0.841～0.850)、女性 0.908(0.904～0.913)(P 均＜0.05).结论 MAFLD 发生风险随BMI、WHR、VAI、LAP水平升高而增高,LAP相较于其他指标预测价值更高,尤其在女性中.BMI×LAP可作为不同性别中MAFLD健康风险评估的有力工具.

目的:探讨血清黑色素浓缩激素（MCH）与2型糖尿病（T2DM）和超重/肥胖的相关性。方法:为横断面研究。选取2021年6月至2022年4月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内分泌与代谢病科门诊及住院的T2DM患者及同期于该院体检中心进行健康体检者作为研究对象。测量研究对象身高、体重并计算体重指数（BMI），检测其MCH、空腹血糖（FPG）、空腹胰岛素（FINS）、糖化血红蛋白（HbA 1c）、甘油三酯（TG）、瘦素，并计算稳态模型评估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根据研究对象BMI及糖代谢状态将其分为正常对照组（BMI<25 kg/m 2，糖代谢状态正常）、超重/肥胖组（BMI≥25 kg/m 2，糖代谢状态正常）、T2DM体重正常组（BMI<25 kg/m 2）、T2DM合并超重/肥胖组（BMI≥25 kg/m 2）。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Kruskal-Wallis H检验或 χ2检验。采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法分析MCH与各变量间的相关性，采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法探究MCH与超重/肥胖和T2DM之间的关系。 结果:共纳入T2DM患者236例、健康体检者244例。其中，正常对照组160名，超重/肥胖组84例，T2DM体重正常组93例，T2DM合并超重/肥胖组143例。T2DM体重正常组MCH最高，为（14.18±2.28）ng/ml；正常对照组最低，为（9.37±2.18）ng/ml（ P<0.001）；与正常对照组相比，超重/肥胖组、T2DM体重正常组和T2DM合并超重/肥胖组MCH均更高（ P均<0.05）；但T2DM体重正常组和T2DM合并超重/肥胖组间MCH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Spearma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血清MCH与HOMA-IR（ r=0.285）、FPG（ r=0.551）、HbA 1c（ r=0.569）、TG（ r=0.317）、瘦素（ r=0.511）均呈正相关（均 P<0.001）。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校正多个混杂因素后，与正常对照组相比，MCH高者患超重/肥胖、T2DM体重正常、T2DM合并超重/肥胖风险仍然更高，OR值（95%CI）分别为1.336（1.031~1.733）、2.095（1.594~2.752）、1.858（1.402~2.463）。 结论:血清MCH与T2DM和超重/肥胖密切相关。

目的:探讨人体测量指标对糖尿病前期的预测作用。方法:为横断面研究。自2020年6月至2021年4月招募18~70岁糖尿病高风险人群及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体检中心健康人群共239例作为研究对象。收集所有研究对象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收缩压、舒张压、心率等资料，行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检测胰岛功能及糖化血红蛋白（HbA 1c）。计算人体测量指标，包括腹部容积指数（AVI）、身体圆度指数（BRI）、身体肥胖指数（BAI）、锥度指数（C-index）、体型指数（ABSI）、身体肥胖估计量（CUN-BAE）及稳态模型评估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等。依据OGTT检测结果将研究对象分为糖耐量正常（NGT）组和糖尿病前期组，使用秩和检验及χ2检验比较两组间基线资料及人体测量指标的差异，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法分析HbA 1c、HOMA-IR与人体测量指标的相关性，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人体测量指标对糖尿病前期的预测作用。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法分析糖尿病前期的影响因素。 结果:NGT组119例（其中体检中心健康人群46例），糖尿病前期组120例。两组间AVI、BRI、BAI、C-index、ABSI、CUN-BAE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且均与HbA 1c和HOMA-IR均呈正相关（ 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BRI以3.698为界值，ROC曲线下面积最大为0.710。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校正年龄、性别、收缩压、舒张压、心率后，BRI、BAI、C-index为糖尿病前期的影响因素（OR值分别为4.408、2.915和4.540，均 P<0.05）。多因素逐步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校正年龄、性别、收缩压、舒张压、心率后，AVI、BAI、ABSI对糖尿病前期的影响作用最大（OR值分别为2.925、2.713、2.222，均 P<0.05）。AVI、BAI、ABSI联合应用预测糖尿病前期的ROC曲线下面积最大为0.735。 结论:BRI、C-index对糖尿病前期预测作用较好，但不能作为预测糖尿病前期的独立指标，AVI、BAI、ABSI联合应用预测糖尿病前期的效果较好。

目的:探讨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HDACi)甲磺酸普依司他(PM)对套细胞淋巴瘤(MCL)细胞系的抗增殖活性，以及对MCL皮下移植瘤小鼠模型的抗肿瘤效果。方法:选择MCL细胞系Jeko-1和Granta-519，以及非肥胖糖尿病/重度联合免疫缺陷(NOD/SCID)小鼠为研究对象，采用不同浓度梯度PM原料药(PMF，终浓度分别为0.1、0.3、0.5、1.0、2.0、4.0 nmol/L)和同浓度帕比司他(LBH589)分别处理Jeko-1，采用不同浓度梯度PMF(终浓度分别为0.4、0.8、1.6、3.1、6.3、12.5 nmol/L)和同浓度LBH589分别处理Granta-519。加药孵育120 h后，采用细胞计数试剂盒(CCK)-8法检测细胞增殖活性并计算半数抑制浓度(IC50)值。建立Jeko-1 NOD/SCID小鼠皮下移植瘤模型，按照给药种类和剂量将其分为PM 2.5 mg/kg组( n＝7)、PM 5 mg/kg组( n＝7)、PM 10 mg/kg组( n＝7)、LBH589 10 mg/kg组( n＝6)和溶剂对照组( n＝7)。于给药第21天时，观察各组小鼠的相对肿瘤抑制率(T/C)、瘤重及肿瘤生长抑制率。不同组别间瘤重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同浓度PMF和LBH589的细胞增殖抑制率比较，采用双因素方差分析。动物实验方案的设计获得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动物实验中心伦理委员会的批准，符合国际通行的实验动物使用规范。 结果:①加药孵育120 h后，PMF和LBH589以剂量依赖性方式抑制Jeko-1和Granta-519的细胞增殖。除终浓度为0.1、0.3 nmol/L的PMF与同浓度LBH589相比外，其余各终浓度PMF对Jeko-1的细胞增殖抑制率均高于同浓度LBH589，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终浓度为0.5、1.0、2.0、4.0 nmol/L PMF比同浓度LBH589： F＝311.4、39 470.4、1 232.7、4 575.4， P＝0.03、<0.000 1、＝0.001、<0.000 1)。Jeko-1中PMF的IC50值为(366.8±3.4)pmol/L，低于LBH589的(1 570.0±51.6)pmol/L，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2 367.4， P<0.000 1)。不同终浓度PMF对Granta-519的细胞增殖抑制率均高于同浓度LBH589，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终浓度为0.4 、0.8、1.6、3.1、6.3、12.5 nmol/L PMF比同浓度LBH589： F＝15.8、190.0、172.1、314.5、741.5、236.8， P＝0.028、＝0.001、＝0.001、<0.000 1、<0.000 1、＝0.001)。Granta-519中PMF的IC50值为(2.9±0.1)nmol/L，低于LBH589的(7.4±0.4)nmol/L，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686.4， P<0.000 1)。② PM 2.5、5、10 mg/kg和LBH589 10 mg/kg组小鼠d21(给药9次)时，T/C值分别为58.6%、26.0%、16.6%、24.1%，治疗有效。③ d21(给药9次)时，PM 2.5、5、10 mg/kg和LBH589 10 mg/kg组小鼠的瘤重分别为(2.1±0.4)g、(0.9±0.2)g、(0.9±0.2)g、(1.4±0.4)g，均低于溶剂对照组的(3.7±0.7)g，并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16.2、78.1、83.4、36.7， P<0.002、0.000 1、0.000 1、0.000 1)，PM 5、10 mg/kg组小鼠瘤重均低于LBH589 10 mg/kg组，并且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 F＝8.3、10.3， P＝0.015、0.008)。除PM 2.5 mg/kg组(38.0%)外，PM 5、10 mg/kg和LBH589 10 mg/kg组小鼠的肿瘤生长抑制率分别为73.8%、74.4%、58.0%，均治疗有效。 结论:PM作为一种新型高选择性HDACi，在MCL细胞系的抗细胞增殖作用明显，并优于已上市的LBH589，其在皮下移植瘤模型小鼠体内也表现出显著的抗肿瘤效果。

目的:分析与评价肥胖男性患者接受腹腔镜Roux-en-Y胃旁路手术（LRYGB）和腹腔镜袖状胃切除术（LSG）后性激素的变化。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标准：（1）符合《中国肥胖及2型糖尿病外科治疗指南（2019）版》手术指征的男性肥胖患者；（2）体质指数≥27.5 kg/m 2，并有肥胖相关代谢性疾病者；或体质指数≥35 kg/m 2的重度肥胖患者；（3）术前和术后1年均接受性激素水平检查。排除标准：（1）内分泌疾病（甲状腺毒症、高催乳素血症）和下丘脑垂体病变；（2）主要器官功能严重障碍不能耐受麻醉或手术的患者。根据上述标准，纳入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胃肠外科和减重中心2017年10月至2020年1月收治的男性肥胖患者的临床资料。本研究共纳入52例男性肥胖患者，年龄为（29.3±10.2）岁，体质量为（123.6±35.4）kg，体质指数为（40.1±11.1）kg/m 2，总睾酮的水平为7.6（5.5，9.1）nmol/L，其中合并睾酮缺乏的有45例（86.5%）。接受LSG手术（LSG组）29例，接受LRYGB手术（LRYGB组）23例。观察主要结局指标为全组患者减重手术前后性激素的变化，亚组分析结局指标为接受LSG手术和接受LRYGB手术患者前后性激素的变化。 结果:Pearson χ 2检验结果显示，术前雌二醇与腰围（ R=0.299， P<0.05）、臀围（ R=0.326， P<0.05）和胸围（ R=0.388， P<0.05）呈正相关；睾酮与体质指数（ R=-0.563， P<0.01）、腰围（ R=-0.521， P<0.01）、臀围（ R=-0.456， P<0.01）、胸围（ R=-0.600， P<0.01）和颈围（ R=-0.547， P<0.01）呈负相关。与术前相比，减重手术1年后全组血清睾酮［7.6（5.5，9.1）nmol/L比13.6（10.5，15.4）nmol/L， Z=-5.910， P<0.001］、促卵泡生成激素［4.7（2.7，5.3）IU/L比6.5（3.6，7.8）IU/L， Z=-4.658， P<0.001］、孕酮［1.2（0.4，1.5）nmol/L比1.9（0.8，1.3）nmol/L， Z=-2.542， P=0.011］水平均有升高，雌二醇［172.8（115.6，217.5）pmol/L比138.3（88.4，168.1）pmol/L， Z=-2.828， P=0.005］和催乳素［11.4（6.4，14.6）mIU/L比8.6（4.8，7.3）mIU/L， Z=-2.887， P=0.004］水平均下降。其中，LRYGB组除了催乳激素外，雌二醇（ P=0.030）、促卵泡生成激素（ P<0.001）、促黄体生成素（ P=0.033）、孕酮（ P=0.034）和睾酮（ P<0.001）与术前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LSG组的促卵泡生成激素（ P=0.011）、催乳激素（ P=0.023）和睾酮（ P<0.001）与术前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男性的肥胖程度与睾酮水平呈负相关。LRYGB和LSG减重手术均可以明显改善男性肥胖患者的性激素水平，尤其是术后睾酮水平。

目的:在不同孕前体重指数（BMI）分层的妊娠妇女中，通过孕中期的糖脂代谢指标建立巨大儿的风险评估模型，并探讨该模型的价值。方法:为单中心、大样本的回顾性研究。收集2016年9月至2018年12月在北京协和医院产科门诊孕24~28周进行常规口服75 g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的孕妇共1 781例，排除孕前糖尿病合并妊娠、高血压、甲状腺功能异常、肝肾功能疾病及多胎妊娠后，最终入组1 114例，按照孕前BMI分为体重正常组（940例，BMI<24.0 kg/m 2）和肥胖或超重组（174例，BMI≥24.0 kg/m 2）。记录不同体重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孕期糖代谢状态资料，记录妊娠结局。采用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寻找巨大儿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采用二元logistic逐步回归建立巨大儿预测模型，采用受试者工作特性（ROC）曲线评估预测模型价值并寻找相应预测切点。用PROCESS 3.4进行中介分析。 结果:与孕前体重正常组相比，孕前超重或肥胖组发生巨大儿风险更高（OR值为2.72，95%CI 1.75~4.23）。调整混杂因素（包括妊娠年龄、糖尿病家族史、不良孕产史）后，孕中期的空腹血糖（FPG）、餐后1 h血糖（1hPBG）、妊娠期糖尿病（GDM）、甘油三酯（TG）、载脂蛋白B（ApoB）、孕重增加（GWG）均是巨大儿发生的危险因素，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是保护因素（均 P<0.05）。二元logistic逐步回归法建立巨大儿预测模型，孕前体重正常组共940例，最终纳入预测指标为孕中期的GWG、ApoB及TG/HDL-C；孕前超重和肥胖组174例，最终纳入预测指标为ApoB和TG/HDL-C。孕前体重正常组预测巨大儿ROC曲线下面积为0.841，灵敏度为82.3%，特异度为75.2%；超重或肥胖组ROC曲线下面积0.727，灵敏度仅为50.0%，特异度为97.3%。在2组中，TG/HDL-C作为中介变量，在血糖和巨大儿的关系里中介效应显著。 结论:孕中期ApoB、TG/HDL-C联合GWG建立的巨大儿预测模型有较好的区分度和准确性，尤其在孕前体重正常的妊娠妇女中，提示血脂代谢紊乱对巨大儿的发生可能起着决定性作用。

目的:探讨心率变异性(HRV)、心率减速力(DC)与正常体重肥胖(NWO)儿童青少年心血管代谢性疾病(CMD)的关系。方法: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纳入2022年12月至2023年6月在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正常体检的6～17岁儿童青少年200例，根据体重指数(BMI)和体脂比例(BF%)分为正常体重肥胖(NWO)组50例、正常体型(NWL)组51例、超重肥胖(OW-OB)组99例。均行24 h动态心电图记录，自动计算正常窦性N-N间期标准差(SDNN)、全部记录中每5 min N-N间期平均值的标准差(SDANN)、相邻N-N间期标准差的平均值(SDNNindex)、相邻N-N间期差值的均方根值(rMSSD)、相邻N-N间期差值>50 ms的心搏数占心搏总数的百分比(pNN50)等HRV指标和DC；测量血压，检测血糖和血脂，累计积分得出心血管代谢性疾病风险评分(CRS)。采用方差分析比较3组一般资料、SDNN、SDANN、SDNNindex、rMSSD、pNN50、DC和CRS指标，采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和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CRS的危险因素。结果:3组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NWO组、NWL组和OW-OB组的SDNN[(120.88±16.36) ms比(129.07±16.36) ms比(109.29±16.38) ms， F＝26.231， P<0.001]、SDANN[(64.44±11.61) ms比(66.25±8.34) ms比(61.70±6.85) ms， F＝5.048， P＝0.007]、rMSSD[(27.02±3.87) ms比(27.51±5.92) ms比(25.12±6.78) ms， F＝3.328， P＝0.038]、pNN50[(12.62±4.04)%比(13.39±2.26)%比(11.22±2.93)%， F＝9.099， P<0.001]、DC[(4.83±0.20) ms比(4.94±0.33) ms比(4.63±0.28) ms， F＝23.496， P<0.001]，CRS(0.94±0.87比0.69±0.19比1.57±1.07)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Spearman相关性分析显示，BMI( r＝0.211， P＝0.003)、BF%( r＝0.558， P<0.001)与CRS呈正相关，SDNN( r＝－0.258， P<0.001)、DC( r＝－0.499， P<0.001)与CRS呈负相关。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BF%(95% CI：0.098～0.265， P<0.001)和DC(95% CI：－3.962～－1.391， P<0.001)是预测CMD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BF%升高与DC下降是CMD的独立危险因素。对儿童青少年进行体成分和HRV分析有助于更准确地识别潜在高风险人群，早期干预，降低CMD患病风险。

中国腹腔镜减重代谢外科始于2000年，历经20年的发展，实现了从无到有再到飞速发展的转变。笔者就中国20年来发表减重代谢相关研究的文献数量、机构来源、发表期刊、文献类型、关键词等方面进行分析，其结果显示：文献数量总体呈增长趋势，减重手术实现了以胃旁路术和胃束带术为主导向以胃旁路术和袖状胃切除术为主导的转变，修正手术和肠道菌群是近年研究和关注的热点。但中国腹腔镜减重代谢外科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缺乏多中心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等高级别循证医学证据。因而，该领域未来应开展更多大样本量、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制订适合中国人群的指南。笔者建议：建立国家级数据，注册登记临床数据库，基于数据库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同时加强临床研究与基础研究的结合，促进我国减重代谢外科的进一步发展。

作为肥胖合并2型糖尿病的有效治疗方式，减重手术经过近些年的发展和演变，目前流行的术式已是多种多样，如腹腔镜袖状胃切除术、腹腔镜下胃旁路术、单吻合口胃旁路术、各种以胃袖状切除术为基础的复合手术，以及新近兴起的胃肠转流支架等，这些术式都有自己的优势和不足。本文就多用于治疗肥胖合并2型糖尿病的常见减重手术术式进行分析，结合本中心的实践经验，总结出各种术式的自身特点。整体而言，在各种术式的演进过程中，维持长效的、显著的减重降糖效果，同时尽可能减少营养性并发症的发生率贯穿始终的挑战。如何更好地应对这种挑战不仅是术式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衡量创新水平的重要标志。因此，根据实际情况个体化地为患者选择最佳术式，帮助患者获得最高的风险收益比，是未来减重外科发展的必由之路。

目的:探讨儿童肝脏血管源性肿瘤的临床病理特征。方法:对2007年9月至2020年11月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22例儿童肝脏血管源性肿瘤患者的临床特征、标本的组织学及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进行总结分析。结果:22例儿童肝脏血管源性肿瘤，年龄1个月至2.5岁，平均年龄9个月。男10例，女12例。早产儿及低出生体重儿5例，产前发现肝脏病变3例，伴有皮肤血管瘤1例，伴有贫血6例，均未出现Kasabach-Merritt现象。CT检查肝组织内孤立性病变17例，多灶性5例。病理学检查：肿瘤直径0.6~11.0 cm，切面实性，灰红灰褐色，6例中央见出血坏死。显微镜下，15例孤立性先天性肝血管瘤见特征性的中央坏死区，周围组织疏松，可见毛细血管增生，管腔之间较多残留小胆管，扩张的血管内血栓形成，其中可见髓外造血及钙化。5例多灶性肝婴儿血管瘤见毛细血管分叶状或弥漫排列，管腔大小不等，可见较肥胖的血管内皮细胞及血管周细胞。2例海绵状血管瘤（静脉畸形）由扩张的分支状薄壁血管组成，内衬扁平的内皮细胞。22例肝脏血管瘤均表达血管内皮标志物CD31及CD34，不表达D2-40。5例多灶性肝婴儿血管瘤Glut1阳性，其余Glut1均阴性。结论:儿童肝脏血管源性肿瘤罕见，其分型与成人不同，明确病理诊断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