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2010年至2019年北京市儿科医师资源配置公平性，为优化儿科医师资源配置提供参考依据。方法:收集2010年、2014年和2019年北京市儿科医师数量及相关数据，采用资源集聚度、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方法分析北京市4个功能定位分区的儿科医师资源配置公平性。结果:2010年、2014年和2019年北京市整体儿科医师资源按照儿童数量维度计算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386、0.276和0.286，配置比较合理；但是，按照地理面积维度分别为0.681、0.578和0.537，处于配置不合理状态；首都功能核心区的儿科医师集聚度各年度分别为70.327、59.243和53.220，远高于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与生态涵养发展区。结论:北京市应合理规划和配置儿科医师资源，减少区域间差异带来的儿科医师资源配置不公平。应通过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加强医疗联合体建设，逐步缓解日益增长的儿科医师资源需求与儿科医师资源配置不合理之间的矛盾。

目的:分析2012—2022年北京市各城市功能区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公平性，为优化"十四五"及长远期的北京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提供参考依据。方法:根据2016年新版城市总体规划和首都功能定位，将北京市16个行政区分为4个城市功能区(首都核心区、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区)。应用北京市卫生健康大数据与政策研究中心提供的2012—2022年北京市各街道层面医疗资源指标，包括每千常住人口床位数、卫生技术人员数、执业(助理)医师数及每千人万元以上设备数，计算Dagum基尼系数，分析比较各城市功能区的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比较4个城市功能区内部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情况，Dagum基尼系数值在0～1之间，数值越接近0表示资源分布越公平。结果:2022年，北京市医疗卫生资源包括床位数、卫生技术人员数、执业(助理)医师数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71、0.65、0.63，较2012年没有显著变化；万元以上设备数的基尼系数为0.75，较2012年的0.79略有下降，资源配置差异主要存在于各城市功能区之间。2022年，城市功能拓展区上述4个指标的基尼系数最低，其次为首都核心区，生态涵养区的基尼系数最高；城市发展新区4个指标的Dagum基尼系数呈现逐年下降趋势。结论:近年来北京市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总体公平性没有显著变化，只有城市发展新区的基尼系数有下降趋势，需进一步推进医疗卫生资源在各城市功能区之间的公平合理配置。

公园城市理念为建成区多元要素的复合利用提供了新模式,其中,生态廊道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承担着建成区各生态空间之间信息流动和物质交流的主要职能.本研究以兴趣点数据为数据源,在ArcGIS 10.2平台上识别沈阳市的生态(混合)空间并将其作为源地,再利用最小阻力模型和引力模型在阻力面上识别高阻力、中阻力和低阻力潜在生态廊道,最后根据潜在廊道分布特征提出空间规划引导策略.结果表明:2017-2022年间,研究区生态(混合)空间数量显著增加,生态阻力面呈向外扩张趋势且核心区阻力持续累积,高阻力和中阻力潜在廊道各增加1条,低阻力潜在廊道增加9条,但存在廊道网络结构单一、生态孤岛现象加剧以及阻力不断累积的问题.从公园城市理念出发,针对潜在廊道空间分布特征,提出了强化复合空间廊道支撑体系的空间规划引导策略.

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都市圈正面临生态系统服务供需错配的风险.探究多重供需风险的格局、关系及驱动因素,对支撑区域生态风险的高效管理具有重要意义.以武汉都市圈为例,本研究量化2000、2010和2020年各乡镇6种典型生态系统服务的单一/综合供需风险率,采用自组织特征映射网络与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分别识别生态系统服务供需风险簇和综合风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0-2020年间,武汉都市圈典型生态系统服务供需风险空间格局差异明显.粮食供应服务、产水服务、碳固存服务和绿地休憩服务的供需风险均上升,而土壤保持服务和水质净化服务的供需风险下降.综合生态系统服务供需风险由0.41增至0.45,呈"核心区增加、边缘区降低"趋势.研究期间,武汉都市圈存在综合极高风险簇(B,)、综合高风险簇(B2)、水质净化高风险簇(B3)与粮食供应-土壤保持风险簇(B4),风险类型主要由B3簇向B2簇、B2簇向B1簇转化,表明供需风险组合类型增加、强度增强.植被覆盖度、夜间灯光指数和人口密度是综合供需风险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子.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簇开展生态风险评估,可为区域多重风险问题的管控提供高效可靠的途径.

作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核心区,三峡库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中肩负着重大使命.三峡库区的生态环境在蓄水前后发生了较大改变,其变化能通过植被物候的变动体现,研究三峡库区植被物候时空演变特征及其驱动力,对于区域生态可持续发展和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借助动态阈值法提取物候参数,整合多源遥感物候参数提取结果,分析1990-2020年三峡库区植被物候时空格局;结合Theil-Sen Median趋势分析与Mann-Kendall检验等方法,定量分析三峡库区蓄水前后植被物候时空演变特征;运用地理加权回归分析、Pearson相关性分析以及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定量探究三峡库区植被物候时空演变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近31年来,三峡库区植被的生长季开始时间(Start of Growing Season,SOS)主要出现在 60 DOY(Date of Year),生长季结束时间(End of Growing Season,EOS)主要出现在 301 DOY,生长季长度(Length of Growing Season,LOS)总体为248 d.在空间上,SOS与EOS均呈现出从库首至库尾逐渐提前的趋势,LOS的空间异质性较小.(2)库区植被物候表现出SOS提前、EOS推迟和LOS延长的特征,SOS提前的平均幅度为0.3 d/a,库首区域最为典型;EOS推迟的平均幅度为0.8 d/a,库尾区域尤为明显;LOS延长的平均幅度为1.7 d/a,库尾区域更加突出.植被物候对库区蓄水的响应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3)人为因素与间接人为因素(水位、人口和水域面积等)是影响库区植被物候时空分异的主要因素.

厘清农业生态效率空间关联的网络特征及驱动因素对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实现区域协同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1-2019年长江中游地区3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至强有效前沿最近距离(MINDS)模型测度各地级市的农业生态效率,运用引力模型对长江中游地区农业生态效率的空间关联关系进行识别,进而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二次指派程序(QAP)方法揭示其网络结构演化特征和驱动因素.研究表明:(1)长江中游地区农业生态效率的空间关联关系表现出复杂的网络结构形态,空间关联网络具有高通达性且等级结构趋于松散,但网络稳定性却趋于下降;(2)武汉市和长沙市在空间关联网络中居核心地位,既扮演中心行动者角色又兼具"中介"和"桥梁"功能;岳阳市、黄石市等省际边界地级市在网络中则扮演边缘行动者角色;(3)空间关联网络核心-边缘结构由"十五"时期的"大聚集、小分散"演变为"十三五"时期的"大分散、小聚集",核心区由中部聚集转变为向四周发散;(4)地理空间的邻接、地区农业产业地位、财政支出、经济发展水平的相近以及交通运输水平的差异均有助于空间关联网络的形成.

公园作为城市绿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鸟类群落组成与栖息地质量情况密切相关,是城市环境的重要指示指标.北京温榆河公园于2019年启动建设,是城区最大的生态空间.为了解公园建设过程中鸟类多样性的变化,给公园运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2020年9月-2021年8月对其中2010年已建成的清河营郊野公园、2020年9月新建成的朝阳示范区、规划中尚未建设的温榆河与清河交汇处采用样线法开展鸟类多样性月度调查,并在此基础上结合遥感解译和食源植物多样性调查对鸟类栖息地质量进行评价.共记录到鸟类65种,隶属于13目29科,其中国家二级保护动物4种.温榆河与清河交汇处鸟类丰度、多度和多样性指数最高,Shannon指数平均为2.20±0.30,鸟类栖息地质量评分为优.朝阳示范区保护及受威胁鸟类多样性指数较高,Shannon指数平均为1.89±0.28,鸟类栖息地质量评分为良.清河营郊野公园鸟类多度和丰度最低,Shannon指数平均为1.49±0.27,鸟类栖息地质量评分为优.温榆河与清河交汇处是维持公园生物多样性最重要的点位,在建设中将作为核心区予以保留,减少人工绿地设置.今后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建设中可根据鸟类的需求开展更有针对性的管理,为维持城市生物多样性提供更好的生态系统服务.

通过生态补偿协调流域内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缓解上下游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是保障流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措施,而流域生态补偿核定的关键在于两点:一是如何模拟并量化水供需服务流动的流向、流量、流速及路径以明确供需双方及其空间关系;二是如何实现栅格尺度-地理单元-行政单元的尺度推演以实现不同行政单元之间生态系统服务的盈余、占用、外溢核算.整合卫星遥感、经济社会统计、水文气象观测等多源异构数据,集成水量平衡、水供需服务流动、生态价值核算等方法,构建了基于水供需流动及其外溢价值核算的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标准核定框架,利用D8 流向法解决了水供需服务流动的流向、流量、流速及路径模拟与量化,实现了"栅格尺度-地形单元-行政单元"空间尺度推演的外溢价值核算,形成了流域内横向水生态补偿资金收取与分配方案.以太湖流域为例,在全面分析水资源外溢、占用及其价值的基础上,解析了县域尺度的水供需时空关系、流动路径及属性特征,辅以水质指标进而明确界定了责任方与补偿对象,形成了补偿资金收取与分配方案.结果表明,太湖流域水供需双方界线清晰、服务流近似于自然汇流过程,供给方以流域西部、西南部、中部县域为主,特别是西部至中部的县域,应受偿资金较多,平均各县应受偿资金比例超过 2%/a,应受偿资金最多的嘉善区,比例超过 19.66%/a;需求方聚集于流域中部、东部,特别是黄浦江自然汇流沿岸县域,应收取补偿资金较多,平均各县应收取资金比例超过5%/a,应收取最多的浦东新区,比例超过 15.48%/a;净补偿资金基本呈现西高东低的分布特征,流域的大部分城市核心区的县域净补偿资金为负值.研究的核定框架、量化核算方法、资金统筹方案可应用到其他流域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构建,实现流域内部与流域之间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整体协调.

面向"绿色城市圈"发展理念,构建武汉城市圈生态安全格局是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和生态协同发展的重要途径.传统研究采用的多指标叠加分析丢失了各因子蕴含的原始信息,仅可以识别同质化生态源地.将自组织映射神经网络模型(SOM)融入"重要性-敏感性-连通性"框架,依据生态系统服务组合划分生态功能区→识别多类型生态源地;综合自然因素与人类影响修正生态阻力面,并应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MCR)构建多特征生态安全格局.主要结论如下:武汉城市圈存在两类典型"高重要-低敏感—高连通"的生态源地,包括 9756km2 的粮食供给区(孝感市、天门市、潜江市和仙桃市)和 6791km2 的固碳释氧区(黄冈市东北和咸宁市东南),应作为生态安全核心区;低连通粮产源地分布于武汉市近郊与鄂州市,低连通碳汇源地分布在黄石市东南,宜作为生态保护功能区;共识别 39 条生态廊道,按照两端源地属性可划分为粮产连通轴、碳汇连通轴和跨类连通轴;综合构建了"一环、三翼、多联通"的武汉城市圈多特征生态安全格局.该格局有机融入了生态功能区划理念,有助于城市圈"因地制宜"采取相应的保护与修复策略.

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是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基础性工作,是解决各类自然保护地各种矛盾冲突和历史遗留问题的重大历史性工作.我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从2020年2月开始,省级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预案逐步完善,但最终形成一个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预案还面临非常艰巨的任务.本文主要针对自然保护地分类分级分区、风景名胜区整合优化、生态保护红线衔接、永久基本农田调出等几个关键问题开展了系统分析和讨论,认为:(1)以自然景观为主要风景资源和保护对象的风景名胜区,可单独作为一个类别,与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并列;主要风景资源是人文景观的风景名胜区不宜列入自然保护地体系.(2)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区、自然保护小区、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的主要功能是自然保护,应归类为自然保护区,而不应归类为自然公园.(3)不应再新增"生态自然公园"类型;不应把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湿地公园等公园名称改为森林自然公园、地质自然公园、湿地自然公园.(4)如果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风景名胜区统一分为两级管理,则应该是国家级、省级.国家级森林公园、国家级湿地公园、国家级草原公园等都不宜省略"级"字.(5)可参照国家公园管控区、功能区分层设置方法,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风景名胜区等也可分层设置管控区、功能区.不应简单地把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3个功能区直接转为核心保护区(宜称严格控制区)和一般控制区2个管控区.风景名胜区、自然公园不宜整体按一般控制区管理,也可设置核心保护区(即严格控制区).(6)应肯定以自然景观为主要风景资源和保护对象的风景名胜区在自然保护地体系中的分类地位和自然保护功能,应一并纳入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预案中.(7)不宜把自然保护地整体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而是把自然保护地内林地、草地、水域等土地利用类型中生态功能重要、生态环境敏感脆弱的"地块"划入生态保护红线.(8)自然保护地是一个地理单元,也是生态空间、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的镶嵌体.永久基本农田是高质量耕地的"地块",保留在自然保护地内并不会改变其生产空间属性,可不调出自然保护地.自然保护地法、国家公园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等的制修订宜充分考虑各类自然保护地发展历史和管理现况.